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内陆中心城市物流企业空间分异及区位选择——以兰州市为例

城市物流企业的空间分布决定物流空间格局、影响城市综合资源和生产空间的合理配置。以西北内陆中心城市——兰州市为案例区,基于微观物流企业数据并运用空间分析方法刻画了兰州市物流企业的空间分布及类型分异特征,进一步通过负二项回归模型探究了其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 兰州市物流企业空间分布不均衡特征显著,总体呈现出“中心为主、远郊和近郊为辅,且沿城市交通主干道呈寄生状分布”的分异格局,具体可归纳为“多中心极化”、“中心极化”、“多中心外扩”、“中心外扩”、“整体极化”与“局部外扩”并存5种空间组织形态。（2） 物流企业呈现出“两心两翼四组团”的空间集聚特征,就不同类型而言,运输型和综合型物流企业呈现出“地域均衡化,类型多元化”集聚特征,货代型、快递型及仓储型物流企业则呈现出“片区集聚化,类型集群化”集聚特征。（3） 物流企业空间分异格局与类型分异特征受交通条件、集聚因素、政府政策、土地价格和城乡差异等多元因素影响,其中交通条件、集聚因素以及政府政策对行业整体在区位选择中的影响最为显著。（4） 从企业类型来看,货代型、综合型物流企业的区位选择受集聚因素影响最为显著;快递型、运输型物流企业则较为关注交通条件;仓储型物流企业对政府政策更为敏感。研究结果在丰富城市物流企业区位理论和研究案例的同时,对我国西北内陆中心城市物流企业空间布局优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基于特征椭圆的中国经济空间分异研究

根据克鲁格曼的“两个自然”理论,运用空间统计SDE方法,在GIS技术的支持下,基于中国国土空间特征椭圆系列——国土均衡分布椭圆、国土地形分布椭圆、人口分布椭圆等,在空间上定量刻画了中国经济空间分异的基本特征,并为分析经济空间分异提供了新的方法参考。主要结论如下：① 在“两个自然”的分异作用下,中国经济空间分异主要以东-西方向为主。相对于国土均衡分布椭圆,国土地形分布椭圆明显偏西,长、短轴均明显减小,这反映出中国高地势主要集中分布在西部;中国人口空间分布靠近东部地区,其椭圆长、短轴长度均显著减小,充分表现出了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异特征和空间聚集特征;② 国土地形等“第一自然”要素对社会经济活动的控制作用显著。人口分布椭圆对于地形分布椭圆的空间分异系数为89.55%,其93%的空间展布范围位于胡焕庸线的东南,且分布轴线基本与胡焕庸线平行;③ 在“第二自然”聚集机制的作用下,中国城市体系人口、GDP主体集中在胡焕庸线东南方约20%的大陆国土面积上,且二者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空间差异。从“第一自然”要素的空间分异和控制作用来看,胡焕庸线以西地区,特别是西北侧地区发展经济、集聚人口的功能较弱。同时,由于区域发展的内在核心动力聚集机制的空间差异性,区域发展的过程也呈现不平衡的特征。从兼顾效率和公平的角度出发,可通过重点培育人口分布较为集中的成渝城市群、关中城市群等中西部经济增长极拉动中国经济增长和市场空间向中西部发展;可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吸引人口向GDP分布椭圆北部地区流动、聚集,发挥人口的红利作用,推进经济增长由南向北发展。     

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分布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与尺度效应

影响高新技术企业分布的因素往往具有空间非平稳性,然而既有研究对其关注尚少。基于2017—2019年间认定的215791家高新技术企业数据,运用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MGWR）,刻画了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空间分布格局,识别了其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与尺度效应,结果表明：① 2019年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空间分布呈现出在以“北上广深”为首位中心,以成渝与区域性中心城市为次位中心的高度集聚特征。② 企业内部因素、城市知识创造水平、技术创新水平、创新环境水平和外部连通水平共同影响了高新技术企业的空间分布。③ 影响高新技术企业分布的因素存在空间异质性,公司年龄、高校学生数量、互联网的影响呈现出“东-西”向空间分异格局,专利申请数、高新区、生活设施的正向影响呈现出“南-北”向空间分异格局,高铁的正向影响呈现出“东南-西北”向空间分异格局,研发费用投入对东北地区影响最大,市场化水平对京津冀和珠三角城市群地区影响最大。④ 影响因素存在尺度效应,靠近创新末端的变量具有更大的作用空间尺度。最后,本研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以期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     

中国西部地区开发区及产业时空变化特征

通过收集中国西部12省份的714个开发区基础数据,采用最邻近距离、核密度分析法以及地理空间分析法,对1993—2015年间中国西部地区（简称西部地区）开发区的空间格局演化规律及产业分布特征展开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 西部地区开发区空间集聚特征显著,呈现出以重点城市和城市圈为依托的“多级集聚”的演变规律。（2） 西部地区开发区空间聚集程度和规模均呈现出不断增加的态势,集聚规模增长幅度大于集聚强度。（3） 西部地区国家级开发区各类型产业的集聚程度强于省级开发区,集聚规模弱于省级开发区。国家级开发区主要发展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各类型产业分布格局呈现出单核心集聚特征;省级开发区以劳动密集型、资金密集型产业为主;各类型产业布局特征差距显著,技术密集型呈现出“大集聚、小分散”的分布格局、劳动密集型向中心城市集聚、资金密集型连片规模化发展。研究结果对于西部地区合理利用开发区来加强城市群联系,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中国城市房价、收入与房价收入比的时空分异格局

中国城市房价快速增长背景下,城市房价、收入与房价收入比空间格局既有相似性,也表现出差异性,其空间异质性与空间依赖性特征显著。本文以中国337个地级行政单元为研究对象,运用泰尔指数、位序-规模和空间马尔科夫链等方法,对2009—2018年中国城市房价、收入和房价收入比的时空分异格局、整体稳定性和空间依赖性特征进行分析发现：① 中国城市房价增长呈现出波动性特征,整体分异程度增强,房价城市体系呈现“金字塔型”结构,收入则表现出平稳增长态势,整体分异度降低,城市体系呈现“橄榄型”结构,在房价与收入共同影响下,房价收入比整体差异性显著加强;② 城市房价空间格局表现出“地带性”与“等级性”差异并存,而收入更多表现出“地带性”差异,房价收入比则以“等级性”差异为主;③ 城市房价和收入类型的稳定性和空间依赖性较强,高、低水平城市存在两极分化与“俱乐部收敛”现象,房价收入比稳定性相对较弱。对中国城市房价、收入和房价收入比时空分异格局和空间关联效应的分析,可以为探索中国城市房价收入比空间分异模式与机理提供必要研究基础。     

长三角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时空演化格局及驱动因素

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的战略背景下,绿色技术创新作为绿色发展和创新驱动两大国家战略的结合点,已成为长三角区域绿色转型发展的重要引擎。通过构建包含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DEA模型,对2010—2017年长三角区域核心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并研究其时空演化格局和驱动因素。结果显示：① 在时序演变上,长三角区域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现“W”型变化特征;② 在空间演变上,长三角东南部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相对稳定,而中部、西南部变动明显,整体呈现连片集聚发展特征;③ 在空间关联上,长三角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区域空间联系逐渐由“极化效应”转变为“涓滴效应”,泰尔指数和基尼系数整体表现为与时序演变相反的“M”型变化特征;④ 基于长三角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投入、产出及效率测算结果,将各城市划分为高高高、高高低、高低低、低高高、低低高和低低低六种类型,进一步揭示了长三角区域绿色技术创新发展路径的区域差异;⑤ 驱动因素分析结果表明,环境规制、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对外开放和人力资本皆对长三角区域整体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影响,但创新支持具有显著的负向溢出效应。     

长江经济带分地市承接产业转移能力研究

国务院出台的《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标志着长江经济带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其中,促进产业承接和转移是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实现一体化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以长江经济带125个地级市、州和2个直辖市为单元,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定量分析了长江经济带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揭示了产业承接能力的空间分异特征和形成机制。研究结果表明：①总体来看,上游和中游地区产业吸引能力不强,上游地区吸引能力主要受地形影响,货运量是影响产业吸引力的主要因子;中游地区主要受主体功能定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影响。②沿江和省会城市周边地区的产业支撑能力整体较强,而其他地区较弱,这主要受“信息和金融”、“结构和投资”因子的影响。③产业发展能力整体不强的地市分布广泛,主要受“创新能力”因子的影响。④产业承接能力自下游向上游递减,承接能力强的城市沿长江及其主要支流分布,省会城市及其周边城市承接能力普遍较强。     

面向转型升级发展的开发区主导产业分布及其空间集聚研究

国际与国内发展环境双重变革下,开发区“二次创业”乃至“三次创业”的呼声不断高涨。为此,有必要重新审视开发区的主导产业分布、集聚及其影响因素,以促进其转型升级发展。以国家级经济产业开发区为例,在系统梳理中国219家国家级经开区主导产业基础上,采用核密度分析法与Ripley's K函数可视化其空间分布格局与空间集聚状态;并面向转型发展与产业升级,采用GWR方法探讨影响技术密集型产业分布与集聚的主要因素及其空间异质性。研究表明：① 国家级经开区主导产业以制造业为主,产业空间集聚存在尺度分异与空间衰减特征。② 从产业组织来看,以单一/双要素密集的主导产业组织模式为主。③ 开发区自身条件对技术密集型产业集聚的促进效果相对有限;城市对开发区产业集聚的支撑作用与城市固定资产投资强度存在一定的反向联系;开发区参与全球化的深度,尤其是利用国际资本的能力与技术密集型产业集聚具有较强关联性。面向转型升级发展,开发区自身应持续改革,主动探索;同时要处理好两个“资本关系”,即开发区与所在城市固定资产投资以及与国际资本的关系。     

互联网对中国城市内部就业分布的动态影响

本文旨在揭示互联网影响城市内部就业分布的净效应及其动态变化。首先,将互联网分散力与集聚力的相对变化纳入互联网动态影响的分析框架并提出相应理论假说;其次,利用中国2004年、2008年、2013年3次经济普查中289个地级市的2247万个企业的微观数据,以“邮区”为基本空间单元构建了城市内部就业集聚指数;最后,构造工具变量以缓解内生性问题。结果显示,平均而言,互联网能显著促进城市内部的就业集聚,但随互联网渗透率的提高,其促进作用呈现“边际递减”趋势,而城市就业的空间多中心性不断提升,即就业向远离城市主中心的次中心集聚;对于高发展水平的城市,互联网渗透率的提高促进了就业先短暂分散,而后“边际递增”式集聚。本文研究发现对于预判未来城市中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和指导空间规划具有重要意义。     

高级别景区对旅游发展的影响及其空间效应研究

打造高品质旅游集聚地并构建多站点景区游览环线是推进全域旅游发展的重要突破口。论文基于2006—2018年288个城市评选的最高级别景区——“5A”景区的数据,将“5A”景区划分为自然类、人文类、综合类3类,借助ArcGIS、Stata等工具探索了“5A”景区的空间分布特征,并利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定量探讨了高级别景区对城市旅游发展的影响及其空间效应。研究发现,首先,中国“5A”景区存在“东中集聚、区域失衡、禀赋不一”的空间分布特征,综合类景区数量严重不足。其次,高级别景区能显著推动本城市的旅游发展,并存在显著的空间合作与空间竞争效应。其中,同省邻近城市的高级别景区对城市旅游发展的影响表现为空间竞争效应,且主要表现为对同类型景区间的竞争,竞争范围为0~400 km;跨省邻近城市的高级别景区对城市旅游发展的影响表现为空间合作效应,且主要表现为不同类型景区间的合作与互补,最优合作范围为200~400 km。最后,对比各省域内部景区空间分布发现,同一省域内城市多以自然类或人文类“5A”景区中的某一类景区为主,即同一省域内部可能存在针对同类景区的同质化竞争问题。研究结论将为旅游资源的空间配置和空间优化提供经验证据。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创新能力的时空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中国287个地级以上城市的专利、论文数据测度中国城市创新能力,揭示2001~2014年中国创新格局的时空演变特征,并分析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 中国创新格局刻有明显的经济地带性差异的烙印,呈“东–中–西”逐渐衰减的态势,且随着时间推移,东部的压倒性地位进一步强化。② 基尼系数呈现先增后降的倒U型变化趋势,反映了整体由极化增长向优化均衡发展的空间过程。东部地区基尼系数维持相对稳定;创新能力较弱的中西部地区,城市间的创新能力差异却在不断缩小。③ 高水平和较高水平的创新城市分布具有很强的经济依赖性,广泛分布于发达城市,而中等水平以上的城市呈集聚分布态势,表现出明显的“集群化”特征,与中国主要城市群的分布高度吻合。④ Moran’s I值均为正,并呈不断上升之势,反映了城市间显著的空间相关性。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于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而中部和西部省会城市作为区域性的创新极,对周围城市的创新带动效应并不明显,辐射作用有限。⑤ 经济基础、人力资本、教育水平、FDI规模、制度因素、基础设施6方面因素不同程度地影响城市创新能力的形成。其中经济基础和人力资本因素影响较大,教育水平和制度因素次之,而FDI规模和基础设施水平对区域的创新能力影响相对较小,但仍表现为正向影响。     

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产业技术创新的地理格局及其多样性特征

以粤港澳大湾区点尺度的发明专利空间数据为基础,通过建立战略性产业与专利IPC分类号之间的联系,提取了大湾区6类主要行业的发明专利,利用核密度分析、标准差尾值检验、熵值法和平均最邻近距离分析等方法,识别粤港澳大湾区多类型技术创新的空间分布特征与差异。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技术创新的地理格局呈现显著的空间不均衡性,区域尺度形成了广州与深圳2个集聚核心,珠江东西两岸在创新能力上存在较大差距,技术多样性的区位主要分布在大湾区核心城市的核心区;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材料、绿色石化3类产业的创新占大湾区整体的51.67%,不同技术类型的创新在空间上呈现显著分异,主要集中在广州、深圳、东莞、珠海的核心区,其中,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创新的空间集聚度最高。     

多尺度视角下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空间格局及网络特征

创新活动与创新网络的多尺度空间模式是创新经济地理学关注的焦点。论文选择在知识分类上兼具隐性和显性知识特征的新能源汽车产业作为研究对象,利用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的相关专利数据,分析了2001—2015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独立创新活动和合作创新网络在“区域—省域—市域”的多尺度空间特征,并对其进行空间分类。结果显示：① 创新活动在城市层面最具解释力度,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创新活动主要集中在东部和北部沿海地区,市域尺度上的创新活动存在较大差异;② 内部创新网络和外部创新网络在区域层面最具解释力度,创新网络集中在东部和北部沿海地区,市域尺度上的创新网络变异明显;③ 在不同尺度上,创新网络与创新活动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地方创新环境与创新主体性质是造成上述格局差异的重要原因。仅停留在空间上的分析很难深入解释创新网络格局,应从更微观的创新主体层面探究创新结网的过程和机理。此外,创新活动和创新网络分别具有“多尺度结构性嵌套”和“多尺度能动性交换”特征,未来研究应对两者之间的差别给予更多关注。     

基于不同空间尺度的上海市装备制造业创新网络演化分析

利用国家重点产业专利信息服务平台,对1986~2012年上海市装备制造业合作发明专利数据进行检索,描绘了城市、区域和国家3个尺度上海市装备制造业的网络空间结构及其演变特征。研究发现,上海市装备制造业创新网络的演化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不同因素在不同空间尺度对创新网络的结构演化影响不同。在国家尺度,城市创新能级是主体结网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且随着时间的推进,其重要性越发明显,而地理距离在这之中并不起作用;在区域尺度,主体创新能级的重要性贯穿整个网络发展阶段,而地理邻近的重要性在后期才开始显现;在本地尺度,合作主体间的平均距离急剧缩减,地理邻近的重要性极为突出。最后,针对上海推动产业升级、建设科创中心提出了一些建议。     

Process and differentiation mechanism of old-new growth driver conversion in the Shanxi-Shaanxi-Inner Mongolia region at city scale北大核心CSCD

科学认知晋陕蒙地区新旧动能转换格局、过程与机制,是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实现晋陕蒙地区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求。论文在构建区域新旧动能转换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以推进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为导向,从动力、制度、结构和方式4个维度,研究2005—2019年晋陕蒙地区市域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与时空分异机制。结果表明:(1)晋陕蒙地区新旧动能转换水平呈现先波动下降后快速上升的演化趋势,市域间新旧动能转换差距逐渐扩大;(2)晋陕蒙地区新旧动能转换水平整体较低,在地理空间上呈现以省会城市为核心的“核心—外围”结构,新旧动能转换优势区和领先区以省会城市为核心呈“点状分布”,滞后区和中等区在非省会城市“广泛分布”;(3)晋陕蒙地区新旧动能转换的空间负相关性明显,表现出“冷点集聚、热点离散”的空间分异特征,市域间新旧动能转换的良性互动机制尚未形成;(4)晋陕蒙地区新旧动能转换地域分异是多重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人力资本、城市规模和信息化水平是区域新旧动能转换的核心驱动因子。研究认为培育创新人才、增强创新资源集聚与转化能力和加强信息化建设是促进晋陕蒙地区新旧动能转换、推动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     

中国海洋科技创新效率发展格局演变与类型划分

科技创新是促进海洋产业发展的新兴驱动力，对提高发展质量至关重要。研究使用SBM超效率模型测度中国沿海11省市（不包括港澳台地区）2006?2014年海洋科技创新效率，结合核密度估计分析其时空分异特征，再从投入规模和创新效率2个维度，划分出海洋科技创新发展类型区。结果表明：① 从效率变化角度来看，2006?2014年间研究区海洋科技创新效率存在小幅增长，但整体效率水平较低，地区之间效率差异先缩小后扩大，最终形成以辽宁、上海、广东三地为主的北、中、南三方向的海洋科技创新发展核心。② 从海洋科技创新投入规模和创新效率双维度综合来看，进一步将沿海地区海洋科技创新发展模式划分成 4种类型：引领区（广东、上海、辽宁）、追赶区（广西）、突破区（天津、山东、福建、江苏、浙江）、落后区（河北、海南）。     

技术创新对黄河流域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

创新是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利用2006—2018年黄河流域79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首先构建指标体系对各城市技术创新及绿色发展水平进行分析,其次通过面板计量模型深入探究技术创新对城市绿色发展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① 2006—2018年,黄河流域城市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水平均得到明显提升,但空间差异显著,总体呈“下游>中游>上游”阶梯式递减特征。② 黄河流域城市技术创新对绿色发展总体上没有显著影响,但在加入技术创新的二次项后,两者之间呈现显著的“U”型非线性关系,即技术创新先抑制后促进城市绿色发展,这也验证了技术的“回弹效应”假说;③ 技术创新对黄河流域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可以通过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共同体现,但这两种效应正好相反,即一个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对该城市绿色发展存在显著的“U”型（先抑制后促进）关系,但对邻近城市的作用呈现倒“U”型相反的关系。根据研究结论,从技术创新对城市绿色发展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2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城市体系多样性的分析方法及其实证研究

在对传统的城市职能分类方法进行改进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进行城市体系多样性测度的理论框架与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城市体系的研究领域,最后对2011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①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职工二三产业就业结构大致相当,其中制造业所占比例最高。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加,市平均职能的个数明显增多,验证了中心地理论的理论假设。② 中国各省区城市体系的α多样性的空间差异较大。α多样性指数高的省区主要集中在中东部地区,其大小主要受区域人口密度的影响;③ 多数2个相邻样带之间的β多样性指数与其它各组相比均相对较小,说明区域城市类型结构沿人口密度的变化大致呈现均匀渐变的特征,但人口密度在0.80~0.90 千人/km²和0.30~0.40 千人/km²的样带具有较为独特的城市类型结构;④ 从计算得到的γ多样性指数看,第二产业中的资源、制造、建筑职能较突出的城市空间分布的多样性较低,第三产业各职能较突出的城市在空间上分布比较均匀。     

中国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基于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的研究

基于2003~2013年城市专利数据采用基尼系数、趋势面分析、空间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等方法探讨了中国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空间分布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国创新能力高的城市高度集聚在沿海三大区域及内地的区域中心城市,随着时间推移,创新能力在空间上呈现扩散的趋势。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空间相关性逐渐增强,推动了创新的区域扩散和空间溢出。② 发明专利、外观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的创新水平依次降低,空间集聚程度依次提高,空间相关性依次提高。③ 固定效应面板数据的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Durbin模型的计量结果发现,城市技术创新能力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邻近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有助于提升该市的创新能力。政府支持、工业基础、高等教育资源、创新投入、经济外向度显著影响城市技术创新能力水平的提升,且政府支持和城市高等教育资源对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出现增强趋势。     

基于大型科研基础设施共享的区域创新网络研究——以山东省为例

在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背景下,创新在区域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网络化创新模式成为当下创新的主流模式之一。基于创新网络视角,利用大型科研仪器共享大数据,对山东省创新网络的空间特征和主体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山东省创新网络在形态上呈现出以济南为创新核心辐射带动济宁和淄博等周边边缘城市发展,同时形成东部青岛、威海和烟台作为创新次级核心集中连片发展的空间格局。然而,创新网络的形态核心节点与功能核心节点存在错位,从网络关联的角度出发,山东省区域创新网络节点存在核心、次核心、地方核心、外围4个层级,济南、济宁、淄博、潍坊中心地位明显,并且各级节点数量规模呈现金字塔格局,等级结构完善。网络联系强度最大的主要是济南市向周边辐射的联系,区域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基本确立,存在综合创新模式、异质创新模式、根植创新模式和孤立创新模式四种创新网络模式。通过QAP模型分析表明,行政、交通等因素使得创新合作更倾向于发生在与省会城市之间以及地理接壤、交通条件优越的城市之间。最后,基于研究基础,对山东省创新网络优化、大型科研仪器共享、区域产业发展等提出发展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