芜湖高铁建设对居民出游行为影响调查及对策研究

从居民旅游交通决策行为、居民出游空间、居民出游行为预期影响3个角度分析芜湖市高铁建设对城市居民出游的影响.结果表明：（1）旅游交通是影响居民旅游决策的重要因素.（2）居民出游市场以近程为主,空间分布主要集中在100-400 km范围内,且东向出游特征明显,目的地以长三角地区为主.（3）高速铁路开通将增加芜湖居民出游交通工具的选择,改变原有的旅游市场空间,中远程出游比例增加,同时也会影响居民出游次数与天数以及景区的选择.最后,依据国内外学者对高铁旅游研究成果,结合本次问卷调查实际情况,初步探讨高速化背景下,芜湖市旅游的发展对策.     

发达地区居民对节假日调整影响休闲旅游的感知分析——以上海、杭州和苏州为例

以休闲旅游需求较高的上海、杭州和苏州3市为案例地,运用因子分析法研究新休假制度"增加传统节日为法定假日"、"实施五个小长假"和"实施带薪休假"对居民休闲旅游行为产生影响的潜在特征,确立了新休假制度9个公因子,并在此基础上利用方差分析法进一步检验不同人口学特征和3市居民对新休假制度的影响感知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取消"五一"长假对居民休闲旅游影响较小;(2)对实施5个小长假支持态度反映出居民的旅游需求由初级化向高级化发展的趋势;(3)普遍赞成带薪休假制度反映了居民对于休假权利的觉醒,使得居民能享受优质的休假旅游,加强监督和保障机制是确保带薪休假落实的关键;(4)节假日调整有利于我国旅游业进一步发展。     

区域旅游流空间结构的高铁效应及机理——以中国京沪高铁为例

交通是影响旅游流空间结构最主要因素之一。以京沪高铁线为例,探讨了区域旅游流空间结构的高铁效应及特征,在此基础上,分析区域交通可达性变化,并结合区域旅游资源禀赋、区域旅游接待设施、区域旅游交通网络密度以及区位等影响因素分析区域旅游流空间结构的高铁效应的机理。研究表明:1区域旅游流空间结构的高铁效应表现为马太效应、过滤效应、扩散效应和叠加效应等特征。2区位条件、旅游资源禀赋、旅游接待能力、交通网络密度以及时空压缩程度等影响因素共同作用均非常明显态势下,产生高铁马太效应;旅游资源禀赋、旅游接待能力、交通网络密度均不强,时空压缩程度不显著等旅游节点产生高铁过滤效应;区位条件、旅游资源禀赋、旅游接待能力和交通网络密度均具有很强优势,且时空压缩程度明显等旅游节点可成为扩散源,高铁强化了扩散源旅游流集聚作用,然后向边缘旅游地扩散,呈现为"集聚—扩散"模式;高铁使大尺度空间的不同客源地居民出游空间范围出现叠加现象,但只有区位条件、旅游资源禀赋、旅游接待能力、交通网络密度优势较强且时空压缩程度明显旅游节点产生叠加效应。     

高铁对旅游者目的地选择的影响——以京沪高铁为例

通过因子分析降维得到影响旅游目的地选择的主要因素,包括旅行时间、旅游地的旅游资源禀赋、旅游地的交通通达性、旅游地的服务设施系统等4个指标;由此构建旅游需求—供给引力模型,测度高铁条件下主要因素对旅游者选择出游目的地的影响程度变化。结果显示：高铁开通前客源地和旅游地的空间距离是旅游目的地选择的最重要影响因素,且起到出游阻力影响;而高铁开通后主要影响因素对选择出游目的地的作用程度发生很大变化,客源地与旅游地的空间距离对出游阻力影响变得很小,而旅游地的交通网络密度、旅游资源禀赋和旅游服务接待能力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可为高铁时代下旅游目的的地建设提供理论依据,以期在高铁条件下构建科学合理的旅游要素体系,实现旅游地系统升级优化。     

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和态度的空间分异——以黄山风景区为例

以黄山风景区为例,通过问卷调查,采用SPSS统计软件和ArcView GIS技术,揭示了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和态度的空间分异特征。研究表明,周边地区居民对黄山风景区旅游影响的感知和态度呈现较为明显的空间分异。一定地域范围内,居民对旅游积极影响感知强度距离衰减,对旅游消极影响感知强度距离递增;在更广泛的地域范围内,受区域旅游空间结构和"飞地旅游"特征的影响,居民对旅游积极和消极影响的感知强度分别呈现"W"型和"M"型的空间分异特征。进一步分析了居民对风景区的了解程度、旅游流作用机制、交通线路、居民的响应程度等因素对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和态度空间分异的影响。     

基于决策树的山岳景区游客路径影响因素研究——以世界遗产地三清山为例

将决策树方法引入到小尺度旅游目的地的游客空间行为研究中,分析人口统计特征与旅行特征对游客空间行为的影响。通过问卷调查获取江西省三清山风景名胜区510位游客在景区内的路径轨迹,通过K-means方法聚类为6种游线路径,使用CHAID决策树模型构建游客属性特征与实际游览路径、主要景点的交互关系。结果表明:影响游客路径选择的因素依次为旅游方式、停留时间、主要交通方式、职业和月收入。不同游客群体寻路行为呈现规律性特征,参团游客与亲朋出游游客会倾向不同的入口,中远距离的参团游客停留时间影响其路径选择,年轻的驴友倾向于遍历更多的景点。     

农村居民旅游认知特征分析--以湖南省四县市为例

论文通过对湖南省四个县市1200个农村居民抽样调查,分析了农村居民对旅游的认知特征,结果表明:(1)农村居民对旅游的态度普遍较好,但不同区域、不同年龄层的农民对旅游的认知差异较大,农民接受旅游信息的渠道还较单一。(2)农民出游动机出现多元化,但出游目的较为集中,旅游偏好受年龄和经济来源的影响较大。(3)农民的出游愿望很高,出游时间充裕而且较集中,但出游预算比实际花费明显偏高。(4)多数农民出游的主要限制因素还是可自由支配收入,而担心影响农业生产和不能照顾家庭也限制了中青年人外出旅游。     

基于三要素的张家界旅游城镇化响应测度及影响机制

在分析城镇化对旅游业成长响应与机理基础上,从人口、产业和就业3个要素入手,重构“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构建响应测度模型,将旅游城镇化响应划分为4个阶段,利用张家界1989~2015年统计数据,剖析旅游城镇化的总体特征、阶段性特征以及空间特征,并从静态和动态分析其影响机制。结果显示： 自张家界建市以来,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呈现稳步上升趋势,并呈现出阶段性变化特征。 张家界两个市辖区的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有所差异,总的来说两者的响应强度都处于增长态势,但武陵源的响应强度大于永定区,而永定区的增长速度快于武陵源区。 从静态看,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旅游产业集聚程度、交通通达度、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第三产业增加值以及区域投资强度;其中,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旅游产业集聚程度、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以及交通通达度与城镇化响应系数呈现正相关;人均GDP和第三产业增加值与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呈现负相关。 从动态看,各因素对旅游城镇化的影响程度不同,排序为：旅游产业集聚>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人均GDP>人均年末通车里程>第三产业增加值>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     

社区嵌入式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探测与亲旅游行为研究——正、负影响感知的调节效应

社区嵌入式目的地具有游客访问与居民生产生活方式同步性、交互性和共享性的显著特征,选择这一类型案例地进行研究能够更加真实地探测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及其与亲旅游行为之间的关系。基于目的地居民视角,以新疆喀什噶尔古城居民为研究对象,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运用SPSS 24.0和AMOS 24.0进行分析,定量研究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及其在旅游正、负影响感知情境下与亲旅游行为的关系。研究表明:(1)经济状况、社区环境和社区归属感显著正向影响社区嵌入式旅游目的地居民的主观幸福感;(2)按照影响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路径系数排序,经济状况(0.672)社区环境(0.187)社区归属感(0.116);(3)目的地居民旅游正面影响感知对主观幸福感与亲旅游行为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4)目的地居民旅游负面影响感知对主观幸福感与亲旅游行为之间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对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提升以及亲旅游行为引导提出对策建议。     

基于旅游影响感知的丽江古城居民类型划分

快速的旅游发展对旅游地居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利用实证研究和统计分析的方法，作者对世界遗产地丽江古城居民就旅游影响的感知与态度进行了实地调查，采用快速聚类法将旅游地居民被调查居民被分为一定程度的憎恨者、积极的支持者和谨慎的支持者三种类型。居民中年长者、本地出生者多为一定程度的憎恨者；与旅游联系少、对旅游业依赖小的居民多为一定程度的憎恨者和谨慎的支持者；而在职的、与旅游业联系紧密、依赖大的居民多为积极的支持者。     

长沙市居民出境旅游需求的收入分异研究

收入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出境旅游消费,分析不同收入城市居民出境旅游需求差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运用抽样调查方法获得基础数据,将收入水平与城市居民出境旅游出游方式和意愿变量进行交叉分析,得出城市居民出境旅游需求出游方式差异不大,出境旅游意愿存在较大的差异。将收入水平与出境旅游目的地、决策影响因素、停留时间等变量进行对应分析得出：不同收入城市居民在出境旅游目的地,决策影响因素的选择差异不大,在出境花费意向、停留时间、出境旅游目的等存在较大的差异。     

多元交通视角下异质旅游流分布特征及其空间共轭关系

异质性是旅游流研究亟待拓展的内容。以北京、武汉和西安为案例客源地,基于2017年获取的城市居民出游行为大样本问卷数据,利用数理统计法、地图分析法等方法,从客源地视角对自驾车、火车、飞机3种交通方式旅游流的分布特征进行研究,研究发现：① 随着出游交通时间的增加,自驾旅游流呈指数衰减,火车和飞机旅游流呈正偏态分布。② 3种交通方式旅游流的空间分布格局存在差异。自驾高到访率区域围绕在客源城市周围;火车与飞机高到访率区域远离客源城市。③ 不同交通方式黄金出游空间具有共轭性,距客源城市球面距离0~400 km区域为自驾黄金出游空间,400~1 200 km乘火车（包括动车和高铁）6.00 h可达区域为火车黄金出游空间,1 200~2 600 km区域为飞机黄金出游空间。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了异质交通方式黄金出游空间共轭模型,刻画了自驾车、火车、飞机3种主要交通方式黄金出游空间的位置和共轭关系。     

大城市居民对周边乡村多功能转型的响应——基于“知识-态度-行为”（KAP）模型的分析

大城市居民作为最主要的乡村多功能消费者,是影响乡村多功能转型和价值显化的关键主体之一。该研究基于长三角城市群典型大城市宁波的调查问卷数据,利用KAP模型提出3个研究假设,从城市居民的知识（K）、态度（A）和行为（P）三方面探讨大城市居民对乡村多功能转型的响应机理。结果显示：(1)宁波居民对11个乡村功能的认知态度全部显著,其中,对乡村提供休闲放松功能、乡村农耕文化体验功能和养老功能最为认可,均值分别是5.99,5.88和5.79;(2)大城市居民对乡村多功能转型具有“知识获取（K）-认知态度（A）-行为意图（P）”的传导和响应路径,即居民获取的关于乡村的知识、居民对乡村多功能的认知态度显著影响他们的乡村消费行为意图;(3)宁波居民对乡村多功能的认知态度（A）主要受由媒体和人际传播产生的外源性知识影响;除农产品供应功能、工业发展功能和文创功能以外,居民对其他8个乡村功能的态度（A）与他们前往乡村居住、旅游、工作和养老的行为（P）之间存在显著相关。研究结论：促进大城市乡村多功能转型的政策,应当重视城市居民对乡村消费的多样化需求在信息传播、差异化发展和乡村公共基础设施改善方面更好的承接城市居...     

国外居民旅游感知的影响因素及聚类研究述评

国内已有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研究进展多着眼于旅游影响感知的内容,而对影响因素和基于居民旅游感知的社区分类着墨较少,尤其对有关研究方法更是鲜有综述。本文对国外社区旅游影响感知的影响因素、基于旅游感知的居民群体聚类以及相关的研究方法进行系统梳理,发现:(1)社区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因素大致分为人口统计、社会经济与地理空间因素;(2)居民群体聚类大致按照感知具体内容、感知的态度细微变化、感知的旅游强度进行划分;(3)研究方法存在样本规模、收集问卷的方法、量表比较等亟待改进的问题。最后本文基于对研究方法的分析提出了进一步的改进建议,在居民群体聚类的解释应考虑针对聚类典型个案的结构性访谈与社区背景信息进行辅助性的解释。     

历史文化村落居民旅游支持度影响因素分析--以林浦历史文化名村为例北大核心CSSCI

居民参与是旅游发展中的重要要素,居民对旅游的认知、预期和态度都对目的地旅游产业发展和提升有重大影响。本文选择历史文化村落林浦为案例地,基于社会交换理论构建假设模型,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SEM)验证,探讨目的地居民对地方旅游发展潜力认知、地方感、旅游发展影响感知对其支持度的影响,发现:(1)居民对当地旅游发展潜力的认知正向影响了居民对旅游发展影响的积极感知和对旅游发展的支持度,与居民对旅游发展影响的消极感知呈负相关;(2)居民对旅游发展影响的积极和消极感知分别正向和负向影响了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支持度;(3)居民的地方感和其对旅游地旅游发展潜力的认知呈双向正相关关系,居民的地方感对旅游发展支持度带来正向影响,但其对旅游发展影响的积极和消极感知的正负向关系不显著。     

贵广高铁对沿线旅游城市可达性影响测度及其地域结构系统构建

高速铁路的规划、建设与开通对沿线城市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即是缩短城市旅游空间联系的时间距离,提升城市旅游交通的空间可达性,进而提高旅游城市内外部的产业经济联系与要素空间流动的强度。本文以贵广高铁为案例区域,采用可达性模型和GIS空间分析方法测度和构建了贵广高铁对沿线旅游城市的时间距离与可达性变化及其地域结构系统。实证表明:(1)贵广高铁开通后的各沿线旅游城市最短时间距离均表现出明显缩短态势;(2)贵广高铁开通后的从江县、三江县、都匀市、桂林市、肇庆市、怀集县、阳朔县、贵阳市和广州市等各沿线重点旅游城市可达性测度值变化率呈依次降低态势;(3)通过将沿线重点旅游城市可达性测度值在ARCGIS空间模块下分析,并确定了贵广高铁沿线不同等级重点旅游发展点和重点旅游发展轴的基础上,有机形成了2个三级贵州沿线旅游发展板块与广西沿线旅游发展板块、1个二级广东沿线旅游发展板块和1个一级贵广高铁旅游发展板块,进一步构建了贵广高铁影响下的旅游地域结构系统。上述结论为合理优化贵广高铁沿线旅游城市空间结构、协调贵广高铁旅游产业一体化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南京市居民购物行为的影响因素和空间效应——基于四种商品的对比研究

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使用不断改变着居民的购物方式和行为,并对城市交通和城市商业空间布局等产生了一系列影响。采用2015年南京市居民购物行为问卷调查数据,通过联合有序probit模型,探讨南京市居民购物行为影响因素和空间效应,并对四种商品进行对比研究。研究表明:(1)家庭生命周期、城市建成环境、居民购物态度、机动车保有状况和社会经济人口因素均对居民购物行为有显著影响,且存在产品类型差异;(2)不同类型人群对城市交通出行和商业布局的影响不同,且特征人群分布存在空间分异;(3)居民对不同产品类型购物的空间偏好存在差异,且这种偏好受居民主观决策和客观环境共同影响。基于以上发现,对城市交通和商业布局提出相关建议。     

历史文化村落居民旅游支持度影响因素分析——以林浦历史文化名村为例

居民参与是旅游发展中的重要要素,居民对旅游的认知、预期和态度都对目的地旅游产业发展和提升有重大影响。本文选择历史文化村落林浦为案例地,基于社会交换理论构建假设模型,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SEM)验证,探讨目的地居民对地方旅游发展潜力认知、地方感、旅游发展影响感知对其支持度的影响,发现:(1)居民对当地旅游发展潜力的认知正向影响了居民对旅游发展影响的积极感知和对旅游发展的支持度,与居民对旅游发展影响的消极感知呈负相关;(2)居民对旅游发展影响的积极和消极感知分别正向和负向影响了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支持度;(3)居民的地方感和其对旅游地旅游发展潜力的认知呈双向正相关关系,居民的地方感对旅游发展支持度带来正向影响,但其对旅游发展影响的积极和消极感知的正负向关系不显著。     

不同特质银发族旅游目的地选择影响因素差异

鉴于学界对银发族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关注还不够, 于2010年6月通 过在组团出游的老年旅游者中共发放问卷200份, 有效回收178份, 在此基础上基于市场细 分理论对银发族的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总体而 言, 旅游目的地治安状况、资源和环境、目的地可进入性是最重要的影响因子, 其它因素的 影响有限;(2)根据旅游特质因子, 可将银发族旅游市场分成了三个细分市场, 即:大众型, 经验型和品质型银发旅游者;(3)不同旅游特质细分市场的银发旅游者在旅游目的地选择行 为和人口统计特征上存在显着分异现象。     

主社区居民对旅游效应的感知研究--以敦煌市为例

文章以敦煌市为例,进行了主社区居民对旅游效应的感知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目前正处于“成熟巩固阶段”的敦煌旅游地．其居民对旅游积极效应的感知明显强于对消极效应的感知,且对经济效应的感知强于对社会文化和环境效应的感知;敦煌市已形成了较为鲜明的热爱者、现实主义者、谨慎的热爱者、顾虑者和憎恨者等5类群体。与国内其它案例研究的比较结果,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居民感知会随着旅游地生命周期阶段的演变而呈现阶段性变化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