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工业布局调整初探

上海市是中国重要工业基地之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上海市工业空间结构呈现出内环线以内以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为主、内外环线之间以技术密集型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外环线以外远郊地区以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为主的空间格局。从总体上看,从城市中心向外,单位土地面积工业生产产出效率逐渐降低、劳动密集程度逐渐减少、资本密集程度逐渐增加、对上海市总体经济规模贡献率逐渐加大、对周围环境影响逐渐增强的圈层结构特征十分明显。另外,上海市工业布局的实践表明,除了原燃料、市场、劳动力的价格及其运费以及集聚外,级差地租、现代交通设施、劳动就业也是影响工业布局的重要因子。从优化工业布局出发,上海市今后一段时期,应大幅度提高工业用地效益、建设科学合理的工业生产基地、制定相应的工业空间结构调整配套政策,以保证区域工业的健康发展     

转型期城市居住用地更新的空间加密化研究——广州市金花街改造再考

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广州市金花街改造项目（1988~2003年）为案例研究对象,分析了政府主导下改造方案的调整过程和改造空间特征,探讨居民诉求和政府旧改政策对旧城空间的影响。研究表明：金花街居民的原地安置诉求和城市政府依此设计的以民生为导向的改造安排,乃是影响旧城空间的重要原因;在准市场化融资方式和福利化拆迁安置方式下,城市政府提出的有关提供公共服务设施、解决居民临时安置问题和让居民原地安置的要求,使改造规划多次提高改造容积率,以保持改造经济平衡;改造后的金花街在房屋和人口两个维度呈现空间加密化的态势,即存在原地安置房叠加融资商品房、原地安置居民叠加购房迁入居民的社会空间现象,金花街改造并未出现以外来中产人口大规模替代原住低收入人口为基本特征的绅士化过程。最后,从引入转让开发权和鼓励微改造两方面对当前广州的旧城改造提出政策建议。     

世博建设期上海市旅游住宿产业空间格局演化

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 借助GIS空间分析手段, 研究世博建设期上海市旅游住宿产业空间格局演化特征, 探索大都市住宿产业空间格局形成与演化机制。研究发现:① 世博建设初期, 上海市住宿产业呈现“两中心集聚、沿一轴线梯度向外分布”的初始格局;到世博举办时形成“多中心集聚、多轴线梯度分布”的总体格局。② 世博建设期, 住宿产业空间布局逐渐从内环线向外环线扩散, 主要集聚中心由两个演化成多个, 空间上呈现3 个显著的演化方向, 即城市西北方向、浦东方向和沿黄浦江两岸由中心地区向两端延伸的发展方向。③ 世博建设期, 上海旅游住宿产业发展速度先低后高, 星级饭店呈现高集聚-高集聚的发展特征;经济饭店呈现低集聚-高集聚的发展特征。④ 世博会对上海住宿产业布局影响显著, 形成了以世博园区为中心的产业集聚中心与密集分布区, 相对而言, 世博会对经济型饭店产业影响强度高于星级饭店。⑤ 总体上, 住宿产业空间格局形成演化与城市发展格局、城市功能结构演化相一致, 政治、经济、重大事件以及发展环境、企业个体等各种要素, 通过互相影响的综合作用机制有效地推动了住宿产业在城市地理空间上的集聚与扩散相结合的时空格局演化。⑥ 上海世博会通过政府政策、对城市发展的综合影响、巨大的经济效应以及后世博开发等诸多要素的综合作用, 共同影响住宿产业空间格局演化的方向与速度。本研究为重大事件影响背景下的住宿产业体系建设布局以及大都市旅游产业规划提供科学依据和理论基础。     

上海市经济发展的空间分析

本文着重于空间分析阐述上海市经济发展、城镇化和今后发展方向。“背靠陆地、面向海洋、依临长江、内怀黄浦”是对上海市空间优势的总结。上海城镇化过程发展很快,已经形成了由中心城市、近郊工业区、远郊卫星城镇、县城或县属镇、乡所在地或农场集镇五个等级的城镇空间结构。开发外围空间,增加人口和经济的离心倾向是上海今后主要的发展方向。     

上海市上市企业总部的区位分布与影响机制

大企业总部在城市内部的分布既受城市发展的影响,又是重塑城市空间格局的重要力量。基于历年上海市上市公司数据,探讨上海市的上市公司总部区位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上市企业总部在上海呈显著的中心型分布,多数总部集聚在中心区,且总部密度随到城市中心距离的增加而迅速降低。企业总部分布还呈现强烈的接近交通干道和开发区集聚的倾向。计量模型结果表明,企业所有制条件、上市时间、企业规模、行业类型显著影响上市企业总部的区位分布,通常国有企业、规模较大的企业和上市时间较早的企业更倾向于布局在中心城区区位条件更加优越的地区,形成总部分布的二元结构。市场化改革和规划下不同类型企业的主从秩序可以解释这种企业总部分布的核心边缘二元结构。     

无锡城市制造业企业区位调整与苏南模式重组

苏南地域广阔,区域和城市发展路径多样。较多研究关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和省级开发区发展带来的苏南模式创新,但是城市化对苏南模式重组影响同样值得关注。基于企业数据的空间分析以及企业访谈和问卷调查资料,从制造业企业进入和退出的角度,考察无锡市南长区在从乡镇企业典型发育地区(郊区)转变为城区过程中的产业升级和空间格局调整过程。研究表明:南长区制造业经历了产权重组、结构重组和空间重组三个过程,呈现出中小高新技术企业为主、空间上高度集中等城市化特征。政府表现出明显的"企业化"倾向,与传统苏南模式中直接介入企业经营不同,地方政府通过规划调控以及开发区建设、税收等金融刺激政策和措施影响企业区位行为,从而推动城市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和空间再集聚。     

政策影响下上海市工业用地扩张与效益研究

2003 年以后,国家及上海市委、市政府相继出台一些遏制工业用地的粗放扩张政策,那么其控制成效如何,工业郊区化只是工业转移还是带来更好用地效益。针对这些问题,采用GIS空间分析、统计分析和边际效益建模等方法,探讨政策调控对上海市工业用地扩张的作用效果和对工业用地效益的影响,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上海市郊区工业用地扩张明显,空间上趋于分散,工业用地效益有所提升,但相比国外发达地区,仍存在较大差距;工业向园区集中的政策驱动效果明显,工业郊区化转移并未给中心城区工业带来衰败迹象,郊区工业也并未体现出相应实力,控制工业用地扩张政策效果不佳;工业用地边际效益分析发现,边际效益呈递减趋势,工业经济增长仍主要依赖于工业用地的增加,粗放型增长未得到有效改善。     

基于点状数据的上海都市型工业空间格局研究

镶嵌于城市地域的都市型工业,有着其独特的区位特征和空间格局。基于2008年上海都市型工业微观企业数据,探讨工业郊区化背景下都市型工业空间分布、集聚特征以及行业间的空间邻近关系。研究表明：上海都市型工业企业区位选择具有中心城区与近郊区双重指向性,在距离城市中心10~20 km区间都市工业分布最密集,空间分布的非均质特征明显。空间集聚以城市内各类园区（商业楼宇、都市工业园、工业园区）为主要载体,集聚格局在行业间存在一定差异。在空间邻近关系方面,各行业间呈现出基于相同要素投入、生产关联、共同市场、政策导向的邻近布局以及基于异质排他性、环境要求的弱邻近布局特征。     

上海市会展业空间布局演化及其机理分析

以上海2 156家会展企业数据为基础,借助ArcGIS空间分析平台,研究了上海会展业时空演化过程,并从产业链角度探索会展企业的布局特征,最后探究其演化机理。结果发现：1）2000年以前上海会展业发展缓慢,空间分布差异逐渐减少;2002年之后,空间分布差异加大,集聚态势加强。2）1992年会展业主要集中在黄浦区和静安区,单中心集聚显著;2002年会展业沿黄浦江西岸逐向两侧延伸,形成以上海市政府为中心、徐家汇副中心为次核心的黄浦江西岸会展业发展轴;至2014年底呈现多中心集聚、多轴线扩展的网状分布格局。3）上海会展产业链均值中心主要分布在上海副中心城区徐汇区和中心城区黄浦区,空间分布上具有正的空间集聚现象,下游会展服务企业空间集聚态势更为明显。4）上海会展业空间格局的演化是区域发展战略和方针政策、城市交通和展馆设施、城市功能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重大节事等各个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环境管制对佛山市污染密集型企业空间格局变化的影响——基于2004年、2008年、2013年经济普查数据的实证

以佛山市2004年、2008年和2013年3次经济普查数据库中的污染密集型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格数据空间回归模型,研究了佛山市污染密集型企业空间格局变化特征,并探究了环境管制对污染密集型企业及不同行业的企业空间格局变化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环境管制严格程度的变化使其从影响企业区位变动次要因素逐渐成为推动企业空间格局变化的重要因素,说明了环境管制变化会引起其对污染密集型企业区位变动作用程度的变化。② 在城市内部尺度,地方政府权衡污染行业整治利弊后,针对不同区域不同行业制定的差异化环境管制力度和模式,形成了不同行业空间格局响应的差异。研究结果对理解环境管制影响污染行业空间格局变化提供更微观的视角,对环境管制政策实现企业更替和产业升级具有一定启示,也对政府产业和环境政策制定具有借鉴意义。     

苏州老城区文化产业空间格局演化及其机理分析

文化产业发展深刻影响城市经济转型和空间重构过程。国内对文化企业微观区位及政府作用的研究仍显薄弱,基于苏州老城区1 661家文化企业分布信息,综合运用核密度估计、Moran’s I指数等方法,分析文化企业空间演化过程。结果表明,在文化产业发展利好政策干预下,苏州老城区文化企业数量显著增长,行业结构由传统媒体娱乐行业独大转向均衡化发展;文化产业集聚特征明显但整体集聚程度下降,呈现由向古城集聚转为向古城外扩散的趋势;微区位上,文化企业向主要道路沿线和文化产业园区集聚,但不同行业的集聚模式存在差异。影响机理分析表明市场是影响微观文化企业区位选择的基础力量,政府干预降低企业选择特定地价圈层区位的成本并提高其隐形效益,改变了市场机制作用下企业区位选择的成本-效益权衡,从而影响企业的区位决策,引致文化产业空间格局演化。     

广东省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机制——基于2000～2009年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

全球化背景下污染密集型产业的跨国和跨地区转移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采用2000～2009年广东省21个地级市的统计数据,发现其污染密集型产业其呈现"S"型的时间发展特征和"分散-集中-分散"的空间发展特征,说明广东省污染密集型产业存在空间转移的现象。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产业空间转移的影响机制,得出如下结论:一是国际产业转移主要采取污染密集型产业出口的形式,而非FDI;二是环境管制是促进污染密集型产业由珠三角地区向非珠三角地区转移的重要驱动因素;三是影响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的主要机制是地方政府的管制,如迁入地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条件、服务水平和优惠政策等;四是低人力资本不是影响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的影响因子。最后,本研究也说明广东省仍然是国际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污染避难所",而非珠三角地区正在成为珠三角地区的"污染避难所",因此要加大产业转移中的环境监管。     

金融网络嵌入对中国城市创业活力的影响研究

金融网络的发展深刻改变了城市的资源获取能力并进一步影响着城市创业活力,金融网络外部性及其传导机制已成为金融地理学的研究热点。论文基于中国金融企业总部—分支机构数据和链锁网络模型构建中国城市金融网络,以新增企业数量表征城市创业活力,综合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分位数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城市在金融网络中的嵌入特征对于城市创业活力的多维度影响。研究发现：① 金融网络嵌入对中国城市创业活力的提升具有积极影响,更高的网络链接规模、可达性和权力地位意味着更高的城市创业水平;② 金融网络充当起沟通不同节点城市的管道,节点城市可通过网络链接提升金融资本可得性和知识生产水平2条路径显著改善城市创业活力;③ 金融网络嵌入对城市创业活力的影响具有多维度异质性特征,一方面,随着城市创业水平的提升,金融网络嵌入对城市创业活力具有先上升后下降的非线性影响;另一方面,相较于东部地区城市,金融网络嵌入更多地影响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城市的创业绩效。研究成果有助于加深流动空间环境下创业中心发育规律的理解,并为中国城市创业生态系统的优化提供借鉴。     

城市政府驻地搬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城市政府驻地搬迁是政府重新配置空间资源以达到优化空间结构并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行政手段。然而,当前中央政府对城市政府搬迁的谨慎态度与地方政府热衷搬迁的现实行为产生了矛盾,增强了对该政策评估研究的强烈需求。同时,以往研究较少关注城市政府驻地搬迁对整体经济的影响,且缺乏大样本实证证据。本文选取1996—2016年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倍差法检验城市政府驻地搬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城市政府驻地搬迁对城市经济增长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城市发展因素会调节搬迁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产生异质性结果。其中,搬迁距离、经济发展水平、固定资产投资率、政府干预等城市发展因素会放大搬迁产生的经济增长效应,建设用地增长率会缩减这一效应,而城市规模对搬迁带来的经济增长没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从时间效应上来看,城市政府驻地搬迁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长期促进作用,并在搬迁约7年后随时间推移逐渐增强。本研究不仅直接检验了城市政府驻地搬迁对城市整体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为优化行政区划调整提供学术依据,也对评估地方政府驻地搬迁效果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Globalization and Emerging Office and Commercial Landscapes in Shanghai

Office and commercial infrastructure in urban China largely disappeared during the period of central planning between 1949 and 1978. The role of downtown areas in China's cities, however, has been reinvented as a result of China's global integration. In Shanghai, comprehensive planning efforts were made for the renovation of the CBD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inner city.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emergence of office and commercial landscapes by linking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to broad market transition. It argues that the emergence of office and commercial centers in Shanghai can be viewed as the result of market forces as well as discretionary implementation of city comprehensive plans by local governments in the inner city—in response to global integration on the one hand and investor interests on the other.     

基于世博会的城市旅游空间结构重构与优化

世博会已经成为展示人类在社会、经济、文化和科技领域取得成就的国际盛会,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和参与。随着世博会规模、性质的不断演化,世博会对城市的影响日渐扩大。基于历届世博会的城市旅游目的地分析,研究与揭示世博会引致旅游新增长极形成、旅游空间结构重构的内在规律与机理,结合2010年世博会的举办,探究上海城市旅游空间结构重构与优化。     

苏州与上海孪生城市模式的形成机理及其区域效应

在对美国进行大量实证分析的基础上,艾伦从理论上推导出的孪生城市模式丰富和发展了区域空间结构理论。1990年代以后,苏州在跨国公司投资作用下的快速崛起,已与上海初步构成了一种功能上互补的共生关系,即孪生城市模式。这一模式的形成主要导源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从行政原因上看,苏州与上海由于分属两个省级行政单元,经营成本、产业政策自1980年代以来一直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从经济原因上看,苏州与上海仅距不到90 km、位居上海都市圈的内圈层,且离虹桥机场约50 km。苏州的快速崛起以至于苏沪孪生城市的形成,产生了多方面的区域效应。苏州与无锡本是一对水平相当、产业性质类似的城市,现已出现了明显的差异化发展态势,从而为在此基础上城市合理分工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苏州位居省级行政单元的交界,因此苏州与作为省会城市的南京构成了广义上的双核结构模式;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我们可以构建起沪宁沿线城市合理分工的多重空间组合模式。     

中国多维城市空间结构与地区收入差距

基于DSMP/OLS全球夜间灯光数据,衡量了1992-2013年市域、省域、省际3个维度的城市空间结构,分析其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市域维度上城市空间结构越集聚,地区收入差距越小,而省域及省际维度上二者关系相反,城市空间结构越集聚、地区收入差距越大。同时考察了对应维度上的产业结构特征、人力资本水平、外商投资比重、政府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对上述关系的影响。结果发现,非中心城市的二产比重、人力资本水平、外商投资比重越高,对应维度上的地区收入差距越小,而政府财政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在不同维度上的作用不尽一致。     

大都市创意空间识别研究——基于上海市创意企业分析视角

大都市创意产业发展既重构了大都市经济空间与文化社会空间, 又促成了大都市功能提升与结构优化。内城新经济研究认为大都市创意产业发展, 既孕育了创意空间, 又对其有高度依赖, 但是对于创意空间的内涵与认知却众说纷纭。中国发达地区创意空间是否存在, 其发育程度如何, 这正是本文的研究初衷。本文以上海大都市创意企业空间分布为研究对象, 基于创意空间的现实形态结合地统计方法及城市空间结构, 构建了由全局与局部Moran 指数初次判别-回归分析检验与甄别构成的创意空间识别方法。利用上海市第一次与第二次经济普查的企业数据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①基于GeoDA空间相关性的回归分析与综合判定方法是行之有效的;②2004 年与2008 年上海市各区创意企业在空间关联性上呈正相关, 且表现出集群式空间集聚;③上海创意企业高度集聚于中心城区, 并形成以静安、卢湾为中心的创意空间, 这表明创意空间具有显著的趋大都市中心特性, 但又偏离上海大都市中央商务区, 且有别于国外大都市“多中心”格局, 反映了中国大都市空间结构演变的自身特征。     

东北振兴政策体系解构及区域经济响应研究

本文回顾、梳理了2003—2020年东北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国家和地方出台的一系列有关政策,分别在国家、省、地市级层面归类总结、解读,对政策的层级、类型和时序进行解构性分析,并基于Python自主编程对相关政策进行文本数据挖掘,最后对东北振兴系列政策引发的区域经济及国企改革效应进行评价。结果表明：① 国家、省、地市围绕东北振兴形成了多类型、多层级、多时间节点的复杂政策系统;② 东北振兴政策体系形成与变迁具有稳定性、连续性、时效性、地域性等特征;③ 东北振兴政策从长期尺度看推动了区域经济发展,但地方对政策依赖度高,短期政策刺激效果明显但可持续性较差;④ 在政策引导和支持下,东北地区国企改革不断深化,创新驱动效果明显,但也面临关键技术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