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时间过程及其空间效应研究：回顾与展望

对人口迁移流动时间过程及其空间效应研究的国内外研究进展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回顾和评述,揭示了中国迄今这方面工作在研究内容、数据来源和理论框架等方面的不足,在此基础上展望了中国人口迁移流动时间过程及其空间效应研究的未来发展,认为今后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是在获取迁移流动人口流迁过程历时数据的基础上,分阶段系统考察人口迁移流动各具体环节及相关就业、住房、家庭等特征的时空变化及其机制,填补在人口迁移流动时间过程研究上的缺漏,并把对各单个流迁阶段的研究结果整合为对整体流迁过程的新的规律性认识。这将拓展和深化人口迁移流动空间格局及其形成机制的研究,推进人口迁移流动时空过程及其演变规律相关理论的发展。     

中国高速铁路网络的发展过程、格局及空间效应评价

高速铁路作为现代交通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建设产生时空收敛效果,并进一步对生产要素流动、城市空间扩张、区域空间结构重构产生重要影响。文章在分析中国高速铁路发展过程、模式的基础上,剖析了其空间格局特征及与区域人口和经济的耦合关系;同时,借助ArcGIS方法从空间服务水平、时空收敛效应和中心城市交通圈等角度,探讨高速铁路网络的空间效应。结果显示：高速铁路的空间扩展过程表现出独特的“核心―核心”至“核心―网络”模式,与城市群的空间分布具有较好的耦合性;高速铁路的空间格局与中国城市人口、工业分布表现基本一致,站点1 h范围内可覆盖全国50.07%的城镇人口、73.47%的GDP和98.17%的第二产业产值;中国高速铁路建设导致的时空收敛效果呈现出明显的廊道效应,中心城市枢纽地位得以强化,服务范围的拓展和生产要素的便捷流动为城市群的空间扩张和重构提供了条件。     

省际人口迁移与制造业转移空间交互响应研究

基于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5年人口普查与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以及相关年度制造业统计数据,利用重心模型和地理探测器对2000年以来的不同类型制造业转移空间格局、人口流动空间格局及其二者相互作用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发现： 2000年以来特别是2005年之后中国制造业呈现出明显转移态势,但不同类型制造业转移幅度和空间区域具有明显差异,能源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的空间区域大,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空间还十分有限,仍集中于东部地区。 虽然人口迁移的整体格局变化不大,仍是“中间低、周边高”的格局,但是人口迁移的空间特征正在趋于弱化,中西部地区分享的迁入人口份额在不断提高。 制造业重心与人口迁移重心变动轨迹呈现出“偏离-趋同”关系,人口迁移滞后于产业转移的效应已逐渐消失,人口与产业的空间匹配程度趋于提高。 地理探测器定量识别人口迁移与制造业转移之间的空间关系发现,人口迁移格局变化对制造业空间转移的响应程度较制造业转移对人口迁移格局变化的响应程度高。     

基于综合城镇化视角的省际人口迁移格局空间分析

采用第五、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基于流出、流入“双向”视角解析人口迁移格局及演变过程;采用空间计量模型,阐释综合城镇化及各城镇化分量值对省际人口迁移影响的空间效应。研究结果表明：① 2000~2010年省际人口迁移量成倍增长,人口迁出区域空间不断扩散,迁入区域空间虽无明显变化,但内部差异性变化明显;② 省际人口迁移存在明显的空间依赖性特征,省际人口净迁入率变化明显受周边地区的正向影响;③ 综合城镇化率变化对省际人口迁入有着重要作用。④ 人口、经济和土地城镇化率变化对人口净迁入率变化具有显著影响,且经济城镇化仍为影响省际人口迁移变化的主导因素;社会城镇化率的影响并不明显。     

基于空间滤波方法的中国省际人口迁移驱动因素

人口迁移数据中往往存在较强的网络自相关性,以往基于最小二乘估计的重力模型与迁移数据的拟合度较低,而改进后的泊松重力模型仍存在过度离散的缺陷,以上问题均导致既有人口迁移模型中的估计偏差。本文构建了特征向量空间滤波（ESF）负二项重力模型,基于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研究2010-2015年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 省际人口迁移流间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ESF能有效地提取数据中的网络自相关性以降低模型的估计偏差,排序在前1.4%的特征向量即可提取较强的网络自相关信息。② 省际人口迁移流之间存在明显的过度离散现象,考虑到数据离散的负二项重力模型更适用于人口迁移驱动因素的估计。③ 网络自相关性会导致模型对距离相关变量估计的上偏与大部分非距离变量估计的下偏,修正后的模型揭示出以下驱动因素：区域人口特征、社会网络、经济发展、教育水平等因素是引发省际人口迁移的重要原因,而居住环境与公路网络等因素也逐渐成为影响人口迁移重要的“拉力”因素。④ 与既有研究相比,社会网络因素(迁移存量、流动链指数)对人口迁移的影响日益增强,而空间距离对人口迁移的影响进一步呈现弱化趋势。     

基于人口分布空间特征的市民化压力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口大规模迁徙导致中国人口分布格局发生剧烈变动,成为人文地理学关注的热点问题。以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为支撑,采用人口总量指标研究中国户籍人口、常住人口及二者比例关系的分布特征,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技术研究人口空间分布规律。结果表明：中国人口分布整体依然呈现“东多西少”格局,且存在较强的空间集聚性;户籍人口、常住人口的分布主要表现为沿交通线、经济带集聚的格局,且常住人口分布的经济指向性更强;人口迁移格局较为清晰,东部沿海地区是主要的人口流入区,而中部地区多为人口外流区;人口迁移导致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的热点区域存在较大差异,但热点区域集中在泛珠三角区域及长三角核心区。基于人均GDP及常住人口/户籍人口比值,将研究单元分为四类,对各个类型的常住人口/户籍人口比值、市民化压力、发展状况及三者关系进行探讨,为后续城镇化建设提供相关参考。     

老年人口迁移的研究进展及其启示

随着中国进入老龄化加速阶段,老年人口的规模不仅快速扩大,而且异地迁移也逐渐增多。老年人口迁移不仅直接影响个体家庭福祉,而且对迁入迁出地的人口结构和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但目前聚焦于这一现象的学术与政策研究尚有不足。论文从老年人口迁移的空间格局、决策机制和影响效应3个方面梳理既有国内外文献,发现：① 空间格局上,老年人口迁移存在长距离中小城市迁移、长距离大城市迁移、短距离郊区迁移和短距离中心城区迁移4种模式,不同国家、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特点;② 决策机制上,老年人口迁移意愿受到经济、健康、舒适和归属等需求因素的驱动,而迁移能力则受到生理、经济与社会基础等因素影响;③ 影响效应上,老年人口迁移对个体身心健康、社会融入以及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均会产生显著影响。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夯实研究的数据和方法基础,并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框架,从而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动老年友好城乡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2000—2020年中国省际人口迁移格局的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

准确认识和把握21世纪前20年中国人口迁移的地理格局和影响因素,是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及区域均衡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借助特征向量空间滤波泊松伪最大似然估计（ESF PPML）引力模型,基于第六次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05年和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研究了2000—2020年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主要结论为：① 2000—2020年间人口迁移格局总体稳定,具有较强的不平衡性和网络溢出效应,大量人口从中部、西部、东北地区迁移至东部地区;② 人口迁移格局稳中有变,不平衡程度和空间集聚程度逐渐减弱,人口迁移和人口分布显现出南北分异趋势,东北地区人口迁出强度不断增强; ③ 传统引力模型因素（人口规模、地理距离）、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因素（工资差异、科技教育投入占比、医疗水平）、社会网络因素、环境舒适度（PM_2.5浓度）以及生活成本（住宅价格占比）共同影响人口迁移格局;④ 区域经济差异对省际人口迁移的影响作用逐步弱化,人口迁移逐渐转变为对工资收入、高质量公共服务、环境舒适度等多因素考虑的决策过程,生活成本逐渐对人口迁移产生显著影响。     

中国人口流动网络中的语言纽带效应

本文利用2019年腾讯人口迁徙与中国语言分布数据,揭示方言相似性对于中国人口流动影响的语言纽带效应,并进一步探究其时空异质性、交通方式异质性、空间距离对其影响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方言相似性能够促进中国人口城际流动网络的路径形成概率与关系强度,形成了人口流动网络中的语言纽带效应。地理距离和语言距离分别可视为人口流动的显性和隐性空间成本;(2)语言纽带效应存在时空异质性和交通方式异质性。地区间的方言相似性每增加一个单位,在“春运”和日常阶段下,中国人口流动网络的路径形成概率分别增加47.7%、49.5%,流动强度分别增加17.1%、9.9%。语言纽带效应对于不同汉语方言区、不同交通方式的人口流动的影响存在正负与程度差异,展示出其对于中国人口流动影响的空间差异与地理含义;(3)语言纽带效应受到空间衰减规律的制约,并且在不同交通方式和时间段下呈现出差异性和复杂性。本文扩展了当前以经济、社会、人口学特征为主要视角的中国人口流动影响因素研究,对于揭示中国人口流动驱动机制具有科学意义,对于多民族融合的中国社会治理和文化多样性保护具有实践价值。     

城市人口集聚与城市间人口流动对经济产出的影响

城市标度律认为城市的诸多特征均是社会互动与联系的产物,其假设城市经济产出等要素很大程度上由城市人口规模（城市内部相互作用）决定,隐含了集聚经济的假设。城市人口集聚代表了局部的网络效应,而社会生产效率还应度量城市在更大空间尺度上全局网络效应的影响。以中国275个地级及以上级别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百度迁徙数据构建城市人口流动网络,以城市人口流动强度刻画外部交互程度,借助城市标度律框架比较分析城市内部人口规模和外部交互与城市经济产出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结果发现：城市经济产出与城市外部交互之间也存在显著的超线性标度关系,且城市外部交互对于城市经济产出具有更高的乘数效应,网络空间相互作用不容忽视且已成为集聚经济的重要补充。进一步引入城市人口密度、集聚外部性和网络外部性等指标,定量综合测度城市人口集聚与城市间人口流动及其协同作用对城市经济产出的影响,发现城市人口规模带来的集聚效应仍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城市在城际协同关系中借助网络化而获益的能力还有待增强。本文有助于深化对标度律机制的理解,并从经济增长的集聚效应和网络效应两方面为区域一体化发展提供决策支持。     

中国省区经济增长空间分布动态

采用分布动态方法(MEDD), 从省区经济增长空间分布的形状和流动性两方面考察1978-2004 年中国省区经济增长空间分布的动态演进, 结果表明, 中国省区经济增长的空间分布形态经历多极化-收敛-双峰状的变化过程, 其中, 俱乐部收敛省区内部的经济发展差距由扩大到再次缩小, 俱乐部间的发展差距由缩小到再次扩大, 说明收敛俱乐部间的经济差距在扩大。1990 年后, 地区经济增长的活跃性提高; 转移概率矩阵、无条件和空间条件动态随机核估计及密度等高线图显示空间相互作用影响着省区经济增长未来的空间分布, 空间因素是影响地区经济增长分布的重要因素, 相邻地区经济增长互相依赖, 因地理位置临近所产生的空间溢出效应促使了相似经济水平地区的空间聚集。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网络关联及收敛性检验

基于1992~2013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利用引力模型和网络分析方法考察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空间关联网络的结构特征,并基于空间网络权重,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进行收敛检验,研究发现：①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关联网络呈现复杂化与全域性的发展趋势,但网络的整体紧密程度不够。② 山东、河南和江苏在空间关联网络中既扮演中心行动者的角色,又在网络中发挥着“中介”与“桥梁”的作用。③ 四大板块内部及之间存在普遍的关联关系,板块Ⅲ在四大板块中发挥核心带动作用。④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存在全域性收敛现象,与基于传统空间权重的模型相比,空间网络权重下模型的收敛速度加快;资本积累是影响收敛的重要因素。此外,东部、中部和西部存在一定程度的俱乐部收敛趋势。     

长江经济带人口流动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

依据中国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数据,借助泰尔指数、空间分析、回归建模等方法,分析长江经济带经济差异和人口流动的时空格局,探究人口流动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基于户籍人口计算的经济总差异和分解差异均大于基于常住人口计算的差异,户籍口径差异随时间扩大,常住口径差异则随时间缩小;② 长江经济带县域经济差异格局在东、中、西地带呈现不同的中心—外围结构,东部以空间聚合的长三角经济发达县为面状核心区,具有都市连绵带特征,中部和西部则形成多个以中心城市为点状核心区的中心—外围结构;③ 人口流动对流入地和流出地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同,2000年和2010年流动人口比率的提高均显著促进流入地的经济增长,但在2000年会相对减缓流出地的增长,2010年则相对缓慢地促进流出地的增长,县域经济差异不断扩大;④ 省域和地带因素会干扰人口流动对县域经济差异的解释,在控制了二者的影响之后,人口流动对县域经济差异的扩大程度明显减弱;⑤ 人口流动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最为突出,其次是以工业化水平所体现的经济结构,人力资本、财政分权和区域战略的影响较小;对流出地而言,重视劳动力回流、推进人口家庭化迁移、加快工业化进程,是防止乃至缩小区域经济差异的政策关键。     

安徽省国内旅游经济增长与区域差异空间格局演变

以安徽省2000~2010年国内旅游收入为例,从区域的绝对差异、相对差异和区域差异程度等数理特性及区域空间中心、极化格局、地带差异格局和市域间差异的发散与收敛格局这一从整体到局部的空间特征上分析了安徽省国内旅游经济增长过程中区域差异的演变特点。结果显示安徽省国内旅游经济区域绝对差异上升,基本收入相对差距和目标收入相对差距演变态势相反;旅游购物收入对总基尼系数贡献趋大,是今后缩小区域差异的重要对象;合肥、黄山、安庆是安徽国内旅游经济发展的极化中心也是旅游空间中心南移的主要因子;地带空间格局演变分2000~2005年的收敛趋同、2005~2006年的发散分异、2006~2010年的收敛趋同3个阶段;市域间差异分析表明淮北、宿州、淮南、阜阳、蚌埠、六安、马鞍山7城市呈向下发散,是现阶段国内旅游经济发展较弱的城市,有待扩大旅游规模。     

长江经济带建设用地扩张与经济增长关系及区域差异

基于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2002—2014年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生产函数模型对建设用地扩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及区域差异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空间效应估计结果表明空间误差模型能够很好拟合样本数据的特征,传统回归模型存在局限;建设用地投入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贡献程度小于资本和劳动力,投资驱动仍然是目前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分区域看,上游地区建设用地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中游地区次之,下游地区最小,主要原因是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鉴于土地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差异,提出合理引导建设用地扩张和维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差异化政策建议。     

沿海生态地区空间均衡内涵界定与状态评估——以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为例

以沿海生态地区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为例,运用组合类型方法测度空间均衡状态,得出以下结论：① 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区开发强度呈现中部和东翼高、西翼低的空间格局,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呈现由东翼向西翼递减的空间格局;② 开发不足型、均衡型、过度开发型区域并存,东翼多为均衡型区域,中部和西翼多为过度开发区域,西翼偏北地区多为开发不足区域;③ 区域本底条件、区域发展阶段、产业集聚状态、空间集约程度、管控制度设计、区际关系结构等是影响空间均衡的重要因素。     

中国经济与人口重心的耦合态势及其对区域发展的影响

区域发展差距一直是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所面临的重要问题,经济和人口的空间分布态势作为区域发展空间均衡过程的体现,与区域差距的形成有密切关联。通过计算1952年至2005年中国经济重心和人口重心的地理坐标以及重心间的空间重叠性与变动一致性,刻画了53年间我国经济和人口空间分布的耦合态势,证明了其与区域差距的大小高度相关。在构建经济、人口重心空间耦合过程的作用机制模型的基础上,用均衡点跃迁和势能差转化解释了区域发展的空间均衡过程,揭示了内生和外部因素在其中的作用机制,提出了区域发展差距的"多阶段倒U形"的演变规律,并据此分析了1952年以来中国区域发展空间均衡过程周期性变化的动因,并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途径进行了讨论。     

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协调性的趋同与差异研究

近10年来,城镇化进程中暴露的很多问题可以归结为城镇化的协调性问题,本文以“人地关系”理论为基础,从城乡、产城、城镇化区域和城镇化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4个方面来衡量新型城镇化的协调性。并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区域,运用空间杜宾面板模型(spatial Durbin panel data model, SDPDM)从经验上考察新型城镇化协调性的俱乐部与条件趋同现象,发现制约长江经济带东、中、西部新型城镇化协调性的因素并不一致：东部城市应进一步加强城镇化同资源环境的协调,促进区域间的协同发展;中部城市应改变大拆大建的城市建设模式,着重发展服务业和增强城市间的合作;西部城市应进一步推进市场开放进程,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城市建设中的攀比,发展服务业和促进本地经济增长。同时,限制城市人口增长的政策对于新型城镇化协调性不存在显著影响,而放开户籍管制,则会促进人口向城市集聚;无论从促进第三产业发展、产城融合或是城乡协调发展,均会对新型城镇化协调性起到正向作用。     

中国省域展览业与经济相关关系及其空间溢出研究

以中国展览业为例,立足于展览业和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分布特征,使用Moran’s I和Moran’s I散点图阐释展览业与区域经济之间的空间自相关性,分析纳入空间因素的空间计量经济模型相对于经典回归模型的优越程度,进而揭示展览业发展对区域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显示：① 中国展览业发展和区域经济水平在地理空间上分布都不均衡;② 展览业及区域经济皆呈现高高聚集（HH）、低低聚集（LL）两种空间聚集格局;③ 现阶段,中国展馆规模与区域经济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④ SLM优于经典回归模型,展览业发展对区域经济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在展览经济预测研究中充分考虑区域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空间效应十分必要。     

新疆区域经济空间分异的微观机制与测度分析——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视角

借鉴新经济地理学的基本框架,从人口与产业集聚匹配性的视角分析了新疆地区差距形成的微观机制,通过引入内含空间因素的测度指标,对新疆地区差距现状及其演进趋势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新疆地区差距是集聚机制作用下人口与产业（进而产出）集聚不匹配的结果,在此机制作用下,新疆地区差距呈现明显的梯度特征,各梯度之间差距明显,其中第一梯度和第四梯度地区人口与产业集聚的不匹配是新疆地区发展失衡的主要动因。为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未来新疆政策设计的基本思路是立足其特殊区情,先“动钱”、再“动人”,通过集聚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逐步实现区域间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