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海旅游用地演变分析

运用ArcGIS技术、动态度模型和马尔科夫模型,定量分析了1996~2007年珠海旅游用地数量、来源、类型与结构以及空间分布的演变特点、原因及其变化趋势。研究发现,数量变化方面,规模增长迅速;自然生态类旅游用地增长率和动态度最大;各类型旅游用地增长量由自然生态、度假村、主题公园、文化景观到园林游憩依次递减;香洲区旅游用地规模增长最显著,金湾区旅游用地总体动态度最大。来源方面,林地是珠海市旅游用地增长的主要来源;来源于耕地的概率较小;各区旅游用地来源的地类与其所处的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状况紧密相关;度假村主要来源于林地和建设用地,文化景观类和主题公园类旅游用地主要来源于建设用地,自然生态类旅游用地主要来源于林地。空间分布演变方面,在积极发展生态休闲度假旅游的背景下,呈现出“十”字形扩展特征,主要集中在东部山地和岛屿;各类旅游用地因资源与客源市场的吸引力不同而呈现不同的演变形态。类型与结构演变方面,以林地变化最突出。珠海旅游用地变化趋势表现为:面积增加,自然生态类旅游用地仍将是规模增长最大的类型,香洲区增长将最为显著;未来旅游用地来源主要为万山群岛的灌木林地和裸地。空间分布主要向“两区一带”(东部海岛生态旅游区、西部休闲旅游区、北部绿地与湿地生态旅游带)演变;受人类影响低的土地利用类型将向受人类影响高的类型转变,旅游设施建设用地比重将不断增加。研究对珠海市旅游用地变化调控和管理都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借鉴意义。     

基于生态功能区划的黄河三角洲土地资源优化配置

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作为一种手段,其实质是依据土地类型本身的生态适宜性及其结构格局的差异性,运用人工技术调控的方法对有悖于自然生态结构的现状利用结构进行优化调整与安排,从而达到土地利用系统功能趋优的目的。论文首先从生态学的角度,根据黄河三角洲生态区划优化配置原则,对土地资源适宜方向与土地利用现状相匹配,甄别出需要调整的类型,构建黄河三角洲土地资源优化配置模型。其次基于该模型,利用GIS软件分析模块,实现土地资源优化配置。最后采用土地资源利用综合适宜度指数,对黄河三角洲土地资源优化配置效果进行评价,进一步说明了按照生态功能区划原则进行土地资源优化效果很好,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生态位理论在昆明市土地利用结构优化中的应用

土地利用的效益及潜力可用土地利用的生态位来描述。借助生态位理论,通过分析昆明市（1996～2004年）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及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变化情况,并结合土地利用的经济生态位模型,计算了昆明市1999～2006年土地利用类型间相互作用的强度。结果表明昆明市农用地与建设用地经济生态位位差较大,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更加剧了建设用地占用农用地的速度和强度;农用地内部各种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位宽度,耕地和牧草地最高且逐年增加,而林地处于较低水平,反映出昆明市需要依靠内部土地利用结构的调整来提高农用地生态位,从而实现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优化配置。     

21世纪初中国生态退耕的空间格局及黄土高原典型区退耕的生态位适宜性分析(英文)

自1999年我国开始试行以"退耕还林"工程为主的生态退耕以来,到目前已历时十年。特别是进入21世纪,工程实施强度较大,因此从国家尺度上进行宏观生态退耕格局的分析对于评估生态退耕政策和确定未来政策导向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TM遥感监测的土地利用变化数据库为基础分析2000-2005年生态退耕的时空格局。在此基础上,以黄土高原典型地区陕西中北部为研究区,采用生态位适宜度评价模型探讨了生态退耕工程实施的合理性。研究结果表明:(1)2000-2005年间,生态退耕主要集中在中国中部地区,尤其是在黄河和长江的中上游地区,生态退耕面积与建设占用面积基本持平。在各生态类型区中,黄土高原土壤侵蚀区生态退耕面积最大,达到了1162.50km~2,主要用于还林;(2)整体看来,研究区内生态退耕的空间格局是合理的,即适宜性越差的耕地退耕比例越大。从退耕区域的适宜性水平来看,有77.35%的地区属于勉强适宜区,其中退为林地的面积为603.32km~2,退为草地的面积为528.94km~2。整个研究区内前者大于后者。然而,退耕地中仍有19.38%属于中度适宜区,原因可能来自于退耕指标分配等管理因素,另外,当地农民外出务工从而将中等适宜度的耕地退耕。结果表明,当前仍有大面积不适宜和勉强适宜的耕地存在,在未来工程实施过程区应该首先考虑该类地区。     

基于GIS的南方丘陵生态脆弱区土地利用适宜性研究——以衡阳盆地为例

选择了土壤、气候、地形、水文和交通5类11个指标,建立了适用于南方丘陵区的土地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专家打分和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并应用GIS技术建立了衡阳盆地的土地适宜性评价模型,对衡阳盆地耕地、林地和建设用地的土地利用适宜性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耕地适宜性以临界适宜性和一般适宜性为主,耕地不适宜区面积占研究区总面积的49.63%,主要分布在山区;建设用地高度适宜区面积占研究区总面积的5.32%,建设用地不适宜区域分布和数量与耕地不适宜区域分布和数量大致相当;林地适宜性整体较高.通过对比分析评价结果和基于TM数据提取的土地利用现状发现:现有耕地的适宜性以临界适宜和一般适宜类型为主,不适宜区域占耕地总面积的10.56%,主要分布在衡南县东部和西部以及衡阳县南部区域;现有建设用地整体适宜性较高,且分布集中,主要位于衡阳市区.据此提出衡阳盆地土地资源可持续发展对策.     

海南岛土地生态适宜性评价

以海南岛为例,在区域层面上选择高度、地形坡度、土地覆被等影响工业用地的关键因子,构建工业用地的生态适宜程度评价模型,并在G IS技术支持下进行工业用地生态经济适宜性评价,为将来区域工业开发区及重点工业项目布局提供依据。结果表明:海南工业用地生态适宜性呈现出由中部山地向四周逐渐增强,限制利用区占25%,不适宜利用区占28%,基本适宜区占41%,优先利用区占5%。其中优先利用区主要分布在西部和北部沿海地带,海口、儋州和东方及其连线一带应成为海南省未来工业用地布局的重点区域。     

珠海市旅游用地生态环境影响研究

从生态环境质量、结构、功能3方面构建旅游用地演变对生态环境影响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多目标线性加权函数法定量评价近23a来研究区旅游用地时空演变对生态环境正面和负面的影响。计算结果显示:珠海市旅游用地变化对生态环境综合影响指数为-0.24,斗门区、金湾区和香洲区分别为-0.28、-0.13和-0.29。表明珠海市旅游用地变化对生态环境的总体影响是负面的。其深层的影响机制是:首先,旅游用地空间分布与地类结构演变的欠合理;其次,旅游用地规模在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忽视了生态内涵建设,旅游用地复合化开发层次偏低。     

基于生态导向与自然条件约束的青海省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研究

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是保护国土生态空间、合理布局建设空间、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的依据。该文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导向,从生态安全、粮食安全、地质安全与建设保障4个维度识别显著影响国土开发建设的约束因素,将生态相关因素作为强限制因子,自然条件约束因素作为较强限制因子,采用多属性综合评价模型对青海省国土开发适宜性进行评价。结果表明:全省国土空间开发建设适宜区35 209.57 km~2,较适宜区22 010.94 km~2,一般适宜区33 013.78 km~2,不适宜区606 412.47 km~2。青海省应坚持"国家生态文明战略+青海保护开发实际",在国土开发建设适宜性基础上,统筹谋划和优化调整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推动国土集聚开发与分类保护相适应。     

基于土地利用变化的珠海旅游区生态服务价值研究

以2007年珠海市旅游区为研究区域,通过ArcGIS技术,将旅游区分布图和珠海市土地利用现状图(1996年和2007年)叠加,得到研究区域两期土地利用数据.用土地利用动态度模型分析了珠海旅游区1996-2007年土地利用变化情况;参考Costanza和谢高地中国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因子表(2007年),得出珠海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表,据此计算1996-2007年珠海旅游区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净损失1 639.68万元,进一步分析了旅游区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服务功能影响机制.尽管珠海在近年来提出以生态休闲度假为主题的旅游开发模式,但实际上并未真正体现"生态旅游"的内涵,因而其旅游区生态服务功能并没有得以维持,总体生态服务价值和各单项生态服务价值均呈现下降趋势.提出编制并实施基于"低碳、生态"开发模式的旅游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加强低碳基础设施建设,降低旅游建设用地对生态服务价值的负面影响;改变旅游土地开发模式,提升生态旅游产品的内涵和服务品质,形成良性的有利于旅游地生态服务功能得以维持和不断改善的旅游市场环境等建议及具体措施.     

基于生态位理论的多模型秦岭山区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以商洛市商州区为例

借助生态位理论,利用地形条件、生产条件、生活条件以及生态条件等17个适宜性评价因子构建秦岭局部山区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广义相加模型(GAM)、人工神经元网络(ANN)、随机森林模型(RF)以及最大熵模型(MaxEnt),分别对商洛市商州区建设用地适宜性进行评价,最后以AUC值(ROC曲线下面积)为权重集成4个模型的模拟结果,定量评价商州区建设用地适宜性。结果表明:商州区最适宜建设用地面积为118.32km2,占研究区总面积的2.47%,说明该区适宜建设用地开发的土地相对较少;低适宜建设用地面积为297.73km2,占研究区总面积的7.26%,可以适度进行开发。生态位模型为秦岭山区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提供了新的方法与途径,也可为当前区域建设用地优化布局提供理论基础。     

试论生态旅游的生态化道路--以自然生态旅游区为例

生态旅游已成为当今世界旅游发展的潮流。然而，在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存在着众多的。非生态化”现象，尤其是在自然生态旅游区。分析当前自然生态旅游区旅游开发和建设中的“非生态化”现象，主要包括盲目开发，自然景观破坏严重；游客严重超载，生态环境受破坏；人造景观和设施泛滥，景观污染和趋同现象严重；管理和文明建设落后，文化景观功能退化或受损等。运用景观生态学原理和生态安全理论等，从景观功能分区、旅游生态管理容量、景观结构生态设计、景观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生态教育等方面提出自然生态旅游区的生态化道路。     

生态建设促进经济发展的实践及启示——以新疆乌鲁木齐县为例

在工作实践及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总结了乌鲁木齐县为保护生态环境,通过生态建设促进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乌鲁木齐县通过挖掘自然和文化资源,实施“两居”工程为主导的生态移民工程,发展高效生态农业和观光农业,以及开展大规模的退耕还林还草工程,促进了生态产业的发展,改善了乌鲁木齐县的生态环境,加快了全县生态文明建设。对于就生态建设促进经济发展的途径,提出要实现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必须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以规划控制为引导,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并充分利用当地的资源优势,将生态价值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     

生态构建--恢复生态学的新视点

该文结合对恢复生态学的前沿认识,分析目前恢复生态学方面存在的争议,提出把生态构建作为恢复生态学的新视点,并通过对生态构建和生态恢复的相关性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恢复是指生态系统原貌或其原先功能的再现,对于一个生态系统,时间、空间及社会的发展已不允许它恢复到原始状态,一个受损或退化的生态系统,在对其恢复的过程中,更多表现出生态的改进和构建,它强调了参考条件,生态系统结构的因子;而生态恢复表现的是一种动态的结果。2)生态构建不仅适合于受损的生态系统,而且适合于一个退化的生态系统。3)生态恢复强调与人类无关的生态系统的复原,其社会意义不明确;生态构建强调人类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对受损或退化生态系统有意识地进行恢复,有明确的社会意义。     

广东省自然保护区生态网络评价及其生态修复建议

以广东省自然保护区作为生态源地,利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分析潜在生态廊道,通过增加河流与高速公路廊道形成综合生态网络（CEN）,并利用α指数、β指数、γ指数和成本比对CEN进行评价,结果显示：由潜在生态廊道构成的基础生态网络（BEN）,α、β、γ指数分别为0.54、2.02和0.70,说明其能使广东省自然保护区结构复杂化并形成有效链路;将河流廊道加入BEN形成河流生态网络,其结构更加完善,但因河流本身是两岸基质连通阻力较大的因素,其α、β、γ指数均比基础生态网络有所降低,分别只有0.33、1.64和0.55;由自然保护区、潜在生态廊道、河流廊道、道路廊道、生态节点组成的综合生态网络,α、β、γ指数分别达到0.68、2.34和0.79,说明道路生态廊道的加入,可以弥补河流生态网络的弱点,使网络形成良好回路,对生态网络的稳定性有重要作用。在当前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背景下,建议建设、修复生态廊道47条、生态节点52个,以改善自然保护区孤岛化,促进自然保护区之间的物种交流,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可为广东省的生态修复、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提供核心框架。     

基于生态足迹的中亚区域生态安全评价

利用生态足迹理论与方法,运用生态足迹压力指数模型,对中亚不同区域的生态安全进行了评价。分别测算中亚四国的人均与区域总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生态赤字和生态足迹压力指数。最后按照生态足迹压力指数来评价中亚各国生态安全状态。评价结果如下:(1)吉尔吉斯坦14年平均生态赤字为0.0900ha/capita;平均生态足迹压力指数为0.9388,处于稍不安全状态。(2)土库曼斯坦的多年平均生态赤字为0.3303 ha/capita;平均生态足迹压力指数为1.1327;哈萨克斯坦的多年平均生态赤字为0.8379 ha/capita,平均生态足迹压力指数为1.2320,都处于较不安全状态 。(3)乌兹别克斯坦的区域总承载力由1994年的28807119ha下降到2005年的28527138ha,而区域总生态足迹有所增加,即从44598092ha增加到51761368ha;多年平均生态赤字为0.8181 ha/capita;平均生态足迹压力指数为1.7540,处于相对很不安全状态。根据计算结果,中亚4国的多年平均生态安全都处于不安全状态,但不安全程度有所差别,吉尔吉斯坦的生态安全处于相对较好状态,其次为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生态安全相对其他中亚国家而言处于相对很不安全状态。     

基于生态压力指数的江西省生态安全评价

在生态足迹原理的基础上,提出生态压力指数的概念,并将其作为生态安全评价的指标,同时制定了相应的指标等级划分标准.利用该方法对江西省1990-2004年的生态足迹与生态安全进行了定量研究.结果表明,江西省人均生态足迹从1990年的1.7340hm2增加到2004年的1.9304hm2,而同期的人均生态承载力则由0.8934hm2下降到0.7077hm2,人均生态赤字由0.8406hm2增长到1.2227hm2,生态压力指数从0.78增加到0.98,其等级由不安全变为很不安全.说明江西省现有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生态环境处于很不安全状态.     

基于生态足迹模型的山区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的定量评价--以福建南平为例

生态足迹模型作为一种可持续发展程度的生物物理评价方法,以其较为科学、完善的理论基础和精简统一的指标体系,以及方法的普适性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大量应用。利用生态足迹分析方法对福建南平地区2000~2003年的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南平地区人均生态足迹由2000年的1.750 hm2上升到2003年的2.057 hm2,生态赤字由2000年0.465 hm2上升至2003年的0.735 hm2,年均增长速率为16.96%,说明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逐年增加,目前已超出了自然生态系统生态承载力的范围,生态环境处于不安全状态。     

东北地区生态消费水平的区域可持续性研究

生态可持续性评价揭示了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基线尺度。这一领域的评价问题,不仅涉及到对自然环境本底的探究,也涉及到对社会系统行为方式的考察。加拿大生态经济学家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种生态足迹的分析方法,将人类的消费行为与生态承载力联系起来,评价消费行为的可持续性。通过借鉴这一方法,估算了东北地区的生态承载力与生态消费水平。在此基础上进行区域生态可持续性评价,并进一步探讨促进与改善区域生态可持续性的可能途径与政策目标。     

张家口区域生态环境治理失效因素分析

在对张家口地区生态治理实践进行简要回顾的基础上,系统分析了影响张家口区域生态环境治理效果的各个因素:风沙和干旱灾害的多发性、生态环境的脆弱性是其客观自然因素;经济落后所造成的贫困压力是其主要经济原因;城市化水平低、人口压力大是其社会因素;技术路线选择错误、区域生态系统功能定位不准是其重要人为因素;生态治理按行政区实施的行政管理体制与京张区域生态功能一体化的冲突是其体制因素.认为,生态区和行政区的分离,生态利益主体与治理主体的错位是当前张家口生态环境难以有效治理的关键问题,目前的行政区划已经对该区域生态治理构成了刚性约束.     

基于生态足迹模型的山区生态经济协调发展定量评估--以贵州镇远县为例

采用国际上逐渐引起重视的衡量可持续发展的生物物理方法——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在简要介绍该理论方法的基础上,针对当前我国西部山地型生态经济类型区发展现状和面临的生态问题,以我国西南山区镇远县为例,采用该地区生态经济发展的截面资料,对其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的状态进行了定量评估,并对其发展趋势做了保守估计。结果表明:目前地区的生态足迹需求小于生态供给能力,生态盈余为0.0677hm~2;生态空间供需结构存在明显的不对称性;自然资源利用率低于整个西部和东部沿海省份。以目前的趋势来看,生态盈余状态最多能维持5～1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