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内陆中心城市物流企业空间分异及区位选择——以兰州市为例

城市物流企业的空间分布决定物流空间格局、影响城市综合资源和生产空间的合理配置。以西北内陆中心城市——兰州市为案例区,基于微观物流企业数据并运用空间分析方法刻画了兰州市物流企业的空间分布及类型分异特征,进一步通过负二项回归模型探究了其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 兰州市物流企业空间分布不均衡特征显著,总体呈现出“中心为主、远郊和近郊为辅,且沿城市交通主干道呈寄生状分布”的分异格局,具体可归纳为“多中心极化”、“中心极化”、“多中心外扩”、“中心外扩”、“整体极化”与“局部外扩”并存5种空间组织形态。（2） 物流企业呈现出“两心两翼四组团”的空间集聚特征,就不同类型而言,运输型和综合型物流企业呈现出“地域均衡化,类型多元化”集聚特征,货代型、快递型及仓储型物流企业则呈现出“片区集聚化,类型集群化”集聚特征。（3） 物流企业空间分异格局与类型分异特征受交通条件、集聚因素、政府政策、土地价格和城乡差异等多元因素影响,其中交通条件、集聚因素以及政府政策对行业整体在区位选择中的影响最为显著。（4） 从企业类型来看,货代型、综合型物流企业的区位选择受集聚因素影响最为显著;快递型、运输型物流企业则较为关注交通条件;仓储型物流企业对政府政策更为敏感。研究结果在丰富城市物流企业区位理论和研究案例的同时,对我国西北内陆中心城市物流企业空间布局优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金融空间联系及K-means聚类中心等级识别研究——以长三角为例

以2001年、2006年、2011年长三角城市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贷款额数为样本,构建金融空间联系模型,定量分析长三角城市金融空间联系分异特征。在此基础上构建K-means金融中心等级识别模型,识别长三角城市金融中心等级。研究表明：① 2001-2011年长三角城市金融“质量”空间趋势较为稳定,总体呈现东部高于西部,中部高于南、北部的倒U形分布。② 金融空间联系最大引力线联结格局较为稳定。③ 金融空间联系网络结构格局变化显著,主要从简单的“折线型”空间结构逐渐发展成简单的、复杂的“网络型”空间结构。④ 长三角金融城市中心等级空间分布格局稳定,以上海市金融中心最为突出。     

中国城市房价、收入与房价收入比的时空分异格局

中国城市房价快速增长背景下,城市房价、收入与房价收入比空间格局既有相似性,也表现出差异性,其空间异质性与空间依赖性特征显著。本文以中国337个地级行政单元为研究对象,运用泰尔指数、位序-规模和空间马尔科夫链等方法,对2009—2018年中国城市房价、收入和房价收入比的时空分异格局、整体稳定性和空间依赖性特征进行分析发现：① 中国城市房价增长呈现出波动性特征,整体分异程度增强,房价城市体系呈现“金字塔型”结构,收入则表现出平稳增长态势,整体分异度降低,城市体系呈现“橄榄型”结构,在房价与收入共同影响下,房价收入比整体差异性显著加强;② 城市房价空间格局表现出“地带性”与“等级性”差异并存,而收入更多表现出“地带性”差异,房价收入比则以“等级性”差异为主;③ 城市房价和收入类型的稳定性和空间依赖性较强,高、低水平城市存在两极分化与“俱乐部收敛”现象,房价收入比稳定性相对较弱。对中国城市房价、收入和房价收入比时空分异格局和空间关联效应的分析,可以为探索中国城市房价收入比空间分异模式与机理提供必要研究基础。     

中国西部地区开发区及产业时空变化特征

通过收集中国西部12省份的714个开发区基础数据,采用最邻近距离、核密度分析法以及地理空间分析法,对1993—2015年间中国西部地区（简称西部地区）开发区的空间格局演化规律及产业分布特征展开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 西部地区开发区空间集聚特征显著,呈现出以重点城市和城市圈为依托的“多级集聚”的演变规律。（2） 西部地区开发区空间聚集程度和规模均呈现出不断增加的态势,集聚规模增长幅度大于集聚强度。（3） 西部地区国家级开发区各类型产业的集聚程度强于省级开发区,集聚规模弱于省级开发区。国家级开发区主要发展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各类型产业分布格局呈现出单核心集聚特征;省级开发区以劳动密集型、资金密集型产业为主;各类型产业布局特征差距显著,技术密集型呈现出“大集聚、小分散”的分布格局、劳动密集型向中心城市集聚、资金密集型连片规模化发展。研究结果对于西部地区合理利用开发区来加强城市群联系,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城市更新背景下大都市区餐饮业空间格局演化——上海市案例研究

大都市是区域发展的引擎,大都市产业布局是相关研究的重点领域。随着城市化发展,大都市区正在通过多种方式进行更新,从而促使都市空间和产业格局不断优化。通过近二十年来上海市餐饮业空间数据分析,研究城市更新背景下大都市区餐饮业空间格局演化特征,分析影响因素,揭示影响关系。① 近二十年来,餐饮业总体分布格局由“一轴双核两片多点集中”的初始形态,逐步演化为“三核四轴四片多点集聚”的现状格局,餐饮业分布逐渐从“内环-中环-外环”向外扩散,呈现多方向多轴线、区轴连面的演化趋势。② 不同类型餐饮业分布与演化特征差异明显,地方菜以老城区布局为主,并向商业街区、金贸区、大学城等区域集聚演化明显;国际餐饮围绕历史租界街区布局,并向城市副中心、旅游吸引物区域集聚演化;休闲餐饮趋于城市公园、景区景点和科教中心周边集中分布。③ 餐饮业整体呈现“中度集聚-中高集聚-高高集聚”的集聚演化特征,休闲餐饮、国际餐饮的集聚演化更加显著;地理空间上餐饮业由市中心向城市东西向演化明显。④ 人口密度、经济发展、交通条件以及旅游格局是影响餐饮业空间格局形成与演化的基础性因素;城市更新引发的公共服务与旅游空间变迁,是不同类型餐饮业格局演化的主导性因素。⑤ 城市更新改变了都市区发展肌理,促进了区域空间的结构性变化,推动了发展要素与环境变迁,不同类型餐饮业依据市场定位与选址偏好,在地理空间上随之快速响应,推动了大都市餐饮业分布格局演化与更替。鉴于餐饮业对城市旅游产业的重要支撑作用,研究可为大都市旅游空间格局优化以及城市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     

中国城市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质量水平格局与相关因素分析

城市作为人口集聚和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载体,也是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矛盾集中地。本文在城市“三生”空间优化理论框架指导下,构建了城市“三生”空间优化评估指标体系与评估模型,分析2015年中国28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三生”空间质量水平的总体特征和空间分布规律。结果表明：城市“三生”空间质量指数总体处于较低水平,空间格局上从东南沿海向西部和东北地区递减;东北地区的生产空间质量塌陷尤为明显,西部地区生活空间质量堪忧,生态空间质量则与地方的自然生态条件和污染治理相关;生产和生活空间优化之间相辅相成,但不乏城市生产和生态空间质量反差较大;“三生”空间质量水平与人口规模、行政等级之间呈倒U型相关,即规模在1000万~1500万间的城市更利于实现“三生”空间优化,城市“三生”空间质量水平与人均GDP正向相关,职能综合城市和城市群地区城市“三生”空间质量水平更高。     

中国镇域工业化和城镇化综合水平的空间格局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构建的“规模-效益-结构”指标体系,运用Jenks Natural Breaks分类、地理探测器、变异系数、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等方法对中国镇域工业化和城镇化综合水平的空间格局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① 整体空间布局呈镶嵌式分布且高值连片格局不明显,但高值区在东部、中部城市群核心区的点状串联式凸显依然可见。此外,基于规模实力的中高值集聚格局,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北的“三角形”区域;中低值、低值在西部的大范围绵延分布态势明显。整体而言,镇域尺度下规模、效益分异特征与以往研究类似,以胡焕庸线为分界的东南—西北差异清晰可见。② 空间内部差异度从低到高依次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与国家经济格局吻合。基于省域、城市群尺度发现,虽然部分省区、城市群内部差异与预期差别较大,但整体上依然表现出中东部内部差异较小,西部、东北乡镇实力不强且内部差异较大的客观事实。③ 从空间关联看,综合、结构水平的高值、低值集聚的格局化特征不明显,总体与空间分布格局类似;规模、效益水平的集聚格局类似且类似于已有研究,但显著LL区的集聚格局突破胡焕庸线并形成“S”型分隔,体现出镇域尺度细化后的集聚新特点。④ 从尺度对比看,县域、市域尺度下综合、结构水平的中高值分布格局与镇域尺度类似,呈现出以中东部城市群核心区、沿海与京广发展轴辐射区为表征的空间格局。不同的是,县域、市域尺度下规模实力的中高值集聚区范围扩大延伸至长江中下游以南,形成“四边形”区域。从胡焕庸线分异特征看,两者仅有规模水平分布类似,综合、结构与效益水平的分异表征不明显。从空间集聚看,显著HH区变化较大,主要表现在内蒙古、宁夏、甘肃省份的增多与连绵分布;显著LL区的分布范围明显缩小且胡焕庸一线西侧的大范围集聚区被局部打散、打乱。基于定量与定性结合的方法,从经济实力、非农化进程、乡镇现代化水平、地形地貌条件、根植性与路径依赖等方面进行影响分析,发现这五个方面分别起核心支撑、活力支撑、进程性、基础性与“链”式传导等作用。     

基于网络游记的城市旅游流网络结构演化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采用网络游记文本数据,结合爬虫技术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析北京市“十二五”和“十三五”时期城市旅游客流网络结构的演变特征。结果表明：① 城市旅游流网络结构存在不均衡性,城市历史文化遗产节点的的影响控制能力强,新兴旅游吸引物的集聚能力相对较弱,受不同类型节点的路径依赖效应的影响,这种差异存在动态扩大特征。② 城市旅游流网络结构呈现显著的等级分层结构和节点分散分布特征,传统游憩场所是城市旅游流的核心节点,外围发育的旅游节点较分散且规模能级提升空间较大。③ 城市旅游流拥有显著的赋能效应、倒逼效应和联通效应。     

东北地区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化及其空气污染环境效应——基于企业数据的实证

基于企业数据与空间计量方法,总结2005年、2010年、2015年和2020年东北地区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化特征,并在分析地区空气污染同期变化的基础上,探讨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化对空气污染的环境效应。结果表明：① 东北地区制造业集聚水平逐渐增高,并形成多个新兴“热点区”,31个细分行业大类均呈集聚分布,资本规模由高度集中向“T字形”铁路周边沿线城市扩散。② 东北地区产业结构清洁度与产业技术高级度均呈下降趋势,在县区尺度上体现出空间差异且有不同程度的增幅和降幅。③ 制造业空间格局对空气污染具有显著的集聚效应和技术效应,二者分别表现为拥挤效应和回弹效应,但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不明显。     

高级别景区对旅游发展的影响及其空间效应研究

打造高品质旅游集聚地并构建多站点景区游览环线是推进全域旅游发展的重要突破口。论文基于2006—2018年288个城市评选的最高级别景区——“5A”景区的数据,将“5A”景区划分为自然类、人文类、综合类3类,借助ArcGIS、Stata等工具探索了“5A”景区的空间分布特征,并利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定量探讨了高级别景区对城市旅游发展的影响及其空间效应。研究发现,首先,中国“5A”景区存在“东中集聚、区域失衡、禀赋不一”的空间分布特征,综合类景区数量严重不足。其次,高级别景区能显著推动本城市的旅游发展,并存在显著的空间合作与空间竞争效应。其中,同省邻近城市的高级别景区对城市旅游发展的影响表现为空间竞争效应,且主要表现为对同类型景区间的竞争,竞争范围为0~400 km;跨省邻近城市的高级别景区对城市旅游发展的影响表现为空间合作效应,且主要表现为不同类型景区间的合作与互补,最优合作范围为200~400 km。最后,对比各省域内部景区空间分布发现,同一省域内城市多以自然类或人文类“5A”景区中的某一类景区为主,即同一省域内部可能存在针对同类景区的同质化竞争问题。研究结论将为旅游资源的空间配置和空间优化提供经验证据。     

珠三角城市群生态游憩空间分异特征及关联性因素

生态游憩空间是居民放松身心、亲近自然的主要活动场所,是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的重要开放空间。随着城市群的一体化发展,以及城市群居民对居住环境和休闲品质要求的提高,生态空间游憩利用的区域组织成为了新的理论课题。本文在界定生态游憩空间并对其进行空间解译的基础上,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对珠三角城市群生态游憩空间分布的集聚和分异特征进行了刻画,并分析了其与人文、自然生态要素的空间关系,揭示生态游憩空间分布存在的问题与成因。结果显示：① 各城市生态空间游憩利用率的空间分异明显,反映了生态空间游憩利用缺少有效的区域统筹。② 生态游憩空间数量、规模、等级以及生态空间游憩利用率分布具有空间集聚特征,但四者的集聚导向存在差异。③ 生态游憩空间分布与地形、交通具有空间依存关系,但与水系、旅游要素以及文化资源分布的关联性不明显。④ 生态游憩空间面积分布与人口密度分布相反,说明珠三角城市群生态空间游憩服务存在供需空间错位矛盾。     

北京市郊区游憩空间分布规律

郊区是城市发展的腹地,郊区游憩空间不仅能够满足都市居民出游的需求,而且对维护城市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北京作为案例地,对郊区的游憩空间布局规律进行研究。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网络、文献、调研收集数据,将游憩空间按照功能划分为3类：公共游憩空间、商业游憩空间与附属游憩空间;将不同功能、不同经营主体与不同土地利用的游憩空间组织起来,从而建立北京郊区游憩空间采样数据库,采用GIS空间分析的技术手段得出结论。研究发现,北京郊区各类游憩空间布局具有空间分异规律。公共游憩空间中风景名胜区分布在远郊的山区;城市公园与城市形态相关;郊野公园属于政策导向型的游憩空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源本底条件造成的游憩空间不均匀分布。商业游憩空间呈现产品的空间分异,并与交通、水系条件密切相关;乡村游憩设施依托于大型景区,并与农业传统相关。北京郊区的游憩空间已经初步具备网络结构并向纵深发展,出现了产业集中区。最后指出北京游憩空间布局中存在的不合理现象和改进的方向。该研究旨在构建都市游憩空间的有机结构,为城市规划与游憩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特大城市群生态空间及其生态承载状态的时空分异

快速城镇化导致中国城市群地区生态空间被大量挤占,生态承载压力加剧,已成为制约城市群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界定并分析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长江中游5个特大城市群三生空间结构分布特征,解析了1990—2020年生态空间时空分异及其变化的影响因素,进一步通过水资源供给、水质调节、空气质量调节、休闲游憩探讨了近30年生态空间综合承载状态及其时空分异特征。研究结果表明：① 不同形成发育阶段的城市群呈现差异性的三生空间面积结构比、以多中心组合为主的生活空间拓展演变模式,以及屏障式、紧密、离散、全包围式的生态空间结构。② 1990—2020年城市群生活空间面积持续大幅度增加而生产空间呈现相反趋势,除粤港澳大湾区以外,生态空间均表现出增加态势尤其近10年增势明显。三生空间面积结构及其时空变化特征,说明特大城市群生产、生态空间的主要功能从供给转向调节和文化,并反映了中国从快速城镇化到新型可持续城镇化的转变。③ 5个城市群分别有78.6%、73.1%、54.5%、56.3%和25.8%市域呈现严重超载的综合生态承载状态,其中水资源供给、水质调节是制约城市群生态承载水平的要因,未来需要重视城市群生态空间保留量及其合理布局以减缓生态承载压力。本文可为城市群绿色可持续发展、三生空间结构优化和配置提供科学依据。     

大城市环城游憩带(ReBAM)研究--以上海市为例

定义了环城憩带（Recreational Belt Around Metropolis,ReBAM)的概念，并以中国最大城市上海为案例，对影响ReBAM的形成的基本要素，土地利用特征和空间结构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旅游成本与土地租铁相互作用是决定ReBAM区位的主要力量，而游憩需求，投资偏好和政策导向是影响ReBAM的形成与发展的主要因素，ReBAM的土地利用特征根据游客进入成本的不同可以区分为高，中，低3种不同等级；ReBAM的空间特征可由可达性，等游线和活动密度等指标来描述。     

不同类型社区绿地规模和结构对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以上海市郊区为例

以上海市郊区为案例地区,综合问卷调查和多源绿地数据,构建有序Logit模型分析高档、低档、近郊、远郊4类社区的社区内外绿地规模与结构对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结果发现：1）不同社区的绿地数量与结构存在显著差异。高低档社区内的绿地差异大于近远郊社区;近郊社区的周边绿地数量优于远郊社区,但公园绿地可达性更差。2）提高社区内乔木和灌木比例、增加社区周边公园绿地可达性对心理健康有正向影响。3）低档社区居民的心理健康受到社区内植被覆盖和公园绿地可达性的显著影响,而高档社区居民对绿地空间的作用不敏感。4）近郊社区居民受到周边绿地规模和社区内植被覆盖的影响,而远郊社区绿地率和公园绿地的可达性对居民心理健康有显著作用。最后,提出对于低档和近郊社区首先需要关注社区内的绿地规划,对于高档和远郊社区应注重社区内外的绿地平衡的建议。     

国家公园游憩利用与社区协调的空间重构机理与联动逻辑

游憩活动带来的“人”与“地”的互动使国家公园原本的人地关系有了更复杂的内涵。国家公园的社区协调与游憩利用需要联动发展,其机理是当代社会由流空间与地方场所形成的空间重构。以流空间理论为基础,解析国家公园空间重构机理,构建游憩利用与社区协调的空间联动逻辑模型,结果发现：1）国家公园生态空间所具有的独特资源禀赋是生活空间、生产空间、游憩空间运行发展的基础,生活、生产、游憩空间三者都影响生态空间的生态承载力。2）生活空间中原住民的地方依恋和文化认同都起源于生态空间,为游憩空间提供人文资源,通过宜居程度和生活保障的提升来促进生产空间的优化。3）生产空间也为游憩空间提供具有原真性的文化资源,通过生产方式的转变和就业渠道的增加提高原住民的收入水平,带动生活空间的改善。4）游憩空间所产生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能够助力于生态空间的维护、助力于生活空间的改善和生产空间的优化。因此在未来的国家公园建设与发展中,一是需要根据流空间结构,推进游憩利用与社区协调的科学管理;二是基于空间重构机理,促进游憩利用与社区协调的要素流动;三是需要利用空间联动逻辑,完善游憩利用与社区协调的多元发展模式。     

Factors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ecreation areas in peri-urban Beijing

Based on the case study of peripheral urban areas in Beijing, this paper aims to identify the factors which will influence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eri-urban recreation areas, by analyzing the collected data from questionnaires, online survey, documentation and field investigations (2007). In order to achieve sound information, relevant data from different management departments, owners and land-use types involved in the case study area are collected. A sampling database for peri-urban recreation areas in Beijing is established, and GIS spatial analyses as well as statistic analyses are applied.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ecreation areas is majorly influenced by four factors, e.g. tourism attractions and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policy and spatial governance, consumption demand and preference, land price and availability. Tourism attractions and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are dominant factors for public recreation areas. Commercial recreation areas are highly related with accessibility. Agricultural recreation areas are usually attached to special farmlands near large-scaled scenic areas. Meanwhile, recreational business clusters have appeared in suburbs influenced by mass recreation market growth. Controlled by the land price, commercial recreation areas are differentiated on their scales and developing intensity. Policy and spatial governance have made arrangements of recreation areas more balancing and more human-oriented. A peri-urban recreation area model is therefore established on the basis of this analysis, which can guide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ing, land-use planning and recreation resource development.     

Factors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ecreation areas in peri-urban Beijing

Based on the case study of peripheral urban areas in Beijing, this paper aims to identify the factors which will influence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eri-urban recreation areas, by analyzing the collected data from questionnaires, online survey, documentation and field investigations (2007). In order to achieve sound information, relevant data from different management departments, owners and land-use types involved in the case study area are collected. A sampling database for peri-urban recreation areas in Beijing is established, and GIS spatial analyses as well as statistic analyses are applied.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ecreation areas is majorly influenced by four factors, e.g. tourism attractions and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policy and spatial governance, consumption demand and preference, land price and availability. Tourism attractions and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are dominant factors for public recreation areas. Commercial recreation areas are highly related with accessibility. Agricultural recreation areas are usually attached to special farmlands near large-scaled scenic areas. Meanwhile, recreational business clusters have appeared in suburbs influenced by mass recreation market growth. Controlled by the land price, commercial recreation areas are differentiated on their scales and developing intensity. Policy and spatial governance have made arrangements of recreation areas more balancing and more human- oriented. A peri-urban recreation area model is therefore established on the basis of this analysis, which can guide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ing, land-use planning and recreation resource development.     

基于POI的城市休闲空间格局分析——以乌鲁木齐市为例

基于百度POI数据，运用Ripley’s K函数、最近邻层次聚类、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对乌鲁木齐市公共休闲设施空间布局进行研究，总结城市休闲空间的格局特征，进而探讨休闲空间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乌鲁木齐休闲设施空间分布表现出明显的向心集聚性。（2）各类休闲设施热点区分布表现出不同的集聚倾向，娱乐类、购物类、健身类三类休闲设施热点区主要布局在主城区以内重要交通枢纽和商业中心附近，餐饮类休闲设施热点区表现出明显的人口导向特征，旅游类休闲设施热点区均分布在热门旅游景区附近，文化类休闲设施热点区分布于科教文化基地或多民族混居区。（3）乌鲁木齐市休闲空间格局为“圈层+扇形+组团”模式，核心为面状综合型休闲中心，外围为扇形的休闲设施稀少区、组团式多功能休闲区和组团式餐饮休闲区，最外围是休闲设施极少的郊区和组团式旅游休闲区。（4）乌鲁木齐休闲空间与人口空间分布存在较强的空间正相关关系。     

城市河道公共休闲的适宜性指标体系构建与评价简

城市河道是集城市生态保育、娱乐游憩、居住生活、景观等多重功能于一体的开放空间。对城市河道公共休闲空间的利用目前存在价值利用与控制难以协调的矛盾,构建城市河道公共休闲价值评价指标对城市河道休闲空间的规划与开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目前公众对城市河道休闲的识别要素,综合国内外学者对休闲空间评价、城市河道生态健康评价等研究,将城市河道公共休闲空间适宜性指标归纳为资源特性、形态特性、功能特性、文化特质、公共特性等5个维度共42项指标;综合考虑指标的代表性和易操作性等特征,在指标权重确定上,使用最常用的关联矩阵法,反映各指标的重要性差异;利用确定的指标体系和权重测度了北京城区已治理的14条河道的公共休闲适宜度。结果表明,北京市城市河道普遍存在生态景观特征较好,但实用性有待加强的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