城市村落变迁中村民市民化剖析——以广州市杨箕村为例

随着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城中村改造及随之而来的村民市民化进程备受关注。广州市杨箕村作为重要的城中村改造地,其村民市民化进程极具代表性。文章从城市更新下城市村落变迁的视角出发,运用市民化理论框架,深度剖析了杨箕村变迁和回迁对于村民市民化的具体影响,希冀可以厘清城中村市民化的普遍特征和特殊进程。研究发现：1）城中村村民市民化的基本路径是农民在政府征地过程中,获取城市户籍以及城市就业机会,在融入到社会分工中逐步实现市民化;2）城中村村民市民化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村落时期、城中村时期、回迁小区时期3个阶段;3）政府的征地和房屋出租行为推动村民职业和文化心理的转变,而城中村改造提高了村民收入、提升了社区的文化氛围,进一步推动了村民身份的市民化、职业的市民化和文化的市民化进程;4）总体上,城中村改造助推了村民市民化进程,但村民的市民化不仅是改造背后的生活空间转变,还受到城中村所处的区位、村集体干部、外部社会环境、个人主观能动性等的影响。     

快速城市化下 "转型社区"空间改造的障碍——广州、深圳案例

城中村在土地利用、建设景观、规划管理、社区文化等方面均表现出强烈的城乡差异及矛盾。近年来,我国部分地区采取了"转制"的措施来消除"城中村"的城乡二元结构,形成了兼具城市与乡村社区特征的"转型社区",——人口由农民转为市民、土地由集体所有转为国有、经济由集体经济转为股份公司、管理由村委会转居委会——其空间改造也提上日程。从"转型社区"的土地利用问题出发,介绍目前常用的"转型社区"改造模式,并分别从"转型社区"内土地产权和使用主体分析转制后依然存在甚至加剧的改造障碍。研究认为,土地的伪国有化定义下的不完全产权、土地非法与合法混杂导致的用地破碎化和现有利益格局下各土地利用主体的成本与收益失衡导致"转型社区"内公共设施缺乏、土地价值过低且被过度利用的状态难以改变。以此为基础,提出了对"转型社区"改造的建议。     

昆明市"城中村"问题及改造对策研究--以盘龙区东庄村为例

随着昆明市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行政区划的重新调整,城市辐射功能增强,城市空间急剧扩展,使原来的城市边缘区域为中心区所包围,形成大片“城中村”。昆明市“城中村”改造涉及范围广、数量大、人口多,缺少可以置换的土地,改造成本巨大。以昆明市最大的“城中村”——东庄村改造为个案,通过实地调查、访谈和文献法,分析昆明市“城中村”的现状、问题和成因,并认为应尽快分阶段进行改造。在改造中,应从昆明市目前的社会经济情况出发,根据不同类型,选择实施以开发商为主体和以村民为主体的不同改造模式。同时,政府应加强监督与协调,尽早制定“城中村”改造的地方政策和法规,编制统一、科学的规划,积极协调和平衡村民、村集体和开发商之间的利益冲突,保护村民的利益不受侵害,并通过职业培训、社区服务、社会保障等措施解决村民的生计,转变他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使其真正融入现代社会。     

城中村改造中的主体利益分析与应对措施——基于土地发展权视角

加快城中村改造是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顺应城市化趋势、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重要环节。从土地发展权的视角,以提高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为核心,从制度设计和制度变迁动力的角度分析城中村的形成机制,对城中村改造各参与主体在改造的制度选择中的行为进行博弈分析。结果表明,集体土地的发展权属收益成为城中村改造中地方政府与村集体博弈的关键;土地产权制度创新是城中村改造的首要前提;实现城乡一体化是城中村改造的必然选择;城中村居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城中村改造的根本保证。     

城中村改造村民参与机制分析——以广州市猎德村为例

文章主要关注了城中村改造过程中的村民参与,对广州首个全面改造的城中村猎德村进行详尽的个案研究.通过跟踪调查猎德村改造模式下的改造动员和组织村民参与过程的实证,对村民参与状况进行总结,并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对村民的参与行为进行分析.猎德村改造中普通村民更多的是被动参与,处于“被通告”的角色,同时普通村民与村委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村民参与的信息成本较大,普通村民影响决策的能力很有限.村民参与存在的问题是:虽然普通村民参与的动力与需求较大,但现有的正式的参与制度安排不能满足村民改造利益诉求的需求,诱致了制度的变迁.因此,村民结合网络资源和村庄本土的社会网络资源“生产”了很多正式制度安排之外的参与途径.最后提出相应建议,即结合本土化资源特点加强城中村改造村民参与平台的制度建设,以促进城中村改造社区管治的成功转型.     

城中村改造利益均衡模型构建与检验

城中村改造,实质上发生产权结构转换和利益重新分配。为进一步研究城中村改造过程中的利益重构与均衡机制,基于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构建城中村改造前后的利益均衡模型,并应用深圳市城中村改造的案例进行验证。结果表明:城中村改造并不是各方利益同时增加的过程,而是发生此消彼长的局面。政府可以通过影响总产出曲线或者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城中村改造中新均衡机制的形成。     

深圳的城中村及改造实践启示

城中村是中国二元社会结构遭遇快速城市化而出现的一种特殊社会现象.城中村不仅具有独特的物质形态,更有深刻的社会内涵.深圳的城中村如同其城市化一样具有非常强的个性特征,文中深入分析了深圳“城中村”改造的社会背景和与改造有关的条件,并以土地为核心探讨了有关土地权属、一体化管理、利益格局的分配等问题.     

甘肃宁夏解决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的制度探索

<正>甘肃:被征地农民养老分类参保近日,记者从甘肃省被征地农民社保政策落实情况汇报会获悉,该省对被征地农民区分不同情况解决养老问题,其中征收土地面积80%以上的被征地农民,剩余土地交回村集体后,可转为城镇户口,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甘肃省规定,将年满16周岁、征收土地面积占现有承包土地面积20%以上的被征地农民纳入参保范围,征收土     

在征地城市化中重构城乡土地产权:厦门模式

本文以厦门市的地方经验为例，探讨征地拆迁城市化过程的土地产权重构。相对于产权经济学派以“南海模式”为范例主张土地制度改革应根本地给与农地完全的转让权，“厦门模式”进行的是对现存征地城市化制度的“修补”，在地方政策界定被征地农村享有城市建设用地使用权，即所谓的“农村预留发展用地”。“农村预留发展用地”涉及地方政府和农村间、村和村间、集体和农民间的土地资源和土地权利的分配，以农村人口数而非征地面积为基数、量化为股权、和不完全处置权的权利制度，具有沿袭农村社会平均主义和成员权的社会凝聚意义；对于已在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中攫取级差地租、具有实质“地主”身份的集体和农民，则在转移土地权利的同时，具有福利再分配的意义。亦即，在地方政府和农村农民之间，市场并不是“厦门模式”的主要规则。“南海模式”和“厦门模式”不同的土地权利界定方式，何者能达到资源最优配置，目前尚难定论，有待实践和理论继续开展。     

区域土地利用转型与土地整理

目前,我国城市土地利用结构远未达到优化的水平,农业土地利用的规模不经济等土地利用问题都可通过土地整理加以解决,我国未来土地管理的任务会更多的在"土地整理"方面。我国土地整理的根本任务是形成合理、高效、集约的土地利用结构,增加有效耕地面积,提高土地利用效率,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对土地的需求。我国地域辽阔,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正是因为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这种区域差异,它将导致在同一时段内含有不同的土地利用转型阶段。大多数区域的土地利用形态都要经历一些发展阶段,即经过一段时期的持续变化后,直至与其它类型之间达到一个新的平衡。因此,有关部门在制定有关土地整理的目标、模式及政策的过程中,也要充分考虑待整理区所处的土地利用转型阶段,因为在通常情况下这些阶段是区域发展进程中必须要经历的。然而,通过实施土地整理,调整用地结构,可加快社会经济的发展,促使区域土地利用转型阶段的转变,同时它也会向土地整理提出新的更高层次的要求,以实现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基于现状调查的城市郊区农村 居民点整理模式

城市郊区农村居民点整理是土地整理的一种主要形式,对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保护耕地资源、实现耕地占补平衡具有积极作用。而其实施的滞后性,不但使众多农民对宅基地的真实需求得不到满足,而且严重抑制了郊区农村耕地整理潜力的发挥。本文以北京X郊区为例,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详细汇总分析了目前该地区宅基地现状、需求数量、需求原因等。根据逐项汇总分析调查结果,提出"宅基地换房"是目前最合理的居民点整理工程模式,该模式能最大限度挖掘农村耕地整理潜力。进而,根据调查数据和分析结论对这种模式进行了理论完善,指出农民只要具有合法合理资格就应平等享用发展带来的利益,实际操作过程中要追求最大合理性、安排部分缓冲房源以备户数增加之需等。     

武汉市城市边缘区村镇发展模式与土地利用政策研究

在城乡统筹发展战略的指引下,探讨武汉市城市边缘区实现生态框架构建、区域经济发展诉求、城市整体空间优化与农用地资源保护协调共赢的土地利用机制。分析武汉市城市边缘区的土地利用特点、产业发展规划及其导向作用对村镇建设模式与土地利用政策的要求,将该区涉及的12个区、37个乡(镇、街、场)分为生态控制型乡镇、引导发展型乡镇和城镇发展型乡镇3类。以区域产业布局为支撑,构建"镇区+社区+园区"的区域村镇发展体系;将区域内650个原有村庄分为搬迁型、控制性和发展型进行社区化建设,以期为促进城市边缘区村镇发展提供模式借鉴;并从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农用地制度改革及区域土地综合整治等方面,探索相关土地利用政策的应对机制。     

土地整治与乡村振兴——土地利用多功能性视角

长期以来乡村土地利用功能的供需不平衡是造成乡村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论文基于土地利用多功能性视角,以“供给—需求”“要素—结构—功能”为主线,阐释了农村土地整治与乡村振兴的互馈关系,探讨了如何通过农村土地整治实现乡村土地利用功能的供需平衡,进而促进乡村振兴。研究结果如下：① 综合土地整治是一种多功能的土地利用方式,是当前解决乡村问题、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其本质是从以经济效益为主的生产主义向兼顾社会、经济、环境等的非生产主义的转变。② 乡村土地利用具有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4种主要功能,满足乡村振兴在经济、社会、环境、文化等方面的需求,其中生产功能分为农业、商业、工业生产功能,生活功能分为居住、就业和公共服务功能。③ 农村土地整治沿整合土地利用要素、重组土地利用结构、优化土地利用功能的路径,从供给侧因地制宜地平衡乡村发展对土地利用多功能的需求。④ 今后,农村土地整治与乡村振兴的研究应该考虑不同空间尺度下土地整治对于乡村振兴的作用机制与模式,定量分析土地整治影响下土地利用的多功能供给以及不同类型乡村发展对土地利用功能的需求,从而为土地利用和乡村振兴规划的制定和实施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农户调研的中国农村居民点空心化程度研究

基于中国范围的乡村人居环境调研数据,分析了中国农村宅基地空心现象。结果表明：① 中国农村宅基地空心化严重,93.5%的调研村庄有空心化现象,平均空心化率达到10.2%。② 省域农村宅基地空心化差异明显,其中华北、华东、华中地区普遍较高;③ 多种因素导致农村宅基地空心化,认为是“外出务工”、“户口迁移”、“房屋年久失修”及“一户多宅” 的受访者分别占39.94%,19.51%,25.73%和14.82%。④ 中国农村空心化宅基地再利用潜力巨大,但再利用难度大,需要从改革城乡二元体制和乡村空间重构的角度进行空心村整治。     

大城市郊区乡村转型与重构的典型模式分析——以天津东丽区华明镇为例

城市和乡村是连续统一体,乡村地域系统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带动下不断发生着转型与重构。探索乡村转型发展路径,总结成功经验模式,对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乃至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城市郊区地处城乡交错带,相比农村腹地,乡村转型具有独特优势。本研究以华明镇为例,详细阐述了以城镇化整理路径实现乡村转型发展的典型模式。研究发现,华明镇乡村转型以“三整合”为标志,通过实施宅基地换房,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和工业园区,改革集体经济,创新金融服务,整合社区服务组织,实现了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促进了村庄“人-地-业”协调发展。但是,以城镇化整理为主导的乡村转型模式,会造成传统乡村聚落的消失,需要强大的财政支持与政策体系支撑,仅适应于非农化水平较高的乡村地区,应审慎对待,不能盲目推进。     

城市化进程中的“去领域化”与“再领域化”:兼议城乡治理——对广州市江口村的分析

领域化是当前政治地理研究的核心概念和理论。城市化将农村区域划入“城市”之中,城市局限往往通过土地扩张来解决,地方和国家等不同行动者呈现出不同尺度的领域化和去领域化的策略。本文以广州一个正在城市化的村落为例展开历时态研究,并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城市化中的“领域化”和“去领域化”第一层次为土地,国家根据法律以及城市依据自身发展需要将土地纳入城市范畴;其次,第二层次为围绕利益空间的“领域化”和“去领域化”,伴随着地方政府、企业、村集体、村民等的策略,不同主体和话语开始进入并协商博弈;第三层次为地方认同,竞争性的“再领域化”促成地方认同的产生和变化。这三个层次的不一致性导致了不同时期治理方式的差异和治理困境的产生。本文从领域化理论视角深入探究尺度政治如何在城市化过程中产生和得以体现,以及不同城市化发展时期和城市空间转变中的城乡边界动态变化、村落自我调整的复杂过程以及城乡融合过程中的治理挑战,最后给出政策思考和建议。     

空间生产视角下的传统村落空间转型过程、特征与机制——以黄山市卖花渔村为例

基于空间生产的“三元辩证法”视角,以黄山市歙县卖花渔村为例,从物质空间、社会空间和制度空间3个维度分析传统村落空间转型过程、特征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改革开放以来卖花渔村空间转型经历了内生性缓慢转型发展、外源性空间快速扩展、有序化空间品质提升3个阶段。2）随着盆景产业复兴和乡村旅游业兴起,传统村落物质空间分化重塑、社会空间解体重构、制度空间日趋完善,呈现出空间功能复合化、社会关系开放化、空间主体多元化的空间转型特征。3）在社会关系变迁、资本投入、权力干预等共同作用下,社会空间、物质空间及制度空间互动演进,共同推动了传统村落空间转型过程。     

城市绿地空间供需评价与布局优化——以徐州中心城区为例

以徐州市为例,基于0.25 m空间分辨率的Google影像与网络爬虫技术获取空间绿地与居住小区人口;采用两步移动搜索法评价小区尺度的绿地供给情况,结合相关标准分析其空间供需状况;为最大限度减少绿地供给不达标小区数量,用空间启发式算法搜索合适的低效工业地块转换为绿地得到优化的绿地布局。研究发现：徐州中心城区绿地供需存在空间不公平,39%的小区绿地供给小于20.1 m ²的需求标准,供给饱和区主要在云龙湖与泉山森林公园片区,不足区则主要在老城与金山桥片区;绿地空间配置应与人口空间分布保持一致,因此要在高层住宅集聚区配置大中型公园绿地;在空间上选取合适数量与位置的低效工业地块转换为绿地,转换431 hm ²的工业地块可使绿地不达标小区数目减少37个,而得到优化的绿地空间布局。     

黄土丘陵区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匹配研究——以兰州市为例

生态系统服务的持续供给是社会和自然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人类通过对生态系统服务的消费来满足需求和提高自身福祉。研究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和人类对生态系统服务的需求与消费,分析生态系统服务的供需特征与空间权衡关系,对区域生态系统的管理和资源的有效配置具有重要意义。以兰州市为例,利用全市2017年土地覆被、气象观测和统计年鉴等多源数据,应用InVEST模型、ArcGIS和GeoDA等空间分析工具,计算了研究区产水、食物供给、碳固持和土壤保持等4项服务的供给量及需求量,并对区域内生态系统服务的供需匹配状况进行了分析与评价。结果表明：① 兰州市各项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与需求空间异质性显著,各项服务总供给量均大于总需求量,且在不同区域与不同生态系统服务之间存在明显差异;② 兰州市综合生态系统服务供需比为0.039,不同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匹配状况存在差异,产水服务（0.098）>碳固持服务（0.066）>食物供给服务（0.030）>土壤保持服务（0.001）,且城乡供需匹配差异显著;③ 兰州市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空间匹配有“高高型空间匹配”、“低低型空间匹配”、“高低型空间错位”和“低高型空间错位”4种类型,且各项服务的主导空间匹配类型有所不同;④ 兰州市各项生态系统服务的供需平衡状况存在明显的协同作用,分别是“高高协同”与“低低协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