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防控措施对入室盗窃犯罪热点的影响——基于北京市主城区的案例研究北大核心CSCD

为了分析新冠疫情防控措施对入室盗窃犯罪热点带来的影响,论文收集了北京市2020年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期间和2019年同一时期的入室盗窃案件数据,利用核密度分析、PAI(predictive accuracy index)指数等方法比较了疫情防控前后犯罪热点的变化,从路网密度、POI多样性等环境特征以及发案地点、重复作案等角度对发生明显变化的犯罪热点的环境特征和案件特征进行了分析,讨论了疫情防控措施对犯罪热点带来的影响。结果表明:(1)疫情发生后,北京市主城区内的入室盗窃类案件数量大幅下降,2020年一级响应期间的日均发案量较2019年同一时期降幅达66.8%;(2)2019年出现的8个主要犯罪热点在2020年疫情防控期间呈现出明显衰减现象,其中5个热点基本消失,3个热点有所减弱;(3)出现衰减的热点普遍具有交通便利性好、要素多样性高、发案地点集中、犯罪人重复作案明显等特点;(4)疫情防控期间实施的居家隔离和社交限制等措施对犯罪人的作案机会形成压缩、公共场所的实名查验对犯罪人的匿名性形成削弱是疫情期间犯罪数量下降和热点效应衰减的主要原因。研究结果对疫情防控期间的犯罪预防和警力资源优化具有一定的意义。     

中国人口流动管控应对COVID-19疫情效应评估

中国政府通过历史罕见的人口流动管控遏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爆发。人口流动管控措施对于疫情防控起到何种作用?又如何影响中国人口流动和短期分布的地理特征?本文通过SEIR病毒传播动力学模型评估管控措施的有效性,利用移动定位数据追踪中国人口流动时空变化,以回顾COVID-19重大疫情人口流动管控的正负效应：① 人口流动管控使COVID-19疫情日新增感染曲线显著平稳化,成为中国应对COVID-19疫情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时非药物干预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口流动管控使中国日新增感染者波峰日推迟1.9倍到达,当日感染人数下降63.4%。在选取的5个省份、5个湖北省城市、6个湖北外城市中,波峰日分别推迟1.4~8倍、5.6~16.7倍和2.3~7.2倍到达,当日感染人数分别下降56.9%~85.5%、62.2%~89.2%和67.1%~86.2%。因此,人口流动管控为疫情防控准备争取了宝贵的缓冲时间,极大降低了疫情集中爆发对于医疗设施的冲击;② 人口流动管控限制人口地级流动。2020年1—4月中国人口地级行政区划之间流动强度较2019年同期日均下降40.18%,其中,2020年“春运”节后返工流（1月25日—2月18日）平均下降66.4%,对社会运行与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③ 人口流动管控与人们对于疫情的恐惧导致2020年中国农历春节的返乡流受到显著影响,并短期改变中国人口时空分布的动态趋势。本文有助于理解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下政府人口流动管控策略及其对人口流动与分布地理特征的影响。     

新冠疫情期间武汉樱花的情感效应

运用大数据文本挖掘和分析工具,对比新冠疫情期间武汉和非武汉地区居民所发布的微文,探究了武汉樱花在不同居民群体间情感效应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本地居民樱花微文的关注点多而分散,非本地居民的关注点少而集中;2）武汉樱花对不同地区居民情感的影响与疫情发展状况紧密相关;3）武汉樱花在疫情期间对武汉居民具有情感支持效应,对非武汉地区居民具有情感凝聚效应;4）疫情改变人的情感和景观解读背景,并赋予景观新的意义,新的景观意义反作用于居民,构成情感闭合回路。最后提出建议,抗疫恢复工作应多关注居民心理层面的缺失,从居民与城市、景观的情感关系入手,向武汉居民传达城市美好生活理念。     

基于交通管控效应的中国COVID-19疫情扩散的时空特征及其危险性

基于中国各级卫健委公布的疫情数据和全国列车数据,结合交通管控措施解析了中国COVID-19疫情扩散的时空特征和危害性,以及湖北"封省"对全国铁路系统的影响,结果发现:1)中国的疫情增长过程高度符合Logistic分布;空间上由湖北往东、南方向蔓延强度较大,各省内部疫情较为严重的地区通常为省会或经济发达城市.基于交通管控...     

COVID-19疫情时空聚集性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以重庆市为例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在城市内部的病例时空聚集性特征及影响因素对于疫情防控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论文以重庆市为例,收集2020年1月21日—2月24日的458例COVID-19确诊病例数据,结合手机信令数据与空间环境数据,采用空间聚集性分析、因子分析与回归分析等方法,探究重庆市新冠疫情在街道尺度上的时空聚集性特征,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时间上,确诊病例前期增长较快,以外地输入为主,后期逐渐趋缓,以本地传播(包括街道间传播、街道内传播、家庭内传播)为主,其中家庭内传播占比最大(23%);② 空间上,病例呈现显著的聚集特征,且聚集性逐渐增强,热点街道分布于重庆市西部、东北部;分类型来看,本地病例热点街道集中于人口密度较大、经济发展更好的西北部、西南部,外地输入病例热点街道集中于地理邻近湖北省的中部、东北部;③ 所有病例密度、本地病例密度、外地输入病例密度与因子分析所得4个因子(即城市交通因子、街道间活动因子、生活服务因子、居民分布因子)的回归结果显示,交通设施水平与病例密度存在密切关联,商店超市餐饮等生活服务地点与病毒传播显著相关,街道间活动是发生聚集性疫情的重要因素,而外地输入型病例多出现于人口密集区域。疫情防控中应根据不同区域疫情传播模式差异实施针对性措施,例如在重庆市中部、东北部关注外地输入防控,西北部、西南部以本地传播防控为重点;同时,应加强城市内部交通与街道居民接触密集区域的防控措施,有效防止疫情反弹。     

新冠肺炎疫情在广东省的扩散特征

基于广东省各地市卫健委官网披露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的详细信息，对新冠病例在广东省的时空扩散特征以及各地级市疫情传播和变动的空间差异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广东省确诊病例具有中年人最多、青年人其次、老年人第三的年龄结构特点，与全国统计特征较为相似。2）广东省的疫情扩散比率为0.198，表明其防疫措施卓有成效，有效地抑制了疫情的扩散。3）广东省的疫情扩散格局和综合风险格局存在显著差异。三四线中型城市的扩散风险较高但综合风险处于中等水平，发达城市的扩散风险较低但综合风险最高，粤东西部的欠发达地区较为安全。文章建议可积极宣传广东抗疫防疫成果，适度缓解民众焦虑，但仍需重点防范因返工返学带来的二次冲击。在防疫的中后期，应根据各地市的疫情风险等级，在省内科学划分风险防控区域，实施分级管控，有序恢复社会生产生活，避免过度防疫对社会民生造成的负面冲击，并需特别关注原本经济韧性较为脆弱的欠发达地区。     

基于个体“移动—接触”的空间交互网络理论构建与疫情风险评估

个体在空间移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使疫情传播具有复杂性和空间不确定性。但现有学术研究较少在理论上综合考虑个体的空间移动及移动过程中近距离接触分析疫情的空间扩散。本文综合考虑个体移动及移动过程中接触,提出基于个体“移动—接触”的空间交互网络的理论构建框架。鉴于公交刷卡数据能够有效地反映个体的移动路径及车厢内接触的群体,以北京市公交系统为例开展实证研究,构建基于个体“移动—接触”的空间交互网络,采用加权度中心性和K-shell分解方法识别疫情高风险区域,提出管控措施,并通过模拟管控措施前后网络社团结构变化来评价管控措施实施效果。结果发现疫情高风险区域集中分布在城际交通枢纽、商务中心、居住区周边区域。本文提出的理论框架对基于各类交通系统的疫情风险评估具有普适性,研究结果可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及时启动有效的疫情防控应急响应政策具有借鉴作用。     

我国非洲猪瘟疫情时空变化及其传播风险

非洲猪瘟（African swine fever,ASF）是一种不感染人的针对猪的强传染病,对养猪业有着致命打击,研究ASF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其传播风险分析,便于ASF的预防和控制。从地理学的视角,在对我国ASF疫情时空变化及传播方向分析的基础上,利用最大熵模型对ASF疫情传播风险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我国ASF疫情呈现先增长后快速减少并趋于平稳的趋势,暴发疫情最多的是西南、东北地区,最为集聚的区域为东北地区,传播方向呈现东北方向向东部、南部方向,西南方向向西北方向传播的特征;影响ASF发病的主要因素有公路、河流、人口、养殖密度和第一产业GDP,据此构建ASF疫情风险传播模型,预测出高风险区主要聚集在东北、西南和东南地区。在上述分析基础上,提出了ASF疫情防控的措施建议。     

我国COVID-19疫情时空演变特征研究——基于314个城市329天面板数据

基于2020年1月24日至12月18日我国314个城市的COVID-19现存确诊数、累计确诊数等统计数据,采用地理数据探索、新兴时空热点分析、空间马尔科夫链、动态面板数据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分析了COVID-19疫情的时空变化特征。研究发现:我国COVID-19疫情大致划分为大规模快速爆发期、全国严格防控期、全国抑制期、局部复发期、常态化防疫期5个阶段,绝大部分城市的疫情变化特征与全国总体情况类似;新兴时空热点方法识别出4种类型共124个疫情冷热点,其中增强热点24个、振荡热点27个、持续冷点16个、渐少的冷点57个;疫情热点主要分布于中东部地区特别是湖北周边区域,疫情冷点主要分布于西南、西北及东北地区;各城市现存确诊人数的马尔科夫链转移概率矩阵分析结果显示,各种类型维持现状的概率大于0. 893,向下转移的平均概率明显高于向上转移的概率,在不同空间滞后类型的影响下各类型转移概率发生明显变化;动态面板空间杜宾模型估计结果显示314个城市现存确诊数具有显著的时空自相关性且不同阶段有明显差异。     

中国COVID-19疫情扩散的时空模式及影响因素

在2020年全球暴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的背景下,揭示中国疫情扩散时空模式及影响因素对于科学制定防疫策略具有重要作用。针对2020年1月24日—3月18日期间中国COVID-19疫情从快速扩散到逐步控制的完整过程,基于累计确诊病例数据,以317个地级市为对象,建立疫情扩散时空模式判别模型,结合峰位置、半峰间距、峰度、偏度等参数,解析时空模式的基本特征;基于交通可达性、城市关联程度和人口流动构建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揭示时空模式的关键影响因素。结果显示：① 距武汉市直线距离588 km为判别疫情扩散4种空间模式的有效边界,综合同一空间模式下的时间过程类别,得到13类疫情扩散时空模式。② 蛙跳型的疫情扩散相对严重;除近距离蛙跳型以外,其余空间模式的疫情扩散时间过程差异明显;各种时空模式的新增确诊病例峰值大多为2020年2月3日;所有普通类城市的平均半峰间距约为14 d,与COVID-19病毒的潜伏期一致。③ 与武汉市的人口关联度主要影响蔓延型和近距离蛙跳型空间模式,与武汉市的通航状况对远距离蛙跳型空间模式具有正向影响,迁出人口数量对蛙跳型空间模式有显著作用,综合型空间模式受初级和次级疫情暴发地的双重影响。不同城市应根据自身的疫情扩散时空模式,在疫情期间高度重视交通管控,从关键环节遏制疫情扩散。     

基于社交媒体数据挖掘的旅游者情绪感知

随着智能移动终端和社交媒体的普及,带有地理标签的社交媒体数据大量涌现,其“文本—位置—时间”的多维特征使得精细时空尺度上的旅游者情绪感知成为可能。该文基于2017-2019年旅游者发布的新浪微博数据,采用BERT模型对微博数据进行文本分析,探讨旅游者情绪的时空分布规律及不同主题下旅游者的情绪特征,并分析导致旅游者产生负面情绪的相关因素。研究发现,微博中旅游者情绪呈现昼夜、周和季节性节律变化,不同性别旅游者在情绪反应强度及情绪节律上存在差异,对“天气”和“餐饮”主题易产生强烈情绪。该文提出的旅游者情绪挖掘方法可从多维度、多层次挖掘旅游者情绪特征,为旅游目的地舆情监测和预警系统提供借鉴。     

基于大数据的西安市国内游客情感体验时空变化研究

大数据时代,社交媒体的大量应用为研究游客情感体验以及探索其时空变化提供了新的数据源。采集3 a间西安市国内游客微博签到数据,运用热点格网图法、Getis-Ord Gi*方法和X-means聚类方法,从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2个维度研究西安市国内游客情感体验时空变化和演化规律。结果表明：（1） 城市中心、城市主轴线、主要商圈以及景区景点附近游客情感相对较高且稳定,高情感体验区域主要分布在曲江新区和西安古城旅游区。（2） 消极情感体验在西安的交通枢纽和城市边缘的空间占比高,交通枢纽主要以车站、城市进出口为主。（3） 整体上来看,3 a间西安市游客情感较为平稳,积极情感呈现“中心—边缘”的空间格局,消极情感和积极情感的呈现具有相似性,主要以3种类型为主：稳定型、相对稳定型和剧烈波动型。在3种类型中,稳定型的主要聚集地在城市中心、商圈附近、交通干线周边以及景区景点附近,相对稳定型占据西安市大面积区域,剧烈波动型处于距离城市中心较远的边缘。     

西方情感地缘政治研究进展

通过对情感地缘政治早期的经典和国际学术期刊论文的梳理,对情感地缘政治的起源、主要议题进行了总结。研究发现,情感地缘政治打破了传统地缘政治理论中情感与理性的二元对立,将情感引入地缘政治分析的中心位置。借用非表征理论,情感地缘政治将地缘政治分析中的个人情感从以往边缘化的角色变成了核心的研究议题。目前西方情感地缘政治的议题主要围绕“日常生活－情感－全球政治”的权力几何关系展开,一方面从宏观上构建不同情感与政治行动的结构关系,另一方面从微观尺度解析不同文化背景中情感如何被地方化的生产并与全球地缘政治事件互动。研究的议题主要包括对于全球恐惧情感的批判地缘政治研究,日常生活与地缘政治的关系,以及情感对于外交政策的影响3个方面。     

情理整合视角下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与 意愿悖离研究——基于Logistic-ISM模型

基于对岳麓山景区447位旅游者的实地调研,运用拓展的计划行为理论并结合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影响两者发生悖离的因素,并进一步利用ISM解释结构模型分析各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从Logistic回归结果看,旅游者的行为态度、感知行为控制等相关理性认知越好,发生悖离的可能性越低;旅游者积极环境情感和消极环境情感对悖离...     

基于微博语义分析的重庆主城区风貌感知评价

采用社交网络数据对城市进行感知与评价是一种新的城市感知定量研究方法。本文将新浪微博签到数据作为城市感知的数据来源,通过文本挖掘和语义分析方法,探索用户对重庆主城区城市风貌的感知与评价。针对重庆主城区特色风貌片区,研究形成了签到地图、情绪地图和对象地图。签到地图客观反映重庆主城区新浪微博用户活跃程度的空间分布特征;情绪地图挖掘活跃用户对空间的情绪表达和正负面态度;对象地图解析出现这种签到热力分布和情绪分布的原因,发现引发正负面态度的情绪对象。通过分析用户对规划师所设定的风貌要素载体的典型意见,将要素载体归纳为有感知积极、有感知消极、无感知和有感知未设定4类。今后应进一步从要素识别和价值判断两个方面为规划师塑造和管控城市风貌提供参考意见。     

历史背景认知对殖民遗产旅游情感体验的影响 ——以广州沙面岛为例

中国数量众多的租界本质是殖民统治时期的空间遗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历史背景已经被遗忘。以广州沙面为例,利用情感量表问卷对具备不同历史知识的340个样本进行认知与情感体验评价,探索历史背景认知对旅游者情感体验的作用与情感体验差异的产生原因。研究发现：1）愉悦、目标一致性与新奇/确定决定积极情感,自我投入决定消极情感;2）接受沙面历史背景介绍的旅游者情感体验更消极,认知评价具有显著差异。殖民历史背景认知通过降低旅游者的愉悦、目标一致性,减弱积极情感欢乐、喜爱,提升自我投入从而增强消极情感气愤、悲伤、畏惧;3）殖民历史认知是否导致情感体验趋于消极由个体的评价所决定。历史背景知识为旅游者带来深入旅游体验的同时不会影响旅游追求愉悦的本质,这为殖民遗产旅游的展示与管理带来新的启示。     

你还会去武汉吗？疫情下的共情与旅游意愿——目的地形象的中介作用

截取武汉解封前后共1个月的微博数据,探讨因疫情带来的共情、目的地形象变化对后疫情时期旅游意愿的影响。通过文本分析和回归模型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后疫情时期,人们对武汉的共情以积极情绪为主,占比85.09%,武汉的目的地形象要素除了“热干面”和“樱花”,还因为在疫情中体现出的顽强精神及巨大牺牲,被赋予新的“英雄”形象;总的来说,人们对武汉的旅游意愿较为强烈,疫情本身转化为一种特殊吸引物。假设模型检验结果显示：共情能直接影响旅游意愿,但在目的地形象加入模型后,共情对旅游意愿的作用被完全中介,其效应量为0.191。综合来看,在面对突发公共危机时,需要做好积极情绪引导,对旅游业而言,积极情绪意味着较高的旅游意愿,但是,在共情和旅游意愿之间,需要重视目的地形象的完全中介作用,其在联通情绪与行为意愿的过程中起非常关键的作用。     

西方情绪地理学研究进展与启示

情绪地理越来越成为人文地理研究的重要领域,从地理视角开展情绪的研究,有助于深化对场所空间的理解和认识,从而推动人本化的地理研究。文章首先回顾了西方情绪地理学发展的历程,并总结为初步探索阶段(1950年代~2000年)、快速发展阶段(2000~2009年)和多元化发展阶段(2010年至今)等三个阶段的发展特征。在此基础上,分别从场所空间的情绪特征、情绪空间格局的作用机制、情绪的空间分布与可视化研究等方面对西方情绪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进行详细阐述。文章进一步指出,目前以西方为主导的情绪地理学研究体系已初步建立,情绪地理学研究呈现出研究视角的创新性、研究技术的多样性和研究内容的跨学科特征。相比西方国家,我国情绪地理学研究才刚刚起步,迫切需要从多学科视角开展研究,结合不同的情绪数据,重点探索情绪与建成环境互动耦合关系,进而为城市空间功能提升和内涵丰富提供决策参考。     

消费转型背景下度假型旅游地时空修复——基于三亚海棠湾的案例研究

消费转型背景下旅游目的地供需失衡矛盾凸显,由此引致了目的地新一轮的结构性调整,然而这一现象并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现有的理论框架在解释力度上也存在明显不足。本文在详细剖析时空修复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情境与旅游情境,提出了资本应对消费转型的一般框架,分析了三亚海棠湾时空修复的整体历程,并揭示了案例背后的制度逻辑。研究表明：资本以时空修复的方式完成了对消费转型的应对。其中,时空修复的经济维度包括资本的空间修复与时间修复,在三亚海棠湾,空间修复突出的表现为地理扩张与空间重组,时间修复则重点表现在二级循环的缓建、停建及其向三级循环的跃迁。时空修复的非经济维度方面,政府部门藉由尺度重组用以促进资本的循环与积累,通过尺度上推,借助意识形态与城市战略,构建了资本空间运行的合法性;通过尺度下推,藉由绩效优先原则与权力下放策略,支持与服务资本的空间运行。但政府的部分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干扰了市场秩序,延缓危机的同时制造了更大的隐患。此外,时空修复与尺度重组之间存在着理论关联,消费转型使得原有资本节律失常,地域组织通过尺度重组搭建起全新的地理架构,为资本的时空修复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地理平台。本文完善了时空修复的理论框架,部分回应了消费市场的理性回归对度假地的可能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