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下泛长三角FDI时空格局演化及其机制研究

在华FDI的区域差异及其区位选择的演化过程与机制,受企业属性、产业特性及来源国和承接国社会经济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全球虚拟与实体经济波动、国际产业转移新趋势与国家宏观政策新导向等内外部因素不断重构在华FDI时空格局演变过程与机制.基于路径依赖、外部冲击等理论分析框架,本文以泛长三角地区为例,首先从总量、行业与区位选择等方面分析了金融危机前后FDI的时空演变过程;其次通过计量模型对FDI区位选择影响因素演变过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金融危机前后泛长三角FDI区位选择及其影响因素转变遵循路径依赖动态演化模式,主要表现为原有演化路径受到金融危机冲击,伴随市场环境、生产要素成本、创新环境、集聚经济和沉淀成本、制度环境等内外生因素影响,FDI总量、行业与区位选择的演化趋势也呈现出复杂性与多样化.     

创新政策环境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以珠江三角洲核心区六市为例

外商直接投资（FDI）企业按知识基础类型可分为解析型、合成型和象征型,从政策工具维度对珠江三角洲核心区六市2007—2016年的创新政策进行文本分析,以创新政策强度和创新政策协同度两个指标量化评估珠三角核心区六市创新政策环境,利用多项式逻辑回归模型识别和检验创新政策环境对异质性知识基础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珠三角核心区六市创新政策环境时空分异显著,以2010年为时间节点创新政策强度显著提升而协同度明显降低,创新政策强度与协同度均呈楔形空间结构但二者空间异构明显;② 创新政策强度和创新政策协同度对FDI区位选择皆有显著的正效应,且随着创新政策协同度的提升区域更有可能成为解析型和合成型FDI区位选择的对象;③ 政府态度、企业进入方式和布局区位对FDI区位选择有显著影响,集聚因素中的商务服务水平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显著为正,而城市人口密度和集聚经济水平的影响显著为负。研究结果对地方政府实施更加本地化的创新政策吸引差异化知识基础的FDI,构建区域竞争优势带来重要启示。     

公共设施区位理论及其相关研究述评

公共设施科学配置、合理布局、实现效率与公平最大化是保障社会健康发展的基础,公共设施区位理论深受地理学、城市规划、经济学等各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已有综述类研究缺乏对公共设施区位相关理论体系的全面探讨,同时对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相关研究进展关注较少.本文一方面通过将公共设施区位理论与传统区位论在区位选择目标、决策主体、理论基础、研究内容等方面进行对比,对公共设施区位相关理论予以归纳;另一方面首先基于Deverteuil的综述研究简要阐述创始阶段、数量、后数最时代西方公共设施区位理论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理论依据及局限性,尔后从多设施、多目标复杂区位模型、空间可达性度量、规划决策支持系统等角度重点评述90年代中后期以来西方最新研究进展,同时对国内公共设施区位相关研究进展予以简要介绍;最后在厘清公共设施区位理论发展脉络的基础上,本文从统筹城乡公共设施配置、多种设施协同布局、区位决策因子多元化等方面提出未来研究展望.     

FDI 理论与区位决策研究述评

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理论与区位决策已成为多个学科的热点研究领域。自Hymer 垄断优势理论诞生以来, FDI 理论发展迅速, 1980 年代前, FDI 理论主要集中于对发达国家FDI 行为的研究, 并形 成了FDI 理论主流学说。之后新兴工业化国家FDI 的不断繁盛催生了研究发展中国家的FDI 理论。但无论发达国 家的主流FDI 理论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新兴FDI 理论, 都只能在特定范围、特定时期某种程度上解释某些国家(地 区) 的FDI 行为。已有FDI 理论远没有满足现实需求, 系统和成熟的FDI 一般理论框架还有待建立。FDI 区位决策 研究有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分析两类。局部均衡分析早期注重传统因素对FDI 区位的影响, 近年更关注集聚经济 和区域一体化因素的作用。但如何精确测度集聚经济及将其与传统因素分离还有待深入研究。一般均衡分析理论 上是FDI 区位决策的理想研究框架, 但实际操作中存在缺乏理论基础和恰当的实证规范等问题。     

综合功能区划的区域实践 ——-以东北地区为例

我国“‘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的按照主体功能区的划分对国土的开发和利用进行规划的 空间发展观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空间组织的影响将是深远的。本研究基于对东北地区空间发展 的总体情况的概观, 结合利用GIS 数据库分析所获的区域开发综合评价结果, 遵循一定的区划原 则, 获得了东北地区未来振兴的主体功能区划分的初步方案, 对于东北地区振兴规划的编制, 尤 其是空间总体布局的确立提供了重要的科学支撑, 同时本研究所遵循的“全局判断———分区评 价———方案确定”的基本框架对于其他区域主体功能区的划分具有借鉴意义。     

地理系统定位站研究的原则和方法(五)

9.结论地理系统定位研究的基本原则最重要的有以下几条:综合性;系统性;优先研究系统形成的各种关系;利用“临界状况”。定位研究的综合性并不意味着简单地将地理系统研究的各项内容组合到一起。综合性不仅仅是包罗所有研究的客体,更重要的是指研究工作的相互联系性、整体性。在这个意义上,对地理系统状况所有特征进行研究的时间和地点上的统一就成为必要的条件,然而它对于达到真正的综合性还是不够。正确理解综合性的必要而充分的条件是在定位研究地理系统的过程中“思想和行动的统一”。“思想的统一”是在建立所研究的地理系统“模型——假设”概念的过程中达到,它是所有正确提出的定位研究的“零点阶段”,定位研究的计划就是根据模型——假设制定的。“行动的统一”只有在正确地拟定出研究的最终目的,并为研究工作的所有参加人员都承认的情况下才有保证。苏联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库尔斯克站定化研究所遵循的“模型——假设”Д.Л.阿尔曼德提出的“温带平原景观相耳关系的方案”。     

区域水资源承载力理论与方法探讨

在总结区域水资源承载力的研究基础上, 以城市化地区为重点从水循环过程出发, 探讨 高强度人类活动影响下水资源的形成和转化规律, 分析水资源承载力的内涵, 探讨城市化地区水 资源承载力的理论研究基础, 即: 变化环境下的水循环理论、城市化与“社会经济—水资源—生态 与环境”系统交互胁迫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并在可持续发展原则指导下, 提出城市化地区水 资源承载力量化研究的理论框架和方法, 将城市化地区水资源承载力的研究纳入到区域“社会经 济—水资源—生态与环境”复合系统中, 从水循环动力过程出发, 揭示水资源承载力的本质。研究 成果可为城市化地区节水战略的实施、水资源合理配置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企业地理集聚与区位选择

<正>企业区位是理解区域经济转型与空间重构的微观基础。本课程全面回顾了区位研究的理论视角及其发展,归纳总结了企业地理集聚的影响因素、基本假设以及相关的经济地理学议题。最后,从珠三角外资制造业企业地理集聚中寻找微观证据,运用地理空间分析方法与空间模型,探索企业异质性对于FDI区位的现实影响。主要观点如下:一、区位研究的理论视角及其发展企业地理集聚与区位选择一直是经济地理学研     

广州会展企业空间集聚特征与影响因素

会展业是现代服务业重要内容之一,近年来在中国得到快速发展,主要中心城市特定区域的集聚态势十分明显。以广州市会展企业名录为数据基础,借助GIS技术,运用空间点格局分析及问卷调查等方法,探讨了1991-2001 年间广州市会展企业的空间集聚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广州会展企业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性,并呈现由“单中心集聚”到“多中心集聚”的演变;② 集聚与扩散并存,会展企业的空间集聚程度并没有因为空间范围的扩展而降低,而是在扩散中集聚-在向城市新区扩散的同时,老区的集聚在不断加强;③ 会展企业集聚区可分为展馆依托型和CBD依托型两种主要集聚类型,各集聚区的规模和强度具有明显差异;④ 影响会展企业集聚的因素包括会展服务设施、整体商务环境、外部经济性、政府行为和人力资源5 个方面。从包含的具体因素来看,大型展馆和交通条件对会展企业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而获得高素质的劳动力、政府的政策和资金支持以及地价和房租等因素的影响并不明显。     

多变量驱动的江苏县域经济空间格局演化

针对现有区域空间格局演化对影响要素及其作用关系研究缺失的问题,本文通过分位数回归建立江苏省2000-2010 年县域经济的变量关系模型,并在结合ESDA空间关联模型的基础上对其空间演化格局进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① 变量揭示的区域格局演化的空间关联特征有强化的表现,但不同变量在不同时段分异特征不同。② ESDA探测发现经济发展与变量演化过程可能的潜在关系不同而出现不同类型区空间对应程度的差异,分位数回归给出了不同变量对不同分位地区边际效应影响程度不同的细致信息,从而证实了上述关系的存在。③分位数回归最优拟合值揭示区域经济演化格局与实际吻合度较高,即形成“苏锡”核心热点区和“淮宿”核心冷点区的“圈层结构”,且低值簇内部的演化分异趋势大于高值簇而表现出核心冷点区显著的“内陆化”与次核心冷点区的“沿海化”特征,“高值簇”与“低值簇”分界线一直稳定于苏中地区。     

跨国公司在中国研发投资的区位因素重构——决定目的城市以点带面能力的网络位置视角

针对对东道国的国际研发投资不能再无限二次分割的困境,将决定东道国目的城市以点带面能力的网络位置因素,纳入到了影响跨国公司国际研发投资一国区位决定的因素框架体系。实证研究发现,传统立足单一区域视角提出的供求因素如外商直接投资（FDI）、研发投入等未能很好反映跨国公司国际研发投资在中国的区位选择格局。跨国公司国际研发投资在中国的区位选择,不是由中国目的城市某孤立“点”上的因素决定,而是由目的城市可带动的“面”上因素决定。对跨国公司国际研发投资在中国的区位决定研究,因此不能再基于传统的“点”对“点”的视角。北京、上海等在中国国际研发投资中占据的绝对主导位置主要与它们在中国城市交通、创新等网络中所处的绝对核心位置有关。这些发现有助于跨国公司国际研发投资区位决定,并对中国的引资政策制定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ITS IMPACT ON CHINA''S ECONOMY: A RESEARCH APPRAISAL

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ｍ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ｃｏｍｍｅｎｃｅｄｉｎ1979,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ｉｎＣｈｉｎａｈａ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ｒａｐｉｄｌｙ.Ｃｈｉｎａｈａｓｎｏｗｂｅｃｏｍｅ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ｌａｒｇｅ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ｄｉｒｅｃｔ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ＦＤＩ)ｒｅｃｉｐｉ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ｅｘｃｅｅｄｅｄｏｎｌｙｂｙ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ＢｙｔｈｅｅｎｄｏｆＭａｒｃｈ1996,ｔｈｅｆｏｒｅｉｇｎｆｕｎｄｅｄ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ｔｏｔａｌｌｅｄ260,000,ａｎｄｒ…     

德国在华知识密集制造业投资进入方式的时空特征及区位影响因素

外资知识密集型制造业进入中国市场,对中国制造业升级转型起着一定的作用。本文围绕区域制度环境和区域吸收能力,探讨影响知识密集型企业进入方式的区域环境,旨在揭示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外商进入方式的地理驱动机制,有利于加深理解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区域与城市获得外生技术发展动力的机制。采用从1982-2014年德国在华投资企业数据库,结果发现,德国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呈现由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扩张、沿海中心城市向周边城市扩散的时空趋势,并且在1995年后,其进入方式从合资为主向独资为主转变。逻辑计量模型显示,德国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的进入方式受到多项区位因子的影响,其中地方人力资源水平和产业专业化水平是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选择以合资方式的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区位因素,表明区域知识吸收能力是形成全球—地方战略协同的关键变量;另一方面,实际使用外资存量和地方专利授权量这两个区位影响因素则会显著促成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采用独资的进入决策,反映了区域制度环境对吸引以知识产权保护为战略核心的知识密集型制造业的作用。     

基于关系视角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

作为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经济体,中国在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中具有很强的特殊性,较多的受到国家政策及其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政策导向、资源导向和国有经济为主体的特征。在此背景之下,本文基于2002-2012年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和2003-2011年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存量金额数据,在经典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基础上,从"关系"的视角出发,结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历程,系统、详细地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模式和区位分布特征。研究发现: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在区位分布、产业分布、投资模式和企业所有制方面都相对集中,但都呈现出向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与东道国之间存在密切的政治关系、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     

基于关系视角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进展与展望

基于关系视角梳理了国内外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进展,认为已有的传统理论在解释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方面虽仍起作用,但难以解释中国跨国企业缺乏所有权优势、快速的国际化步伐和依赖社会关系网络等显著特征,因此必须用中国特有的变量加以补充解释;一方面,文章重点综述了基于合同和契约建立的正式关系网络,强调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另一方面,深入探讨基于情感和血缘建立的非正式关系网络对企业跨国投资的影响,认为华人华侨网络是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中国特色的关键变量,能帮助企业有效地了解当地制度与文化,实现地方嵌入。最后,提出针对中国特点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方向：1）建构基于中国特色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框架;2）基于关系视角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需要进一步探讨;3）基于族裔网络关系视角的对外直接投资研究有待探索。     

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研究综述

国际上通常认可邓宁的折衷理论作为解释外商直接投资的范式,但是该范式主要是针对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提出,并不完全适用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随着服务业外商投资比重的日益扩大,对于服务业外资的研究成为经济学、管理学和地理学研究的热点.本文结合国际投资理论和贸易理论综述了国际上关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理论的理论发展,分析了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特点和国际化模型,比较了服务业与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差异,探讨了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描绘了在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研究现状,并展望了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研究动向.     

上海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和模式

本文首先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出口依存度角度, 分析上海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机制,继而在阐明产业演化规律的基础上,总结出上海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特征和模式。文中还对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特征和区位选择的模式作了规律性的概括。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Companie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PRDR): a case study of Dongguan City

Th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companie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PRDR) is examined through a case study of Dongguan City. The influence of host governments, regional/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and export markets is highlighted in the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s of the FDI companies. The majority of FDI companies in the region lack effective systems and measures for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Th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of the host country, the environment-related legislation and policies of the main export markets, and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company owners are major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of the FDI companies. A combination of the quality of host government decision making in relation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he high degre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of individual FDI companies is crucial not only to achieving better overall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but also to achieving better environmental quality in the PRDR.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城市尺度的面板数据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总体呈快速波动增长趋势．2007年已成为我国最大的FDI流入国。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绝大部分都集中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投向中西部地区甚少。本文主要从城市尺度考察了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特征．并采用面板数据方法分析了其主要影响因素,发现潜在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水平和集聚效应等因素基本决定了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趋势．特别是其中的基础设施水平和集聚效应对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