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跨地区流动与地区差距

中国区域间的劳动力流动对地区差距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是,劳动力流动对地区差距究竟是起了扩大作用,还是缩小作用,已有的研究并没能形成一致的结论。基于中国的转型背景,认为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及其相应的配套政策构成了劳动力区际流动的制度约束,这种制度约束使不同类型的劳动力流动方式不同。进而分析了劳动力流动方式对地区差距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转型期中国区域之间劳动力流动,尽管流动方式不同,但都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中国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     

中国城乡福祉差距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从教育、医疗、收入和消费水平4个维度构建城乡福祉差距测度指标体系并测算城乡福祉差距指数,揭示中国城乡福祉差距的时空变化;利用2008—2017年中国内地除西藏以外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城镇化对中国城乡福祉差距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结果表明:2008—2017年,中国城乡福祉差距指数增大但城乡福祉差距的空间差异逐渐减小;城镇化对全国以及西部地区的城乡福祉差距具有显著负向作用,对东部与中部影响作用甚微;加大财政支农力度、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引导资本下乡均能缩小城乡福祉差距。     

城乡融合视角下黄河流域镇域经济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城乡融合视角,通过多种渠道搜集镇域农民人均纯收入数据,分析黄河流域镇域经济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具体而言,以农民人均纯收入为基础指标,以国镇比（全国城镇居民的平均收入与乡镇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省镇比（省域城镇居民的平均收入与乡镇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市镇比（市域城镇居民的平均收入与乡镇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县镇比（县域城镇居民的平均收入与乡镇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为城乡融合下的镇域经济测度指标,分析黄河流域7 098个镇域单元组成的经济空间格局,进而探讨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从国镇比下的城乡融合水平看,大多数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较大,表明流域整体的城乡融合水平普遍较低。从空间分布看,低融合水平区主要分布在内蒙古以南、河南以西的广大地区并形成连绵集聚片区,高融合水平区主要分布在山东大部、河南中部及西部、内蒙古局部。省镇比、市镇比、县镇比下的空间分异格局与国镇比保持较高的一致性,不同的是随着参照指标的进一步缩小,各水平区集聚的程度有所弱化。（2）从空间关联格局看,国镇比、省镇比、县镇比下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空间集聚效应明显,主要以显著高-高（HH）区、显著低-低（LL）区为关联类型。国镇比下的显著LL区分布在山东大部、河南中部及北部、内蒙古局部,而显著HH区集中出现在山西外围、甘肃、青海南部。（3）基于最小二乘法、空间滞后模型、空间误差模型等定量分析发现,整体分异格局主要受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建镇区人口占比、人均工业产值、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比的影响最为显著,工业生产总值、建镇区面积占比仅起基础性影响。     

中国省域城乡要素流动测度方法与时空特征

城乡要素的合理流动有利于优化城乡关系,促进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基于社会再生产理论,界定了城乡要素内涵及其流动类型,提出了城乡要素流动的测度方法,定量分析了中国省域城乡要素流动的空间格局与演进特征。结果表明：(1)城乡要素流动是指影响城市与乡村发展的要素变化,可划分为内流动、互流动、区际流动3种类型;(2)中国省域城乡人口、土地、资本、公共资源、农产品及非农消费品要素互流动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流动强度逐渐增加;(3)中国省域城乡人口、资本、技术、农产品要素的区际流动呈现明显的空间差异,流动强度增加趋势不明显;(4)自然资源禀赋和人为干预调控通过调节社会再生产的规模和结构,综合影响城乡要素流动的强度和结构。应充分考虑区域要素禀赋差异,针对不同尺度的要素流动特征,选择合理的人为干预手段,优化配置社会再生产过程各环节要素,实现城乡要素的自由双向流动。     

东北三省城乡收入差距空间格局及其分异机制研究

借助多元逐步线性回归、GWR等模型方法,探讨1990年以来东北三省城乡收入差距空间格局、类型特征及其分异机制,最后提出城乡统筹可持续发展建议。结果表明： 1990年以来,东北三省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大幅提高,但大部分地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城乡收入差距整体有所拉大,呈现出“中间高、两端低”的空间特征。 城乡收入差距空间分布格局受经济发展水平、工业拉动效应、服务业带动力和交通通达程度影响,其中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由早期的正向拉大作用为主,逐步演变为负向抑制效应。 据此提出对策建议：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优化区域产业结构,提高服务业发展水平和比重,激发市场活力,破解制约区域经济发展的各种障碍;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乡村资源开发,开辟致富增收新路径。     

数字经济缩小了城乡差距吗？——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

发展数字经济是当前中国加快缩小城乡差距的新机遇。在理论诠释数字经济对城乡差距影响机理的基础上,采用省级面板数据,构建数字经济衡量指标,识别了空间分异特征,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经济对城乡差距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研究发现：（1）2013—2017年数字经济、制造业集聚总体发展呈上升趋势,城乡差距显著缩小,但区域差异明显,呈现出由东向西递减、分布不均衡的空间格局;（2）数字经济通过发挥市场一体化效应、模块化分工效应直接地缩小了城乡差距,经由集聚经济通过发挥劳动力再配置效应、集聚效应间接地缩小了城乡差距;（3）分地区检验发现：受核心城市的虹吸强度差异影响,东中西部地区分别呈现出正向、不显著和负向的直接效应。东中部地区具有显著负向的间接效应,西部地区则由于较高制度成本阻碍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而表现出正向的间接效应。据此,缩小城乡差距应重视缩小数字鸿沟、促进要素流动和集聚平衡等方面。     

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城乡结合部发展特征与机制 ——以北京海淀区为例

通过对北京海淀区城乡结合部的实地调查,探讨了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城乡结合部的发展特征及其形成机制。发现:海淀区城乡结合部居民构成复杂且就业、收入不稳定,社会保障水平偏低的弱势群体集中;外来人口规模庞大且具有乡镇集聚指向特点,其生产、生活方式与状态对城乡结合部发展影响深远;土地产权复杂交错,土地征用和土地流转存在诸多矛盾;农村经济的长期影响和居民消费能力等制约了城乡结合部的产业发展层次,新兴产业区的高新技术产业、现代化服务业难以与当地传统、低端产业对接,辐射带动能力非常有限;基础设施总体欠账严重,其建设主体多元化、交叉化,投资能力存在差异。独特的地域特点、复杂的历史背景,以及制度、规划与政策的缺失是影响城乡结合部发展的主要因素,未来发展应注重体制、规划与决策的创新。     

迈向城乡融合: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结合研究的关键与趋势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大国家战略有机结合并进行城乡共治是实现城乡融合的关键。通过分析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研究文献,认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结合应聚焦两大战略的共生效应,科学评价城乡耦合程度,明确城乡融合的时空格局,提炼两大战略的耦合机制。要实现城乡融合,需要深入探究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结合点和时空差异,以问题为导向进行学科交叉,从空间、经济、社会3方面入手,厘清城乡在行政管理、土地、户籍和社会保障制度间的关系,倡导多维制度联动改革,从国家、省域、城市、县域、乡镇到社区,通过多尺度整合,重构城乡融合的理论,激发以社区为核心的基层治理活力,进而创新中国城乡共治的模式。     

近10年来中国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研究进展与展望

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关键。近年来中国关于城乡一体化与空间组织方面的研究较多,但对于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缺乏系统总结。本文借助CitespaceⅤ软件分析了2006年以来城乡一体化与空间组织研究的热点领域,对同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紧密相关的城乡空间关联与地域差异、城乡空间形态与结构演变、城乡相互作用机制与要素流动、城乡空间组织发展模式与优化路径等方面的研究进行梳理,归纳了相关研究进展、不足及主要趋势,并在此基础上,从研究内容、视角、方法以及地域等角度提出了未来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研究的重点、方向以及思路。认为应在进一步关注新型城镇化、农民工市民化、公共服务均等化、新农村建设、农村制度改革、信息化等新因素基础上,强调跨学科交叉融合,从内涵、特征、动态演变、影响因素、运行机理、效应评价、发展模式等方面对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展开研究。     

城镇化路径:转变土地利用方式的根本问题

快速城镇化带来了土地利用效率低、耕地保护受到破坏和耕地安全得不到保障、土壤生态环境破坏等一系列土地问题,同时征地赔偿制度的不健全,造成利益分配不均,农牧民权益受到损害,城乡差距拉大,二元结构明显,影响城乡统筹发展。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促进城乡一体发展,首要的不是土地制度,而是城镇化的路径优化选择。统筹城乡发展理论研究和实践主要基于农牧民失地与人口迁徙,未能从根本上系统解决"三农"问题。必须遵行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以合作化为突破口,在保护地域文化结构、生态结构、不改变土地原有属性的前提条件下,通过土地合理利用空间布局创新机制,破除土地二元结构,切实保障农民在合作社组织中实现自治、农业在新产业形态中一体化发展,农村在产业发展的内在动力下实现新型城镇化。同时转变公共行政理念、加强土地生态重整与修复,建构新型城镇化的创新路径。     

中国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

城市与乡村是一个有机体,只有二者可持续发展,才能相互支撑。依据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学说,城乡融合系统、乡村地域系统是全新认知和理解城乡关系的理论依据。针对日益严峻的“乡村病”问题,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既是推进城乡融合与乡村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也是破解“三农”问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本文探讨了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基础理论,剖析了乡村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了问题导向的中国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科学途径及研究前沿领域。结果表明：① 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对象是一个乡村地域多体系统,包括城乡融合体、乡村综合体、村镇有机体、居业协同体,乡村振兴重在推进城乡融合系统优化重构,加快建设城乡基础网、乡村发展区、村镇空间场、乡村振兴极等所构成的多级目标体系。② 中国“三农”问题本质上是一个乡村地域系统可持续发展问题,当前乡村发展正面临主要农业生产要素高速非农化、农村社会主体过快老弱化、村庄建设用地日益空废化、农村水土环境严重污损化和乡村贫困片区深度贫困化等“五化”难题。③ 乡村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战略相辅相成,乡村振兴应致力于创建城乡融合体制机制,推进乡村极化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要求,构建乡村地域系统转型—重构—创新发展综合体系。④ 乡村振兴地理学研究应着眼于乡村地域系统的复杂性、综合性、动态性,探究以根治“乡村病”为导向的新型村镇建设方案、模式和科学途径,为实现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理论参考。     

基于城乡转型功能分区的京津冀乡村振兴模式探析

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现代乡村发展理论与实践的创新,核心在于破解乡村地域系统的“五化”问题。乡村振兴的模式及路径探究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研究内容。我国乡村地域辽阔、类型差异万千,因此乡村振兴发展策略的制定必须充分考虑到区域的差异化特征,并在乡村分区、分类的基础上开展乡村振兴模式的探索。本文以京津冀地区为研究范围,从“人口-土地-产业”视角构建城乡转型评价指标体系,根据城乡转型的发展轨迹进行功能分区,并基于分区进行乡村振兴典型模式的梳理,以期形成区域发展样板,为京津冀乡村振兴提供理论参考,并为其他地区乡村振兴模式的梳理提供研究思路和技术支撑。     

我国城乡关联度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区域比较分析

科学评价城乡关系的发展程度和发展状况是城乡一体化研究中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本文在分析了影响城乡融合诸多因素的基础上 ,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一套用以反映区域城乡关系发展特征及程度的评价指标体系 ;并用此评价指标体系的综合评价值———城乡关联度对我国 31个省 (直辖市 ) 2 0 0 0年城乡关系发展状态进行了静态评价 ,评价结果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城乡两大开放系统之间的要素流转情况和区域城乡关系发展的实际水平。文中对城乡关联度概念及其评价方法的提出是对城乡关系及其量化评价研究所做的有益尝试。     

新时期乡村振兴战略与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破解“三农”问题、实现乡村现代化的重大举措,其基本路径方向是坚持乡村分化差异性原则下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基本驱动力是城乡一体化的制度体系创建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理论上,乡村振兴是城乡人口自由流动与择业、乡村资源与空间高效利用、村镇居业空间格局优化、社会企业资本持续投入的动态过程;宅基地制度改革能够有效促进人口、土地、产业、资金等城乡要素的快速流动与整合重组,可成为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宅基地制度改革应实现四大目标,即保障农民居住权、管控宅基地规模、赋予农民财产权益、放活宅基地使用权,当前的试点探索仍显不足。因此,乡村振兴导向下的宅基地制度改革需要在使用权自由流转、宅基地用途转换、资格权空间置换、资格认定与有偿使用有效衔接等方面实现更大突破,有力助推城乡融合发展。     

中国城乡协调发展格局特征及影响因素

构建城乡协调发展的理论框架与指标体系,基于GIS技术和ESDA方法揭示中国地级市城乡发展协调空间特征,借助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探讨城乡协调发展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 城乡发展协调体系由要素、结构、功能、政策等层级构成,具有层级内协调与层级间互馈特征。② 城乡投资、产业、收入、消费等分项指标均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投资协调指数、产业协调指数、收入协调指数、消费协调指数区域间差距依次减小。③ 城乡协调发展综合指数空间集聚特征明显,东中西分异,高值区集聚在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少数中心城市地区。④ 经济增长、城镇化、对农投资、消费能力的提高有助于城乡协调发展,教育投资、教育水平、基础设施建设对城乡协调发展的作用仍需进一步加强。     

乡村地域多体系统识别方法及应用研究

乡村与城市相互依赖、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城乡人地关系地域系统。针对我国目前城乡发展面临的诸多挑战,着眼于乡村振兴战略需求和地理学服务国家战略的需要,亟需构建乡村多体系统的识别方法体系,加快城乡基础网、乡村发展区、村镇空间场、乡村振兴极等多级目标体系建设。本文依托城乡融合系统和乡村地域系统理论,尝试构建城乡融合体、乡村综合体、村镇有机体、居业协同体乡村地域多体系统的识别方法体系。其中,城乡融合系统指标体系涵盖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环境发展、基础设施4个方面,乡村地域系统指标体系涵盖人口、社会、经济、资源、环境5个子系统。进一步通过均方差决策法、多目标加权求和模型、耦合协调模型等研究方法,识别出城乡融合体、乡村综合体、村镇有机体和居业协同体。以宁夏盐池县为案例区,实证研究表明,分析结果基本能反映不同乡镇、行政村的发展特征和定位。区别于以往研究侧重城镇体系等级结构,本研究提供了乡村地域系统内部等级差异的识别方法,对县域乡村振兴规划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     

中国城乡实体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

城乡要素流动贯穿城乡发展全过程,是构建城乡能否实现融合发展的核心,探究城乡实体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机制,能够为城乡融合发展破局提供科学指导。论文基于TOPSIS模型对全国292个城市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进行评价,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和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探究城乡实体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① 中国城市层面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空间分异特征,达到深度融合水平的多为经济发达城市。相较而言,东部地区的城乡融合发展最为平衡。② 全局上看,土地要素与人才要素的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最为显著,且两者驱动作用为负;局部上看,各城乡实体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性。③ 土地要素流失使乡村失去了生产要素和发展空间,而人才要素无有效路径回流至乡村,使其限制了城乡融合;政府投资促进实体要素集聚并降低要素流动成本,城乡产业实现分工协作、功能互补,信息要素有效流动降低其他实体要素配置成本并提高配置效率,这益于城乡融合。     

二战以来联邦德国乡村地区的发展与演变

二战以后联邦德国①已成为世界第四和欧洲最大的经济体,然而,城乡以及联邦各州之间,特别是东西部之间的区域发展仍然不平衡.本文在国内相关初步研究基础上,从动态、区域和景观视角对联邦德国战后至今乡村地区整体发展过程、特征与区域差异及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与研究,并对我国乡村地区未来发展思路进行了探讨.战后德国乡村地区经历了农业规模减小、生产率提高,传统乡村景观改变,特别是德国东西部地区乡村差异化发展的过程.原东德地区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由传统乡村和农业向农田规模化、经营产业化、居住城镇化、农民工人化的社会主义集体农庄和集体农业转变,但德国统一后这一体系难以适应欧盟的标准,导致农村衰落,居民大规模外迁.经过战后短暂的再城市化,原西德乡村地区经历了一个逆城市化过程,大量工厂和年轻人搬到农村,很多乡村已经由传统的农庄转变为有吸引力的现代化居民点.然而,尽管乡村现代化改善了乡村基础设施和居住环境,但城市风格的楼房和宽阔笔直的道路也破坏了乡村原有的结构形态和优美的自然风貌.20 世纪70 年代以后西德开始制定乡村发展和更新规划,并实施"我们的乡村应更美丽"的行动计划,其主要目标包括提高农产品质量和种类、开发农业房地产和乡村旅游,初步实现了传统乡村和农业向现代代化和生态化的转变.联邦德国乡村地区未来4 个发展的趋势包括高科技农业、可更新的能源、生态公园和非农业化发展.根据联邦德国发展经验和我国乡村城市化的现状,我国的城乡一体化路径应首先完善乡村发展的政策纲领、规划体系和行动计划,鼓励当地居民参与乡村发展规划的制定;城乡一体化应包括乡村城市化与乡村现代化及生态化两部分;具有特色的乡村地区应实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现代化,但保持村庄形态结构和景观的乡村风貌;提高农产品质量和数量,发展乡村地产和乡村服务业;部分生态脆弱的乡村地区进行生态移民,建成生态和自然公园.     

城乡融合发展机理与演进规律的理论解析

城市与乡村始终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融合体,高质量的新型城镇化过程就是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过程。“城市病”因乡村病而生,“乡村病”也因城市病而生,“城市病”与“乡村病”同病相连,互为病因,复合叠加形成“城乡病”,根治“城市病”必须通过乡村振兴,根治“乡村病”也必须通过新型城镇化。本文在对国内外城乡融合发展研究综述的基础上,从理论层面分析了城乡病理病根及对立格局,解析了城乡融合发展的主控要素、驱动机制、城乡融合发展的规律性和持续性,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测度试验系统,提出了城乡多融合发展的三角模式,验证了中国城乡融合发展正处在城镇化后期城多乡少的高度融合阶段,未来将迈入城镇化终期城多乡少的深度融合阶段。从政策层面分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有关城乡发展政策的演进路径,总体经历了从城乡二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城乡统筹发展、到城乡一体化发展、再到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演进过程,这些政策对推动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从路径层面建议合并召开中央城乡工作会议,合并编制《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规划》,实施城乡深度融合发展战略,把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同时作为解决城乡病、提升城乡发展质量的两种不同手段,创新城乡融合发展理论与方法,构建评估体系定量评判城乡融合发展程度,建设美丽城市和美丽乡村。推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向高度同步化、深度融合化和共荣化方向发展,同步提升城市发展质量和乡村发展质量,同步实现城市现代化和乡村现代化。     

基于土地精明利用的城乡统筹系统调控

为实现区域城乡统筹发展,在界定城乡统筹系统概念、界面和性质的基础上,分析影响城乡统筹发展的主要因素,应用突变理论对城乡统筹系统进行理论研究,并借鉴城市精明增长理论,提出土地精明利用调控城乡统筹系统要素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思想。城乡统筹系统的界面包括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界面、城乡统筹前后的界面和城乡系统间的界面;影响城乡统筹系统的主要因素有城乡现实、农户意愿、政府政策,其中城乡现实是城乡统筹发展的基础,农户意愿是城乡统筹发展自下而上的内在动力,政府政策是城乡统筹发展自上而下的外部引力;以土地为纽带,利用“农地整治、村镇改造、要素配置”3个土地精明工具,通过土地利用数量、结构与利用方式的调整与优化,消除城乡系统之间要素流动的障碍,促进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达到增强农村经济活力、保障城市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差距的目的,最终实现“生活殷实、生产繁荣、福利共享、生态优美”的城乡统筹发展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