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2009 年珠江三角洲制造业空间转移特征及其机制

1998 年以来,随着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空间不足、劳动力成本和土地价格上升等问题逐渐凸显,对珠三角制造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冲击.制造业空间转移成为珠三角面临的重大问题.本文采用企业数据和定量研究方法系统研究珠三角内部制造业空间转移的产业及空间特征,研究发现：1998-2009 年珠三角制造业整体呈现先分散后集聚的“U”型发展趋势,但集聚水平普遍偏低,且不同类型的产业集聚特征差异显著.珠三角制造业地区专业化与产业集聚的变化趋势十分吻合;地区间结构差异缓慢提升.基于产业—区域交互模型对产业转移机制的实证结果表明：珠三角制造业呈现出向交通成本低、工资水平低、环境管制宽松、土地成本较低地区转移的趋势;地区制造业同构推动珠三角制造业空间转移;珠三角制造业呈现出显著的集聚规模经济,产业向运输成本较低的地区转移,前后向联系紧密的产业向市场潜力大的城市转移的趋势;当考虑产业异质性和空间异质性时,不同要素密集度的产业转移方向不明确.     

1998~2013年中国地级单元制造业规模与结构高级度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

基于制造业企业级数据,采用产业结构高级度（UPG）指数、GIS、协调度评价模型等方法考察1998~2013年中国地级单元制造业规模与结构高级度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结果表明：① 制造业规模格局始终呈东部沿海导向下的核心-边缘模式,沿海三大城市群规模优势明显,西南、西北以及青藏地区规模最小。② 制造业结构高级度格局总体呈“马赛克”式的混合分布模式,东北、黄河中游等传统工业基地的UPG指数下降明显,长三角、珠三角、山东半岛等沿海地区则不断提升。③ 制造业规模与结构高级度间的协调度水平稳定上升,总体由中度失调进入濒临失调阶段,但协调度水平及其成长格局具有“东-中-西”阶梯式降低特征。     

河南承接制造业转移的时空格局研究

基于2000~2009年中国大中型企业数据库数据,利用产业转移承接指数、地区专业化和多样化指数、改进的偏离份额分析等方法,从时间、空间以及行业-区位等维度对河南承接制造业产业转移的时空格局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时间趋势上,河南承接国内外制造业转移规模持续增大,承接行业类型显著增多;轻工业比重高于重工业,资本密集型行业明显增加。② 空间格局上,基本呈现出以中原城市群为中心的核心-外围模式,豫北地区承接制造业转移规模逐渐降低,而黄淮地区显著增强。各地市在制造业总体、轻工业、重工业以及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承接上,呈现出增强型、减弱型、补缺型、抵消型等不同的特征;专业化和多样化承接的组合类型城市之间也明显不同,地市间承接制造业转移的行业存在雷同,但多数转移行业受地理临近性的影响不显著。③ 行业-区位组合上,劳动密集的轻工业和资本密集的重工业的集聚效应非常明显,而技术密集型行业对区位优势的指向性很强。     

中国500强的行业结构及其区域差异

中国500强是中国优秀企业的集中体现,决定了中国未来产业乃至经济的发展方向。基于2009~2014年“中国500强”数据,从企业数量和营业收入角度分别对中国500强的行业结构和区域分布概况进行统计分析,继而探讨中国各省市的行业结构及其空间格局特征。结果表明：① 2009~2014年,制造业的上榜企业数量与营业收入占比均保持下降趋势,但制造业在13类行业中仍占主导,是当前中国国民经济中不可或缺的支柱行业;金融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以及房地产业发展势头强劲,是主导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② 中国500强的地理集中度不断提升,东部地区特别是北京、上海、广东3省市以及香港地区是中国500强企业及其营业收入的主要集聚区域;③ 中国各省市行业结构的空间格局特征表现为：行业结构多元化、简单化与单一化并存,呈阶梯状分布;制造业占主导,但各省市制造业所占份额差距大;服务业趋于向东部省市集中;产业结构效益的区域差异显著。     

中国产业跨区域转移的总体特征与趋势

在总结我国产业跨区域转移历史过程的基础上,从广义的产业转移内涵出发,借鉴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定量分析了我国2007—2012年省区间的产业转移。资源、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速度正在加快,主要以从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向中部地区转移为主,西部地区虽然承接了大量的资源开采型产业,但其投资的加快也引起了中东部地区相关制造业的增长,即间接隐性产业转出。未来,具有资源指向性的产业、劳动密集型和低端加工制造环节以及部分钢铁、石化等资本密集型产业将会进一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而具有技术密集型的产业或生产环节将会进一步在东部地区集中。     

中国人口老龄化空间格局演变及其驱动因素

基于第五、六次人口普查数据,采用ESDA和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中国地级单元人口老龄化的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及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 胡焕庸线是中国人口老龄化呈东高西低的显著分割线,随着老龄化不断加深,最初自西向东阶梯上升的空间格局逐渐模糊;② 各地级单元间人口老龄化存在较强的空间正相关性,呈现出高-高和低-低相似值集聚的空间分布特征。其中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长三角、成渝、山东半岛、辽中南等地区,低-低集聚区主要分布在西北地区、西南部分地区、东北地区西部和珠三角部分地区,10 a间这种正向的空间集聚特征减弱;③ 中国人口老龄化空间格局演变是由人口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共同作用决定的,人口因素是直接原因,根本原因是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所致。对此,分别从人口和社会经济角度提出应对人口老龄化对策建议。     

中国流动人口的省际迁移模式、集疏格局与市民化路径

系统回顾了中国流动人口的省际变动与集疏格局,包括总体特征与演化趋势,基于迁出地和迁入地属性差异的省际流动人口模式以及基于城市规模的流动人口分布特征,采用趋势分析和马尔科夫链方法预测了中国省际流动人口的空间迁移趋势,由此提出了中国流动人口的市民化路径与建议如下：① 人口的跨区域流动重塑着中国的人口空间格局,东部地区应审慎而稳妥地推进市民化;②积极稳妥地推进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进程,重点推进省内流动人口的就近市民化;③ 不同地区要制定不同的政策,因地制宜地推进市民化进程。     

中国地市工业集聚与污染排放的空间特征及计量检验

采用空间分析和计量模型等方法,研究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工业集聚和污染排放的空间特征及内在关系,结果表明：① 工业集聚与污染排放的重心分布、轨迹、距离、速度差异较大。东部的工业集聚水平高于中西部,工业污染中西部更突出。工业集聚与污染排放总体呈负相关关系,局域上分为低高、高低、低低3种关联类型。② 工业集聚在全国及东中西部均有利于降低工业污染,但是对不同区域减排作用的大小有所不同,作用由大到小依次是西部、中部和东部。③ 对于工业污染的防治,应继续走集聚化道路。东部要优化产业结构,控制合理的集聚规模;中西部应加强产业集聚,提高技术溢出的污染减排效应。     

中国现代产业体系四位协同的地区差异及动态演进

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等四位协同指标体系,基于2001~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对中国现代产业体系四位协同度进行系统测度。分析四位协同度的地区差距,对其动态演进过程进行科学预测。研究发现：① 中国现代产业体系四位协同度呈波动性上升态势,其中东部地区四位协同度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② 现代产业体系四位协同度区域相对差距与绝对差距均呈扩大趋势,东部地区内差异与东-西部地区间差异均最大,其中超变密度差距是区域间差距主要来源。③ 现代产业体系四位协同度演进方式表现为邻近演进,低水平阶段向更高水平阶段跃升概率增大,整体向更高阶段发展。     

集聚经济、政策激励与中国计算机制造业空间格局——基于贸易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中国海关贸易库数据,对计算机上游和下游出口源地的空间格局演变进行对比分析,以面板数据方法揭示产业集聚和政策激励的作用。研究发现：① 计算机上游出口集中在长三角和珠三角,下游出口集中于长三角和成渝,上游出口格局更分散;② 从动态看,上游出口从珠三角逐步向内陆扩散呈现集聚-分散-集聚的过程,内陆地区承载大部分出口增长;下游出口增长态势更为明显,最初集中分布在长三角和珠三角,2010年以后内陆地区增长迅速,成渝成为继长三角后最为重要的集聚区;③ 研究时段集聚经济对计算机上下游制造业的推动作用降低,政策激励的影响显著增加;④ 沿海和内陆计算机制造业发展模式不同,前者的兴起主要是市场化条件下的集聚经济,后者则受到集聚经济和政策激励的共同影响;⑤ 由于产业特征的差异,集聚经济对计算机上游的影响高于下游。在计算机制造业的发展中,要素成本增加造成的集聚不经济和地方政府的政策激励使得集聚效应逐步让位于政策支持。不同区域不同阶段产业对政策的敏感程度并不相同,政策制定应顺应产业演变规律。     

中国出口导向型外资企业时空演化与出口增衰机制

利用2000—2013年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出口数据研究分析中国出口导向型外资企业地理格局演变。研究发现,出口导向型外资企业在数量和出口贸易额呈现增长的趋势,出口产品以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主要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山东半岛、辽中南地区,存在从沿海向中西部内陆地区、由核心城市向周边城市逐渐扩散的特征,外资企业出口国家也变得更加多元。构建出口城市-目的国面板模型,对出口导向型外资企业出口的增长和衰退因素分别探讨。研究结果表明,出口导向型外资企业出口增长与出口衰退是多种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符合演化经济地理学、集聚外部性、邓宁折衷理论的研究框架。并验证了3个假设：第一,路径依赖产生的溢出效应对出口增长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一定程度上阻碍出口衰退。第二,本地实际情况在出口导向型外资企业的区位选择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政策对出口导向型外资企业的发展产生影响,政策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不容忽视。     

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总部区位特征分析

通过对2008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相关数据分析,揭示出中国大中型企业总部的区位特征,并解释了企业总部区位特征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500强总部主要集中于沿海三大经济区,以及长江、黄河沿线区域,并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山东地区占主导地位;中国特大城市是企业总部的重要集聚地,北京、上海、天津和深圳具有较强的总部控制能力。影响企业总部区位的因素包括城市规模、市场容量、国内外投资、金融能力、科技水平、基础设施和城市区位等,其中,城市经济实力具有较强解释性,以北京、上海、深圳为核心的中国沿海发达地区,凭借此方面区位优势吸引着企业总部进一步集聚。     

2000年以来中国东部四大沿海城市群城市旅游业发展效率的综合测度与时空特征

以城市群地级以上城市为生产单元,采用传统DEA、Bootstrap-DEA纠偏和Malmquist指数模型测算和分析中国东部4 大沿海城市群城市旅游业发展效率与时空特征。结果表明：①由传统DEA模型测度的城市群城市旅游业综合效率及其分解效率值均要高于Bootstrap-DEA纠偏模型测度后的效率值,表明了传统模型测度存在明显高估倾向的问题。② 2000 年以来4 大城市群主要直辖市、省会城市和核心城市旅游业投入资源利用综合水平呈持续良好态势;同时,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旅游业平均投入资源利用综合水平呈无效向良好转变,京津冀和山东半岛城市旅游业则呈无效向中等转变。③ 2000 年以来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旅游业综合效率受纯技术效率的影响程度略强于规模效率,而京津冀和山东半岛城市旅游业则反之。④ 2000年以来4 大城市群大多数城市提高幅度大但趋于下降,珠三角和长三角主要直辖市、省会城市和核心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提高幅度略高于京津冀和山东半岛;同时,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和山东半岛城市旅游业平均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幅度呈依次下降态势。     

中国三大城市化区域劳动力市场结构分割研究

本文考察了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唐三大城市化区域的中国劳动力市场空间与结构类型。基于劳动力市场分异和分割理论．本研究利用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显示了研究区域内劳动力市场分异分割存在的大量证据。劳动力市场以性别、户口性质、企业所有制等为分异轴线的特征十分明显。文章还进一步指出了中国劳动力市场不仅是由劳动力的供求市场关系来塑造。同时也受制于各种制度性因素的作用。人力资本因素如教育等虽然是中国劳动市场分异的重要因素,但户口等制度性要素仍然严重地塑造着劳动力市场的分割。     

中国城市空间网络分析——基于电子信息企业生产网络视角

通过分析国内外城市网络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基于电子信息企业生产网络视角,对中国城市网络的空间特征进行了探索。研究发现:在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和世界500强中,电子信息企业总部集中于以北京、上海和深圳为核心的三大沿海都市圈,以及中西部地区的特大城市和省会城市,其研发机构与总部区位特征具有一定相似性,生产基地分布相对分散。由中国企业和跨国公司所主导的中国城市网络,可划分为地方化和全球化两种类型,均以东部及中西部特大城市为网络核心节点。地方化型城市网络的企业总部节点城市较为分散,网络密度和连接度较小;全球化型城市网络则以北京和上海为核心节点,对外联系程度相对较高。与传统城市等级体系相比,城市网络体系具有更强的包容性,从中可以发现崛起中的专业化城市。     

基于财富中国500强企业的中国城市群城市网络联系分析

现有城市网络研究多集中于城市联系及各城市群内部的空间关联,多以企业总分机构关系型数据研究中国城市网络结构,尚较少涉及中国城市群城市网络联系的整体认知。本文基于财富中国500强中的311家金融与专业性服务企业数据,分析中国19个城市群及41个主要城市间城市网络联系,借助企业在属地城市群层面的跨尺度空间表达,依据关系地理将城市群视为互相联系的空间集合,运用网络分析与互锁网络模型相结合的方法,重点分析城市群金融与专业服务业城市网络联系。结论如下：一方面,中国城市群整体形成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山东半岛与长江中游城市群为核心的空间组织体系,并与国家中心城市分布特征一致。关中平原、辽中南、滇中等13个城市群为非核心层级空间组织,是中国城市群空间拓展的重要支撑。另一方面,城市群城市网络联系依赖于金融及专业性服务要素高效优化配置,城市群对外联系范围决定了该城市群对各类服务要素流的控制与配置能力,进而影响其发展地位。其中,京津冀城市群主导商业银行、多元金融投资、保险、会计和律师事务形成的城市网络联系,长三角城市群以绝对优势主导证券企业城市网络联系,长三角、成渝、珠三角城市群共同主导着广告代理、管理咨询企业间的城市网络联系。本文尝试以城市群关系邻近性认知企业行动与城市群间的跨尺度空间联系互馈机理,认为城市群间水平联系对中国城市群城市网络具有重要作用,为国家制定城市群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The localization of electronics manufacturing in the Greater Pearl River Delta, China: Do global implants put down local roots?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a recent shift in growth dynamics from export-oriented activities towards the domestic market in Chinese regions, it is the aim of this paper to demonstrate how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the electronics industry in Hong Kong 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 has evolved over time and to assess the impact of the institutional setting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Hong Kong 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 on local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y. The empirical findings suggest a strong trend towards the localization of business activities in China and a differentiated perspective regarding the kinds of activities that are more likely to be localized. An advanced front shop, back factory model with complementary, but intertwined assets has been identified. The i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of spatial processes has proven its potential to further develop contextually sensitive concepts for the economic geography of China.     

中国城市群多中心网络的拓扑结构

在既有理论基础上扩展了城市群多中心网络的度量工具,考察中国12个城市群总部—分支机构的企业关联网络,比较梳理了地级城市空间联系的拓扑结构。实证研究发现：①包括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典型城市群在内,中国城市群内部网络系统的拓扑结构依然发育不完善,在联系数据方面均呈现出一定的稀疏矩阵特征,空间组合关系均为树状结构。②总部区位(出度)的层级性差异均高于分支机构区位(入度)的层级性差异,显示出城市群内部空间“流”的不对称性。③针对12个城市群内部网络的拓扑结构聚类分析表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山东半岛、海峡西岸地区的城市群内部网络联系较为紧密,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一体化网络特征;其中三大典型城市群存在明显的企业总部集聚核心,其余城市群内部的网络联系松散,跨城企业联系比重较低,在拓扑结构上大多呈现出以省会或副省级城市为指向的向心式联系。     

Spatiotemporal dynamics of electric power consumption in Chinese Mainland from 1995 to 2008 modeled using DMSP/OLS stable nighttime lights data

Electric power consumption (EPC) is one of the basic indices for evaluating electric power use. Obtaining timely and accurate data on the spatiotemporal dynamics of EPC is crucial for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al deployment of electric power resources. In this study, an EPC model was developed using stable nighttime lights time-series data from the Defense Meteorological Satellite Program Operational Linescan System (DMSP/OLS). The model was used to reconstruct the spatial patterns of EPC in Chinese Mainland at the county level from 1995 to 2008. In addition, the spatiotemporal dynamics of EPC were analyzed, and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were drawn. (1) The EPC model reliably represented the spatiotemporal dynamics of EPC in Chinese Mainland with approximately 70% accuracy. (2) The EPC in most regions of Chinese Mainland was at low to moderate levels, with marked temporal and spatial variations; of high-level EPC, 58.26% was concentrated in eastern China. Six urban agglomerations (Beijing-Tianjin-Tangshan region, Shanghai-Nanjing-Hangzhou region, Pearl River Delta, Shandong Peninsula, middle-south of Liaoning Province, and Sichuan Basin) accounted for 10.69% of the total area of Chinese Mainland but consumed 39.23% of the electricity. (3) The EPC of most regions in Chinese Mainland increased from 1995 to 2008, and 64% of the mainland area showed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EPC. Moderate increases in EPC were found in 61.62% of eastern China and 80.65% of central China from 1995 to 2008, whereas 75.69% of western China showed no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EPC. Meanwhile, 77.27%, 89.35%, and 66.72% of the Shanghai-Nanjing-Hangzhou region, Pearl River Delta, and Shandong Peninsula, respectively, showed high-speed increases in EPC. Moderate increases in EPC occurred in 71.12% and 72.13% of the Beijing-Tianjin-Tangshan region and middle-south of Liaoning Province, respectively, while no significant increase occurred in 56.34% of the Sichuan Bas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