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群旅游创新影响的空间效应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促进区域旅游创新发展的关键因素。以中国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为例,运用区位商、数据包络分析法、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和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和旅游创新的时空演变特征与两者之间的空间关联性深入分析。结果表明：① 三大城市群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特征明显,集聚程度由强到弱依次为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且城市群内部各城市间的集聚存在不均衡特征。② 三大城市群旅游创新的生产效率变化主要由技术进步推动,旅游创新均表现出一定的空间集聚特征,长三角城市群具有明显空间集聚性,但空间集聚模式存在差异,珠三角和京津冀旅游创新集聚不明显。长三角城市群内部各城市大多属于高高和低低空间集聚模式,珠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内部各城市大多属于高低和低高的空间集聚模式。③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群旅游创新水平的提高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存在地区差异性,三大城市群旅游创新水平呈现空间溢出效应,但其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有待加强。     

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区域绿道与生态游憩空间的连接度与分布模式

绿道对城市群构建连续的生态开放空间网络具有重要作用。基于珠三角城市群现有区域绿道网络,采用拓扑网络和社会网络分析评估生态游憩空间的连接度,揭示生态游憩空间联系的空间分布模式,结果表明：“生态游憩空间-区域绿道”拓扑网络的α、β、γ指数分别为0、0.386、0.129,说明网络中点和边较少,网络为树状形,环通性不高,总体连接度较低;绿道对生态游憩空间的连接度呈集群式分布,且处在边缘的凝聚子群连接度高于中心地区的子群;各集群之间的连接度呈现出东部-北部区域大于西部、东西部之间空间分割性比较明显的格局;连接度分布模式的形成主要受绿道政策与布局、绿道建设机制、生态游憩空间规模集聚格局、地理阻隔与空间邻近性的影响。最后,论文提出了优化“生态游憩空间-绿道”分布模式、构建连接度更高的生态开放空间系统的路径,给中国城市群规划和发展提供参考。     

中国生态地租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生态地租是衡量资源稀缺的社会经济效果的重要指标。在测算2002 年和2007 年中国各省份单位经济产出生态地租量和生态地租总量的基础上, 运用ArcGIS 和GeoDA软件分析生态地租空间分异规律;并进一步采用传统回归分析以及空间相关性分析等方法, 辨析生态地租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中国单位经济产出生态地租量具有西南、东北低, 冀豫高的稳定分布特征, 中西部地区呈增长趋势, 东部地区则呈减少趋势, 总体分布比较分散;② 生态地租总量空间分异表现为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和东中西部分异特征, 形成了明显的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类型区, 环渤海地区、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是生态地租总量高度集中区域, 西部地区则相对较低;③ 生态地租空间分异受到人口、经济和产业结构等因素的显著影响, 人口密度、城镇化水平、经济密度、人均消费水平及人均GDP与生态地租总量在空间关联性上显著正相关, 表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农业比重与生态地租总量之间显著负相关, 存在空间上的分散性。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空间效率测度研究

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例,构建空间效率的指标体系,运用DEA模型测度了1994~2013年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空间效率及2005年、2009年和2013年长三角城市群各地级市的空间效率。基于ESDA空间分析平台,运用局部自相关模型对长三角城市群空间效率空间关联格局进行分析。对长三角城市群空间效率的评价分析发现,阶段性演变过程呈“W”型波动并在波动中上升的特征。空间效率有效的城市数量在逐渐增加的同时空间分异明显,但城市群内个体城市的空间效率差距在不断缩小。聚类特征表现出空间效率与城市规模、行政等级及区位优势等存在一定相关性,空间效率分布与要素集聚程度高度相关。长三角城市群的空间效率表现为明显的非均衡趋势,空间分异的集聚程度加剧。     

北京市绿带游憩空间分布特征及其成因

绿带是阻止城市蔓延、提高城市生态安全格局的重要手段,其游憩开发能够为大都市游憩空间紧缺提供有效的解决途径。以北京市第二道绿带为研究区,以2013年绿带内6种类型游憩空间（共448处）为研究对象,运用Kernel核密度算法等空间分析方法,从北京市绿带游憩空间的整体分布格局、规模容量特征和各类型游憩空间分布特征及成因三个层面进行分析。主要结论：① 从整体分布格局来看,北京市绿带内形成了若干游憩空间集聚区域,游憩空间结构出现“北密南疏”的整体特征;北部游憩空间集聚程度高且分布连续成带,南部游憩空间集聚程度较低且分布离散成团;北部温榆河沿岸地区游憩空间大量集聚,成为绿带游憩空间结构的主要骨架。② 从规模容量特征来看,占地规模较大的游憩空间呈集聚分布,规模较小的游憩空间呈分散分布,绿带内已形成了6个由面积规模较大的游憩空间密集分布构成的热点区。③ 绿带内6种类型游憩空间分布特征及成因表现为：绿带内的资源环境本底决定了既有吸引物游憩空间的空间特征;政策性规划引导郊野休闲公园空间分布相对均匀;重要水系与运动健身游憩空间的空间分布高度关联;主题活动游憩空间更倾向于靠近主要交通干道;会议度假游憩空间与北京市地热资源分布契合度高;民俗体验游憩空间大量分布在海淀区上庄水库周边。揭示了北京市绿带游憩空间布局情况,为中国绿带游憩体系的统筹建设、空间结构调整和布局优化提供了参考。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要素集聚能力差异的比较研究

城市群作为当前区域发展的主要空间载体,在区域发展竞争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论文结合互联网大数据抓取等手段,以长江经济带5个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对城市群间要素集聚能力差异进行比较研究,发现：①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间要素集聚能力差异与长江经济带社会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相吻合,城市群要素集聚格局呈现出由东向西梯度衰减的分布特征;② 城际层面要素集聚能力差异的两极分化现象显著,以城市群首位城市为中心的要素集聚“核心—边缘”空间结构特征较为鲜明;③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内科技创新、对外开放、金融等要素的集聚格局具有明显的差异分化和集聚分布指向特征;④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要素集聚能力等级规模结构分布总体符合位序-规模法则,可分为“均衡型”和“离散型”2种类型,首位城市要素集聚首位度随城市群要素集聚能力高低呈现出“两端高、中间低”的特征。     

东北地区要素空间集聚与不平衡发展研究

基于2000—2017年东北地区县域尺度生产要素与GDP数据，借助空间分析法，考察东北地区要素集聚与不平衡发展的时空特征和空间关系。结果表明：① 2000年以来，东北地区要素集聚度总体呈下降趋势且区域差异缩小，经济发展水平呈持续上升趋势且区域差异逐步缩小。② 要素空间集聚与经济发展水平由以中心城市为主的高值区，逐渐演变为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及其临近地域组成的城市群高值集聚区。二者空间耦合性较好，形成了中南部地区要素集聚与经济发展的空间高度一致性；但北部地区存在显著的空间错位，特别是北部地区的鹤岗、伊春等市的市辖区虽然要素集聚度高于其他地区，但经济发展水平却处于中低水平。可以看出，以哈长城市群和辽中南城市群为主的城市群，正日渐成为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核心带动区。③ 区位差异、偏向城市的发展政策，以及产业转型升级等因素共同作用，主导了东北地区要素集聚与不平衡发展的空间分异。     

生态文明视域下中国区域人类发展空间差异与演变趋势

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基于多维视角提出人类发展指数来综合评判地区发展水平和社会进步，但该指标体系并未涉及生态环境方面的考量，因而在衡量人类发展方面存在局限性。本文利用生态投入指数从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维度修正人类发展指数，构建生态敏感的中国区域人类发展指数。结合Geoda和ArcGis软件，运用空间探索技术对中国区域人类发展的空间相关性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利用空间标准差椭圆探讨中国区域人类发展的空间演变趋势。研究表明，中国区域人类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呈集聚分布；区域人类发展的空间分布格局存在一定的空间锁定和路径依赖性；在方向上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性，整体呈现非均衡空间分布特征。     

北京市郊区游憩空间分布规律

郊区是城市发展的腹地,郊区游憩空间不仅能够满足都市居民出游的需求,而且对维护城市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北京作为案例地,对郊区的游憩空间布局规律进行研究。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网络、文献、调研收集数据,将游憩空间按照功能划分为3类：公共游憩空间、商业游憩空间与附属游憩空间;将不同功能、不同经营主体与不同土地利用的游憩空间组织起来,从而建立北京郊区游憩空间采样数据库,采用GIS空间分析的技术手段得出结论。研究发现,北京郊区各类游憩空间布局具有空间分异规律。公共游憩空间中风景名胜区分布在远郊的山区;城市公园与城市形态相关;郊野公园属于政策导向型的游憩空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源本底条件造成的游憩空间不均匀分布。商业游憩空间呈现产品的空间分异,并与交通、水系条件密切相关;乡村游憩设施依托于大型景区,并与农业传统相关。北京郊区的游憩空间已经初步具备网络结构并向纵深发展,出现了产业集中区。最后指出北京游憩空间布局中存在的不合理现象和改进的方向。该研究旨在构建都市游憩空间的有机结构,为城市规划与游憩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社会属性的北京市居民居住与就业空间集聚特征

制度转型期,中国城市居民社会空间发生了新的变化,居民居住和就业空间组织也变得更为复杂,并引起了广泛关注。基于2010 年问卷调查数据,采用缓冲区、最近邻层次聚类和Ripley K函数等空间分析方法对北京城市不同社会属性居民的居住和就业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① 总体上,北京城市居民居住和就业空间圈层分异明显。在各圈层内部,不同人群的居住和就业空间分布比例亦存在相对差异;职住空间错位程度表明距市中心15 km左右是城市就业功能和居住功能主导地位转化的分界线;职住平衡度整体上呈现出由内圈层到外圈层递减的趋势,但高收入阶层和年轻白领的职住平衡度相对较低。② 不同人群居住与就业空间集聚特征存在明显差异。一般平民居住和就业均呈散点状集聚;年轻打工族居住和就业集聚区域紧邻,主要集聚在四环以内的城市东部区域;高收入阶层居住呈现“小集中、大分散”集聚特征,就业集聚区多集中在四环以内的城市东部和西北部区域;年轻白领居住集聚区呈现城市西部条带状和东部散点状相结合特征,就业集聚区主要在中关村和CBD为中心的两条轴状区域。③ 不同人群居住和就业空间集聚的尺度特征较为相似,呈现随距离增加“先增后减”变化趋势,但距离阈值存在差异。表现为高收入群体居住空间可选范围较小,一般平民就业空间可选范围较小,而年轻白领居住和就业空间可选范围均较大。     

基于POI的城市休闲空间格局分析——以乌鲁木齐市为例

基于百度POI数据，运用Ripley’s K函数、最近邻层次聚类、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对乌鲁木齐市公共休闲设施空间布局进行研究，总结城市休闲空间的格局特征，进而探讨休闲空间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乌鲁木齐休闲设施空间分布表现出明显的向心集聚性。（2）各类休闲设施热点区分布表现出不同的集聚倾向，娱乐类、购物类、健身类三类休闲设施热点区主要布局在主城区以内重要交通枢纽和商业中心附近，餐饮类休闲设施热点区表现出明显的人口导向特征，旅游类休闲设施热点区均分布在热门旅游景区附近，文化类休闲设施热点区分布于科教文化基地或多民族混居区。（3）乌鲁木齐市休闲空间格局为“圈层+扇形+组团”模式，核心为面状综合型休闲中心，外围为扇形的休闲设施稀少区、组团式多功能休闲区和组团式餐饮休闲区，最外围是休闲设施极少的郊区和组团式旅游休闲区。（4）乌鲁木齐休闲空间与人口空间分布存在较强的空间正相关关系。     

国家公园游憩利用与社区协调的空间重构机理与联动逻辑

游憩活动带来的“人”与“地”的互动使国家公园原本的人地关系有了更复杂的内涵。国家公园的社区协调与游憩利用需要联动发展,其机理是当代社会由流空间与地方场所形成的空间重构。以流空间理论为基础,解析国家公园空间重构机理,构建游憩利用与社区协调的空间联动逻辑模型,结果发现：1）国家公园生态空间所具有的独特资源禀赋是生活空间、生产空间、游憩空间运行发展的基础,生活、生产、游憩空间三者都影响生态空间的生态承载力。2）生活空间中原住民的地方依恋和文化认同都起源于生态空间,为游憩空间提供人文资源,通过宜居程度和生活保障的提升来促进生产空间的优化。3）生产空间也为游憩空间提供具有原真性的文化资源,通过生产方式的转变和就业渠道的增加提高原住民的收入水平,带动生活空间的改善。4）游憩空间所产生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能够助力于生态空间的维护、助力于生活空间的改善和生产空间的优化。因此在未来的国家公园建设与发展中,一是需要根据流空间结构,推进游憩利用与社区协调的科学管理;二是基于空间重构机理,促进游憩利用与社区协调的要素流动;三是需要利用空间联动逻辑,完善游憩利用与社区协调的多元发展模式。     

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压力耦合与解耦态势

明晰旅游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压力间的交互胁迫作用是协调旅游地人地关系的重要基础。运用变异系数法和综合指数法测度2002-2018年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与生态环境压力指数,并引入Tapio解耦模型探析二者解耦关系的时空特征。结果表明:1)长江中游城市群整体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在波动中提升,不同城市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空间差异显著;2)城市生态环境压力以波动低速上升为主,在空间上形成不同类型和范围的“压力俱乐部”;3)旅游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压力的年际解耦关系大致呈类“U”形,而在阶段性解耦关系上,旅游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压力的解耦与耦合具有反复性、动态性和不可持续性。研究结果可为长江中游城市群加速旅游经济发展、缓解生态环境压力、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特大城市群生态空间及其生态承载状态的时空分异

快速城镇化导致中国城市群地区生态空间被大量挤占,生态承载压力加剧,已成为制约城市群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界定并分析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长江中游5个特大城市群三生空间结构分布特征,解析了1990—2020年生态空间时空分异及其变化的影响因素,进一步通过水资源供给、水质调节、空气质量调节、休闲游憩探讨了近30年生态空间综合承载状态及其时空分异特征。研究结果表明：① 不同形成发育阶段的城市群呈现差异性的三生空间面积结构比、以多中心组合为主的生活空间拓展演变模式,以及屏障式、紧密、离散、全包围式的生态空间结构。② 1990—2020年城市群生活空间面积持续大幅度增加而生产空间呈现相反趋势,除粤港澳大湾区以外,生态空间均表现出增加态势尤其近10年增势明显。三生空间面积结构及其时空变化特征,说明特大城市群生产、生态空间的主要功能从供给转向调节和文化,并反映了中国从快速城镇化到新型可持续城镇化的转变。③ 5个城市群分别有78.6%、73.1%、54.5%、56.3%和25.8%市域呈现严重超载的综合生态承载状态,其中水资源供给、水质调节是制约城市群生态承载水平的要因,未来需要重视城市群生态空间保留量及其合理布局以减缓生态承载压力。本文可为城市群绿色可持续发展、三生空间结构优化和配置提供科学依据。     

文化城市群的时空演进及其动力机制——以粤东城市群为例

以文化城市群为角度、潮汕文化为切入点、粤东文化城市群为案例,系统梳理其城市群发展脉络并分析其动力机制。研究发现：1）粤东城市群的空间形态随潮汕文化发展和社会生产生活实践而发生改变,呈现从西北逐渐向东南拓展的特征,单个城市空间形态表现为精细化、密布局的特征,城市群空间格局则经历了“带状—人字状—梳状—圈层式”的演变;2）“精细、重商、外向、融合”等潮汕文化要素分别在粤东城市群发育的4个阶段发挥着不同影响力,其中,“精细”和“重商”深刻影响着城市群个体化发展阶段的空间特征,“外向”和“融合”引领城市群集团化发展结构;3）文化城市群的演变实际是农耕文化、商业文化、工业文化、信息时代复合型新文化等多种要素在不同空间尺度下实现梯度式推演的结果;4）在不同时期,文化要素作用尺度从微观建筑建设层面逐渐扩大至中观城市景观层面,最终形成基于地方文化认同的城市群层面。     

基于网络游记的城市旅游流网络结构演化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采用网络游记文本数据,结合爬虫技术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析北京市“十二五”和“十三五”时期城市旅游客流网络结构的演变特征。结果表明：① 城市旅游流网络结构存在不均衡性,城市历史文化遗产节点的的影响控制能力强,新兴旅游吸引物的集聚能力相对较弱,受不同类型节点的路径依赖效应的影响,这种差异存在动态扩大特征。② 城市旅游流网络结构呈现显著的等级分层结构和节点分散分布特征,传统游憩场所是城市旅游流的核心节点,外围发育的旅游节点较分散且规模能级提升空间较大。③ 城市旅游流拥有显著的赋能效应、倒逼效应和联通效应。     

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理论框架及研究展望

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是国土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城市群空间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城市群优化城乡空间结构、维持传统人文活动、传承地域历史文化、维系生态系统健康的战略空间。关注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过程、格局和机制对满足国家战略需求和旅游地理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系统梳理城市群空间、旅游发展影响、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基本属性等研究领域的相关成果,发现已有研究对城市群内部及周边的边缘地带关注不足,有待进一步探索和诠释新的功能地域空间;对旅游显著影响中国经济社会空间的事实关注不够,有待进一步强化旅游助推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典型“空间性”研究;对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利用方式关注较少,有待进一步开展城乡空间利用和城乡关系演变研究。研究认为,以旅游作为新的产业路径、新的利用方式科学引导主体功能区规划落地,推动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转型升级,发挥旅游在城市群空间结构优化和城市群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是探索国土整治与国土空间优化中国特色道路的重要举措。在构建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三阶段”理论假说的基础上,指出未来应该重点开展的研究内容：遵循“过程—格局—机制—效应”的研究路线,探讨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实践路径,提出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政策保障体系研究的技术路径,探索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在不同尺度空间上的一般特征和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