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市居住和就业空间类型区分析

基于2010年北京市工商企业登记数据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从分行业视角对北京市城区职住空间结构及其类型区特征进行详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北京市就业空间结构和居住空间结构均有3个主成分因子构成,其中就业空间结构包括综合服务业、流通地产服务业与二产、高科技产业等主因子,居住空间结构则由一般服务业、流通生活服务业与二产、科技和教育产业等主因子构成,且不同城市就业与居住空间主因子的空间关联强度存在差异。采用GIS分组分析方法可将北京城市居住和就业空间划分为5种类型区,即流通生活服务业与二产居住集中区、流通生活服务业与二产职住综合区、一般服务业职住综合区、职弱住强型科教优势区和职强住弱型科教优势区。分析发现,北京城市居住和就业空间结构形成主要受到历史力、市场力、政府力和个体力等因素共同作用。     

城市居住-就业空间特征及组织模式——以广州市为例

作为城市居民生活与生产的两大载体,城市居住与就业用地及其空间组织对城市发展及空间格局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中国城市社会经济和城市规划建设的发展,大城市居住-就业的空间格局发展巨大的变化。本文以广州为案例,分析了广州市居住-就业空间均衡性、宏观空间组织模式和不同片区的居住-就业中微观空间组织模式等,并从历史因素、政府因素、市场因素和社会因素等角度揭示了广州"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力量共同作用下,居住-就业空间格局的演化过程和规律。论文倡导多元化的土地开发模式,提倡从居住与就业空间协调的角度调节交通需求的空间分布,进而优化城市空间结构,达到提高城市运作效率的目的,并试图在研究视角上为国内其他城市的同类研究提供借鉴。     

基于感知的北京居民职住空间关系生成机理

职住空间关系是洞悉城市功能空间结构并揭示城市成长与演化规律的重要研究视域。本文构建了生活实践及其感知视角下的居民职住空间关系生成路径分析框架和结构变量作用路径假设模型,基于居民职住空间关系感知调查数据,借助结构方程模型方法,从影响因素和驱动机制两个方面剖析了北京居民职住空间关系的生成机理。研究表明：① 房价和住房支付能力在居民职住区位决策中起决定性作用;相比物质性居住环境条件,政策与制度、邻里状况以及居民的观念和发展期望等非物质性因素对职住空间关系形成的影响更为显著。② 政府行为下的土地供给和户籍制度、城市演化中的圈层蔓延式扩张和产业空间转移、市场机制下的就业分布和房产溢价以及居民的经济状况和价值取向是职住空间关系形成的微观主导性驱动因素。③ 在居民职住关系的生成过程中,政府发挥了主导性作用,城市空间重构是政府向市场传导信息的中介,市场起了助推器的作用,居民则基于自身的住房支付能力对职住区位进行主动调整或胁迫适应,并通过职住空间诉求进行职住关系状态和信息的反馈。研究结论丰富了中国大城市职住空间关系形成的规律性认识,对北京市住房、交通、公共服务供给以及城市规划建设具有参考价值。     

产业与地形因素影响下的山地城市职住空间关系——以重庆市主城九区为例

选择重庆主城九区作为典型案例,基于百度慧眼识别的就业人口与居住人口数据,通过测算就业－居住偏离度指数分析其人口分布特征与职住空间关系,划分就业主导区、基本匹配区与居住主导区。并基于全国第四次经济普查数据,在对产业进行综合因子分析基础上,定量化识别产业综合因子和地形因子对重庆主城九区职住空间匹配性影响。结果表明：1）重庆市主城区的就业与居住人口空间分布趋势具有一致性特征,整体上呈现“中间高、四周低”的特征;2）重庆市主城区的职住空间基本平衡,街道尺度上职住偏离特征不显著,但城市多组团的中心地区职住空间匹配特征稍有差异,呈现主中心（解放碑）职住平衡度低、4个副中心职住平衡度高的格局;3）空间回归模型表明,综合性服务产业因子和生产性服务产业因子强化了职住分离程度,社会性服务产业因子、制造业因子和地形起伏度降低了职住空间差异。总体上,产业布局与地形地貌是重庆主城区职住空间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二者与政府规划、交通条件和居民生活相互补充、共同作用,塑造了重庆主城现今协调发展的就业－居住空间格局。     

转型时期广州居民职住流动及其空间结构变化——基于3个年份的调查分析

中国城市处于由国家/集体分配体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向以市场调控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转型的特殊时期,城市居民职住空间大规模重构。本文基于2001年、2005年和2010年家庭调查问卷,分析城市居民职住流动及其空间变化,总结城市居民职住流动对广州市社会空间重构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市城市居民职住流动率大规模增加,且圈层差异明显,越往外围,职住流动率越高。城市居民的职住就近流动的特征明显,偏好于工作地附近就近选择居住地或在居住地附近就近选择工作地。地方政府应通过城市规划、就业制度改革和住房制度改革等手段来加强宏观调控,合理引导不同社会群体的职住区位选择,以减少居住空间分异和职住空间的过度分离。     

多中心城市就业—居住的非完全结构匹配模型

多中心城市被认为是缓解大都市地区职住通勤问题的一种空间模式。但在规划实践中,往往片面强调"田园城市"的分散理念,自足性的职住议题也仅关注就业、居住的总量平衡,忽视了规模集聚的正向外部性、职住空间匹配的结构性问题。基于就业门类的结构性问题,对多中心城市的功能和交通组织进行理论梳理,辨析多中心职住空间的组合模式。研究发现,职住完全匹配的多中心(组团)模式存在明显的理论冲突,无法付诸规划实践,进而提出了非完全结构匹配的多中心职住假说模型:在就业多中心均衡性的前提下,保障通勤距离受限群体的职住邻近性、满足本地居民的就业设施的类型完善,通过就业中心的专门化集聚实现"整体大于局部之和"的多中心优势。并以广州为例,运用假说模型进行了多中心职住匹配的实证探索。     

重庆市公共租赁住房社区居民的职住空间匹配

居住与就业间的空间组织是城市空间结构的重要组成要素之一,国外自20 世纪60 年代提出后引发了大量关于弱势群体居住和就业空间机会及其关系的实证研究。近年来在中国城市快速空间重构的背景下,中低收入群体的职住分离现象也引起广泛关注。运用职住空间错位理论,以重庆市主城区公共租赁住房社区为案例进行研究,对541 份有效问卷的统计分析表明:① 公共租赁住房居民搬迁前通勤距离与通勤时间的均值分别从6.5 km与32 min,增加到搬迁后的15 km与52 min;② Logit回归分析表明,群体类型对公共租赁住房居民通勤时间差异影响最为显著,年龄与居民通勤时间呈负相关关系,性别与年龄对通勤时间产生较显著影响。③ 公共租赁住房供应的政策性因素造成了被动迁移型空间不匹配现象,是其住户的区位选择与主要就业场所不匹配而引发的,因此需要深入研究公共租赁住房合理的空间布局方案和实施途径,尽可能将公共租赁住房区位规划在内城。     

广州市保障性住房社区居民的居住-就业选择与空间匹配性

从居住-就业区位选择角度出发,以广州市典型保障性住房社区(棠下小区、同德小区)为案例,研究保障性住房居民的居住－就业选择特征及其空间匹配性的群体差异和影响机制。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研究小区发生明显的居住人群过滤现象,出现大量转售和转租情况,形成保障性住房、商品房、转租房、原单位房的住户结构。保障性住房住户和商品房住户的居住与就业地的空间关系变化较大,其空间不匹配问题突出,但二者在形成机制上存在较大差异。前者主要因保障性住房供应的政策性因素,使其住户的区位选择与主要就业场所不匹配而引发的,属于被动迁移型空间不匹配现象;后者主要是购买转售的保障性住房的住户,为获取保障性住房的政策性福利而通过市场方式选择远离其就业场所空间而引发的,属于主动选择型空间不匹配现象。私人转租房住户和原单位房住户的居住－就业空间匹配性良好。保障性住房的转租和转售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政策性福利的再分配,存在一定的不公平性;同时,居住－就业空间不匹配对相关居民的生活质量也带来一定的影响。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保障性住房合理的空间布局方案和实施途径,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在考虑社会公平的前提下尽量解决各类群体的居住与就业问题。     

城市迁移人口居住空间分异——对深圳市的实证研究

基于深圳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将迁移人口按照户籍地划分为市内迁移、省内迁移和省际迁移3种类型。通过计算区位熵分析街道迁移人口比重在全市中的水平,并用空间自相关来识别其空间集聚状况,以揭示迁移人口的空间分异格局,进而用分异指数刻画迁移人口的分异程度。然后以街道迁移人口比重为因变量,住房因素和就业因素为自变量,采用OLS模型、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来分析和解释迁移人口居住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迁移人口区位熵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圈层结构分布特征,以南山区和福田区为中心向外依次为市内、省内和省外迁移人口;②迁移人口的居住分布存在空间集聚,市内迁移人口集聚分布在行政中心周围,省内迁移人口集中分布在商业中心周围,省外迁移人口集中分布在工业园区较多的关外街道;③省外迁移人口与本地人口之间的居住分异程度最高;④省外迁移人口的居住空间分布显著地受住房因素的影响,省内迁移人口的居住空间分布则受就业因素的影响,住房和就业因素对市内迁移人口的居住空间分布的影响不显著。     

转型期广州城市居民居住与就业地区位选择的空间关系及其变迁

近年来,中国城市交通拥挤现象日渐突出,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导的单一交通供给已经很难满足交通日益增长的需求,交通需求管理成为解决交通拥挤问题的又一出路。因居民居住与就业地空间分离而产生的日常通勤是构成高峰小时交通需求的主要原因。以广州市为例,采用追溯式问卷调查的方式,调查分析1996-2007年居民居住与就业地区位选择与变迁,并探讨其影响因素和机制。研究发现,体制转型对居民居住与就业地选择产生重要的影响,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街区,居民的居住地与就业地相对稳定;市场化改革后新建或改建的街区,居民搬家和换工作的频度较高。在1996-2007年期间,居民居住地与就业地距离总体上呈现增加趋势,以商品房小区最为明显,价格、环境与岗位属性是影响居民搬家和变换工作的主要原因,在与短距离通勤无法兼得的情况下,很多居民选择以长距离通勤为代价换取更好的居住与就业条件。其次,保障性住房政策下形成的典型街区内部居民分化明显,形成原住户、转售后的商品房住户、转租房住户等三类为主导的住户结构,前两者存在较明显的居住与就业空间不匹配现象。此外,区位和个人属性也影响着居民居住与就业地的选择两者的空间距离。在区位方面,城市中心区的就业吸引力仍较突出,靠近中心区的住户居住与就业距离较短,且呈近距离重新择居或择业;由于居住外迁和产业外迁而分别引发的长距离向心型和外向型通勤共同存在,尤其是前者;在个人属性方面,中等收入水平的阶层是搬家和变换工作相对频繁的阶层。宏观层面上城市居住与就业空间的不匹配、城市空间拓展、单一功能外迁下的用地结构、社会经济转型与政策性福利以及阶层分化背景下引发的个性化选择等是影响居民居住地与就业地空间关系的重要原因。     

Simulation of spatial population dynamics based on labor economics and multi-agent systems: a case study on a rapidly developing manufacturing metropolis

Spatial population dynamics affects resource allocation in urban planning. Simulation of population dynamics can provide useful information to urban planning for rapidly developing manufacturing metropolises. In such a metropolis with a concentration of immigrant labor forces, individual employment choices could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ir residential decisions. There remains a need for an efficient method, which can simulate spatial population dynamics by considering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employment and residential choices. This article proposes an agent-based model for simulation of spatial population dynamics by addressing the influence of labor market on individual residential decisions. Labor economics theory is incorporated into a multi-agent system in this model. The long-term equilibrium process of labor market is established to define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labor supply and labor demand. An agent-based approach is adopted to simulate the economic behaviors and residential decisions of population individuals. The residential decisions of individuals would eventually have consequences on spatial population dynamics. The proposed model has been verified by the spatial dynamics simulation (2007 to 2010) of Dongguan, an emerging and renowned manufacturing metropoli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China.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simulated population size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ach town in Dongguan are close to those obtained from census data. The proposed model is also applied to predict spatial population dynamics based on two economic planning scenarios in Dongguan from 2010 to2015. The predicted results provide insights into the population dynamics of this fast-growing region.     

转型期广州市城市居民职住空间与通勤行为研究

以广州市2001年、2005年和2010年大型家庭社会调查为基础,研究了广州市城市居民职住空间和通勤行为的演化,从微观层面分析城市居民职住空间分离和城市通勤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00年以来广州市城市居民职住空间分离趋势较为明显,但通勤成本仍然是城市居民居住区位或工作地选择过程的重要考虑因素;通过使用职住空间平衡测量指标来测度城市职住空间平衡的空间差异,研究结果显示：内圈层存在最为严重的职住空间失衡,而随着近年来广州市产业和居住郊区化进程的突飞猛进,城市郊区的职住空间失衡状况有明显改善,职住空间平衡率大幅度提升。从通勤行为来看,广州市城市居民使用传统的通勤方式比重最高,家庭收入、文化程度、住房产权和性质状况、工作单位性质等城市居民通勤行为显著影响通勤方式。     

住房成本与通勤成本的空间互动关系 ——-来自北京市场的微观证据及其宏观含义

住房成本和通勤成本是城市空间结构中两个相互关联的内生变量。居民在进行居住区位 选择时, 会在这两者之间进行权衡, 从而形成住房价格、建筑密度和通勤行为在空间上的变化规 律。本文回顾了通勤成本和住房成本间的理论均衡关系, 探讨了各种现实情况是如何影响这个理 论关系的; 并利用大规模调研所采集的北京市微观个体数据, 提供了这一互动关系的一些定量证 据; 最后从两个角度探讨了这种互动关系在城市管理的公共政策方面的宏观含义: 考虑通勤成本 后的住房支付能力评价, 以及就业与居住过度分离的社会效果分析。     

兰州市职住空间组织特征

以兰州市为实证研究对象,基于2010年兰州市内1 500份家庭调查问卷数据基础上,利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对兰州市居民的职住空间组织特征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兰州市居民的居住地和就业地之间的平均距离为2.34 km,有一半居民的通勤距离在1 km内,和北京、上海、广州等东部大城市相比,兰州市的通勤距离比较短,还没有出现类似东部大城市的职住分离比较突出的现象。兰州市作为多中心、带状组团城市,各组团内部就业与居住基本平衡,居民通勤多以本组团内部的通勤行为为主,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跨区通勤,各组团居民的通勤行为具有“近多远少”特点。各组团职住空间特征存在明显的差异,城关区和安宁区的平均通勤距离较短,七里河和西固区的平均通勤距离较长。职住空间组织特征与城市中居住功能和就业功能的空间差异有关。城关区属于单向外来通勤流为主的区域、七里河区属于双向通勤流比较平衡的区域、安宁区和西固区属于单向外出通勤流为主的区域。     

基于居住区比较的北京城市通勤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城市土地与住房市场化改革逐渐推进、郊区化与城市空间扩张不断加快、单位制度及单位大院的解体等,北京城市内部居住与就业的空间组织正经历着显著变化,从而导致通勤问题的产生以及城市通勤格局的显著变化。本文基于对北京市内10个典型居住区中600个家庭、842位就业居民的日常通勤行为问卷调查数据,比较城市内部不同居住地域居民通勤格局的差异性,以期折射北京市居住与就业空间重构的微观过程。研究表明:(1)城市内部不同居住区居民的通勤行为存在显著差异性;(2)不同类型单位居住区通勤格局呈现出明显的分化;(3)老城区旧居住区中相当比例的长距离逆向通勤,以及郊区新建商品房以及政策性住房居住区中较高比例的长距离内向通勤,反映城市职住分离现象的出现。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北京市职住空间分布格局及匹配特征

职住空间作为城市系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直接影响了城市的形态结构、居民的行为体验以及社会的和谐宜居,长期以来受到城市研究者的关注和重视。论文利用覆盖北京全市域并持续1个月的1亿多条手机信令数据,基于DBSCAN的聚类方法,通过OD定向联系,识别出同时具备居住—就业关系特征的职住空间。在此基础上,针对北京市辖区、环路、街道乡镇等不同空间尺度,综合运用空间错位指数、职住偏离度、职住分离率、通勤流动率等计算方法,研究北京职住空间分布格局及匹配特征。研究发现：① 北京市居住空间呈现大分散、小集聚特征,就业空间呈现大集聚、小分散特征;② 基于各个空间尺度、不同测度方法的分析结果均表明,职住空间的不匹配程度呈现出由中心城区向外围逐渐降低的态势,但基于街道乡镇尺度呈现出由内向外更细化的就业集聚—居住集聚—二者均衡的三段式变化特征;③ 无论是就业空间高度集聚导致的非集聚区就业岗位数量不足,还是包括就业高集聚区在内大量区域出现的双向通勤现象,均说明居住功能和就业功能空间重组的必要性。     

城市轨道交通通勤与职住平衡状况的关系研究——基于大数据方法的北京实证分析

城市轨道交通网络的发展在提高居民通勤效率的同时也对其职住平衡状况产生了一定影响。论文以北京市206个轨道站点为例,基于高斯混合模型(Gaussian mixture model, GMM)和一卡通刷卡数据将轨道站点按职住功能进行分类,利用腾讯“宜出行”定位数据考察轨道站点周边的动态人口分布并计算就业居住比。研究发现：① 中心城区的职住状况明显优于中心城区以外区域;② 轨道交通线网末端区域的职住平衡程度较差,仅有少数成规模的高端服务产业集中分布的轨道站点周边形成了区域性就业中心;③ 部分就业-居住较为均衡的城郊地区仍存在一定的职住不匹配现象。随后,通过计算一卡通出进站比和“宜出行”职住比得到出进站均衡度和职住平衡度,利用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generalized autoregressive conditional heteroskedasticity, GARCH)模型对轨道交通通勤和职住平衡程度进行相关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 出进站均衡度与职住平衡度具有非常显著的正向关系,即站点进出站人数越接近,站点周边区域的职住状况越好;② 典型就业地站点与站点周边区域的职住平衡程度显著正相关,而典型居住地站点与站点周边区域的职住状况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这表明,人口稠密的聚居区无法带动同样数量就业岗位的产生,而完善的就业中心能够吸引一定数量的人口在附近居住;③ 轨道站点的区位条件与职住平衡状况存在一定正向关系;④ GMM能够对属性复杂模糊的轨道站点进行有效的聚类分析;⑤ 具有实时性强、精确度高、覆盖度广、获取难度低等优点的“宜出行”数据能够在微观空间尺度下弥补其他捕捉和分析实时人口时空分布特征方法的局限性。     

Study on the synergy between intra-urban resident’s migration and job change in Beijing

People’s decisions of residential mobility in housing market and decisions of job change in labor market play an essential role in the formation and dynamics of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idential relocation and job change and its heterogeneity using a large-scale survey of residential living satisfaction and preferences in Beijing. Several conclusions are drawn as follows: 1) People’s decisions of residential mobility a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ir decisions of job change, indicating that these two-dimensional decisions are in fact a correlated decision process rather than two independent decision processes. 2) There is heterogeneity in the correlated decisions of residential mobility and job change. More specifically,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cisions of residential mobility and job change among people without Beijing hukou, renters and single-worker households is more intensive than people with Beijing hukou, homeowners and multi-worker households. In addition, there is heterogeneity in the determinants of residential relocation and job change between groups with different types of housing tenur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tatus and family employment structure. 3) For renters, commuting time can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probability of residential relocation, which indicates that residents of different socioeconomic attributes have very different responses to commuting time costs.     

基于居民通勤行为的私家车对居住空间影响研究——以大连市为例

私家车的出现改变了交通结构,增强了空间可达性,从而影响居住空间的格局和规模。以大连市为例,基于居住-就业之间的通勤行为研究私家车对居住空间扩展的作用,通过居民的社会属性、通勤行为和心理偏好等信息,利用GIS技术进行模拟和分析。结果表明,居民购车情况与居住-就业空间分布情况有一定的相关性。由于城市扩展区居住-就业的不均衡性,通勤不便是城市边缘区居民的主要问题,私家车增强了通勤的便利性,在距城市中心5km以外,私家车随居住空间的扩展而增多,并通过循环与累计效应使城市的整体规模扩大。同时,通过计量模型计算,在1990~2004年,影响居住空间扩展的诸多因子中,私家车的贡献率平均达到2.14%。     

家庭化迁移对流动人口职住关系的影响——以广州为例

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可能对其在城市的职住关系产生影响。本研究基于广州市居民日常出行调查数据,考察流动人口在不同家庭化迁移状态下的职住关系,并与本地市民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广州市流动人口职住临近特征明显,但随着家庭化迁移程度提高,职住距离增长,并接近本地市民水平。相较于个体单独迁移,夫妻共同迁移由于难以同时实现职住临近,职住距离更长;子女和老人随迁情境下,流动人口职住区位郊区化特征明显,因为郊区能以较低成本满足家庭生活对住房和住区环境的更高要求,但该情境下整体职住距离增幅较小且不显著。多数家庭化迁移的流动人口仍存在不稳定流动特征,以租房为主,租金规避需求与环境提升需求并存,需要相关政策加以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