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职能区划:区域生态补偿的区划基础

针对区域生态补偿中的补偿主客体界定难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设想,即建立基于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和实现政府生态职能的生态职能区划.生态职能区包括生态核心区、生态辐射区、生态边缘区3种区域类型.将生态职能区划作为生态补偿的区划基础,有利于识别区域生态补偿的利益相关方,促进区域生态补偿内部化,有利于区域生态补偿的横向协调及区域生态补偿工作的开展.在区域生态补偿过程中,生态职能区内各类型区域政府应根据生态职能定位承担不同的生态补偿责任,建立基于生态职能区框架的三方协调机制,为区域生态补偿交易提供平台和途径.     

碳中和目标下中国地区碳生态安全与生态补偿研究

碳中和目标不仅是气候治理的中国承诺,也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内生需求。基于生态足迹、投入产出的方法,利用能源消耗、土地利用及投入产出的相关数据,对碳中和目标下地区生态安全与生态补偿展开研究,结论如下：① 地区生态安全及协调水平持续下降,二者在区域上呈现趋同特征。2000—2017年间,全国整体ESI指数从1.08上升至3.06,ECI指数由1.413下降至1.261,24个省生态安全与协调发展等级出现不同程度下降。生态安全与协调发展表现出明显的趋同规律,安全等级低（或高）的地区对应协调水平也低（或高）。② 全国生态“欠账”增长迅速,地区补偿呈现东“补”西“偿”中“平衡”的结构特征。基于碳中和的近期实施与远期目标构建了“净零排放”与“净零贡献”两种生态补偿方案。在“净零排放”方案下,全国需支付的生态补偿从1334.57亿美元增长至83819.61亿美元,生态赤字增长迅速;该方案下,三大沿海经济区长期为补偿支付地区,但其支付的全国占比在逐渐下降;与之相对应黄河及长江中游地区补偿支付比例迅速上升。净零贡献补偿方案下,全国范围补偿会计平衡,地区补偿结构表明东部为补偿区,西部为受偿区,中部基本平衡。     

重庆三峡生态经济区生态安全及对策

文章采用相对资源承载力的研究思路与计算方法，计算了2001年重庆三峡生态经济区相对土地资源承载力、相对经济承栽力和综合承载力，得出该地区超载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37．4％、人地矛盾日益突出的结论。针对三峡库区的生态安全问题，提出了建立科学合理的生态补偿机制、库区立体管理模式、库区生态安全预警系统和绿色GDP核算体系；倡导各产业在生态安全下的生产经营运行模式；建立库区县市级管理责任定位体制，明确不同部门、地区对应库区生态流域单元的管理权限和责任；积极引导公众进行安全生产和科技减灾自救等相应的对策措施。     

城市生态敏感区生态经济建设对策研究

城市生态敏感区具有地理位置特殊、稳定性较低和资源利用多功能等特征,存在自然生境减少、农业、林业生产面积缩减、人为干扰加剧和健康发展的保障体系不完善等生态经济问题。通过对城市生态敏感区生态经济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分析,提出建立生态敏感区划分指标体系和生态敏感性评价和预警系统、制定相应的土地利用规划和法规、建立完善相关生态补偿措施和提高公众生态意识等相应的生态经济调控对策,为城市生态敏感区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探寻更为切实的建设思路。     

赣江流域生态经济价值与生态补偿研究

借鉴生态补偿研究中生态价值当量的思路,构建森林、草地、农业用地、湿地、河流湖泊和荒地6类不同生态系统指标,对赣江流域的生态经济价值进行测算与分析。结合以生态服务功能价值为基本依据的生态补偿,引入经济学中的博弈论,以赣江流域上游的赣州市和下游的南昌市为例,建立流域生态补偿模型。结果表明:基于修正系数下赣江流域2013年的生态价值当量为730.16万,生态经济价值为46.85亿元,各县域的生态价值当量和生态经济价值差异均较大且二者表现高度一致。从生态价值当量看,最小值为赣州市区的2.87万,最大值为宁都县的31.36万;从生态经济价值来看,最大为宁都县的2.04亿元,最小为赣州市区的0.18亿元。空间上看,赣江流域的生态价值当量和生态经济价值存在一定的地域分异规律,上游明显优于中下游,高值区域集中分布在梅江流域的宁都县、兴国县等县域,低值中心分布在除宜春市区外流域内的各个地级市区,其中林地生态系统的贡献最大,比重达58.98%。利用2004—2013年赣州市的GDP数据和环保投入与南昌市的GDP数据,结合博弈论分析得到上下游的补偿额度在91.53亿~113.18亿元之间。     

湿地生态等级补偿机制探讨

总结了国内外生态补偿的现状以及湖南省目前采取的湿地生态补偿政策,提出了湿地生态等级补偿机制。在建立湿地生态等级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通过专家打分方法,确定湿地生态等级,以湖南省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的经营性收入为标准,以行政区域为计算单位,实施湿地等级补偿。     

洪涝胁迫下退田还湖生态补偿机制研究——以洞庭湖区为案例

生态补偿是一种使外部成本内部化的环境经济手段,其核心问题包括谁补偿谁,补偿多少和如何补偿.长江中游地区湖泊湿地的退田还湖工程是恢复长江生态功能系统工程中一个重要的子系统,而工程能否顺利实施的关键又在于退田还湖农民在其中损失的利益能否得到补偿,以及为生态恢复所作的贡献能否得到承认.洞庭湖是我国较大的湖泊湿地景观生态系统之一,环湖地区人口和城镇密集,又是全国重要的商品农业基地,退田还湖、移民安置的人口压力大.本文以洞庭湖区湿地退田还湖的生态补偿为案例,对补偿机制建立的重要性、补偿的作用、补偿的利益相关方、补偿的额度及补偿途径等问题,作了初步的研究.     

福建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建立有效的生态补偿机制是自然保护区取得资源环境保护和社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利用文献调研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利益相关者分析法、机会成本法和意愿调查法等,分析福建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对社区的影响,从补偿主体、客体、标准、方式和途径等方面探讨福建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福建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部分社区居民对保护区的建立持赞同态度,这种态度受被调查者的教育程度、年龄和性别的影响;自然保护区的建立限制了社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大多数社区居民收入减少,而社区居民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社区居民面临着资金不足、补偿措施不到位和缺乏致富技术等问题;确定了基于利益相关者分析和意愿调查的福建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的主体和客体;依据发展权限制的损失(包括退耕还林的机会成本、野生动物破坏造成的损失)、社区居民受偿意愿和受益者的支付意愿,制定了生态补偿的标准,明确了生态补偿的方式和途径。     

区际农业生态补偿:区域划分与补偿标准核算——基于虚拟耕地流动视角的考察

从虚拟耕地流动的视角构建区际农业生态补偿框架,并在此框架下开展区际农业生态补偿支付/受偿区域划分和补偿标准测算的研究。结果表明：① 区际农业生态补偿的基本原理是：利用虚拟耕地净流量（输入量与输出量的差额）指标划分区际农业生态补偿的支付/受偿区域。对于净流量为负的分室,通过虚拟耕地流动占用了其他区域的耕地资源,应该支付相应的生态补偿。对于净流量为正的分室,通过虚拟耕地流动被其他区域占用了耕地资源,应得到生态补偿。区际农业生态补偿额度应包含对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和改善的投资成本以及占用农业资源使其牺牲的发展机会成本等方面,并由管理平台统一收缴和分发。② 2004年以后虚拟耕地流动格局基本上保持稳定,只有个别省市（甘肃和云南）由净流入转变为净流出,在空间上表现为“北耕南流”的格局。③ 受偿区域（15个省市）主要分布在东北地区、华北地区和西北地区;支付区域（16个省市）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和西南地区。④ 研究期内年均总受偿额度为1472.58亿元,处于高受偿省份（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南）年均受偿额度都在150亿元以上。研究期内年均总支付额度为543.10亿元,其中,处于高支付区域的省份（浙江、广东、北京、福建）年均支付额度都在40亿元以上。     

新疆艾比湖地区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研究

文章对艾比湖地区2003年的生态足迹进行了计算和分析。结果显示，2003年艾比湖地区的人均生态足迹为4．222hm^2，而实际生态承载力为3．193hm^2，人均生态赤字为1．029hm^2。表明艾比湖地区的发展模式处于一种不可持续的状态。从该区人均生态足迹的供给需求结构看，耕地、建筑用地、林地、化石燃料用地出现人均生态赤字，表明艾比湖地区经济发展处于初级阶段，主要以消耗当地土地和能源资源来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水域、草地虽出现人均生态盈余，但这并不意味着绝对生态供给丰富，主要与地方采取的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措施等有关。     

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安全评价与时空跃迁特征分析

采用“压力?状态?响应”模型、突变级数法和探索性时空数据分析方法,对长三角城市群26市生态安全状况进行定量测度和定性评价,分析了各城市生态安全空间格局和时空跃迁的演变特征。结果表明：① 2005—2015年长三角城市群各市生态安全状况有所好转,但大部分城市处于较不安全和较安全水平区间,总体生态安全水平不高。② 长三角城市群中部和东南部城市生态安全水平的空间结构稳定性更好;南通市具有最大的空间依赖性,而上海市表现出最小的空间依赖性;LISA（Local Indications of Spatial Association）时间路径移动方向的分析则表明长三角城市群在生态安全演变上体现出较强的空间整合性。③ Moran’s Ι 的空间凝聚度 $ {K}_{t} $=0.698,即不发生类型跃迁的概率为69.8%,表明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生态安全水平存在一定的格局变动但自身相对位置不易发生改变。探讨区域生态安全的协同增长机制,可为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安全问题的诊断与调控提供理论基础,同时也可为其他城市群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与借鉴。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与分级梯度发展重点

长江经济带是推动中国区域发展由“T”字型战略格局转变为新常态下“H”型战略格局的重要支撑带。长江沿江的六大城市群是推动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的空间主体,但在发育过程中存在着城市群空间范围界定脱离发育标准、带有强烈的政府主导性,整体发育程度弱于沿海城市群,越往上游城市群发育程度减弱,资源与生态环境保障形势严峻,城市群内部城市之间竞争大于合作,缺乏一体化统筹协调机制等问题。为此,应以流域一体化和交通一体化为主线,推进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建设的一体化和市场化进程,构建“1+2+3”分级梯度发展的长江经济带城市群新格局;以差异化驱动力为支撑,因地制宜地突出各级各类城市群的发展优势与建设重点。未来,为确保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可持续发展,应采取以下战略措施：成立长江经济带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委员会,建立流域一体化的统筹协调机制;遵循城市群发育的科学规律,避免脱离实际催生扩大城市群;构建以城市群为战略桥墩的上下联动、以轴串群的流域生态经济带束簇状城镇体系;建立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发展的公共财政制度和公共财政储备机制;加强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发展的生态环境联防联治,建成生态型城市群;加快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发展的创新驱动步伐,建设创新型城市群;重点建设一批支撑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发展的重大工程和国家级新区。     

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压力耦合与解耦态势

明晰旅游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压力间的交互胁迫作用是协调旅游地人地关系的重要基础。运用变异系数法和综合指数法测度2002-2018年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与生态环境压力指数,并引入Tapio解耦模型探析二者解耦关系的时空特征。结果表明:1)长江中游城市群整体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在波动中提升,不同城市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空间差异显著;2)城市生态环境压力以波动低速上升为主,在空间上形成不同类型和范围的“压力俱乐部”;3)旅游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压力的年际解耦关系大致呈类“U”形,而在阶段性解耦关系上,旅游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压力的解耦与耦合具有反复性、动态性和不可持续性。研究结果可为长江中游城市群加速旅游经济发展、缓解生态环境压力、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中国城市群碳转移及责任分担

厘清城市群碳排放责任,有助于实现城市群碳达峰和低碳社会建设。基于构建的中国城市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分别测算了各城市群生产侧和消费侧碳排放及净碳转移规模和流向,并利用价值链理论,在对城市群贸易增加值分解的基础上提出一个城市群间的碳排放权责分配方案。结果显示：1）从生产侧责任转向消费者责任的核算方法下,中国各城市群的碳排放存在显著的差异,中间产品调入、调出以及来自其他城市群的最终产品需求是城市群碳转移的主要原因。2）城市群净碳转移不仅发生在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城市群之间,而且在较不发达的内陆城市群与沿海城市群之间也尤为显著。3）在“责任共担”的碳核算方案下,各城市群碳排放规模显著变化。相比于消费侧责任,呼包鄂榆等12个城市群的“责任共担”碳排放量相对增加;与生产侧责任相比,珠三角等9个城市群的“责任共担”碳排放量有所增加。为此提出制定差异化的碳减排政策,建立兼顾效率与公平、协调减排责任和减排目标的城市群碳排放责任分配机制等建议。     

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时空特征及分异机理

以中国“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及的19个城市群为研究对象,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5个维度构建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地理探测器等研究方法,剖析2006—2018年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格局特征及其分异机理。结果表明：① 总体来看,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呈增长态势,各维度发展水平与发展速度存在差异。② 从空间格局看,总体保持“东中西”梯度递减格局,但随着中、西部部分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稳步上升,空间梯度格局呈减弱趋势。③ 从空间集聚特征看,城市群高质量发展集聚态势逐渐增强,集聚类型中HH型主要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HL型出现在各城市群的核心省会城市;LH型主要位于长三角城市群高值集聚地区的周边城市;LL型主要位于成长早期与初级阶段城市群的交界处。④ 从探测因子作用力强度看,“十三五”规划中期各因子作用强度排序为收入水平、人口密度、教育水平、政府调控和投资强度。其中,投资强度作用力于“十二五”时期下滑趋势明显,说明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依赖投资驱动的作用减弱。此外,不同发育阶段的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主导因素在不同时期也发生变化。⑤ 针对不同发育阶段城市群应因“群”施策。成熟阶段城市群应注重收入水平、政府宏观调控及人口集聚的重要作用,成长阶段城市群需提高收入水平,重视教育水平的提升,同时加强投资具有分工潜力的产业或产业链。     

珠三角城市群生态游憩空间分异特征及关联性因素

生态游憩空间是居民放松身心、亲近自然的主要活动场所,是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的重要开放空间。随着城市群的一体化发展,以及城市群居民对居住环境和休闲品质要求的提高,生态空间游憩利用的区域组织成为了新的理论课题。本文在界定生态游憩空间并对其进行空间解译的基础上,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对珠三角城市群生态游憩空间分布的集聚和分异特征进行了刻画,并分析了其与人文、自然生态要素的空间关系,揭示生态游憩空间分布存在的问题与成因。结果显示：① 各城市生态空间游憩利用率的空间分异明显,反映了生态空间游憩利用缺少有效的区域统筹。② 生态游憩空间数量、规模、等级以及生态空间游憩利用率分布具有空间集聚特征,但四者的集聚导向存在差异。③ 生态游憩空间分布与地形、交通具有空间依存关系,但与水系、旅游要素以及文化资源分布的关联性不明显。④ 生态游憩空间面积分布与人口密度分布相反,说明珠三角城市群生态空间游憩服务存在供需空间错位矛盾。     

2000-2013年中国城市群经济绩效动态实证分析——基于DEA和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

在全球化和新型城镇化大背景下,城市群是辐射面最广、潜力最大、活力最强的核心增长极,但其高速成长背后是各类要素的大量投入,客观评估城市群经济绩效对于推动中国城镇化持续健康发展意义深远。在总结既有研究的基础上,选取中国13个典型城市群为样本,以2000-2013年为研究时段,采用资本、土地、劳动、科技和经济五大要素长时间序列数据,在全要素生产率(TFP)分析框架下,通过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静态评价时间截面的城市群投入产出效率,进而运用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动态分析城市群TFP年际变化,探讨其时空格局和内在演化机制。研究发现：城市群经济绩效进步明显,但空间分布仍不均衡;科技进步贡献的滞后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通过规模扩张和资源配置优化带来的正效应,只有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初步实现依靠科技进步促进发展,表明各城市群所处发展阶段和动力机制差异显著。据此,提出针对不同地区、不同发展阶段城市群的发展策略。     

网络视角下中国十大城市群区域创新模式研究

从地理开放、区域协同和创新能力3个维度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基于网络视角刻画2015年中国十大城市群的区域创新特点,并据此划分城市群的区域创新模式。研究表明,中国十大城市群的区域创新模式存在显著差异。长三角、京津冀和珠三角城市群已具有较好基础,海西城市群缺乏高水平的内部协同,长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过度依赖外部联系,北部湾城市群拥有较明显的核心-边缘内部网络结构,哈长、中原和关中城市群各维度评价均不高,区域创新模式最差。     

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与科技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

中国城市群是国家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区、国家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核心区与碳中和的责任区,科技创新驱动对实现城市群的上述主体目标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如何在新发展格局下依靠科技创新驱动促进中国城市群实现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并逐步建成世界级城市群,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基于这一问题,在第23届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年会期间,以“科技创新驱动世界级城市群发展与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崛起”为主题,专门设立了“区域协同发展论坛暨第二届中国城市群发展论坛”,通过应邀的国内外50多位有关城市群及科技协同创新知名专家的系统研讨,普遍认为：全球城市群的发展已进入21世纪的中国新时代,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地位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但城市群发展及规划实施中存在着一系列现实问题不容忽视,未来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必须依靠科技创新驱动,把建设创新驱动的智慧型、碳中和型、双循环型和城乡融合型城市群作为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方向。进一步创新研究工作机制,建立协同创新共同体,逐步把中国城市群建成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和高效能治理的世界级城市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