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迁对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

人口流迁对区域经济差距是扩大效应还是缩小效应的争论一直存在,文章利用长江经济带104个城市2001—2017年的空间面板数据,对此议题再作分析。主要结论为：1）对于全局区域经济差距,人口流动、人口迁移与经济差距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早期为扩大效应,后期为收敛效应,这与中国梯度发展战略和“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阶段化发展理念吻合。2）对于省内区域经济差距,人口流动亦表现为先扩大后收敛的作用,人口迁移则仅表现为扩大效应而无收敛效应。人口流动与人口迁移作用差异来源于后者户籍变更所带来的经济行为和资源配置空间转换。3）考虑空间效应后,判断人口流迁与区域经济差距的内生关系变得相对复杂,但更为全面客观;效应分解显示,人口流动和人口迁移最终是利于区域均衡发展的,其中溢出效应发挥了重要作用。     

基于空间自相关的中国省际人口迁移模式与机制分析

人口迁移具有空间指向性,表现为迁入地和迁出地在地域上呈现一定的空间集聚特征。然而,大部分针对我国人口迁移进行分析和建模的研究忽视了这一空间指向性及其影响。该文利用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省际人口迁移数据和相关资料,以空间自相关分析为基础,对1995-2000年我国省际人口迁移的空间模式与动力机制进行了初步分析。首先,运用全局空间自相关统计量(Moran′s I)对人口迁移流中的空间自相关程度进行了测度,发现研究期间我国省际人口迁移的空间指向性明显:从一个区域出发(或抵达一个区域)的人口迁移流均受到周边地区人口迁移的影响。为了进一步研究这种空间指向性对人口迁移规模的影响,分别采用重力模型(仅用距离变量捕捉人口迁移过程中的距离衰减效应)和空间OD模型(采用因变量空间滞后的不同形式对迁移流的空间指向性加以考虑)研究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的动力机制,对比两种模型的估计结果发现:1)空间OD模型在参数估计和模型拟合等方面均优于传统的重力模型;在选取相同解释变量的情况下,空间OD模型的残差平方和仅为传统重力模型的47%,模型拟合指标AIC值也大大缩小。2)在对中国人口迁移动力机制的定量分析中,如果不考虑人口迁移流之间的空间自相关(空间指向性)现象,会导致对社会、经济等变量作用和距离衰减效应的过高估计。     

中国的县域村镇人口迁移研究进展与展望

新时期城乡人口双向流动格局显著、研究尺度下沉,了解县域村镇人口迁移规律模式与影响机制对县域村镇规划编制及发展战略制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CiteSpace分别识别1985年、2009年以来中国的县域村镇尺度人口迁移研究热点,分析显示新旧热点联系紧密,理论与实证研究稳步发展,三十多年间学者关注的主要议题大体一致,集中在迁移主体特征、迁移过程的规律模式、迁移的影响因素与机制及迁移带来的影响与效应四个方面,由此系统性梳理归纳出国内关于县域村镇人口迁移研究的主要结论与进展。并根据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与学界研究趋势提出可重点关注的4类议题：（1）创新理论方法与基础数据研究。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规范数据采集与统计口径、寻求学科交叉融合应用将极大扩展县域村镇人口迁移研究的想象空间。（2）尺度纵横向比较研究。探索不同尺度迁移规律,借鉴其他地区同尺度人口规划经验,以提出适应不同层级发展需求的策略。（3）迁移的时空演变与影响机制研究。关注下沉尺度的县域内部人口迁移模式,回溯生命周期视角下的家庭迁移模式,关注制度变量与迁移时间等新影响因素。（4）迁移的微观影响与效应研究。运用新理论与方法在个体与家庭微观层...     

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的多边效应机制分析

区际人口迁移不仅与迁出地和目的地的要素特征以及距离有关,而且还受到周边迁移流的影响.基于网络自相关理论,利用"六普"省际人口迁移数据和相关统计资料,在重力模型的基础上考虑迁移流之间可能存在的几种空间依赖形式,构建中国省际迁移流的空间OD模型,初步揭示区域经济社会等因素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对省际人口迁移的影响,并就区域要素变化对整个省际人口迁移系统产生的"连锁反应"进行了模拟.结果表明:① 中国省际迁移流之间存在显著的网络自相关效应.目的地和迁出地的自相关效应皆为正,导致迁入和迁出流的空间效仿行为;迁出地和目的地周边则出现负的自相关效应,导致迁移流的空间竞争行为;② 区域经济社会等因素通过网络空间关系对周边地区产生的多边溢出效应导致迁移流在空间上集聚.其中,距离衰减效应位居各要素之首,其溢出效应进一步加剧距离的摩擦作用;对目的地而言,区域工资水平和迁移存量超过GDP的影响并产生正的溢出效应,促进周边地区吸引更多的外来人口;对迁出地而言,人口规模和迁移存量产生正的溢出效应,推动周边地区人口外迁;③ 区域要素变化潜在地对整个省际人口迁移系统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震荡中心及其周边区域的迁移流波动较大.江苏省GDP增长5%的模拟结果表明,江苏迁往全国其他省份的人口数量都有不同程度地减少,而其他省份入迁人口均有所增加.相对而言,江苏周边省份的迁入或迁出流受到的波动较大,偏远省份波及较小,这是传统的重力模型所无法解释的.     

商人流迁与市场系统的时空组织模式

本文分别讨论了流动商在地方性交换系统、区域间贸易系统及流动性零售系统中的作用及其市场系统的时空分布特征,并分析了网上空间市场的崛起对商人流迁影响。     

中国流动人口概念和数据的有效性与国际可比性

长期以来,“流动人口”和“人口流动”这两个概念、以及基于这两个概念获取的数据在中国相关研究和政策制定中得到广泛使用,甚至主导着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研究。在国际背景下对这两个概念和相关数据的有效性和可靠性进行了深入地检视,并通过对若干人口普查数据和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分析,揭示“流动人口”和“人口流动”在测量人口迁移流动事件时的失效和失真。结果表明,“流动人口”和“人口流动”概念及相关数据已与现实的迁移流动事件和过程严重脱节;它们既可能因高估迁移流动人口的规模而失真,也可能因系统性遗漏某些迁移流动人口（如城—城流动人口）而失效,同时还严重干扰对现实人口迁移流动方向的判断。此外,基于“人户分离”得到的流动人口数据还存在着不能用于“率”指标的计算和缺乏国际可比性等问题。基于此,本文认为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相关概念、测量和数据收集应回归其反映空间变动事件的本质功能,逐步扩大使用基于5年前常住地（乃至1年前常住地）变动的人口迁移流动数据,并充分利用人口登记和行政管理数据开发基于迁移事件的人口迁移流动数据,为分析和判断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演变趋势和规律提供有效且可靠的数据基础。     

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短期预测分析

人口迁移是一个时空路径依赖过程,同时受迁移存量和周边迁移状况影响。当前人口迁移预测大多建立在时间序列模型之上,重点考虑迁移流在时间维度上的联系,忽视了其中的时空关联。该文将特征向量时空滤波方法与普通泊松模型相结合,考虑迁移流中可能存在的时空滞后和同期两种结构,对1985-2015年不同时段的中国省际人口迁移流数据进行建模和估计,并利用拟合程度较优的模型预测2015-2025年省际人口迁移的发展趋势。结果表明:1)特征向量时空滞后和同期滤波泊松模型均能较好地模拟研究时段省际人口迁移过程,自1985年以来我国省际人口迁移流不仅受迁出地和迁入地经济、社会等因素影响,也与过去迁移存量及周边迁移流密切相关;2)区域人口规模和GDP对迁移流的“推—拉”作用符合预期,地区人口规模较高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会促进人口外迁,反之则有利于吸引外来人口;3)与特征向量时空滞后滤波泊松模型相比,时空同期模型更便于捕捉省际人口迁移过程中的时空路径依赖特性,意味着当前人口迁移流的发展更易受到同时期周边迁移流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羊群效应;4)预计2015-2025年我国省际迁移总量持续增加,呈现更集聚的空间模式,高迁入与高迁出区域在空间上相连,形成一条南北贯通的“高密度迁移地带”。将特征向量时空滤波模型拓展到人口迁移这一空间相互作用领域,可为当前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等提供科学参考。     

1985-2010年中国省际人口迁移时空格局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快速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以及20世纪80年代户籍制度出现松动,大规模跨区域的人口迁移流动已呈现不可阻挡之势,人口迁移时空格局亦发生着剧烈的变化。目前大多数相关研究只关注某一特定时期的人口迁移,故而人口迁移的时空格局分析显得尤其重要。使用双组分趋势制图法和1985-1990年、1990-1995年、1995-2000年、2000-2005年以及2005-2010年五个时期的人口迁移数据,分析人口迁入、迁出和净迁移的强度及其变化特征。在研究时期内,中国省际人口迁移表现出强烈的空间差异,迁移强度也有大幅的增加。八个主要人口迁入地全部位于东部三个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区域(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京津冀都市圈)内,而主要的人口来源地都是相对欠发达的中西部省份,这和全国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完全吻合。双组分趋势地图结果显示南方省份的人口迁移强度及变化趋势都强于北方省份,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在1985-2010年间,南方省份的人口迁移较北方省份更活跃,这可能主要受到南北方自然地理环境以及文化差异的影响。人口迁移时空格局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的人口迁移规律正在逐渐形成新特色,东部和西部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主要是受到经济因素和区域发展差异的影响,而南方和北方地区的人口迁移活跃程度则主要是由自然地理环境以及文化差异所致。     

中国近期农村人口迁移态势研究

采用第四次、第五次人口普查所获得的人口迁移数据,分析了中国农村人口迁移在全国总迁移人口中的地位变化的省际总体特征和个体特征,探讨了各省级单元农村人口迁移在总人口迁移中的地位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随时间变化的原因。进一步重点研究了中国农村人口迁移的时空分布格局,分别从省际、省内两个空间尺度,分迁入、迁出两个角度对中国农村人口迁移的规模和流向态势进行了深入分析。     

老年人口迁移的研究进展及其启示

随着中国进入老龄化加速阶段,老年人口的规模不仅快速扩大,而且异地迁移也逐渐增多。老年人口迁移不仅直接影响个体家庭福祉,而且对迁入迁出地的人口结构和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但目前聚焦于这一现象的学术与政策研究尚有不足。论文从老年人口迁移的空间格局、决策机制和影响效应3个方面梳理既有国内外文献,发现：① 空间格局上,老年人口迁移存在长距离中小城市迁移、长距离大城市迁移、短距离郊区迁移和短距离中心城区迁移4种模式,不同国家、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特点;② 决策机制上,老年人口迁移意愿受到经济、健康、舒适和归属等需求因素的驱动,而迁移能力则受到生理、经济与社会基础等因素影响;③ 影响效应上,老年人口迁移对个体身心健康、社会融入以及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均会产生显著影响。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夯实研究的数据和方法基础,并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框架,从而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动老年友好城乡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居住选择对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基于一项对福建省流动人口的调查

采用2015年福建省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使用序次回归模型,系统分析由住房产权类型、居住区位、居住家庭化程度和住房支付能力衡量的居住选择如何影响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结果发现：当将长期居住意愿、户籍迁移意愿和永久定居意愿3部分指标的加和定义为城市居留意愿指标时,流动人口在城市居留意愿远低于预期,真正愿意将长期居住、户籍迁移、永久定居三者统一起来的流动人口不足二成。回归模型结果表明,居住选择的确对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产生显著影响,在控制流动人口的个人、家庭特征和流动状况等变量后,拥有住房所有权、居住在中心城区、与家人一起居住和更高的住房支付能力的流动人口,更愿意在城市永久定居。     

Governing through mobilities and the expansion of spatial capability of Vietnamese marriage migrant activist women in South Korea

This paper revisits the debate on marriage migration by highlighting the role of governing power and individual response in the process of migration decision‐making and post‐settlement of Vietnamese marriage migrant activist women in South Korea. It contributes to current marriage migration debates by employing the lens of ‘governmobility’ and ‘spatial capability’. The research looks at how female migrant activists maneuver coercion, resistance, and activism, both governed by nation‐state politics, but also actively deciding their fate amidst pressures of the global marriage market. Based on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21 Vietnamese marriage migrant women who have worked in mentoring, counselling and translating for other Vietnamese migrants, our findings demonstrate that marriage migrants are positioned in between two nation‐states whose perspectival focus is on relieving the tensions of their own domestic job and marital markets. At the same time, these women have broken free from the inertia of socio‐familial status quo and state intervention to become self‐governing agents of mobility in various stages of their migration and adaptation. Fueled on by their position as activists, the marriage migrants then expand their spatial capability to place‐making—shifting the notion of freedom from simply taking part in mobility to reshaping their locale.     

城市迁移人口居住空间分异——对深圳市的实证研究

基于深圳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将迁移人口按照户籍地划分为市内迁移、省内迁移和省际迁移3种类型。通过计算区位熵分析街道迁移人口比重在全市中的水平,并用空间自相关来识别其空间集聚状况,以揭示迁移人口的空间分异格局,进而用分异指数刻画迁移人口的分异程度。然后以街道迁移人口比重为因变量,住房因素和就业因素为自变量,采用OLS模型、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来分析和解释迁移人口居住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迁移人口区位熵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圈层结构分布特征,以南山区和福田区为中心向外依次为市内、省内和省外迁移人口;②迁移人口的居住分布存在空间集聚,市内迁移人口集聚分布在行政中心周围,省内迁移人口集中分布在商业中心周围,省外迁移人口集中分布在工业园区较多的关外街道;③省外迁移人口与本地人口之间的居住分异程度最高;④省外迁移人口的居住空间分布显著地受住房因素的影响,省内迁移人口的居住空间分布则受就业因素的影响,住房和就业因素对市内迁移人口的居住空间分布的影响不显著。     

Socio-spatial segregation in China and migrants’ everyday life experiences: the case of Wenzhou

Although internal migr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frequently discussed aspects of China’s twenty-first century urbanization, much of the research in this area emphasizes megacities. This paper, however, focuses on Wenzhou, a Chinese city that served as a national model for the introduction of small-scale private enterprise in the 1990s. Through a survey of migrants living in the subdistrict of Shuangyu, a settlement dominated by manufacturing worker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socio-spatial segregation research should pay more holistic attention to migrants’ use of urban space, beyond simply place of residence. Focusing on how migrants use space in several aspects of their everyday lives, this article contends that Shuangyu is socially and spatially segregated from other parts of the city. Rather than neatly incorporated into the rest of the city, migrant settlement in Wenzhou is both marginalized and independent. We thus theorize Shuangyu’s place in Wenzhou’s new socio-spatial structure as a “city within the city.”     

快速城镇化地区外来人口入户时空特征与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2010～2015年东莞积分入户全样本数据

以快速城镇化代表地区东莞为案例,采用已经实现入户的全样本人口数据,分析外来人口入户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外来人口的积分入户随时间变化具有明显的阶段特征,与外来人口总量的空间存在一定差异;外来人口入户随年龄增加呈现先增后减倒U型的曲线,入户的外来人口结构趋向于男性化、高学历化;积分入户政策调整对入户人数变化非常显著,且具有明显的选择性和导向性;迁入地的社会经济水平与公共服务容量对积分入户有较强的影响,服务业经济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高于制造业经济;连续居住和拥有住房是外来人口户籍转变的关键性标志,子女入学是现阶段外来人口实现入户的核心特征。从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均衡发展、优化与完善积分制政策作用、提升城镇经济水平和空间品质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启示。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中国流动人口研究:议题与展望

研究通过4个议题（户籍与人口流动,循环流动、定居意愿及家庭策略,社会网络和移民社区,迁移、流动性和移民的日常生活）,回顾了近年来乡城人口迁移的研究。指出：户籍政策对移民在城市中的生计带来的影响将减弱,移民的住房及在城市的居住模式和居住空间、社会交往、生活方式、移民身份建构及生活空间的重构等将会成为新的关注点。新文化地理学中关于移民“微观化”“生活化”的研究应受到更多的重视。换言之,如何理解移民在个体层面的诉求和移民的日常生活,将会是未来流动性研究的重点。如何立足于国内移民地理研究的基础与发展机遇,批判性地与西方移民研究搭建对话空间和平台,结合当前中国崛起过程中所呈现的前所未有的全球化与城镇化契机,为世界移民研究积累和贡献“中国知识”,将成为未来这一领域学者研究的方向。     

城镇购房衡量的农业转移人口流向特征与形成机制

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购置房产切合了新型城镇化规划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市民化的要求。研究购房定居或准备定居城镇群体的流向特征,有助更好地落实有效供给。随机问卷调查乡村务农人员、打工者,在校大学生、研究生及其背后的家庭成员,采用回忆或电话问询方式填写农村购房转移个体和家庭基本状况,获得江苏、河南、陕西等24省区1327份有效信息,分析中国购房转移群体的流向特征与态势,用Spearman双变量相关分析和多项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从个体或家庭角度探究购房流向分异的成因及形成机制。结果表明：20世纪80-90年代购房转移人口少,2000年以来渐多,趋向年轻化,教育程度较高群体多购房转移到规模较大或等级较高的城市。省区内城市,尤其县级城市是购房转移主要地,镇吸纳能力整体较弱,原住地层次影响迁住地高度。东部地区省区内购房转移多元分化,中部地区在县级以上城市分散购房转移,西部地区购房转移到省区内地级以上城市占一半以上。需求互补性、中介机会、距离远近影响购房转移及其分异,获得期望的经济收入加以城市的吸引力,是人们在工作或打工地购置房产的深层原因;没有稳固工作地点,一般倾向家乡的县级城市、镇或者就近的高等级城市购房。购房转移和流向分异与教育程度、固定工作与否、是否购房地工作、现工作地时间、购房年龄等个人或家庭发展条件的因子显著相关,是宏观社会环境政策影响、中观城乡系统各种媒介作用与微观个体或家庭成员主观行为多向耦合综合驱动的结果。     

劳动力回流的驱动因素与就业行为研究进展

全球化与经济一体化的深入促使劳动力的空间流动更为频繁,并呈现外出与回流并存的格局。作为发展中人口大国,中国的劳动力回流现象不断增多,流动“双向化”趋势日趋明显。本文从劳动力回流理论、回流动因、回流者的就业行为与影响机制入手,对国内外已有文献进行梳理分析,发现在回流理论中,主张成功/失败的经济理论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但这一分析范式开始受到社会学理论的挑战。回流决策不仅受外出者自身经济因素所驱使,而是在社会联系、地方经济政策环境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产生的。回流劳动力并不是简单的经济上的“失败者”,他们通过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表现出更强的就业能力,通过自主创业等活动,促进了家庭收入的增加和家乡经济多元化。但由于制度环境及经济发展特点的差异,中国国内劳动力回流的动因与就业行为具有自身特点。最后,从回流理论、回流的空间效应及新生代农民工回流等方面对中国未来的回流研究进行了展望。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住房质量的空间分异与影响因素

基于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和2014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本文以房屋面积、设施条件、建筑年代和社区类型来衡量流动人口住房质量,运用空间统计工具探讨了中国310个地级及以上行政单元流动人口住房质量的空间分异特征,进而通过空间计量模型考察流动人口住房质量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流动人口住房整体水平虽不及本地居民,但差距并不悬殊;② 流动人口住房质量的空间差异明显,中部地区流动人口住房质量最高,东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在住房质量4个方面各有劣势;③ 按照行政等级和规模等级划分,中等城市流动人口住房质量最好,超大城市住房质量最差;④ 流动人口住房质量呈现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但各指标高、低值集聚区的分布格局存在一定差异;⑤ 流动人口个体（内部特征）和流入地（外部特征）因素对流动人口住房质量具有显著影响,分别作用于不同的方面;⑥ 中小城市和大城市流动人口住房质量的决定因素及作用强度不尽相同。     

回流创业研究进展及基于空间嵌入的研究框架

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回流人口及其创业活动受到广泛关注。研究回流人口创业的空间格局与过程、创业发生与成长机制对于满足国家和社会重大需求、推进地理学的创业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系统梳理人口回流、创业决策及其驱动机制等相关文献,发现回流创业的空间特征与空间规律研究较为薄弱,不同尺度的空间环境如何与回流个体相互作用,进而导致差异化的创业结果未得到充分探讨。针对回流人口社会经济关系和资本积累的空间多重性特征,在嵌入理论基础上,运用地理学的“多尺度空间嵌入”分析工具,构建回流人口创业的研究框架,并遵循“格局-过程-机制-模式”的研究路线,提出未来应重点开展的研究内容：探讨回流创业的空间格局与创业过程的耦合关系,揭示回流创业的发生与成长机制,探索在不同层级、不同类型空间中回流创业的一般特征与规律。以期为人口流动新背景下地理学的创业研究、回流研究提供理论参考,为构建地区创业支持体系提供科学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