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建平县水泉遗址动物考古研究——兼论距今4000年前后北方长城沿线地区动物资源的利用策略

作为草原丝绸之路的起点,辽西地区也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地之一.文章对辽宁省建平县水泉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了鉴定和分析.结果 表明,在出土的409件可鉴定脊椎动物骨骼中,家猪(Sus domesticus)骨骼可鉴定标本数(NISP)占比为63.75％(最小个体数(MNI)为14件,占比35.90％),显示家猪为水泉遗址夏...     

陕北靖边庙梁遗址动物遗存研究兼论中国牧业的形成

对庙梁遗址龙山早期出土的动物骨骼按照发掘单位逐一进行系统分类、测量、鉴定,总共鉴定出8种哺乳动物,分别为蒙古兔(Lepus tolai)、奥氏马(Equus ovodovi)、家猪(Sus domesticus)、梅花鹿(Cervus nippon)、马鹿(Cervus elaphus)、狍(Capreolus cap...     

山东曲阜林家遗址动物考古学研究——兼论海岱地区岳石文化时期和商代动物资源利用策略

林家遗址是在山东曲阜地区发现的一处重要的夏商时期聚落。本研究对该遗址2013年度发掘出土的570件岳石文化晚期和中商时期动物骨骼进行了鉴定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遗址动物群构成包括黄牛(Bos taurus)、羊(Caprinae)、猪(Sus scrofa domesticus)、狗(Canis familiaris)、狗獾(Meles meles)和梅花鹿(Cervus nippon)等,以家养动物为主,野生动物仅作为补充。从动物构成的历时性变化来看,岳石文化晚期,先民利用最多的动物为黄牛,家猪次之;排除掉特殊埋藏的完整动物遗存,家猪是中商时期先民利用最多的动物,其次是黄牛和野生鹿科动物。将研究视野扩展到海岱地区,大多数遗址的先民主要通过饲养以猪为主的家养动物来获取肉食资源,家养动物构成相对比较稳定,包括猪、黄牛、羊和狗。只有少量商代遗址,如李屋遗址,出土的野生动物比例较高,且野生动物种属繁杂,这与遗址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及遗址的特殊性有关。另外,林家遗址岳石文化晚期以黄牛为主的动物群特征可能与遗址的性质或发掘区在聚落中所处的位置有关。     

骨骼同位素揭示的天山南麓中部地区察吾呼文化人群生业模式——以和静县莫呼查汗遗址为例

察吾呼文化是青铜时代晚期至早期铁器时代新疆天山中部地区一支非常重要的考古学文化类型,尽管发现和发掘的该文化遗存较多,但针对该文化人群的生业模式的研究尚待深入.本研究选取了位于天山南麓中部的和静县莫呼查汗墓地以及遗址出土的人和动物骨骼材料进行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以揭示距今约3000年前该区域居民的食谱构成和生业模式形态....     

新疆石人子沟遗址出土双峰驼的动物考古学研究

通过研究新疆石人子沟遗址墓葬随葬坑、高台和石围居址等早期铁器时代遗迹出土的骆驼骨骼,确认随葬骆驼为双峰驼,测量骆驼牙齿及各部位骨骼、判断随葬骆驼的死亡年龄、观察骨骼表面切砍痕迹和病理现象,并利用~(14)C测年、碳氮稳定同位素和古DNA分析的方法,确定骆驼的年代、食性和种属。最后综合形体测量、病理现象、数量比例、考古现象、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和古DNA分析结果,判断双峰驼是家养动物,还探讨了古代人类开发利用家养骆驼的方式。这样全方位地对考古遗址出土的骆驼骨骼进行研究,在中国骆驼研究史上尚属首次。     

中国古代家养动物的动物考古学研究

鉴定家养动物的系列方法包括形体测量、病理现象、年龄结构、性别特征、数量比例、考古现象、食性分析、DNA研究等。按照迄今为止出土的动物骨骼资料,中国主要家养动物开始出现的时间和种类依次为距今10000年左右出现狗,距今9000年左右出现猪,距今5000多年出现绵羊,距今4000多年出现黄牛,距今约3700年左右出现马和山羊,距今约3600年左右出现鸡。中国古代家养动物出现的模式可以分为直接在当地驯化和通过文化交流从其他地区引进这样两种。     

广西隆安娅怀洞遗址出土动物遗存初步研究

娅怀洞遗址是广西近年又一项重要考古发现,是一处石器时代洞穴遗址,文化遗存分为4期,第一至第三期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第四期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本文以该遗址出土动物遗存为研究对象,鉴定其种属、部位、死亡年龄和性别等信息,观察遗存保存状态和表面痕迹,对其进行尺寸和重量测量.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可鉴定标本数、最小个体数和骨骼发现率的统计,并依据统计结果进行自然环境的复原、人类行为和生业经济的初步分析.遗址出土动物包括软体动物(瓣鳃纲和腹足纲)和脊椎动物(鱼纲、爬行动物纲、鸟纲和哺乳动物纲),计27科19种(属).分析结果显示:自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出土的主要动物,都包括有扁蜷螺科、方形环棱螺、斜口环棱螺、梨形环棱螺、高大环口螺、塔锥短沟蜷、佛耳丽蚌、刻纹丽蚌、三型矛蚌、圆顶珠蚌、河蚬、鲤鱼、青鱼、鳖科、龟科、钝吻鳄科、鸭科、雉科、猕猴、猪獾、野猪、牛亚科、羊亚科和不同体型的鹿科动物等,这表明自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附近的自然条件没有发生大的改变,一直都存在有茂密的森林和相对广阔的水域,各种动植物资源都非常丰富;动物构成始终以哺乳动物纲中的鹿科和猪科数量最多,说明自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先民一直以狩猎鹿科和猪科为代表的野生哺乳动物来获取主要的肉食资源,同时也采集野生植物、捕捞水生的螺类、鱼类和爬行类作为食物资源的补充;从保存数量最多的鹿科和猪科骨骼发现率来看,存在有部分长骨骨骼缺失的现象,说明遗址并非先民宰杀肢解动物的主要场所,遗址中的动物多为先民宰杀肢解后带来的;鹿科动物掌/跖骨及与之相连的腕跗部骨骼发现率普遍较高,且要明显高于同时期的猪科动物,可能与先民有意识选择鹿科动物该部位的骨骼来制作骨器的行为有关;大量出土螺类存在壳顶缺失的现象,这应该与先民对螺肉的取食有关,与娅怀洞遗址的年代相当的柳州白莲洞遗址也存在类似的现象.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纵向演变来看,先民对哺乳动物的利用程度是在逐渐增加的,对鱼的利用程度是大幅度减少的,对腹足动物的利用也有一定程度的减少,遗址动物群构成的这种变化体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先民生活方式和生业经济选择(定居和农业)的变化.     

中国古代牧业社会骨制品的初步考察:以新疆巴里坤石人子沟遗址为例

考古遗址出土骨制品的研究对于揭示古代社会的动物资源获取和利用、手工业生产、社会组织结构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国内骨制品研究目前多集中在农业区域,这些研究为探讨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动物使用及其与社会发展、早期国家形成的关系等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针对牧业社会骨制品的考察十分缺乏.新疆哈密地区巴里坤草原分布有大量古代牧业文化遗址,石人子沟遗址(43°31′12.8″~43°34′28.9″N,93°13′44.8″~93°16′49.1″E)是其中一处青铜时代晚期至铁器时代早期的大型聚落.本文从动物考古学视角研究该遗址2006年至2011年发掘出土的426件骨制品.结果显示,石人子沟遗址骨制品的原料主要为以羊(Ovis aries/Capra hircus)、马(Equus caballus)为主的家养动物和以鹿(Cervidae)为主的野生动物,其中羊的比例最高(69.7%),鹿(13.8%)、马(2.3%)次之,这与中原地区青铜时代农业文化遗址的骨制品多以牛为原料的情况明显不同.羊在骨制品原料中占绝对多数且大量使用羊距骨制品的现象是对石人子沟遗址以牧业为主的生业经济方式的直接反映.石人子沟遗址不同类型骨制品的制作各具特点,但整体表现出"省时省力"的特点,即对使用部位细致打磨,对非使用部位仅做简单处理.与中原地区商周时期大型制骨作坊规范化、规模化、产业化的骨器生产不同,石人子沟遗址未见专门的制骨场所,骨制品生产的操作链条也并不完整.遗址的骨制品生产可能是以家庭为单元进行的,产品的专业化、精细化程度也相对较低.该研究填补了我国古代牧业文化遗址出土骨制品动物考古学专门研究的空白,为进一步探究我国古代不同区域、不同生业经济基础下的制骨手工业面貌提供了重要资料.     

河南省淅川县单岗遗址两周时期动物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本文主要探讨河南省淅川县单岗遗址两周时期人类与家养动物之间的关系.该遗址两周时期发现13种动物,其中家养动物有猪、狗、马、黄牛、绵羊和山羊,家养动物的可鉴定标本数和最小个体数分别占全部可鉴定的哺乳动物数量的91.73%和70.67%.猪在家养动物中的数量最多,可鉴定标本数和最小个体数比例分别为69.04%和33.33%,其他家养动物的数量比例在1.78%~14.67%之间.家养动物提供了主要肉量,黄牛提供的肉量最多,占36.41%.马右P 2发现马衔磨蚀的痕迹,马第1节趾骨发现严重的骨赘,说明马被役用而且承担相当的工作量.马在普通聚落的出现、肉食消费和畜力开发等现象,反映马的功能从晚商时期贵族"御用"转向世俗化.     

青海省东北部地区中晚全新世人类对动物资源的获取与利用——以青海湖盆地尖嘴遗址为例

青海省东北部地区复杂多样的地貌类型,为研究史前人类适应不同自然环境下的动物资源利用提供了条件.然而,已开展的动物考古研究主要聚焦在青海省东北部的河谷农业区,对于草原地带的研究相对薄弱,其先民对草原环境中的适应策略仍未得到充分讨论.本文选择农牧过渡带的青海湖盆地尖嘴遗址出土动物骨骼为研究对象,运用AMS 14C测年方法、动物种属鉴定和可鉴定标本数(NISP)统计,确认尖嘴遗址(3.2 ka B.P.左右)是一处卡约文化早期的人类活动遗迹,其先民以狩猎活动为主要生业策略,渔猎作为辅助生计,属"初级开发型"模式.在此基础上,结合青海省东北部地区已有动物研究资料,探讨了中晚全新世(8.0~2.0 ka B.P.)以来的动物资源获取利用及家畜饲养状态.结果显示:8.0~6.0 ka B.P.,本区先民以纯粹的狩猎经济为主,其猎取对象则为中小型哺乳动物,属"依赖型"生业模式;6.0~4.0 ka B.P.,本区先民获取动物资源方式仍以狩猎为主,并开始出现一定规模的家畜饲养(猪和狗),其生业属低水平的食物生产阶段,获取肉食资源的模式处于"初级开发型"阶段;4.0~2.0 ka B.P.,史前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不断增强,驯化于西亚的家畜牲畜牛羊传入至青海省东北部地区,使得该区先民利用动物资源方式呈现多元化,构成了"初级开发型"和"开发型"两种生业模式,牛羊成为家畜饲养的主流.总体来讲,中晚全新世以来青海省东北部地区先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大致经历了由以狩猎-采集方式到家畜饲养方式的历时性转变,不同区域的自然环境差异及史前欧亚大陆东西方文化间的交流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     

河南新乡宋墓家猫骨骼研究

2012年河南新乡市宋墓考古发掘出土一批动物骨骼,根据种属鉴定和观测比较,该批动物骨骼材料属于家猫.家猫(骨骼)安置于墓主身旁,是墓主入葬时作为饲宠特意放置的.猫骨骼表面没有发现任何人类行为痕迹(切割、砍击等).全部猫骨骼属于同一个家猫个体.保存下来的骨骼材料包括左、右下颌骨;左上颌骨;肱骨、尺骨、桡骨、股骨、胫骨、跖骨等,总计42件家猫骨骼.在家猫动物考古研究中,新乡宋墓家猫是我国同一地点发现家猫骨骼标本数(可鉴定标本数:NISP)最多的地点.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在该具家猫骨骼上,首次发现我国家畜考古中"偏侧咀嚼"现象.其特征为:右下颌的P4、m1齿尖,使用磨耗程度远远大于左下颌相同齿位齿尖.磨耗差距最大的部位在m1后尖顶端,右侧比左侧齿尖因磨耗而偏低2.10 mm,右侧m1后尖顶端已磨耗为平面、裸露齿质点,而左侧m1齿尖仍保留有完好锐尖.新乡宋墓家猫在我国动物考古中,还是首次发现以宠物猫进行陪葬的考古学文化现象.我国此前发现的家猫骨骼,主要出土于文化层或灰坑里,可能是被人们丢弃或自然死亡后被埋藏起来的.甚至还有少量猫骨可能是古代人食猫风俗的遗存.而新乡宋墓中的宠物猫,是人们为培养生活伴侣或寄托生活情趣而畜养的,是人们主要为满足精神生活需求而饲养的动物.我国此前动物考古研究有关"宠物"的发现为空白.新乡宋墓出土我国考古中第一只可以确定为宠物的家猫,为今后开展动物考古中有关"宠物"研究开启了良好开端.墓中出土的宠物猫还有严重"偏侧咀嚼"现象,该发现对家畜动物考古材料的演化研究等具有重要意义.     

植硅体与稳定同位素分析揭示的新疆汉代驻军多样的农作物利用策略

两汉时期西域戍边遗址驻军的农作物利用策略及生业模式研究对于深入了解中原王朝的屯垦政策以及西域汉代驻军的环境适应策略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已有的西域屯垦戍边研究主要关注于军事屯田的起源、分布及影响等,而对两汉时期戍边遗址驻军的生业状况尤其是农作物组成及利用策略尚缺乏系统研究.本文通过对新疆(古代称为西域)石城子遗址土壤样品的植硅体分析与动物骨骼样品的稳定碳氮同位素研究,揭示了新疆汉代驻军多样的农作物利用策略及生业组成.研究发现黍(Panicum miliaceum)和青稞(Hordeum vulgare L.)应该是石城子遗址驻军主要的粮食作物,而房址地面土样中较高的C4植硅体含量可能表明驻军对植物资源,也许是谷物进行的脱壳处理.草拌泥土壤样品中发现的黍类稃壳遗存,则很好地揭示了农作物副产品在房址墙体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此外,羊(Ovis sp./Capra sp.)、牛(Bos sp.)等动物骨骼样品的稳定同位素分析更为我们展示了农作物栽培与家畜饲养之间的可能联系,具体表现为驻军可能利用黍类以及青稞作物秸秆对部分羊、牛等家养食草动物进行饲喂.而以黍与青稞为主的农业,以羊牛为主的畜牧业以及狩猎活动一道构成了石城子遗址驻军多样的生业组成.     

陕西华阴兴乐坊遗址家养动物的饲养模式及对先民肉食资源的贡献

通过动物骨的稳定同位素(C、N)分析,揭示家养动物的饲养模式及对先民肉食资源的贡献,是动物考古研究的重要组成之一.关中地区,是庙底沟文化(约5500年前)的主要核心分布区域之一.目前,对该地区和该时间段内家养动物的饲养模式及对先民肉食资源的贡献,尚缺乏足够的认识.为此,本文对陕西兴乐坊遗址出土动物与人骨开展了C、N稳定同位素分析,并对其中4个猪骨进行AMS-14C测年.同位素数据结果显示:野生动物(獐、青羊、梅花鹿)栖息于C3类的植被环境,家养动物(猪、狗)和人,则主要以C4类为食.3个猪个体的年代为5449~5300 cal.B.P.,而1个猪个体年代偏晚(4089~3985 cal.B.P.),其同位素数据也异于其他个体.结合该遗址的植物考古资料(粟和黍具有高的出土概率),认为:家养动物(猪和狗)饲喂了大量以粟类作物的副产品或者人类的残羹冷炙(粪便).根据食物链从生产者至消费者的同位素分馏效应(δ13 C值约富集1‰,δ15N值约富集3‰~5‰),比较了先民与野生动物以及家养动物的同位素数据,发现先民与猪的δ13 C和 δ15N值的差异最小(0.2‰和1.9‰),这反映了先民的肉食资源应主要源于家猪.家猪的饲养和管理,为庙底沟文化的快速发展奠定了深厚的物质和经济基础.此外,1例梅花鹿角具有偏正的δ13C值(-13.2‰),暗示发达的粟作农业还为先民尝试驯养其他野生动物(如鹿)提供了可能.     

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动物骨骼表面微痕与人类行为特征

浙江跨湖桥遗址位于中国东南沿海,是距今约8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遗址中出土有大量哺乳动物骨骼,通过显微观测和统计,发现遗址动物骨骼表面有丰富的人工改造痕迹,并有家畜狗的啃咬痕迹等.其中人工改造痕迹的比重,达到所观察标本总数的17.57%.人工改造痕迹的显微特征、排列规律、分布位置等,反映遗址古居民已熟练掌握了剥...     

山西太原盆地龙山文化时期的生业经济——以阳曲县西殿南遗址人和动物骨骼的C、N稳定同位素分析为例

以山西太原阳曲西殿南遗址(38°03′45″N, 112°45′55″E)出土的3例人骨和34例动物骨骼(3例鹿、 3例狗、 5例牛、 6例羊、 17例猪)为研究对象,运用AMS-¹⁴C测年与C、 N稳定同位素分析的研究方法,研究该遗址所处的年代、动物和人的食物结构以及先民对家畜的饲喂方式,进而还原龙山文化时期太原盆地的生业经济。AMS-¹⁴C测年结果显示,M1墓主人骨骼的¹⁴ C年代为4200±30 a B. P.,树轮校正后的年代范围为4844～4620 cal.a B. P.,结合该遗址遗存及其组合群特征初步判断其应为一处龙山文化时期遗址。C、 N稳定同位素测试结果显示,鹿(δ¹³C:-20.8‰～-18.7‰,均值-19.6‰±1.1‰;δ¹⁵N:2.9‰～3.6‰,均值3.3‰±0.4‰, n=3)主要以C₃类食物为生,说明当地野生植被主要为C₃类植物;与鹿不同,羊的δ¹³C值和δ¹⁵     

重庆老鼓楼衙署遗址四川短尾鼩(Anourosorex squamipes)研究报告

2012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项目、重庆市老鼓楼衙署遗址发掘中(遗址位于29°33 ′13″N,106°34 ′46″E),通过使用筛选法、水洗法提取小哺乳动物骨骼标本的考古实践,成功提取到四川短尾鼩(Anourosorex squamipes)、贵州菊头蝠(Rhinolophus rex)等小哺乳动物骨骼标本.在我国古代城市遗址考古中,第一次发现了四川短尾鼩骨骼.四川短尾鼩标本的发现和研究,确认该动物在宋代时期已进入西南地区城市环境中与人类伴栖,对研究该动物适应人类城市环境、分析古代城市生态特征等具有重要意义.四川短尾鼩生态特征的综合分析工作,揭示出重庆老鼓楼衙署遗址古气候环境湿热;衙署庭院里具备有较大水源,有高大的阔叶树木遮荫,庭院地表面松软潮湿;衙署居室内采光偏少(光线较暗),可能有多种昆虫及软体动物会常进入人类居室活动;有多种小哺乳动物(如短尾鼩)伴栖于人类居室内、外,等等.该项研究工作,还从小哺乳动物骨骼标本提取、骨骼观测与鉴定方法等方面,为以后在动物考古中开展小哺乳动物研究积累了重要资料.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动物骨胶原的H、O稳定同位素分析

考古遗址中人(动物)骨胶原的H、O稳定同位素分析,是近些年来国际古食谱分析涌现的新研究方向,但我国在此方面尚无任何报道。本文对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动物骨骼胶原蛋白中的δD和δ~(18)O值进行测试分析,以期深入了解动物的饲养方式以及可能的迁徙活动。作为杂食类动物的猪,较食草类动物(鹿、黄牛和绵羊)具有稍高的δD值,这主要缘于δD沿营养级上升时产生的富集作用。在所有动物中,猪的分δ(18)O值标准偏差(0.3‰)最小,可能与先民对猪繁殖时间和宰杀年龄的严格控制密切相关。在食草类动物中,与野生动物鹿(δ(18)O平均值为9.1±0.7‰,n=5)相比,家养的黄牛(δ~(18)O平均值为10.4±0.4‰,n=5)和绵羊(δ~(18)O平均值为11.1±0.6‰,n=5)具有较高的δ~(18)O值,表明它们栖息于更为开阔的环境且食用了较多的C_4类植物(粟类农作物的副产品)和植物纤维素。相对而言,绵羊较黄牛摄取了更多富含~(18)O的植物茎叶,从而使其δ~(18)O值高于黄牛。因新陈代谢方式及饮用水来源的差异,反刍动物(鹿、黄牛和绵羊)的δ~(18)O值普遍高于非反刍动物(猪,δ~(18)O平均值为7.3±0.3‰,n=11)。此外,4种动物均出现了具有迥异δD和δ~(18)O值的个体,表明他们很可能来源于外地,出于进贡或交流的目的出现于二里头遗址。     

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彩陶贸易及其动力探讨

马家窑文化是甘青地区仰韶文化晚期阶段一个重要的文化遗存类型,其以精美的彩陶闻名于世,对于马家窑文化彩陶的交流传播研究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运用X-荧光光谱分析法对甘青地区5个典型马家窑文化早期阶段遗址出土的92件彩陶陶片样品和各遗址附近采集的42份红粘土及黄土样品进行化学元素组成分析,追溯彩陶的产源地及贸易.同时基于陶器的起源传播理论,收集整理马家窑文化区遗址出土的粟(Setaria italica)、黍(Panicum miliaceum)农作物以及动物骨骼遗存鉴定资料,探讨马家窑彩陶贸易的动力.Ti/Al-Na/K和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宗日文化区宗日遗址的马家窑文化彩陶元素组成特征和马家窑文化主体区域的彩陶一致,表明宗日遗址马家窑类型彩陶是从马家窑文化主体区域贸易而来;马家窑文化彩陶的传播和该地区粟黍农作物的交流传播具有时空一致性,粟黍农业人群沿黄河上游谷地向共和盆地的扩散带来了新的文化元素;宗日文化区和马家窑文化核心区生业模式的差异带来了跨区域间文化交流的动力,这也可能是马家窑文化彩陶贸易的动力.     

6000~2000a B.P.丝绸之路国内段人类活动的时空格局与影响因素研究

丝绸之路国内段主要包括丝路东段(西安至敦煌)和丝路中段(新疆地区),是丝路文明演化的主体地段,也是古丝绸之路开通之前跨大陆交流的关键地段。丝路东段和中段降水的时空格局存在显著差异,人类活动历史也有明显区别。然而,6000 a B.P.("B.P."为"距今(1950 A.D.)年")左右丝路东段农业强化之后,至古丝绸之路开通(约2000 a B.P.)该地区人地关系演化的时空过程和动力尚不清晰。文章通过总结丝绸之路国内段沿线地区已发表的碳十四测年与植物考古资料,结合丝路东段和中段古气候记录的对比分析,探讨了该地区6000~2000 a B.P.人类活动的时空格局和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丝路东段6000~4000 a B.P.的粟黍农业发展促进了农业人群的广泛扩张,人类活动强度还受到降水变化的影响;4000~2000 a B.P.该地区人类活动强度的主要影响因素是跨大陆交流带来的生业模式多样化、生产工具的革新和地缘政治形势变化,而不是气候变化。丝路中段6000~4000 a B.P.人类活动强度很低,4000~2000 a B.P.人类活动强度显著提升,与降水变化呈现较为一致的特征,青铜时代的降温则可能导致人类定居空间的南向移动。本研究显示丝绸之路国内段不同时间与空间人地关系演变过程和主导因素存在显著差异,有助于理解丝绸之路开通之前其核心区的人与环境相互作用变化过程和机制。     

湖北郧西黄龙洞骨化石表面改造痕迹研究

湖北黄龙洞遗址出土有距今约10万年的7枚晚期智人牙齿化石,以及大量哺乳动物化石,并发掘出石制品和骨制品等。本研究使用光学显微镜、超景深数码显微镜以及三维扫描仪等对该遗址骨化石表面具有明显改造痕迹的标本进行形态学观察,并参考国内外关于标本表面改造痕迹的认识,对痕迹性质(种类)进行鉴定。然后以鉴定工作为基础,对痕迹在骨骼表面的分布组合特征进行量化分析。痕迹研究结果支持了发掘者此前提出的关于黄龙洞骨骼堆积属于原地埋藏的研究结论,并表明:黄龙洞内古人类的狩猎与屠宰等活动,是造成洞穴内骨骼堆积的主要原因;当时古人类可能在居址附近猎获动物后,将动物集中到洞穴内进行过较细致的屠宰。居住在黄龙洞的古人类屠宰技术行为主要有:切割、刮切、砍斫和砸击等。大多数切割痕迹主要是为了剥取肉食,部分位于骨骺端的切割痕迹以及砍斫痕迹是肢解行为的结果,而砸击痕迹则与取食骨髓以及骨器制作的行为有关。与人工痕迹同时出现的动物改造痕迹还反映出食肉动物和啮齿动物对人类遗留在洞穴内的骨骼有一定程度的再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