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里环境对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广州的实证

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坚持以人为本。流动人口作为城镇化的主体,其主观幸福感的水平是衡量当前城镇化质量的重要依据。现有研究较少关注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在城市微观尺度的空间差异性,少有研究探讨邻里环境对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本文基于2015年广州调查问卷数据,采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探讨了广州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水平及其主要影响因素,重点关注社会支持、邻里建成环境与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研究发现,广州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平均水平仍然较低,具体表现为：①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较低、消极情感偏高;②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地理空间异质性;③邻里社会环境(如邻里贫困、人口密度)与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存在显著的负相关,邻里建成环境(如整洁程度、交通可达性)与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其中,邻里流动人口比重和人口密度,与流动人口的消极情感得分呈显著负相关;④广泛的社会支持能显著提升人口的生活满意度。因此,减少地区贫困、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拓展社会支持的来源等都将有助于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以及新型城镇化的推进。     

北京居民主观幸福感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居民开始重视自身生活的幸福程度.学术界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关注虽然由来已久,但是鲜见从地理学角度出发的研究,尤其是评价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本文以北京为例,基于大规模问卷调查,构建了个体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框架,分析了不同社会属性人群的主观幸福感差异,并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测度了制度与政策等因素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发现:不同社会经济属性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差异明显;制度因素对个体幸福感有显著影响,拥有本地户口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外地户口居民;工作时间和通勤时间的增加都能降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迁居能提高个体的生活满意度,然而频繁迁居和更换工作却会降低个体的生活满意度.     

城市居民休闲与主观幸福感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生活方式的转变使城市居民的休闲行为面临转型,探讨当代中国城市居民的休闲与幸福感是新时代城市地理研究中的重要议题。结合休闲的时间与空间要素,构建“休闲-幸福感”理论模型,以广州市为例,在访谈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城市居民休闲行为和主观幸福感进行研究。结果显示：休闲时间和休闲空间均会对城市居民的休闲参与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但休闲时间的影响更大;休闲时间、休闲参与和休闲满意度会对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休闲满意度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最大;而休闲满意度则受到休闲时间、休闲空间和休闲参与的影响;休闲参与和休闲满意度是建立休闲与幸福感内在联系的重要中介机制。     

地理环境与时空行为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进展

主观幸福感是目前国内外研究热点,与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和建设宜居城市密切相关。已有大部分文献侧重单一空间尺度的研究,分析社会经济属性和地理环境要素(包括建成环境、社会环境、环境污染)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也有部分研究关注居民日常出行属性和活动特征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探讨长期幸福感与短期幸福感的内在关系。论文对上述研究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与评价,综合考虑地理环境、时空行为与主观幸福感的复杂关系,构建主观幸福感的理论研究框架,总结时空行为视角下多尺度、多维度地理环境要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以及作用路径,并探讨主观幸福感的时空动态规律以及微观行为机制,为改善城市人居环境、优化居民行为模式提供科学依据和政策建议。     

邻里社会环境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以北京典型低收入社区为例

结合地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关于邻里社会环境和幸福感的相关理论,采用2017年北京典型低收入社区的调研数据,设计了邻里社会环境指标,分析邻里社会环境对低收入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社区以及不同社会经济属性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差异明显,邻里社会环境对低收入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具有重要的影响。其中,邻里支持、社会参与和邻里认同与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同时发现邻里社会环境对外地户籍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更明显。     

城市居民公园游憩幸福感的因素构成与差异分析——以杭州市为例

以杭州市为例,对公园游憩者进行问卷调查,运用主成分回归和方差分析法揭示游憩幸福感的因素构成、空间分异与社会差异。研究发现:城市居民的游憩幸福感主要由情感幸福感、认知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构成,是具有层次性的主观幸福感;公园游憩幸福感存在空间分异性,居民主要通过城市大公园游憩获取情感幸福感和认知幸福感、通过社区小公园游憩获取社会幸福感;公园游憩幸福感存在社会差异性,收入、年龄、文化程度、职业4个变量对游憩幸福感有显著影响。为此,城市政府应以游憩幸福感为核心,根据居民游憩幸福感的感知现状及其空间、社会差异特征进行公园游憩空间的建构与游憩设施配置。     

福祉地理学研究新进展

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和地理学对福祉皆有研究.福祉反映的是人们良好的生活状态.在口益重视社会建设的中国,民生福祉是人文地理学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命题.本文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概括了福祉地理学的研究特点,梳理出国内外福祉地理学研究按GDP扩展、地域社会指标以及满意度和幸福感等展开的3条主要路径,并从健康与福祉、区位与福祉、生态环境与福祉、居住与福祉以及地方、文化与福祉等视角概述了福祉地理学的最新研究进展,最后对福祉地理学的研究提出展望:要进行跨学科合作;将主观和客观2种研究方法相结合:研究框架要进行重构;深化健康的福祉地理学研究;拓展人居地理学的研究以及推进福祉的地方与文化研究等.     

日常活动地建成环境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建成环境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是老龄化地理学的热点话题,仅从居住地视角探讨建成环境影响可能导致研究结果偏差。为更精确揭示老年人日常活动所处场所建成环境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利用问卷调查等数据,基于老年人日常活动的时空模式及活动地建成环境特征,采用逻辑回归模型对比不同日常活动地建成环境要素对广州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受到不同活动地建成环境的共同影响,其中,居住地与日常活动空间建成环境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模型伪R²最大,而维护性活动地与休闲性活动地能反映出仅考虑居住地视角下忽略的部分建成环境变量。由于老年人在不同活动地的停驻时长、频率和目的不同,日常活动地建成环境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也存在差异,主要通过影响不同活动地相应的活动机会和出行环境产生作用。结论从老年人群日常活动的角度补充了时空间行为研究,有助于为老年主动健康服务供给与老龄宜居城市建设提供科学支撑。     

日常活动地理环境对居民瞬时幸福感的影响

地理环境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是地理学近年来的热点话题,尽管地理学的幸福感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对于幸福感如何表现为一种短暂的情感经历并与日常活动时空地理背景相联系的研究较少。本研究采用生态瞬时评估(EMA)获取实时的幸福感,通过GPS和移动传感器收集活动地的即时环境数据,来探索日常活动地理环境与瞬时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居民瞬时幸福感体验受到活动地点即时环境的影响,适宜的温度、POI密度可以促进幸福感,而噪音、PM_2.5、人口密度、POI类型和交叉路口不利于幸福感。日常活动地理环境与瞬时幸福感的关系也受到时间和空间要素的调节,相比工作日,休息日的活动地即时环境对幸福感的影响更大;而活动的离家距离会削弱建成环境与幸福感的关系。研究证实了日常活动地理环境与瞬时幸福感相关,并受到时空行为特征的调节,为指导中国城市的环境规划与管理提供参考。     

新时代面向美好生活的日常生活地理与城乡休闲——“生活地理与城乡休闲”专栏解读

随着西方学界“日常生活”的兴起与转向,“回归生活世界”与生活本体论成为人文地理学研究的新视角。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催生地理学人地关系的转变,由静止的、同质的人地关系转变为动态的、异质的人地互动关系,“人”与“地”被赋予日常生活的内涵与外延,“闲暇处才是生活”。在追求美好生活的新时代,地理学需要回答日常生活地理以及休闲具有哪些地理特征,不同主体如何通过日常生活及休闲展演人与地、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动态关系,从而建构不同空间尺度的生活实践与地方意义等问题。本专栏主要探讨日常生活及休闲中所展演的主体能动性、空间异质性以及人地互动的复杂性,涉及城市居民的生活休闲与主观幸福感、城市公共空间活力评价以及休闲方式、日常生活中的地方情感与定居意愿等内容,以期尝试用中国本土的实证来回应西方日常生活地理学的研究。期待未来的相关研究能够更加关注边缘群体的日常生活及其休闲,能够弥补城乡休闲中“乡”尺度的不足,能够全面系统地阐述日常生活与休闲在时间演变过程中的变化规律及其机制。专栏旨在推动中国情境的日常生活地理学的理论建构,在实践上以期为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具体践行贡献地理智慧。     

从福利地理学到福祉地理学：研究范式重构

史密斯提出的福利地理学分析范式是福祉地理学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石。但由于发展观演变、福利向福祉概念的转向、福祉概念的复杂性、地理哲学思潮多元化及研究手段多样化等因素,使得福利向福祉拓展以及福利地理学向福祉地理学发展。分别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伦理性等方面探究了从福利地理学到福祉地理学的研究范式转向及特征,以此研究了福祉地理学研究范式的嬗变和新范式的理论基础,构建了福祉地理学的研究概念、哲学基础与方法体系。     

长江经济带城乡居民福祉测度及其差异

通过构建城乡居民客观发展指数、主观幸福感指数和福祉差异系数,分析了2005－2015年长江经济带城镇、乡村居民福祉水平及其差距的动态变化过程和空间差异,探讨其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及各省城乡居民福祉均呈上升趋势,区域城镇和乡村居民福祉指数分别由2005年的0.665 3、0.570 4提高至2015年的0.761 5、0.683 0,上中下游由低到高的梯度变化明显。2）城镇居民福祉水平略高于乡村,城乡居民福祉差距呈缩小趋势,城乡居民福祉差异系数由2005年的1.166 3降低至2015年的1.114 8,下游缩小幅度相对较大。3）经济因素是影响长江经济带城乡居民福祉水平及差距的主要因素,且乡村居民福祉受经济因素的拉动效应更为明显。4）城乡居民福祉水平除经济因素外,还与基础设施、精神文化、社会管理、基本住房、生态环境等因素有关,因此经济水平高的地区福祉水平并不一定高于经济水平低的地区。5）社会主义新农村与美丽乡村建设、精准扶贫战略、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实施,有效促进了乡村居民福祉水平的迅速提升,在缩小城乡居民福祉水平差距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黄土丘陵沟壑区生态系统服务对人类福祉的影响及其群体差异

生态系统服务对人类福祉的影响研究对于分析区域生态系统的社会贡献及有效减贫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以地处黄土丘陵沟壑区的陕西省米脂县为例,在整合主客观人类福祉的基础上,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可得性评估,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定量分析了生态系统服务对人类福祉的影响及其群体差异。结果如下：① 生态系统服务对客观福祉和主观福祉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并通过客观福祉对主观福祉产生间接影响。农户属性对生态系统服务和客观福祉直接效应显著,对主观福祉直接效应不显著。② 生态系统服务对人类福祉的影响存在群体差异,纯农型与兼业型的服务可得性对客观福祉直接效应显著,而非农型不显著;纯农型与兼业型的服务可得性对主观福祉的直接效应明显大于非农型,且非农型间接效应不显著;非农型客观福祉对主观福祉的影响明显高于纯农型与兼业型。③ 生态系统服务对人类福祉影响的因子贡献与服务组合存在群体差异,即三类群体生态系统服务对福祉影响的差异不仅体现在服务类型及影响程度上,还体现在服务组合的差异上。     

Environmentally efficient well-being: Is there a Kuznets curve?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EKC) posits an inverted “U” 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ffluence of a nation and the stress it places on the biophysical environment, with increases in affluence from low to moderate levels producing increased environmental stress but further increases eventually leading to a tipping point after which further affluence reduces environmental stress. We hypothesized that the same pattern might obtain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ffluence and the efficiency with which a nation produces human well-being compared to the stress it places on the environment. The environmental intensity of human well-being (EIWB) was represented as the ratio of a nation’s per capita ecological footprint to its average life expectancy at birth. Using panel data on 58 nations, we find that, on averag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oss domestic product per capita and EIWB is a U shape, the inverse of the Kuznets curve.     

世界视野下的中国民众幸福感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本文对幸福感的客观影响因素相关研究进行回顾和总结,在分析世界民众主观幸福感概况的基础上,分析中国民众主观幸福感的情况及其在世界的位置,并进行解释。总体上,调查范围内的世界各国民众处于比较幸福的状态,且多数国家民众主观幸福感在上升,幸福感分布具有一定区域差异并与经济水平等存在一定的关系。中国民众主观幸福感处于世界中等偏上水平,衡量的影响因素中人均收入和政府治理水平处于低水平,就业率在世界中处于比较高的水平。1990年到2007年的调查中中国民众幸福感有所下降,本文以相对剥夺理论解释中国人均收入在低生活水平条件下显著增长但是幸福感却下降的现象,此外,失业率增高,政府治理水平放慢也影响中国民众幸福感的提升。未来中国应提升民众收入的同时注重社会公平、促进就业和提升政府治理质量来促进民众的幸福感的提升。     

A Comparative Study of Human Well-Being Indicators Across Three Puget Sound Regions

Simple frameworks that generalize the best metrics of human well-being related to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have rarely been empirically tested for their representativeness across diverse regions. This study tested the hypothesis that metrics of human well-being related to environmental change are context specific by identifying priority human well-being indicators in distinct regions. The research team interviewed 61 experts and held 8 stakeholder workshops across 3 regions to identify and prioritize locally relevant indicators. Results from the three regions were compared to determine the degree of geographic and demographic variability in indicator priorities. The team found broadly similar domains and attributes of human well-being across the regions, yet measurable indicators were specific to the contexts. Despite this, the congruence of overarching domains suggests that a high-level framework of human well-being can guide a holistic assessment of the human impacts of environmental change across diverse regions.     

中国城乡福祉差距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从教育、医疗、收入和消费水平4个维度构建城乡福祉差距测度指标体系并测算城乡福祉差距指数,揭示中国城乡福祉差距的时空变化;利用2008—2017年中国内地除西藏以外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城镇化对中国城乡福祉差距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结果表明:2008—2017年,中国城乡福祉差距指数增大但城乡福祉差距的空间差异逐渐减小;城镇化对全国以及西部地区的城乡福祉差距具有显著负向作用,对东部与中部影响作用甚微;加大财政支农力度、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引导资本下乡均能缩小城乡福祉差距。     

中国旅居者文化融入及对生活质量的影响

文化融入是文化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以英国伯明翰市中国旅居群体为例，着重探求文化融入与生活质量间的耦合关联。研究发现，生活质量与英国文化融入呈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286，与国际认可的Ward系数基本吻合；在文化融入的众多指标中，“与本地居民交往”对生活质量的影响最为突出。中国旅居群体在伯明翰的文化融入状况处于从“基本生存”向“身份认同”转化的过渡期，希望与本地居民交往并得到认可与尊敬，但是这种需求远远没有实现，致使整体生活满意度偏低。为了缓解文化冲击带来的焦虑，中国旅居者特别是“分离”等类型的群体十分依赖中国文化并从中寻求各种支持，表现为居住的集聚及族裔经济的繁荣。但研究表明，对母国文化身份的坚守与生活质量提升并无直接关联；而“整合”与“同化”人群英国文化融入的行为性和实践性等方面较强的情况下，生活质量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