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绿色投入产出表的环境污染治理成本及影响模拟

在编制绿色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对中国废水、大气污染物和固体废物的直接产生系数和完全产生系数进行分析,并对这三大类污染治理的单位成本和污染物治理的经济影响进行模拟。结果显示：①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等行业废水、废气和固废的完全产污系数都较高,属污染减排的重点行业。② 模拟的废水完全治理成本为6.4元/t,废气为2136元/t,固体废物为101元/t。③ 以模拟的单位治理成本进行污染物治理,将对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造纸及纸制品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造业等行业的产品价格影响大。     

中国制造业能源消费差异及高能耗对行业发展的影响

基于2005-2011年中国制造业各行业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制造业内部能源消费水平及其边际消费的差异性,找寻出能耗较高且需求较为旺盛的5个行业,并实证分析了此5行业能耗增长对其发展的冲击效应,得出如下结论：1）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以及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5大行业不但表现出较高的能源消费水平,且其边际消费倾向也有着异常高的表现;2）对高耗能、能源需求旺盛的5大行业其能源消费量与其工业总产值的VAR模型分析表明,能源消费的高增长在短期内对行业发展有所贡献,但从长期的趋势来看,其对行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有限,此种发展模式不利于行业未来的转型升级。为此,必须采取科学合理的政策措施和市场干预,努力实现最大程度的节能降耗,竭力避免高能耗成为行业发展中的约束条件。     

城市开发区工业企业的碳排放效率比较 ——以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

以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基于199家企业样本,采用碳排放强度、单位碳排放的用水效率、单位碳排放的废弃物排放强度指数及单位产品的虚拟水含量和隐含碳排放等指标,对27种不同类型工业企业的碳排放效率进行了评价和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为：1）不同类型工业企业的碳排放强度差异明显。南京市江宁区27类行业的平均碳排放强度为0.35 t/万元,其中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的碳排放强度最高,而仪器仪表制造业碳排放强度最低。2）尽管企业碳排放效率和水资源利用效率有一定的行业关联,但企业碳排放效率主要受经济效益、生产工艺、原料和能源类型等因素的影响。3）不同企业单位产品的隐含碳排放和虚拟水含量具有较大的差异。其中,轿车、铁矿石、金属铸件和摩托车等产品的虚拟水和隐含碳排放明显高于其他行业产品。4）企业碳排放与相应的三废排放强度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其中,碳排放与废气排放强度的关联度最高。5）在对未来企业排放效率评估、碳核查及碳配额分配中,不仅要考虑企业碳排放的经济效益,也要考虑企业的资源消耗和废弃物排放效率,并建立基于碳排放综合绩效评估的企业碳配额分配方案,这对于落实碳减排、推动资源节约和生产方式转变以及加强环境治理的多重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环境管制对广东省污染产业转移的影响

以广东省为研究对象,首先分析其2000―2010年污染产业转移的变化特征,发现从2006年开始出现由珠三角向非珠三角地区转移的趋势,其中粤北山区接受转移最多,转移趋势明显的行业包括采掘业、非金属制品业,而水电煤气供应业、有色金属行业有轻微的转移趋势。然后采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研究,以单位工业总产值的SO2排放量为环境管制因子,结果发现总污染产业、采掘业、非金属制品业、水电煤气供应业等产业转移与宽松的环境管制相关。环境管制对广东省污染产业转移起重要作用,中国地方政府强制性的“命令―控制式”的环境管制手段对产业转移的影响大。     

中国贸易隐含碳净出口的流向及原因分析（英文）

本文使用投入产出模型,基于最新的GTAP8数据库,分析了2004年和2007年中国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贸易隐含碳流向、结构及变化,结果显示中国均为隐含碳净出口国。基于LMDI法对隐含碳净出口进一步分解发现,影响中国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隐含碳净出口的因素不同,贸易顺差和排放系数差异是导致中国对发达国家隐含碳净出口的关键因素,行业结构差异和排放系数差异是影响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净出口的关键原因。这与发达国家、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分工密切相关。2004-2007年,中国出口结构逐渐转向高端制造业,生产技术逐渐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未来随着中国国内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出口结构优化,隐含碳净出口将会下降,贸易对中国碳排放的驱动力会减弱。     

2000—2020年长三角地区城市低碳竞争力时空演化

“双碳”目标下需要在区域范围研究城市低碳竞争力,解析区域内各城市低碳发展条件的时空演化差异。以长三角41个城市2000—2020年低碳竞争力为研究对象,以碳排放量、碳排放社会经济关联因素、低碳技术与政策3个维度构建城市低碳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基于TOPSIS-灰色关联法解析长三角地区城市低碳竞争力时序演化特征,并采用LISA时间路径和时空跃迁模型分析其空间演化格局,最终划分了城市时空演化类型。结果表明：(1)长三角地区城市低碳竞争力位序更替明显,近50%的城市演化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地区平均水平上海市>浙江省>江苏省>安徽省。(2)碳排放量空间关联度变化较大,碳排放社会经济关联因素空间关联度较弱,而低碳技术与政策时空协同发展态势显著。(3)长三角城市不发生时空类型跃迁或跃迁方向一致的概率为81.1%,表明长三角城市低碳竞争力空间格局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4)长三角地区低碳竞争力存在不同的时空演化类型,北部部分城市属于低水平固化型;皖南和浙南地区部分城市属于高水平协同型;中部的杭州、宁波等城市属于高水平溢散型,带动周边地区向好发展;而上海、南京与合肥属于高水平中心型,尚未...     

东北地区创新资源与产业协同发展研究

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象限图法,以县区为基本研究单元,从空间和行业2个视角,探讨东北地区创新资源和产业发展的集聚性和协同性。通过研究发现：东北地区创新资源和产业发展均表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性,主要集中在沈阳、大连、长春和哈尔滨等城市市辖区,但在市辖区内部集聚区存在较大差异,导致创新资源和产业发展协调性在四大城市市辖区及其周边县区呈严重偏离特征,尤其是汽车制造业和通用设备制造业,而医药制造业和专用设备制造业空间协同性较好;从行业分析,通用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和专用设备制造业集聚了东北地区55%的发明专利,而43.3%的工业总产值集中在农副食品加工业、汽车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等5大行业,导致各行业创新资源和产业发展的协同性相对较低,且仅非金属制造业的协同性高于所有行业平均水平。     

京津冀地区主要污染物排放变化趋势及启示

为了厘清京津冀地区污染变化与趋势以及污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为环境污染协同防治、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提供科学参考,借助趋势检验模型定性定量分析2000—2013年京津冀主要污染物排放变化趋势,探讨工业细分行业污染排放的结构特征。研究发现:京津冀地区环境污染排放趋势逐渐分化,化学需氧量、烟(粉)尘排放显著减少,二氧化硫排放减少趋势不太显著,废水排放显著增加,氨氮排放减少趋势不显著;京津冀地区污染排放与经济波动、结构调整存在密切联系;从工业细分行业来看,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造纸和纸制品业、农副食品加工业对污染排放贡献较大。     

共享社会经济路径下中国碳中和路径预测

科学地预测和分析不同情景下中国碳中和路径有助于碳中和目标的合理推进,但当前研究仍缺少结合碳源—汇变化趋势的综合性分析与应用国际耦合模式情景的系统性分析。本文运用WITCH综合评估模型与IBIS植被动态模型模拟了各共享社会经济路径情景下21世纪中国碳源—汇路径,对中国碳中和时间及路径进行预测分析。研究发现：① 中国碳汇逐年值存在3~4 a的周期性波动。RCP6.0气候情景下中国碳汇总量均值稳定在约0.30 Gt C/a;RCP2.6气候情景下中国碳汇总量均值呈下降趋势,到2065—2100年下降至约0.18 Gt C/a。② 中国碳排放总量受到世界经济社会发展路径与政策强度的共同影响,在中高强度减排政策下中国碳排放均在2025—2030年达峰后呈下降趋势,其中SSP1/SSP4—高强度碳减排政策情景下碳排放在2060年降至约0.30 Gt C/a并实现碳中和目标。③ 基于典型碳中和情景的路径研究,实现碳中和目标应积极促进清洁能源技术进步与应用,推进非电力能源向电力能源转变,推广生物质能源及CCS技术,并积极倡导电动汽车的发展。     

区域分部门贸易的隐含碳排放——以北京为例

碳排放增多带来的气候变化已成为各国政府共同面对的问题,碳减排责任的划分是各国争论的焦点,而国际贸易造成的"碳泄露"问题更是不可忽视。中国的碳减排责任最终要落实到省市区域尺度上,区域间贸易引起的"碳泄露"同样值得考虑。使用多区域投入产出分析法,分别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角度对北京各部门碳排放进行分析,并估算各部门进出口贸易中隐含的碳排放量。结果表明北京是一个碳排放净流入区域。基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角度,北京的碳排放总量分别是142.79 Mt和116.80 Mt。输出贸易中隐含的碳排放量为28.15 Mt,包括区域间调出和国际出口。输出贸易中隐含碳排放最大的部门是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输入贸易中隐含的碳排放量为54.15 Mt,包括区域间调入和国际进口。输入贸易中隐含的碳排放最大的部门是建筑业。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隐含碳流动研究

随着全球各区域的连通性不断增强,碳流动以及碳泄漏在全球碳减排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伴随全球产业跨境转移的过程,发达国家的高碳行业逐渐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并从这些国家进口成品用于自身最终消费。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分析,本文测算了“一带一路”沿线地区隐含碳流动,分析了生产碳及消费碳强度在全球的空间分布,并以此为基础探讨了“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生产者及消费者责任。结果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生产碳强度大都高于消费碳强度,且两者的差值大多高于“一带一路”区域外发达地区。全球95%以上的隐含碳净流出发生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美国、西欧等发达国家/地区的消费所引发的“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区域直接碳排放占比约为30%。考虑到跨国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整体承受了较大的碳排放压力。从消费者责任着手衡量各国家/地区在全球气候变化中的碳排放责任,并以包容性全球化为基础推进“一带一路”气候治理体系构建,可为长期难以达成协议的全球气候治理问题提供有效思路。     

Tracking embodied carbon flows in the Belt and Road regions

In the past few decade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has driven rapid growth of cross-border trade and a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leading to increasing inter- country embodied carbon flows. Multi-region input-output (MRIO) analysis is used to identify embodied carbon flows between major world regions, including seven region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BR), an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based carbon intensit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current embodied carbon flows are virtually all from BR regions to developed countries, with more than 95% of world net embodied carbon exports coming from BR regions. Consump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an Union countries induce about 30% of the carbon emissions in most BR regions, indicating that the former bear a high proportion of consumers’ responsibility for the carbon emitted in the latter. For this reason, measuring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ies from consumption rather than a production- based perspective is more equitable, while developing countries should be given a louder voice in the construction through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in part in the contex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f an inclusive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system.     

中国能源消费碳排放强度及其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

碳排放所引起的全球气候变化对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中国政府承诺到2020 年GDP碳排放强度较2005 年降低40%~45%,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全国层面社会经济和产业结构的实质性转型,更有赖于省区层面节能减排的具体行动。基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 提供的方法,本文估算了全国30 个省区1997-2010 年碳排放强度,采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和空间面板计量模型,探讨了中国省级尺度碳排放强度的时空格局特征及其主要影响因素,旨在为政府制定差异化节能减排的政策和发展低碳经济提供科学依据。研究结果表明:① 1997-2010 年,中国能能源消费CO₂排放总量从4.16 Gt 增加到11.29Gt,年均增长率为7.15%,而同期GDP年均增长率达11.72%,碳排放强度总体上呈逐年下降的态势;② 1997-2010 年,碳排放强度的Moran's I 指数呈波动型增长,说明中国能源消费碳排放强度在省区尺度上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且集聚程度有不断增强的态势,同时,碳排放强度高值集聚区和低值集聚区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路径依赖或空间锁定;③ 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分析结果表明,能源强度、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和城市化率对中国能源消费碳排放强度时空格局演变具有重要影响;④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优化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走低碳城市化道路,以及实行节能减排省区联动策略是推动中国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的重要途径。     

中国钢铁产品国际贸易流与碳排放跨境转移

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最终要落实到不同国家、不同行业之间的利益分配和责任分担,尤其是通过国际商品贸易转移的碳排放是在国家间分配排放配额时必须考虑的指标。基于中国钢铁产品国际贸易流的分析表明,中国在国际钢铁产品贸易中处于垂直产业内贸易的低端,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钢铁产品多为加工程度低、技术含量低、能源消耗强度大的初级产品。由于我国进出口钢铁产品在附加价值和能源消耗强度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随着中国钢铁产品国际贸易规模的扩大,使大量CO₂排放责任向中国净转移。我国学者应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到国际谈判、国际规则的制订中,从产品生产者和消费者两个层面合理界定中国在全球温室气体减排中的责任,力争在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确保中国的经济贸易利益。     

产业转移背景下广东省工业碳排放的驱动因素及碳转移分析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工业碳排放量持续增加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由于工业产业升级和转移所引起的碳排放空间重塑也成为低碳发展研究的新方向。本文综合运用碳排放量物料平衡法及结构分解模型,核算2001—2017年广东省城市工业各行业的碳排放量,揭示其时空格局演变规律,同时在产业转移背景下,分析工业碳排放变化的驱动因素以及碳转移格局变化,以期从各市碳排放变化与市际间碳排放转移两个角度探讨低碳发展的有效策略。研究表明：2001—2017年期间,广东省的工业碳排放量整体呈现增加趋势,且地区差异也逐渐增大,呈现由中心向周边扩散的空间特征,由单核心演变为“T字型”的空间分布格局;工业产业发展带来的环境效应由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和技术强度综合决定,其中规模效应的作用强度最大、技术效应次之,结构效应的作用最弱;工业碳排放转移格局呈现由珠三角地区向外围转移的趋势,珠三角地区为高、中能耗工业碳排放主要转出地,粤东西北地区为高、中能耗工业碳排放主要转入地。     

2007年中日贸易的经济效应和碳排放效应

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贸易对具有不同专业化分工的国家影响有所差异,对此进行研究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基于此,以产业分工存在显著差异的中日两国为研究对象,在2007年中日国际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引入TiVA及TiCE指标,对比分析中日贸易的经济效应与碳排放效应。结果显示：① 日本经济的价值创造能力要明显强于中国,尤其是制造业部门;中日两国经济增长机制存在显著差异,劳动者报酬及固定资产折旧对中国增加值贡献率较低;垂直分工水平越高的行业,中日两国的增加值系数越低且两者差距越大。② 中国多数行业的CO₂直接排放系数均高于日本,生产技术水平相对较低。③ 在产业分工中,日本主要负责核心零部件的生产,而中国承担了大量处于产业链下游的组装加工环节及一些资源密集型活动,因此总体上双方贸易对日本的经济效应更高,但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更大;且对于分工越精细、产业链越长、资本与技术越密集的行业,如装备制造业等,中国的增加值出口优势就越不明显。基于上述研究,对国际碳排放责任的界定进行了初步探讨,并对未来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及工作重点提出了建议。     

基于EBA模型的中国碳排放稳健性影响因素研究

依据环境经济学理论,运用极值边界分析（the extreme bounds analysis, EBA）模型,拓展了Kaya恒等式,利用中国30个省际区域2001~2010年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中国省际区域人均碳排放量“稳健性”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地方财政决算支出、产业结构、能源效率、能源消费结构、能源价格、客运量等6个因素对中国人均碳排放量具有抗干扰的“稳健性”显著影响,并根据实证结论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如调整产业结构,控制高碳产业发展;优化能源消费结构,积极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循环经济开发清洁技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提倡低碳生活,提倡低碳生活方式。这些建议为政府制定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政策提供经验证据和决策参考。     

郑汴都市区一次能源消费的碳排放变化及机理

城市发展面临着向低碳生态转型的挑战,探析城市一次能源消费的碳排放变化及机理是郑汴都市区低碳生态化研究的基点。采用LMDI分析法对2000~2009年间郑汴都市区化石能源碳排放变化、2004~2007年间一次能源碳排放与主要农作物碳吸收变化机理进行研究,构建低碳发展判别函数进一步辨析郑汴都市区产业低碳发展的类型与方向。结果发现：郑汴都市区的碳排放量逐年增加,但两市的增长速度与方式有所不同;碳排放量是在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规模、能源强度与能源结构、种植结构、播种面积及产出强度等7个因子相互作用下变化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是促进碳排放增加的显著因素,能源强度、播种面积和产出强度的增加是抑制碳排放的显著因素;郑汴都市区的产业错位发展有利于消减碳排放总量,但多种产业的产能和结构亟待提高与调整。郑汴城市复合生态系统之间的低碳耦合发展路径、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是应继续深入的方向。     

Multi-scale integrated assessment of urban energy use and CO2 emissions

Accurate and detailed accounting of energy-induced carbon dioxide (CO₂) emissions is crucial to the evaluation of pressures on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 as well as to the assignment of responsibility for emission reductions. However, previous emission inventories were usually production- or consumption-based accounting, and few studies have comprehensively documented the linkages among socio-economic activities and external transaction in urban areas. Therefore, we address this gap in proposing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and accounting system with three dimensions of boundaries to comprehensively assess urban energy use and related CO₂ emissions.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depicted the input, transformation, transfer and discharge process of the carbon-based (fossil) energy flows through the complex urban ecosystems, and defined the accounting scopes and boundaries on the strength of ‘carbon footprint’ and ‘urban metabolism’. The accounting system highlighted the assessment for the transfer and discharge of socio-economic subsystems with different spatial boundaries. Three kinds methods applied to Beijing City explicitly exhibited the accounting characteristics. Our research firstly suggests that urban carbon-based energy metabolism can be used to analyze the process and structure of urban energy consumption and CO₂ emissions. Secondly, three kinds of accounting methods use different benchmarks to estimate urban energy use and CO₂ emissions with their distinct strength and weakness. Thirdly, the empirical analysis in Beijing City demonstrate that the three kinds of methods are complementary and give different insights to discuss urban energy-induced CO₂ emissions reduction. We deduce a conclusion that carbon reductions responsibility can be assigned in the light of production, consumption and shared responsibility based principles. Overall, from perspective of the industrial and energy restructuring and the residential lifestyle changes, our results shed new light on the analysis on the evolutionary mechanism and pattern of urban energy-induced CO₂ emissions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three kinds of methods. And the spat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and technical progress provides further elements for consideration about the scenarios of change in urban energy use and CO₂ emissions.     

中国生产型和消费型二氧化碳排放清单分析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二氧化碳第一排放大国,因此,国际社会开始敦促中国在后京都时期承担更多减排责任。现阶段,《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条约》使用生产型二氧化碳排放清单,这就意味着它将减排责任分配给了污染制造者。本文比较并分析了中国的生产型和消费型二氧化碳排放清单,并认为消费型的二氧化碳排放清单更为公平合理,产品的消费者应该为他们所购买的产品中隐含的碳排放付费。此外,为了考虑公平问题,政府应采取全面的经济政策和行政手段扶持经济落后的省份进行减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