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旅游目的地的概念框架与研究展望

旅游目的地是旅游地理学的核心概念。旅游目的地空间形态、空间规模、空间关系的线性发展需要我们立足旅游地理学的学科视角,针对线性旅游目的地形成统一的概念界定,完善已有的旅游目的地认知体系。本文基于后结构主义的理论视角,构建线性旅游目的地的概念框架与研究体系,以期建立完整的“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完善理论”的旅游目的地反馈机制。研究认为：(1)线性旅游目的地是以特定的自然、文化主题为引领,以旅游基础要素的线性延展为基础,以旅游者、旅游经营者、旅游产品、旅游信息、旅游服务等各类要素主体的流动关系为根本,形成的沿特定方向关联互动的目的地组织共同体与空间连续体,具备关联性、流动性、动态性的空间组织特征。(2)线性旅游目的地作为旅游目的地时空关系交替演化的结果,具备发生发展的演化过程,既包括时间维度上组织结构线性整合的过程演化,也包括空间维度上各类要素主体集聚扩散的空间优化。(3)后结构主义的关系思维与尺度认知为线性旅游目的地关系的建构、关系的流动、空间的生成以及尺度的转换等时空演化研究提供了综合性的认知框架,而线性旅游目的地概念框架与研究体系的确立,也推动了后结构主义向旅游地理学研究领域的理论拓展与实...     

可持续性转型地理研究综述与展望

可持续性转型是近20 a欧洲学界的新兴研究领域,它关注既有社会技术系统向更加可持续的生产与消费模式的根本性转变,对不少国家和地区的绿色转型政策实践已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近年来,越来越多学者开始关注可持续性转型与经济地理的交叉融合,可持续性转型地理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新兴的研究议题,着重从空间根植性与多尺度交互2个维度回答“可持续性转型在哪里发生”的问题。论文在简要总结可持续转型理论与分析框架的基础上,系统回顾和评述了转型地理研究进展与不足,并着重从中国的情境提出未来该议题的几个重点方向：① 基于中国语境下的的转型地理概念化和理论框架构建;② 后发地区可持续性转型与绿色产业追赶;③ 城市可持续性转型差异与联系;④ 多尺度交互下转型主体能动性与权力博弈;⑤ 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对可持续转型的影响。     

全球地方化视角下旅游地尺度重组——以浙江乌镇为例

权力、资本与空间的作用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重要议题,近年来旅游地通过丰富的空间实践接驳全球化进程,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鲜活的案例。以浙江乌镇为研究案例,通过全球地方化的研究视角,结合Harvey的资本循环理论和Smith的尺度重组理论提出分析框架,将尺度重组理解为一种由权力、资本作用于多尺度空间而形成的复杂过程。基于质性研究方法,对乌镇从“前旅游阶段”向“旅游阶段”和“后旅游阶段”转变过程中的尺度重组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乌镇尺度重组过程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变革的微观映射;乌镇尺度重组是全球、国家、区域、地方等不同等级空间尺度“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向综合作用的结果;乌镇尺度重组具有作为权力、资本与空间互动作用下的方式和结果的双重属性,权力、资本与空间之间的交互逻辑是其核心机制;乌镇的空间实践在微观层面上拓展了权力、资本与空间相关探讨的研究范围。作为介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空间单元,乌镇的全球地方化实践走出了一条“兼容二元”的现实路径,这对改善中国当前城乡发展不平衡现状具有借鉴意义。     

资本积累驱动下不同尺度地理空间的不平衡发展——史密斯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探讨

尼尔·史密斯是世界知名的人文地理学者和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他在不平衡发展理论的基础上,整合马克思主义和地理学的资本周期运动、空间一体化与尺度推移等范畴,提出了实现平衡发展的途径,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为研究当代社会空间问题提供了更为具体的分析框架和新的理论解释。其理论的核心是把地理空间视为生产资料、社会产物以及空间关系的总和,认为地理空间生产是特定时期资本增殖的重要方式。目前中国学者虽引进其部分理论,但整体了解还比较欠缺。本文将其理论概括和梳理为空间生产、地理尺度、美式帝国主义、绅士化4个方面,分析资本积累驱动下地理空间的不平衡发展过程,深度解析社会、空间与地理的尺度交错与互动关系,阐明资本周期运动、美式帝国扩张和绅士化的逻辑关联,最后以租隙理论为主剖析了城市尺度的资本周期运动。本文旨在为国内学者研究史密斯的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提供纲要和逻辑线索,并为中国城市化转型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供理论参考和方法启示。     

旅游情境下的交通拥挤问题 ——基于时空拥挤模型的不同尺度旅游流调控

旅游情境中的拥挤既有旅游交通与城市日常交通重叠而产生的拥挤,还受到旅游流自身特征影响,与城市交通拥挤的产生机制、调控策略和目标都存在显著差异。结合游客出游过程节律特征,将旅游流分为全局、目的地、景区3个尺度,对不同尺度旅游流的交通方式和特征、交通服务提供者及旅游交通供给产品、交通效率与目标特征等进行阐述,并基于旅游流建立拥挤一般模型,从空间和时间角度对其进行拓展。以三清山国内旅游流为例,研究不同尺度旅游流特征背景下产生的拥挤。结果表明:三清山旅游流在不同尺度和不同情境下差异显著,从空间拥挤模型出发,全局尺度主要为中转型拥挤,目的地尺度主要为汇流型拥挤,景区尺度主要为瓶颈型、停留型拥挤;从时间拥挤模型出发,拥挤主要发生在黄金周等节假日,全局尺度需要省级或更高层面的调控,目的地尺度可通过增加时间阈值方式避免拥挤,景区尺度可通过对各景点旅游流的引流实现调控。     

基于Lancaster特性理论的旅游目的地选择模式——理论分析与江西省旅游客流的实证研究

针对传统旅游需求研究中对消费者与产品的属性和旅游流的时空特性的忽视,本文基于Lancaster的消费特性理论和旅游目的地映象理论,提出了旅游流的目的地选择的概念模式和分析模型,进一步拓展了Lancaster的消费特性理论在旅游中的应用,并以江西省国内入游旅游流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     

可持续性转型研究动态与经济地理学展望

近年来,可持续性转型概念进入经济地理学者视野,用于探究区域绿色技术、消费市场和产业转型的多维因果过程与空间动力机制,已成为演化经济地理学和环境经济地理学新兴议题之一。为掌握该研究动态,本文对2000—2020年来共计2453篇可持续性转型文献进行回顾,重点探讨了转型地理研究进展和理论不足,阐述了经济地理学对可持续性转型研究的理论价值和融入方向。本文发现：① 可持续性转型是创新研究和可持续管理领域热门议题,呈多学科介入特点;其中,转型地理研究正不断崛起,并聚焦区域绿色新兴产业发展的社会-技术共演过程、多尺度动力机制、环境经济和社会效应及其转型地理性等问题。② 经济地理学对转型研究有三个视角优势：时空语境敏感性;转型过程、机制和结果的空间多样性;新产业系统的地方嵌入及其合法化的地理性。③ 经济地理学对可持续性转型研究含三个提升方向：概念内涵深化（含地方、尺度和空间）、多范式互动融合（演化、制度和政治经济地理）、分析框架构建方向（多地理尺度性与多层次视角,区域创新系统与技术创新系统）。④ 中国转型地理研究在三个议题上有广阔前景：基于国家语境敏感的地方转型探索、绿色利基发展与转型空间机制研究、以及区域新产业路径发展与转型研究。     

三亚市旅游休闲业态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形成机制分析

以三亚市为案例地,通过爬取六类旅游休闲业态POI数据,综合利用最邻近距离指数、核密度估计、多空间聚类、地理探测器等空间分析技术,深入挖掘三亚市旅游休闲业态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形成机制。结果表明：（1）业态总体数量及特征空间尺度急剧上升,分布格局呈“极核-轴线-面域”分布形态;主要集聚于三亚湾度假区,散布周边临海区域,且集聚程度随空间尺度的增大呈先增后减态势（;2）各类旅游休闲业态空间集聚特征显著,其中购物、住宿、餐饮业态与总体集聚特征呈现高度一致性,各类业态集聚分布特征显著不同且尺度依赖性明显,其中旅游景点业态集聚程度随时间距离的增加不断减小,其余业态均先增后减（;3）三亚市旅游休闲业态空间格局的形成是由政策引导城市发展决定的,即在旅游休闲需求升级与城市发展的转型升级的双向推动下,从经济水平、人口特征、交通条件及资源禀赋四个方面影响旅游休闲业态空间演变格局。     

基于游客感知的成都旅游目的地认知形象演变研究

基于在携程旅行网（Ctrip.com）上收集的2000－2019年成都相关游记,通过构建旅游目的地认知形象维度分析框架与专属的分词词库,运用游客感知偏好标准差椭圆（SDE）和文本分析,从时空维度探究成都近20年旅游目的地认知形象的演变。总体上,认知形象呈现丰富化趋势,其时空演变具有以下特征：1）游客偏好向“体验游”转变,SDE向东南（市区）偏移,旅游吸引物、旅游休闲和娱乐中“体验式消费”维度占比提高;2）“悠闲”的城市气质更加鲜明,浓烈的地方氛围促进市区吸引力的提高,推动SDE向市区方向进一步偏移;3）“去地震化”的旅游响应明显,表现在公共基础设施、旅游基础设施和旅游环境维度,受灾景区及恢复重建影响SDE方向偏移。     

“一带一路”战略的资本流动及其空间格局--基于不平衡地理发展理论视角

"一带一路"战略是新时期国家主导的、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与发展的国家战略。基于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视角的不平衡地理发展理论,分析"一带一路"战略的资本流动及其对空间格局的影响。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是构建资本转移与流动的地域组织,为资本再地域化提供了社会活动平台。从国内来看,"一带一路"建设使资本加速向国内的边疆地区和内陆地区流动,使得我国原本较为落后的东北、西北、西南和广大内陆地区"嵌入"资本循环网络,实现资本生产与再生产;从国际来看,"一带一路"战略是应对资本积累危机的解决途径,通过尺度重组和地域重构,构建起了国际性资本转移与流动的社会活动平台,促进资本在更大范围内流动和修复资本积累体系,推动了全球化发展的继     

中国旅游城市星级饭店韧性时空分异及影响因素

新冠肺炎疫情重创全球旅游业、饭店业,但不同城市旅游业、饭店业应对和适应扰动的能力不同,即韧性存在差异。以中国41个旅游城市的星级饭店为研究对象,构建基于累积损失的韧性评估模型,运用SARIMA、随机森林等方法,探讨新冠肺炎疫情干扰下2020年旅游城市星级饭店韧性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在中国疫情防控成效逐渐趋好的态势下,中国旅游城市星级饭店韧性不断增强,但韧性演变存在差异。②中国旅游城市星级饭店韧性空间分异明显,存在交通廊道效应和地理邻近效应。③影响旅游城市星级饭店韧性水平的主要因素依次为：客房平均出租率增长率、餐饮与客房收入比、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国内旅游收入增长率、空气质量优良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它们对旅游城市星级饭店韧性水平的影响呈现出非线性的复杂作用。对指导新冠肺炎疫情干扰下旅游城市星级饭店韧性增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深汕特别合作区协同共治型区域治理模式研究

伴随金融风暴引发了全球资本重组,资本的空间修复客观要求以新的跨界区域治理模式组织资本与劳动力关系,而中国传统跨界产业园区建设路径依赖于区域发展中“省-地方”分层设权治理模式。以珠三角地区的深汕特别合作区为例,通过深度访谈与文本分析法,发现深汕特别合作区形成的多主体共同参与、分工合作的协同共治型区域治理模式是在传统路径依赖基础上的一次制度创新。通过分析模式产生的产业经济背景、政策制度背景与现实发展概况,并解构深汕特别合作区行政组织架构、空间发展政策及利益分配机制,发现省政府的放松管制与资源注入,地方政府的优势互补、分工协同是协同共治型区域治理模式的本质特征,而这一区域治理模式的产生将会对中国区域产业政策与空间政策及政府职能转型提供新的经验与启示。     

中国入境旅游的经济增长效应与空间差异性研究

在旅游业与经济增长作用关系分析基础上,探究了旅游溢出理论,将其产生机制归纳为知识溢出、市场溢出和竞争效应3个方面。实证分析中,构建了包括入境旅游、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科技创新和对外开放的分析框架,运用中国大陆31个省域2000~2014年面板数据对入境旅游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全局分析得出中国入境旅游在邻近省市以集聚与合作为主,邻近省域入境旅游发展对本地经济增长具有辐射带动作用,且这种空间溢出效应大于直接效应;入境旅游业发达的地区,入境旅游的经济增长效应更大。局部分析发现,随着入境旅游的发展,入境旅游的经济增长效应不断强化,中部部分地区提升幅度最大;入境旅游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空间差异性,东部沿海地区贡献最大,西北地区相对最小。     

人力资本促进区域旅游经济效率的空间差异研究

在DEA-MI模型的基础上，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就人力资本与区域旅游经济效率的关系进行分析，探究人力资本对区域旅游经济效率的贡献。结果发现：旅游经济效率具有典型的“胡焕庸线”空间特征，旅游业及其子行业的区域旅游经济效率以1为标准线上下波动；人力资本与区域旅游经济效率空间关系也基本具备“胡焕庸线”空间特征。宁夏等西北地区区域经济效率较高，虽然人力资本存量不足，但其贡献率较大。福建等东南地区、四川和云南等沿线地区旅游业存在“人力资本错配”现象，东南地区虽然人力资本富集，但其贡献率较低，星级饭店业和旅行社业打破“胡焕庸线”的区域特征；中等人力资本在旅游业及其子行业中能正向促进区域旅游经济效率，高水平人力资本在旅游子行业中能推进经济效率的增长，但在旅游业整体中反而抑制旅游经济效率，这说明旅游业整体上还是一个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而星级饭店和旅行社业已经初步具备知识密集型行业特征；区域地理性、对外开放度、基础设施等是人力资本效能发挥的主要影响因素，制约着区域旅游经济效率的提升。因此需要健全旅游人才匹配体系，最大程度地发挥人力资本效能，科学构建人力资本与区域旅游经济效率协同机制。     

珠三角城市区域治理的尺度重构机制研究——基于产业合作项目与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的比较

珠三角作为中国东南沿海的巨型城市区域,旨在构建跨越经济社会系统的多元协同的综合一体化地区。本文以深汕特别合作区与穗莞深城际铁路两个区域合作项目为例,借鉴“新国家空间”理论,基于区域治理所面临的经济发展困境与行政治理困境,分析区域治理过程中的权力上移和下移,即省市关系调整的弹性应对策略。研究发现：区域产业合作项目中,为克服城市间合作的制度化不足的行政治理困境,省政府进行了包括资源注入、事权下放、去管制和扩大地方自主权的区域治理权力的尺度下移;区域基础设施项目中,为了解决省政府财权不足的行政治理困境,省政府进行了水平权力重组以构建综合博弈体、强制性地方事权上收和以收权导向的行政奖励的区域治理权力的尺度上移。由此,本文认为珠三角区域治理并非单向、机械的尺度建构过程,而是区域项目建设导向下,以修复行政治理困境为目标,灵活多向的尺度重配过程。     

国家级新区的治理尺度建构及其经济效应评价

国家级新区作为中国战略空间的核心内容,其设立与发展过程中的治理尺度建构至关重要。论文从尺度重构视角建立了分析框架,以此来考察国家级新区治理尺度建构的实践,并采用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不同治理类型的经济效应。研究认为,国家级新区治理尺度建构是各级行政主体通过刚性或柔性的手段在新区的定位、区划和权力配置等方面进行变革的作用过程。在具体实践中,不同国家级新区所建构的治理尺度在地域空间组织、行政主体构成和权力分配等方面具有显著差异,形成了多样化的治理类型。其中,“市辖区+合署办公”和“市辖区+管委会”等治理类型具有较高的经济效应,有助于解决权力边界模糊和治理主体多元等问题,而“市辖县+管委会”和“跨地市+管委会”等治理类型则表现出较低的经济效应。对于跨地级市或包含市辖县的国家级新区,需要适时推进“撤县设区”来简化治理主体或通过上级政府的“强势权力介入”来统一地域发展逻辑。     

发展地理学视角下欠发达地区贫困的地方分异与治理

在梳理发展地理学的发展过程、基本理论、分析模式和方法的基础上,结合中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目标和可持续发展本地化与减贫的学术探索,构建了欠发达地区贫困的发展地理学分析框架,建立了由经济地理资本、社会地理资本、文化地理资本、生态地理资本和政治地理资本构成的“五位一体”地理资本指标体系,提出了数据处理集成方法和技术流程,系统分析欠发达地区贫困的地方分异与治理方案。实证研究显示：① 地理探测可以确定作用地方贫困的主导地理资本,各主导地理资本对贫困发生率的决定力L_{A, P} ≥ 0.15;② 在不同主导地理资本作用下,5个单维地理资本指数及其合成的区域地理资本指数地方分异明显,存在阻隔和时滞特征;③ 贫困的地方分异可分为经济地理资本约束型、经济—社会地理资本约束型、经济—社会—生态地理资本约束型、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地理资本约束型4大类共7小类;④ 立足发展特征,挖掘地方动力,提出不同贫困分异类型的地方治理对策和模式。乡村振兴和2020年的减贫转向,应重视欠发达地区贫困的空间分异与空间扩散、空间整合的综合研究,为可持续发展本地化与减贫提供发展地理学解决方案。     

京津冀地区旅游经济增长的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

揭示区域旅游经济增长的时空演化特征并探究其影响因素有助于丰富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理论,也可为京津冀地区旅游协同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在初步构建京津冀地区旅游经济增长时空演化研究框架及多因素分析模型的基础上,运用基尼系数、核密度曲线、双变量局域自相关等方法,从旅游空间的规模、等级和形态变化等方面考察京津冀地区2001—2019年旅游经济增长的空间格局及演化过程,并基于面板多元回归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剖析。结果表明：① 京津冀地区旅游经济增长的空间格局从双核心逐渐转为多核心,旅游区域中心城市和部分旅游节点城市逐步成为旅游经济增长的主要载体,京津冀旅游协同发展初见成效。② 京津冀地区旅游经济增长的时空演化过程大体可分为3个阶段：高速增长下的双核心极化缓解阶段;中速增长下的双核心向多核心转变阶段;快速增长下的多核心形成阶段。③ 影响京津冀地区旅游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有人均GDP、星级饭店的数量、到北京/天津高速公路距离、旅游发展政策和旅游大事件等,其中人均GDP对旅游经济增长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④ 影响核心枢纽城市、旅游区域中心城市和节点城市的旅游经济增长因素有一定差异,星级饭店数量、旅游大事件和PM_2.5浓度对核心枢纽城市和旅游区域中心城市旅游经济增长有较大影响,城市道路面积、到北京/天津高速公路距离、旅游发展政策、旅游大事件、年末实有出租车数量、PM_2.5浓度等则是影响旅游节点城市旅游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Defining Regions: the making of places in the New Zealand wine industry

As a product, wine i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place. The industry has devised various strategies in order to delimit space and create places that are marketable as brands. Although demarcated by supposedly ‘natural’ features, these spaces are socially constructed in order to maximise accumulation. This article reports on the use of place-making strategies in the case of the New Zealand wine sector and the role of capital and agency in their production. Two case studies—Martinborough and Gimblett Gravels—are offered where contrasting geographical strategies have been employed. The work concludes that the employment of flexible delimitation is a strategy that allows contestation in creatively destructive ways. Such an approach allows for specialised identity construction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semi-porous boundaries. This calls for local economic policy that sits between the two extremes of open-ended neoliberal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arbitrary regional plann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