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区划调整对政区位势的影响与定量化测度

行政区划是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行政区划调整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在全球化与区域化背景下,适时推进行政区划调整是重构区域发展格局,改变区域政区位势的基本途径。本文立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视角,构建基于区域相互作用理论、空间场能模型和幂指数函数的政区位势模型,以合肥—芜湖地区为例,测算2011年原巢湖地级市拆分后其政区位势的变化情况以及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效能。研究表明:① 政区位势与政区的行政管辖能力、行政资源和区域协调发展潜力密切相关。② 2005—2015年期间研究区整体政区位势和协调发展潜力增幅分别由地级巢湖市撤销前的61.79%和0.21%提高到116.51%和3.05%;且行政区划调整后政区位势增速明显快于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速。③ 运用政区位势模型能对行政区划调整进行测度和空间化表达,其测度结果既能与社会发展等复杂影响相区别,又能与真实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相符合,既重视个体发展又兼顾区域协调发展。行政区划调整能显著提高研究区的政区位势,促进社会经济进步,且有利于破除空间障碍和行政壁垒,推进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     

成德绵地区政区位势与行政区经济耦合的时空演化与优化路径

行政区划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支撑,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深入探究行政区划与区域经济的时空耦合关系与优化路径,有助于制定区域一体化发展政策。本文以成德绵地区为例,基于政区位势模型、行政区经济模型和位序规模理论,定量识别2005—2018年政区位势与行政区经济的耦合与空间演变,并从体制机制改革、行政区划调整等角度提出优化路径。研究表明：① 成德绵地区政区位势和行政区经济分别经历了“沿交通线轴向扩散”和“中心极化-中部辐射递减-外围塌陷”的演化过程。② 根据政区位势位序规模相对于行政区经济位序规模的耦合关系,将政区耦合类型划分为位势靠前、区划适应型,位势靠前、区划约束型,位势落后、区划适应型,位势落后、区划约束型。③ 研究区耦合类型表现为“位序落后型收缩-区划适应型增加-位势靠前型主导”的演变特征,位势靠前、区划约束型占比最高（45.0%）,市辖区和北部外围政区发展潜力大幅提升的同时,三市交界处行政区经济约束相对较强。成德绵地区作为中国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未来应结合不同政区类型的实际情况,通过增强政府间合作、充分利用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效应、转变政府职能和审慎稳妥推行行政区划调整工作等方式,促进区域一体化和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     

区域经济一体化视角下“行政区经济”约束强度的定量测度及时空演化分析——以成德绵地区为例

“行政区经济”作为行政区划框架下自身发展和区域竞争相互作用的经济运行现象,对区域协调发展影响深远。论文立足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视角,构建基于“行政区经济”函数和改进潜能模型的“行政区经济”测度模型,以成德绵地区为例,定量刻画其2005—2018年“行政区经济”约束强度的时空演化特征。研究表明:① 研究期内成德绵地区“行政区经济”约束强度历经“累积上升—快速下降—波动起伏”3个阶段,行政区划对经济一体化的刚性约束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区域一体化态势明显;② 2009年是其变化的拐点(峰值),各阶段“行政区经济”约束强度变化与政策以及行政区划调整耦合性较强,“行政区经济”测度模型具有较好适用性和合理性;③ 2005—2018年间研究区“行政区经济”类型结构具有阶段性稳步降低的特点,高强度型和60%的中强度型政区转为较低强度型政区,较低强度及以下类型政区占比由51.7%提升至91.4%,表明“行政区经济”的约束强度明显降低,区域一体化水平显著提升;④ 成德绵地区“行政区经济”空间格局经历了“中心极化—中部辐射递减—外围塌陷”的过程,研究区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采取了有效的措施且效果显著,推动“行政区经济”重心向南偏西3°方向位移10.08 km。未来还需通过改革行政组织结构和适时推进行政区划调整等途径优化体制机制,弱化行政区划约束,构建良好的一体化发展模式。     

行政区划调整对政区位势的影响与定量化测度——以重庆市为例

行政区划调整是提升行政管理效率和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由此改变政区的位势和发展轨迹,重塑城市发展活力和区域发展格局。政区位势的测度可以较好的评价行政区划调整的效能。建立基于生产函数的政区位势模型,以重庆市为案例,测算其设立直辖市前后的政区位势及其区划调整的相对区位势能,以探析影响政区位势变化的机制。研究表明：① 政区位势与该地的交通通达度、资源控制能力及综合发展规模有关;② 行政区划调整对政区位势变化具有正向作用,但该影响效果具有滞后效应;③ 设立直辖市对重庆市而言不仅意味着行政级别的提升,政区位势也不断上升,相对区位势能均大于1,但该提升幅度正从快速优化趋于平缓发展。     

行政区划调整的政区位势理论与模型构建——以重庆市为例

行政区划调整对区域发展的影响尚缺少系统的理论解释和方法测度。为了深入地探究行政区划设置和调整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机理,本文提出并界定了政区位势理论,构建了政区位势的测度模型,并以重庆市为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认为：① 政区位势是由位能（行政区地域生产要素的配置能力）和势能（行政管理体制和行政级别的竞争力）构成的概念,行政区划调整可以改变一个地区的政区位势,从而改变其发展的动力和路径;② 由土地管辖权、人力资本水平、固定资产投资能力、财政分权度和行政分权度等变量构成的重庆市政区位势测度模型可以反映重庆市行政区划调整给其政区位势带来的变化;③ 实证检验得出政区位势提升对地方经济绩效提高有显著的正向影响;④ 科学合理地行政区划调整有助于该地区整合要素资源,优化行政管理幅度,提升其政区位势,进而拉动地方经济发展。政区位势理论和模型对于行政区划调整的区域效应具有较好的解释力,为各地区行政区划调整规划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也可作为行政区划调整效应评估的实用方法。     

2000年以来中国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类型、特征及趋势分析

系统地梳理了2000—2016年中国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631个案例,归纳了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主要类型,包括撤县（市）设区、撤县设市、行政区合并、增设行政区、边界调整、隶属变更和建制升格7类,发现各种类型变更的背后都隐含着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和特定的需求。详细分析了县级行政区划调整数量和类型的时空分布特征,发现具有时间上集中和空间上聚集相结合的特点,随着不同时期国家或区域发展的战略导向不同,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构成和指向会随之发生变化;县级行政区划变更有着明显区域差别,经济发达和城镇化发育较高的地区是调整重点,城镇化导向突出;县级行政区划较多的省份变更频繁,减少了县和县级市数量;注重了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行政区划变革,有利于促进民族和边疆地区发展。立足于空间治理,认为县级行政区划调整和优化基本上围绕城镇化、区域发展、边疆治理和民族地区发展等战略的要求展开,代表了未来调整的趋向。     

“行政区划本身也是一种重要资源”的理论创新与应用

行政区划是国家治理体系和组织结构的基本形式,也是中央政府统治和管理全国各地的有效手段,是事关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问题。就“行政区划本身也是一种重要资源”的论断进行多视角的分析,提出“行政区划资源论”这一全新的理论解读。分别从空间、权力、行政和政策角度探讨行政区划的资源属性,并从行政资源的空间配置、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权力资源的空间整合、空间资源的优化重组和政策资源的空间载体等多个角度剖析行政区划的资源效应,最后提出应当将“行政区划资源论”这一新论断积极应用至主体功能区规划、空间规划、空间治理体系建设等实践领域,完善目前行政区划设置和调整的思路与要求,建立健全与国家发展战略及综合配套改革相适应的行政区划体系和管理框架。     

行政区划研究的地理学支撑与展望

行政区划研究一直是人文—经济地理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与政治地理学、历史地理学、城市地理学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行政区划本身也是一种资源的新论断,对于重新认识和发挥行政区划在空间治理和优化区域发展格局的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回顾总结行政区划研究历史的基础上,梳理了行政区划研究的发展脉络,分析了新时期政区设置的背景和影响因素发生的重大变化,如城镇化进程改变了人口经济集聚的空间格局,自然地理格局对行政区划设置的影响日益减小,交通通讯条件的改善为扩大管理幅度创造了条件。结合空间治理的新需求提出了新时期的行政区划研究应把握3条主线,分别是优化和提高区域管理效率、预防和保障区域治理安全和推进政区精准精细化管理。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出发,提出行政层级和管辖幅度的优化可以提高空间治理效率;缩小经济强省和面积大省的管辖幅度可以保障空间治理安全;合理的管辖幅度和基层政区的优化设置有助于加强空间治理的精准化和精细化。科学合理的行政区划调整可以让空间治理更好的发挥作用,为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空间治理体系提供基础支撑。     

清代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时空变动与演化机理

行政区划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系统分析清代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时空变动格局和影响因素,能更好地借鉴和发挥行政区划设置在国家与地方治理中的支撑作用。综合梳理国家清史纂修工程《清史·地理志》的考证结果,参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档案、《清实录》《清会典》《大清一统志》以及清代地方志等历史文献,全面分析1683—1911年中国县级行政区划的时空变动过程与演变规律。研究表明：① 清代县级行政区划主要有9类调整模式,以自下而上的申报调整为主,关键是总督和巡抚的提议权,督抚体制是行政区划调整推进的制度保障;② 行政区划调整的频次受最高统治者的治理理念影响较大,波动明显,雍正朝是清代行政区划调整的绝对高峰期,光绪和宣统两朝是一个相对高峰期,道光、咸丰到同治时期调整最少;③ 县级行政区划的调整以新设最多,其次为改隶和析分,同级变更和合并是频次较少的两类调整;④ 升级、迁治、裁撤、新设4类调整在清代23个省的分布范围较广泛、各省域分布较为广泛均衡,变更专名、合并、改隶、同级变更4类调整的分布范围集中于直隶、河南、山西等省;⑤ 清代县级行政区划调整格局的形成与演化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政治安全和统治方便是决定性因素,总体上体现出层级明确、权责明晰、因地制宜、循序渐进的国家治理理念。     

广东省行政区划调整对城镇化的影响

以广州、佛山、惠州和汕头为例,通过主因子分析法对其行政区划调整后的城镇化水平进行测度,指出行政区划调整使城市发展普遍存在调整振荡期,并对不同经济类型的城市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多元影响。认为城市的结构状况和城市系统发育水平直接影响行政区划调整的效果,发达地区的强中心型城市(如广州)适宜撤市(县)设区,发达地区的弱中心型城市(如佛山)行政区划适宜有序调整,次发达地区的弱中心型城市(如惠州)和一般发展水平地区的强中心型城市(如汕头)应暂缓行政区划调整。     

The impacts of the district-level administrative restructuring on urban polycentricity and balanced regional development北大核心CSCD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djustment as an institutional support for spatial governance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optimize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it has profound effects on promoting balanced regional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272 cities in China from 2013 to 2021, this study used the spatial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ethod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district-level administrative restructuring, a special type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djustment, on balanced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further analyzed the mediation mechanism of urban morphological polycentric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district-level administrative restructuring is not only beneficial to promoting balance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local regions, but also has positiv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on neighboring regions. Mechanism analysis show tha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djustment, urban form is an important driving factor for balanced regional development. Specifically, district-level administrative restructuring can reduce regional development inequality by improving the level of urban morphological polycentricity.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 that the impact of district-level administrative restructuring on balanced regional development varies across regions. Compared to the western region,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such restructuring on balanced regional development are more significant in the ea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 The restructuring has significant promotional effects in large cities and medium-sized cities, while the effects in mega-cities, super-large cities, and small cities are not significant. In the future, we should prudently carry out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djustment and urban spatial transformation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conditions of different cities,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polycentricity by district-level administrative restructuring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in order to promote balanced regional development. © 2023, Editorial office of PROGRESS IN GEOGRAPHY. All rights reserved.     

基于功能区的行政区划调整研究——以绍兴城市群为例

本文构建了基于功能区的行政区划调整研究框架。首先,运用功能区思想,以大城市地区的街道或乡镇为空间单元,采集相关的自然、历史、文化、产业、客流和信息流数据,进行要素功能区的分析,准确获取不同层次相互依赖的功能空间单元,使城市在空间上充分适应和支撑多变的社会经济环境,为城市的多样性提供充分的弹性空间依据。其次,在城市基层单元的要素功能区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进行城市功能区的划分,可以为行政区划调整提供基于城市功能区有机的空间组织科学依据。在上述行政区划调整研究框架的基础上,以绍兴市为例进行了案例研究,结果表明,绍兴市域内自然、文化功能区清晰,块状经济特征明显,基层区之间的经济、文化、通勤和信息联系已经突破现在的市县行政区边界,按照综合功能区的思想进行行政区划调整。总体上说,基于功能区的行政区划调整,对大城市地区或城市群地区,保证其物质环境和社会空间的快速和谐发展,有效利用资源,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实用价值。     

多元视角下的新疆行政区划调整思考

受城市发展、民族政策等方面的影响,新疆的行政区划调整一直滞后于全国,现行行政区划已经不符合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在新疆跨越式发展和各省市对口援建新疆的大背景下,适时进行新疆行政区划的调整优化,对新疆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不同视角对理想状态下新疆行政区划调整的方案进行了思考,得出以下结论:① 在交通优先原则下,应着重构建交通主廊道,在成片绿洲区域建立起支撑区域城镇功能组织优化的集散地和交通枢纽等。② 在经济优先原则下,可以将绿洲区域看作相对均质的空间,强化各绿洲区域中心城市基本职能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和带动作用。③ 在功能区原则下,应着重考虑新疆城镇的发展受制于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的严格约束,行政区划的调整应有利于实现地域主体功能和区域可持续发展。④ 不同原则下的行政区划调整方案的侧重点不同,应对不同原则下共同指向的城市优先进行调整,而对于某一原则下须调整的城市则可结合国家的战略方针、区域稳定和新疆经济发展形势等因素综合考虑。     

国内外城市型政区设置研究进展与展望

政区设置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关系到行政管理效率和政权的稳定性,因此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城市型政区的设置与调整是城镇化发展进程的客观要求,城市型政区不仅包括直辖市、地级市、县级市等各级城市,还包含市辖区、建制镇和街道等。建制市是城市型政区的主要类型,中国的建制市仅有百年历史,却有着极其复杂的演变过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数量的快速增加,城市型政区设置变化较大。本文在辨析城市型政区相关概念与内涵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城市型政区的演变过程、设置模式、层级与管辖幅度,并对国内外城市型政区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梳理与总结。在此基础上,评述了国内外城市型政区研究的主要特征与存在的不足,得出以下启示：合理设置城市型政区、创新大都市区管理体制以及减少城市行政层级。最后,通过对国内外城市型政区的行政区划研究进展的总结,对未来的研究方向提出了展望。     

城市管治、区划调整与空间整合——以常州市区为例

以常州市区为例,重点从产业空间管治的角度,分析了在行政区划调整下城市管治重构与空间整合。通过分析现状开发区在主导产业选择、产业空间布局与区位选址方面的问题,论文认为,当前制度框架、经济政策与要素集聚、社会文化及空间规划等方面是造成目前中心城区之间管治冲突的主要原因;行政区划调整虽然有利于城市规模的做大和某种程度上规避强大的县级市与中心城市之间的日益突出的矛盾,但当前的发展并没有有效地削减这两大空间单元之间的本质冲突。进而,论文又从制度重构、政策导向与空间整合三方面重点分析了要构建有效的市区管治模式、实现空间协调发展与整合。     

行政区划调整的旅游效应研究--兼论江西井冈山市与安徽黄山市的比较

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江西井冈山市行政区划调整的旅游资源效应、经济效应、环境效应,对比了井冈山市与安徽黄山市行政区划调整的旅游效应,结果表明:(1)井冈山市行政区划调整从地脉和文脉上整合旅游资源,丰富旅游产品内涵;消除原宁冈县旅游发展的多种屏蔽,统筹考虑生产力布局和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地区旅游经济的整体发展;消除环境整治的政区壁垒,整体规划、集中资金加强核心景区的保护和宏观生态环境的管理。(2)井冈山市旅游管理体制调整的滞后性延缓了行政区划调整正效应的发挥,管理体制、部门利益有待进一步协调;黄山市的行政区划调整适应了一定时期黄山市旅游发展的客观要求,促进了黄山市旅游经济的发展,然而,保存完好的徽州文化旅游资源以及基于此开发的旅游产品和旅游品牌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抑制。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五化”协调发展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

加快推进绿色化与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的协同发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以中国34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构建“五化”协调发展水平及其效率测度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模型、数据包络分析模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测度分析了2008和2013年各行政单元“五化”协调水平、发展效率、空间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五化”发展综合度、耦合度及协调度均呈上升趋势且区域差异逐渐缩小,但环渤海、长三角及珠三角等东部地区发展水平仍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②“五化”协调发展空间分异呈“集群化”、“等级化”及“梯度化”特征,呈现东部>中部>西部的发展格局。③“五化”协调发展综合效率和规模效率较低且区域差异显著,纯技术效率较高且区域差异较小;“五化”协调发展效率呈“等级化”及“阶梯化”特征,效率值的高低与城市行政级别等级格局基本一致,且从东部向中西部地区依次降低。④“五化”协调规模效率较低是导致综合效率低的关键原因;“五化”协调度空间格局的形成是自然地理环境、经济社会发展差异等综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国行政区划调整的尺度政治

行政区划调整是人文地理学研究中的重要议题,但目前相关理论研究仍显不足。本文借助“尺度政治”理论,尝试对行政区划调整的诸多类型进行理论化梳理。具体而言,行政区划调整主要涉及行政等级变更、领域幅员调整、区划类型更替3种类型;从尺度政治视角出发,行政区划调整可以理解为行政区划的尺度生产和权力的尺度修复两大过程,其中涉及各种形式的尺度上推、尺度下推和尺度更替。基于这些尺度特征,本文探讨了行政区划调整的尺度重构和尺度政治的综合性、动态性和辩证性。本研究对于深化行政区划及尺度政治的理论研究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1949年以来东北地区行政区划演变格局与成因分析

东北地区是中国北方一个完整而独立的地理和文化区域。建国以来,东北地区的行政区划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分为以下5个阶段：1949~1955年,省级政区大调整阶段;1955~1969年,省级政区稳定,地级、县级政区频繁分合阶段;1969~1979年,内蒙古东部地区划归东北三省阶段;1979~1996年,地级、县级政区调整频繁阶段;1997年至今,行政区划调整较少、以县市改区为主,政区相对比较稳定阶段。经济发展水平、交通条件、历史文化、自然地理和政策标准等因素对东北地区行政区划格局与调整产生了重要影响。最后分析了目前东北地区行政区划不同层级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了行政区划调整的优化路径。     

基于行政区划调整的合肥-芜湖双核空间整合

行政区划的调整导致城市地域的空间结构发生变化, 对整个区域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2011年7月, 国务院批准了安徽省撤销巢湖市, 将其一分为三, 分别划归合肥、芜湖、马鞍山三市管辖, 合肥、芜湖两个核心城市从此相互毗邻, 合肥-芜湖双核结构是安徽省具有代表性的地域空间结构形式, 其空间整合面临着新的机遇、模式与路径。运用城市空间相互作用理论和方法, 以及双核结构原理对行政区划调整后的合肥-芜湖双核空间整合进行分析。提出在不同时期可以分别采用轴线模式、双核模式、“T”型模式和扇面模式, 采取打破行政区界限的刚性约束、加强双核轴线整体规划、扩大产业整合力度、发挥双核中间城市的比较优势、整体推进合肥-芜湖发展轴建设等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