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区域创新产出空间分异特征及成因

通过构建总体差异测度指数,并结合运用核密度估计等多种空间统计方法,分析浙江省区域创新产出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06-2012年,浙江省区域创新产出总体存在较大差异,并呈现波动式上升趋势;浙江省区域创新产出分异增强,空间核密度呈现出由相对均匀到极化的演化趋势;浙江省区域创新产出整体上呈现高值和低值集聚分布,且集聚程度逐渐增强;各县域创新产出同样具有空间集聚性,杭州与宁波市辖区成为热点区域;空间指向性明显,整体表现出“东高西低、北高南低”的空间趋势面分布;由回归分析得出该时期浙江省区域创新产出空间分异主要受经济基础、政策制度、技术溢出和空间区位四个主要因素的影响。     

杭州市房地产企业空间集聚特征与区位选择

房地产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行业,从微观视角解析房地产企业空间格局与区位选择因素对指导中国城市房地产业健康发展至关重要。论文基于杭州市房地产业工商企业登记数据,采用最近邻指数、Ripley's K函数、最近邻层次聚类等空间点模式方法以及地理探测器模型,系统分析了杭州市房地产企业空间集聚特征与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 杭州市房地产业及其子行业企业分布均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不同类型房地产行业企业的空间集聚程度呈现出“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其他房地产业”的规律特征;② 杭州市房地产业及其子行业企业的空间集聚强度均呈现出“先增后减”的空间尺度分异特征,但不同类型房地产业企业的空间集聚强度和集聚尺度却存在差异;③ 杭州市房地产企业分布的热点集聚区主要集中在沿西湖或钱塘江南部周围区域,但不同类型房地产业企业的热点集聚区分布等级和规模数量却有所差异;④ 地理探测器分析表明,集聚因素、区位因素和交通因素是影响杭州市房地产企业区位选择的有效因素。     

内地企业香港上市的特征及影响因素

分析了赴香港上市内地企业的空间分布、时间格局、行业格局以及所有制结构特征,并采用计量模型对赴香港上市企业分布格局的影响因素进行探讨。研究表明：赴香港上市的内地企业数量呈现波动式增长,总部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京津冀、长三角以及珠三角地区集聚特征明显;香港成为内地金融和房地产类企业海外上市的主要目的地;赴港上市的国有企业比重不断下降,民营企业逐步成为香港上市企业的主体。回归模型结果显示：赴香港上市企业总部分布受到集聚经济、距离、制度等因素影响,城市的经济规模、金融业发展水平、交通便捷性、信息化与通讯能力越强,到香港距离越近,城市行政级别越高,赴港上市企业则越多;此外,距离因素对民企的影响更为显著,国企的空间分布则主要受制度因素的影响。     

深圳服装业空间演化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服装企业点状数据,采用核密度、标准差椭圆、热点探测和Ripley's K函数相结合的点模式空间分析方法,对比研究了1995、2000、2005和2010年深圳服装企业空间分布特征,进而利用负二项回归模型检验主要区位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深圳服装业随时间演变,核密度高值区域日渐明朗,整体呈现集中分布态势,标准差椭圆面积有所收缩,热点区域在扩大,西部热点区倾向北移,中部热点区得到进一步强化,集聚特征呈现“先增后减”趋势,集聚范围逐年扩大;负二项回归结果表明：产业集聚、区域协作和制度因素对服装业空间演化有着显著影响,其中产业集聚和制度因素影响逐渐加强,而区域协作在城市产业发展中寻求着空间动态平衡。深圳服装业空间演化惯性效应突出,因企业对集聚经济内在需求和区位环境等外部需求产生的路径依赖,约束了产业后续空间演化的各项特征。     

中国新能源产业技术创新能力时空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中国367个城市单元的太阳能和风能专利申请数据测度中国新能源产业技术创新能力,采用基尼系数、空间自相关、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对2001—2018年中国新能源产业创新发展阶段、总体分异、空间分布、空间关联以及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研究发现：① 中国新能源产业技术创新发展整体呈现增长态势,同时存在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与“石油危机”“金融危机”等重要节点事件有密切关系。② 中国新能源技术创新能力的区域总体分异特征明显,全国尺度下内部空间差异大。东部地区基尼系数维持相对稳定,创新能力较弱的西部地区,新能源技术创新能力差异也最大。而中、东北部地区内部空间分异相对均衡且差异不断缩小。③ 高、较高水平的新能源技术创新城市空间分布具有较强的经济依赖性,且广泛分布在经济较发达城市。④ 太阳能和风能技术创新能力Moran's I值均为正且呈不断上升趋势,说明新能源技术创新能力在城市间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高-高集聚区主要集中分布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而高-低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的省会城市,对周边城市的带动辐射作用不明显。⑤ 经济发展基础、教育水平、工业化水平、用电需求、人力资本、科技投入、资源禀赋、环境规制等9个方面因素不同程度影响着全国层面和四大地区层面城市的新能源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形成。     

广东省旅游产业广域空间集聚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产业的空间集聚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选择旅游产业在广域空间的集聚现象进行研究,针对已有研究在地理学方法使用上的不足,以A级景区、旅行社、星级酒店作为旅游产业的核心组成,采用最近邻指数、核密度估计、缓冲区分析,对旅游产业在案例区域的集聚分布程度、集聚分布特征及集聚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和揭示,研究发现:案例空间总体呈现明显的旅游产业集聚;A级景区、旅行社和星级酒店的集聚形态呈现不同演化特征,表现出点状、组团状等不同集聚分布特征;城市自身基础和区位条件影响着旅游核心企业的布局和选址;区位综合价值对集聚分布有主要影响。     

东北三省企业空间格局演化与区位选择因素

企业作为产业空间的核心载体和组织主体,其区位特征和影响因素识别对优化区域产业空间布局、合理配置资源具有重要意义。以东北三省115 852条有效规模以上企业数据为研究对象,采用空间分析方法总结2000年、2010年和2019年东北三省企业空间格局特征,并运用OLS模型和GWR模型解析影响企业区位选择的核心因素。结果表明：① 东北三省企业以“T”字形铁路沿线为轴线逐渐向两端扩展;② 沈阳市区始终保持东北三省企业资本规模领先地位,哈尔滨、长春、大连市区资本规模增长迅速,并与沈阳市区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③ 东北三省企业空间分布可以分为单核心热点型、中心城市集聚型和“大集聚-小分散”型3种类型;④ 市场规模、城市等级是影响东北三省企业空间分异格局的两大核心因素,外商投资水平次之;⑤ 不同区位影响企业空间布局的核心因素存在一定空间差异。     

中国工业生态效率时空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解析

基于2000-2016年中国工业数据,构建工业生态效率投入产出指标体系,测度不同区域的工业生态效率,构建不同空间权重矩阵,对空间分异特征进行解析,最后研究了工业生态效率影响因素的空间效应。结果如下：① 中国工业生态效率均值呈现出波动趋势,在2016年达到最大值; ② 区域之间差距明显,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也在2016年最大,空间分布上逐渐集中,逐渐形成了从东南向西北递减的阶梯状空间分布特征; ③ 工业生态效率存在着明显的空间集聚性,并有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的空间俱乐部现象; ④ 财政分权的直接效应值最高,对外开放和固定资产是抑制本地区工业生态效率提升的主要因素,科技创新、财政分权能够促进邻近区域工业生态效率的提升,产业集聚、对外开放不利于邻近地区工业生态效率的改善。     

高铁站区产业空间分布及集聚特征——以沪宁城际高铁南京站为例

分析沪宁城铁南京站乘客的出行距离特性,初步确定高铁站区圈层范围为3 000 m。以南京站周边3 000m范围内6 145个企业的地址、行业隶属、成立时间等为研究数据,运用空间分析方法,探讨高铁站区产业的分布与空间集聚特征。①从总体看,高铁站区产业的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圈层结构,以车站为中心,以500 m为缓冲半径,在1 500~2 000 m范围企业密度最大,2 000 m以外企业密度陡然降低。②各行业空间集聚趋势类似,随着距离增大集聚程度降低。但空间尺度上存在差异,交通运输业和房地产业集聚现象更为明显,交通指向性显著;批发和零售业集聚峰值相对最大,在大范围上有分散分布的趋势。③各行业空间分异特征显著,整体呈现"东低西高",空间分异特征大致存在以下三种模式,即"小分散、大集聚"、"大分散、大集聚"、"大分散、小集聚"。     

江苏省研发企业空间格局演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以江苏省县区为研究单元,综合运用标准差椭圆、Ripley’s K函数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探究2005、2011和2017年江苏省研发企业的空间分异特征,并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考察江苏省研发企业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研究结论如下：研发企业空间分布呈现出稳定的西北-东南分布格局,且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性,聚集规模和强度先增强后减弱;研发企业冷热点呈块状分布,存在明显的“俱乐部趋同”现象;研发企业和开发区、高等学校空间匹配程度较高;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成本、开发区建设、邻近高等院校以及集聚经济等因素对江苏省研发企业空间布局影响显著。     

中国民营上市企业总部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

民营企业是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分析民营上市企业总部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对了解民营企业发展现状，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分析2008—2017年中国民营上市企业数据，研究发现：①以长三角为代表的华东地区是中国民营上市企业主要集聚区，但所占比重在下降，而以京津冀为代表的华北地区近年来发展较快，全国民营上市企业重心略向北移动。②中国民营上市企业以第二产业为主，第三产业占比呈上升趋势，但远低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热点城市明显较少，空间集聚性也较弱；第一产业占比很少，仅在1%左右。③中国民营上市企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存在向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经济圈的大城市聚集的趋势。④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GDP是影响中国民营上市企业营业收入的主要因素，相对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主要影响因素更为多变。     

中国上市公司总部空间格局演变及其驱动因素研究

借助空间计量模型,考察2005~2015年中国上市公司空间格局演化特征及其驱动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国上市公司主要集中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及京津冀地区,向高等级城市集聚明显。②空间重心迁移表明中国上市公司呈现“迅速-平稳”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空间关联格局由沿海向内陆呈现出热点区-过渡区-冷点区的梯度推移态势。③三大密集型上市公司专业化空间演变形态各异,劳动密集型呈现“单核”向“双核”模式演化;资本密集型呈“破碎化点状”极化分布态势;技术密集型呈“多核心串珠状”扩散态势。④OLS回归模型显示城市区位及规模、全球化水平、投资状况、科教水平、信息化水平等因素共同驱动中国上市公司空间格局演变。     

中国电子竞技产业地理集聚特征及影响因素

基于2003—2016年电子竞技企业数据,运用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空间自相关分析和空间面板计量经济学模型的方法,对中国电子竞技产业地理集聚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研究表明：① 中国电竞产业发展经历从“非法”到“合法化”的曲折历程,阶段性特征明显,可分为“波动发展-蓄力扩散-集中爆发”3个阶段。② 电竞产业发展存在空间依赖性,产业集聚空间存在2级集聚中心,集聚模式经历了从“双核”到“单核”的结构演变。随着时间的推移,电竞产业向中南、华南地区集聚的趋势愈加明显,粤港澳大湾区的集聚程度最高。③ 实证研究表明经济水平、产业结构、人力资源、政府政策、创新环境、经济外向度、用户规模是影响电竞产业集聚的主要因素。     

中国化工产业布局演变与影响机理研究

基于2003—2013年的企业数据，研究了中国化工产业及其行业空间布局演化、影响因素及机理。结果表明：① 化工企业呈现沿海?陇海线?沿长江的“π”字型分布格局，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长株潭等4个热点区，天津?淄博、上海?南京、广州?茂名等化工集聚区的双核结构凸显，布局演变呈分散化趋势；② 整体上高污染、低附加值的基础化工行业由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反之相对精细高端的行业集中在沿海地区或在沿海地区内部转移；③ 整体上港口条件、市场需求、地理区位、环境规制的影响贡献呈现下降趋势，而资源条件、外商投资、科技投入等要素的贡献上升，不同行业影响程度和趋势存在差异。     

长江经济带数字产业空间格局演化及驱动因素

数字经济是长江经济带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区域竞争新优势的重要驱动力,对于数字产业区位的研究则是长江经济带数字化发展的重要议题。本文以长江经济带1994—2019年1375971家数字产业企业为样本,综合利用标准差椭圆、核密度估计、平均最近邻指数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究长江经济带数字产业空间格局演化规律及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 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数字产业企业数量大幅增长,呈现“东（略偏北）-西（略偏南）”的集聚发展态势。② 数字产业空间分布差异凸显,总体保持着“上下游城市>中游城市”的分布状态,以“城市群-中心城市”为依托的多核心集聚分布特征愈发明显。③ 数字产业服务化趋势明显,制造型数字产业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区位分布主要聚集于下游的长三角一带;服务型数字产业则在全域形成以中心城市为核心节点,不断向外围蔓延的态势。④ 长江经济带数字产业空间格局演化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信息化发展潜能两个维度的多种因素影响,前者对于制造型数字产业影响较大,而后者对于服务型数字产业的影响更加明显。此外,驱动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亦更为显著。     

集聚经济、政策激励与中国计算机制造业空间格局——基于贸易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中国海关贸易库数据,对计算机上游和下游出口源地的空间格局演变进行对比分析,以面板数据方法揭示产业集聚和政策激励的作用。研究发现：① 计算机上游出口集中在长三角和珠三角,下游出口集中于长三角和成渝,上游出口格局更分散;② 从动态看,上游出口从珠三角逐步向内陆扩散呈现集聚-分散-集聚的过程,内陆地区承载大部分出口增长;下游出口增长态势更为明显,最初集中分布在长三角和珠三角,2010年以后内陆地区增长迅速,成渝成为继长三角后最为重要的集聚区;③ 研究时段集聚经济对计算机上下游制造业的推动作用降低,政策激励的影响显著增加;④ 沿海和内陆计算机制造业发展模式不同,前者的兴起主要是市场化条件下的集聚经济,后者则受到集聚经济和政策激励的共同影响;⑤ 由于产业特征的差异,集聚经济对计算机上游的影响高于下游。在计算机制造业的发展中,要素成本增加造成的集聚不经济和地方政府的政策激励使得集聚效应逐步让位于政策支持。不同区域不同阶段产业对政策的敏感程度并不相同,政策制定应顺应产业演变规律。     

基于城市功能格局的西安市文化产业空间集聚研究

针对以往文化产业区位特征研究中缺乏与城市功能格局有机联系的问题,以中国西部重要的文化产业集聚中心西安市为案例,采用土地利用区位商、标准差椭圆、热点分析和叠加分析等方法,分析其文化产业的空间集聚特征及与城市功能格局的耦合关系。结果表明,2016年西安市的文化产业布局具有较强的“空间+功能”依附性特征,其空间集聚以城市发展主轴为方向线,集中在以一类工业和科教功能为主、开发较为成熟的城市综合功能区。传统商贸业、物流业等要素集散枢纽对文化产业的空间集聚影响较为显著。面向生活服务的文化休闲娱乐服务业的空间分布相对均衡,而面向生产服务的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业则表现出较强的产业关联导向和环境氛围导向特征。     

大陆台资跨界生产网络的空间组织模式及其复杂性研究——基于大陆台商千大企业数据

基于中华征信所数据库中大陆台商千大企业数据中1988~2014年的台资母子企业注册时间、详细地址、行业类型、主营业务等数据,运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采用GIS、Matlab和Gephi等技术手段,考察大陆台资跨界生产网络的空间组织模式及其复杂性拓扑结构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台商千大企业的时空演进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和行业指向性,即整体上呈“南密北疏”“东高西低”的格局,集中分布于以上海、广东、福建、重庆为代表的长三角、珠三角、海西区、西三角等地区,分别以制造业中的电子信息、机械和石化产业、以服务业中的一般批发零售业和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与软件业等生产性服务业为主;2）大陆台资跨界生产网络的空间结构特征表现为：网络联系覆盖地域广泛;呈三轴放射状空间结构;网络联系键的空间异质性显著;3）大陆台资跨界生产网络处于随机网络向无标度网络分布的过渡期,并表现为出明显的小世界网络特征。     

入园率视角下长三角地区化工产业时空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

本文以全国化工产业密集区——长三角地区为例,基于规模以上中国工业企业详细数据,从化工企业入园率的视角出发,综合运用均值中心、标准差椭圆、核密度分析及空间自相关等分析方法,分析并揭示了1998—2013年长三角地区化工产业时空格局演化规律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998—2013年长三角地区化工企业总体上呈现不断增长趋势,入园率由6.19%提升到36.98%;化工企业“西北-东南”方向分布明显,且近似呈“先东南,后西北”的路径迁移规律,较之全部企业,入园企业具有更高的离散度、更大的迁移幅度,入园企业与全部企业逐步由空间失配演变为空间匹配;中心集聚与外围扩散态势并存,发育并逐渐形成了环太湖集聚区、沿杭州湾集聚区、沿长江密集带及沿海密集带四大化工产业集聚片区,化工产业的区域空间结构趋于复杂化、有序化与稳定化;地级尺度上化工企业入园率不断提升,2003年与2013年呈显著的空间正相关,热点区逐渐由浙江东南转移到苏皖北部,冷点区从安徽北部迁移到浙江西北,基本完成了空间格局上的对称反转变换,但化工企业入园率与空间密度分布一直处于错配失衡状态。通过结合化工产业特性与长三角区域特征,定性探讨了长三角地区化工产业时空格局演化的影响因素,特别是阐述了化工产业“园区化”进程的作用机制。     

中国数字经济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

基于腾讯研究院公布的数字经济指数,运用插值模拟、Zipf位序-规模法则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2016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分异特征进行分析,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探测比较。结果表明：①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空间分异明显,省域尺度呈现出自东向西梯度递减的特征,但川、渝成为创新发展新极点;城市尺度,城市群地区是数字经济发展高地。② 数字经济各分维度发展的协同性与差异性特征并存,但差异性更为显著。③ 国家层面,政府对科学技术方面的投入对数字经济的发展起重要作用;东部地区影响因素相对多样;信息化基础与潜力方面因素对中部地区起主导作用,且各因素交互后作用力显著加强;西部地区受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不存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素;东北地区的影响因素则相对单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