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空间视角的陆海统筹战略思考

我国"十二五"规划从国家战略高度提出了陆海统筹,是适应现代化发展的重要举措。陆海统筹既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是维护国家战略安全和海洋权益的长远需要。陆海统筹的内涵在于以人类社会行为为主导,以陆海自然环境承载力为依托,以临海产、业为核心,统一筹划陆海的区域政策、战略安全、资源利用、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文化制度建设,实现人类社会系统、陆地系统、海洋系统协调发展。本文基于不同尺度规模空间视角,构建了我国国土空间的"四大战略格局"和陆海统筹优化任务,提出了我国陆海统筹发展的策略。     

“一带一路”倡议下欧亚大陆陆海运输的空间均衡分析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解析欧亚大陆陆海运输成本竞合基础上形成的空间均衡格局,是兼具理论与现实意义的重大经济地理问题。以北京和柏林为欧亚大陆两端终点,基于现有铁路路网,采用可达性分析方法,构建了陆海运输空间均衡分析模型,勾划出了欧亚大陆陆海运输平衡线,理清了“一带一路”背景下欧亚大陆的陆海运输空间竞合格局。研究发现,仅比较运费成本时,海运运输方式具有绝对优势,陆海运输平衡线沿俄罗斯近波罗的海区域—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中国西北部—蒙古—俄罗斯远东地区,将欧亚大陆划分为占比约1∶2的陆海运输空间竞合格局;考虑时间成本后,陆海运输空间竞合的平衡线向沿海地区明显推移,以德国柏林—黑海北岸—里海南岸—土耳其—青藏高原—中国宝鸡—大兴安岭—俄罗斯丘米坎为界,陆海运输基本形成了占比约1∶1的空间均衡态势。上述基于陆海运输成本角度的欧亚大陆陆海运输平衡线,与地缘政治学中陆权论和边缘地带论的相关结果在空间上高度吻合。基于此,本文进一步给出了欧亚大陆内陆区（陆运优势区）、海洋区（海运优势区）和陆海复合区的空间分区方案。由此,陆海运输空间均衡关系的综合分析可以成为探讨欧亚大陆地缘政治与经济空间格局的新视角,并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提供扎实的地理学科学基础。     

渤海氮污染的来源结构与污染压力空间分布

近30年渤海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陆源污染输入是导致渤海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为研究陆源污染压力强度与海域污染的空间关系,采用层级嵌套的水污染输出分区方法,将环渤海地区划分为23个陆海统筹管理分区,并基于土地利用数据、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和污染普查等资料,估算出环渤海地区五类社会经济活动的总氮排放量,进而分析各分区单元的陆源污染压力。研究结果表明：① 渤海周边陆域总氮排放量约85万t,农业农村面源污染是氮污染的主要来源,占总排放量的57.4%,工业污染贡献有限,渤海湾沿岸城镇居民生活排放突出;② 23个陆海统筹管理分区之间的污染压力差异巨大,辽东湾、渤海湾和莱州湾周边的分区陆源污染压力大,其它分区的压力相对较低,各分区内陆域污染压力与对应海域污染状况在空间上高度一致;③ 各分区之间污染的来源构成差异显著,渤海湾氮污染的主要来源是居民生活排放,辽东湾工业污染相对突出,莱州湾农业面源污染占比大;④ 渤海周边陆源污染排海压力短期内难以缓解。     

基于陆海统筹视角的中国沿海地区科技进步贡献率研究

基于陆海统筹视角,考虑陆域、海洋以及陆海复合经济系统间关系,运用C-D生产函数与索罗余值方程组合模型,并通过中国内地沿海11个省份2006—2016年的投入产出数据来测度科技进步贡献率。结果表明:(1)沿海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要素源于资本与科技进步,劳动力贡献率较低。"十一五"至"十二五"时期,陆海整体科技进步贡献率下滑2.1%,资本贡献率下降0.6%,劳动力贡献率上升2.8%;(2)科技进步贡献率提升与RD经费、RD科技人员和国家政策规划促进有关,部分沿海省份的陆域与海洋科技进步贡献率变化不同步;(3)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潜力存在区域差异,可分为陆域科技贡献、海洋科技贡献和陆海科技综合贡献三类。     

国土空间陆海统筹规划策略与管控探索——以广东省为例

如何坚持陆海统筹,实现全域全要素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改革的重点任务之一。新时期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中主要面临陆海统筹规划编制方法差异、陆海资源评价方法单一和海岸带管理制度不完善等问题,文章结合不同层级管理事权,提出了“保护、利用、特色”三位一体的陆海统筹模式、基本原则和管控思路,以及陆海统筹规划编制和空间管控体系等。从统一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角度入手,以广东省为例,通过对陆海统筹重点区域管控对象、管控内容、管控手段和实施效果的全面梳理,提出应该以生态保护和底线管控优先,创新陆海统筹区线管控机制、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海岸带重点资源项目库、陆海使用权立体分层等管控方法。     

中国陆海统筹绩效时空分异及影响因素---基于脆弱性视角的分析

基于脆弱性视角,从敏感性和应对性两方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模型测度1996—2015年中国陆海统筹绩效,结合核密度估计、多元线性回归和障碍度模型揭示其演化的时空分异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中国陆海统筹绩效整体呈缓慢提升态势,两极分化趋势减弱,区域差距逐渐缩小。(2)空间演化上,陆海统筹绩效低值区空间范围不断缩小,中高值区空间范围不断扩大。其中,辽宁、河北、浙江、江苏、广西呈向好发展趋势,天津、山东、广东、上海呈减缓发展趋势,福建、海南呈波动变化。(3)回归分析表明,应对性对陆海统筹绩效的影响发挥主导作用,陆海经济协调发展度、陆海第二产业及第三产业贡献率、涉海就业结构专业化指数、科研经费投入力度、高层次人才储备率是制约其应对能力提升的主要障碍因子。     

国土空间规划中陆海统筹的内在逻辑和深化方向——基于复合系统论视角

陆海统筹是海岸带地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基本原则。在海岸带空间开发与保护中,人地（海）关系、区域空间关系、陆海关系相互交织、相互融合,具有显著的复合系统特征。基于陆海之间物质、能量、信息与要素的流动特征,构建了包含人地（海）关系、区域空间关系、陆海关系的海岸带复合系统,并将陆海统筹的实现转化为海岸带复合系统的协调过程。研究表明：海岸带复合系统协调受复合系统与外界之间和各个子系统之间物质、能量、信息与要素流动过程的影响深刻。因而,海岸带复合系统协调的关键在于系统结构与功能完善、系统空间位置调整和系统输出内容管控三个方面。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国土空间规划中深化陆海统筹的策略。     

中国陆地表层系统分区——对黄秉维先生陆地表层系统理论的学习与实践

陆地表层系统科学是黄秉维先生在钱学森院士倡导建立"地球表层学"的基础上创建的。黄秉维先生精辟地论述了陆地表层系统的研究意义、范围、内容、方法与途径,并亲自撰写了研究计划,同时十分关心科研队伍的组建。黄先生明确指出要开展陆地表层系统分区研究。在黄先生的学术思想指导下,作者对中国陆地表层进行了分区实践。采用地理学的综合与专家评判相结合的方法将中国陆地表层系统划分为9个一级区,然后利用压力-状态-响应(PSR)评价模型和模糊聚类方法,对全国344个地区的46个指标进行模糊聚类,建立了二级分区,并对各区的综合状况作了定量评价。结果表明:地貌与气候区域分异是控制我国陆地表层系统综合状况的主导因素,而由人类活动所主导的社会经济因素是控制我国陆地表层系统综合状况的第二位因素。对9个一级区的陆地表层系统状况定量评价表明:华北区、东南区与华南区的陆地表层系统状况最好,东北区居中,内蒙区、陇陕晋区与西南区较差,西北区与青藏区最差。     

陆海统筹背景下海岸带复合系统协调发展水平及影响机制研究——以温州市为例

陆海统筹是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战略,针对陆海统筹核心区域——海岸带地区开展协调发展水平评价对推动海岸带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从陆域和海域2个维度构建海岸带复合系统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模型,利用耦合协调度、信息熵和有序度模型对温州市海岸带复合系统协调发展状况进行评价,并探析海岸带开发对温州市海岸带复合系统协调发展水平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 陆域和海域子系统的发展指数总体呈现上升趋势,陆域子系统的高值区集中于温州主城区,低值区集中于温州中南部;陆域和海域子系统内部协调发展程度逐步上升,达到良好协调状态;海岸带复合系统耦合度接近甚至达到1,趋于良性共振耦合状态,耦合协调度也不断提升,达到良好协调状态。② 2010—2018年间海岸带复合系统信息熵逐步下降,有序度不断上升,协调发展趋势良好。③ 海岸带开发对海岸带复合系统协调发展水平的影响机制为提高陆海能源资源运输与利用能力、改变陆海生态环境、促进陆海产业集聚和加强子系统关联、推动陆海社会文化发展4个方面。     

人地系统耦合框架下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策略——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

在实施国土空间生态修复重大工程背景下,构建科学合理、面向区域发展与公众需求的规划策略是地理学和生态学等领域的研究热点。本文基于人地系统耦合框架,分析从生态修复规划到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在规划思想、目标、性质、对象、路径等方面发生的转变。以人地矛盾突出的典型区域——粤港澳大湾区为案例,分析大湾区面临的突出问题和形势,从发展人地和谐的生态修复战略、整体保护生态空间、充分发挥生态要素综合功能、强化机制保障等方面,构建了问题识别-战略引导-整体布局和分区施策为主线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策略和思路,以延拓人地系统论,丰富规划理论和方法,为其他地区开展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提供借鉴。     

山区县国土空间规划协同的弹性空间测度——以湖南省茶陵县为例

县域空间是中国城乡交融最明显的空间规划基本单元,空间发展与约束导致的用途冲突或重叠现象非常突出。论文以典型山区县湖南省茶陵县为研究对象,建立多规协同的国土空间系统弹性评价体系,运用土地利用区间优化及适宜性评价方法确定各类用地的弹性区间,预测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空间转移特征,并提出相应的弹性空间差异化管控建议。结果表明：茶陵县域国土空间系统相关社会与经济指标的弹性贡献度较小,弹性综合评价值在整体上低于湖南省平均水平。不同用地类型的弹性规划区间有明显差异,按不同用地类型弹性区间分析,园地、林地、水域、耕地、其他农用地对茶陵县发展弹性承纳贡献值依次降低,分别占总面积的3.47%、2.97%、1.02%、0.90%、0.06%。不同用地弹性空间转移具有显著的带状分布特征,呈现生态用地与农用地、建设用地与农用地、建设用地与生态用地空间等3种类型交叠,生态用地与农用地空间交叠区最大,占总面积的6.41%;其次是建设用地与农用地交叠区,占比0.97%。对不同用地类型的弹性交叠区域尤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应加强差异化管控。弹性空间测度研究为山区县域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提供了差异化的空间管理技术方法和实证。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区域滨海湿地利用时空变化特征

应用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以研究区遥感影像为主要数据源,研究了1990～2000年和2000～2005年间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区域围海造地行为下滨海湿地利用的时空演变特征。围海造地在不同城市化发展时期分别为农业用地和建设用地扩张所需。以海岸线为基准,通过分别向陆地和向海洋方向进行滨海湿地分区,每个方向设立7个缓冲带,靠近海岸线的前6个缓冲带宽1km,第7个缓冲带宽10km。结果表明,1990～2000年期间,围海造地以农业用地扩张为主,其平均年扩张速率为48.9km2/a,明显大于建设用地的平均年扩张速率(28.2km2/a);而2000～2005年期间,建设用地成为围海造地的主要目的,建设用地平均年扩张速率大幅增大至91.8km2/a,而农业用地平均年扩张率仅为4.2km2/a。在空间分布上,1990～2000年期间,农业用地平均年扩张百分率最大值出现在距海岸线5km的陆地缓冲区;但在2000～2005年期间,各陆地缓冲区农业用地面积在减少,其平均年扩张百分率为-1.3%/a;而建设用地在各缓冲区的平均年扩张百分率由1990～2000年期间的0.62%/a增大为2000～2005年期间的2.66%/a。对长江三角洲滨海湿地土地流转驱动力的分析表明,城市化是建设用地扩张的重要驱动力;一些天然滨海湿地直接转变为建设用地,两个时期建设用地净扩张区域相同,即距海岸线1～3km和>6km陆地缓冲带;还有一些天然滨海湿地,如滩涂,被用于水产养殖,而转变为人工湿地,在1990～2000年期间,农业用地的扩张区域是距海岸线4～6km的陆地缓冲带,在2000～2005年期间,农业用地的扩张区域是1～3km的近海缓冲带。     

基于多源地理数据融合的黑河中游土地多功能性时空格局与权衡研究

土地多功能利用是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缓解人地矛盾、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研究构建了“生产-生活-生态”功能的土地多功能性评价指标体系,基于3 km×3 km格网,融合了遥感、统计、POI等多源地理数据,利用投影寻踪模型对黑河中游土地多功能性进行评价,通过变量相关分析和双变量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揭示了土地多功能权衡与协同关系,并采用RGB三通道合成与二阶聚类分析相结合进行土地功能分区。结果表明:(1)黑河中游在不同利用方式下呈现不同功能,在走廊平原区土地功能以生产功能为主导,生活功能和生态功能为辅。生产功能在走廊绿洲农业区优势明显,生活功能高值区集中于城镇等基础设施条件较好的地区,祁连山、龙首山发挥着生态屏障作用。(2)研究时段内,土地多功能性稳中增强。土地多功能性与一级功能的空间格局保持稳定,土地功能间协调性普遍增强,不同功能在空间上日益重叠。(3)按照主导利用方向,土地可划分为以农业生产与城镇空间为主体的重点开发区、优化开发区和适度开发区,以及以生态空间为主的生态屏障区、生态缓冲区和生态修复区。(4)土地多功能利用仍有提升空间,尤其要加强对非主导功能的关注,协调功能间的固有矛盾;统筹推进生态修复,关注自然资本增值,从构建区域绿水青山的格局挖掘土地价值新的增长点。     

基于“三类”空间的后备可利用土地资源评价研究——以山西省介休市为例

针对当前国土空间规划“双评价”中存在的后备适宜建设用地与后备适宜耕地在城镇、农业空间分布上的重叠性问题,论文在对2类用地进行概念内涵辨析的基础上,尝试构建后备可利用土地资源集成评价方法,探讨不同类型后备可利用土地资源用途的地域导向,并选取山西省介休市作为案例区进行实证应用研究。结果表明：介休市后备适宜建设用地面积较大(45.3 km ²),但集中连片趋势不明显。人均后备适宜建设用地面积为0.16亩/人。区域后备适宜耕地面积74.1 km ²,人均后备适宜耕地面积为0.26亩/人。研究区域2类用地具有相似的空间分布格局,即绵山镇、连福镇等地区后备可利用土地资源潜力较大,而城区及周围地区的潜力较小。针对2类用地的重叠性和差异性,介休市城区、各乡镇中心及北部地区的后备可利用土地资源未来可转化建设用地,即未来应被划归城镇空间。连福、绵山、义棠、张兰等乡镇南部地区未来可转化为新增耕地,即应被划归农业空间。     

1980～2017年环渤海海岸线和围填海时空演变及其影响机制

运用3S技术,采用水体指数法（MNDWI）、分形维数法、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和回归分析等方法,以环渤海海岸带1980、1985、1990、1995、2000、2005、2010、2015和2017年9个时期TM遥感影像为主数据源,研究近40 a围填海活动影响下的环渤海海岸线动态演变特征。结果表明：1980~2017年环渤海海岸线增加了1 159.9 km,分形维数持续增加,岸线呈曲折化。其中,人工岸线增长了1 977.9 km,自然岸线减少了80%。重点变化区域包括黄河三角洲及莱州湾、渤海湾、辽东湾顶部、普兰店湾等地区。1980~2017年环渤海围填海的面积增加了1 988.5 km ²。主要类型由养殖池、盐田及农用地向养殖池、盐田、建筑用地转化。围填海活动与岸线长度、属性变化呈显著线性关系。综上,水产养殖、围海晒盐、农田开垦、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等围填海活动影响了岸线长度及属性等特征的变化。     

海岸带的空间功能分区与管制方法——以宁波市为例

海岸带空间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关系到海洋经济发展质量和优质资源利用效率,成为影响沿海城市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根据区域自然、经济、社会特征,运用相关分区方法,划分海岸线和海岸带开发与保护的适宜性空间,获取较高的空间资源配置效率,成为地理学研究关注的热点。大部分学者从经济和生态两个方面要素构建指标体系,并对分区方法进行了有益探索和尝试,但是由于海岸带具有自然地理的特殊性,所以在指标选择上有较大不同。以宁波海岸带为例,讨论海岸线及海岸带的空间区划指标体系选择和方法应用问题。在借鉴已有区划方法的基础上,重点讨论评价单元划分、评价指标选择与处理等技术方法,在评价海岸线开发适宜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海岸带空间功能分区,将宁波市海岸带空间划分为生态空间、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并结合宁波市空间开发现状,提出不同类型区域空间布局调整引导方向和管制要求。     

Ecological-Living-Productive Land Classification System in China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aggravates the tens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the land. With multiple demands for food security,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frequent conflicts and competition occur between multiple different functional land types. The current land use classification system focuses on the productive and living functions of land, but gives little consideration to ecological functions. This study builds a national Ecological-Living-Productive Land Classification System based on land functions emphasizing the concept and position of ecological land. So-called ecological land uses are types of land use regulating, maintaining and protecting ecological security. The new land classification is more flexible for overall planning purposes and for making arrangements for ecological, living and productive land spaces. The Ecological-Living-Productive Land Classification System includes three levels. The first level has four major types: ecological land, ecological-productive land, productive-ecological land, and living-productive land. The second level subdivides the major types into 15 functional land categories, including major ecological regulation land, common ecological regulation land, and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land for ecological lands; pasture land, timber land and aquaculture land for ecological-productive lands; arable land and orchard for productive-ecological lands; and urban built-up area, rural living land, and industrial land for living-productive lands. The third level is based on land cover types. Based on multiple data sources, and using a strategy of zoning and re-classification, we extracte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cological-living-productive lands on a national scale. The areas of ecological land, ecological-productive land, productive land, and living-productive land area are 6,037,000 km², 1,353,800 km², 2,001,900 km² and 207,300 km², respectively; accounting for 62.89%, 14.10%, 20.85% and 2.16% of total area, respectively. For the second-level classification, the area of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land is the largest, accounting for 20.17% of the total area. Ecological land is located mainly in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Ecological-productive land is distributed in various area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and productive-ecological land and living-productive land are concentrated in eastern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