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住房代理数据的城市社会阶层空间异构性研究——以兰州市为例

随着城镇化的深入发展，收入差距造成的社会阶层分化在城市空间上的分异程度亟需从地理学视角进行检视。通过网络爬虫工具获取兰州市商品住房数据，运用Reardon空间分异方法,研究居住—社会阶层的地理分布特征及其空间分异程度。结果表明：居住—社会阶层的地理分布方面，城关区和七里河区呈现出由中心到外围依次为精英阶层、富裕阶层、中产阶层、低产阶层、贫困阶层的圈层式分布，但存在精英区“侵入”低档住宅圈的现象；安宁区和西固区呈现出以中产、低产阶层为主的混合分布模式。居住—社会阶层的空间分异方面，分异趋势较为显著，七里河区、安宁区和西固区的居住—社会阶层分异明显高于城关区；富裕阶层居住区更倾向于融合，低产阶层居住区则有分异趋势；居住—社会阶层的空间分异随研究尺度的降低变得更为显著。     

上海市居民居住迁移的区位选择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中国住房改革的推进,城市居民通过居住迁移进行住房调整的行为日趋频繁。居住迁移作为城市空间分异和重构的微观机制在城市地理学、住房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关注,然而现有研究主要考察居住迁移的发生概率和驱动因素,较少论及居住迁移中的区位选择。论文基于2018年“上海市居民住房和生活空间调查”问卷,采用生命历程和时间地理学视角,刻画居民居住迁移的时空轨迹,并使用多项逻辑斯蒂回归模型探究居住迁移前后居住区位变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上海市居民居住迁移的主要区位选择为跨环线向外迁移,但不同世代、不同户口、不同住房产权的居民的居住区位选择有较大差异。生命历程中的年龄、可达性中的工作单位区位以及住房属性中的产权性质都是影响居住迁移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     

广州市保障性住房社区居民的居住-就业选择与空间匹配性

从居住-就业区位选择角度出发,以广州市典型保障性住房社区(棠下小区、同德小区)为案例,研究保障性住房居民的居住－就业选择特征及其空间匹配性的群体差异和影响机制。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研究小区发生明显的居住人群过滤现象,出现大量转售和转租情况,形成保障性住房、商品房、转租房、原单位房的住户结构。保障性住房住户和商品房住户的居住与就业地的空间关系变化较大,其空间不匹配问题突出,但二者在形成机制上存在较大差异。前者主要因保障性住房供应的政策性因素,使其住户的区位选择与主要就业场所不匹配而引发的,属于被动迁移型空间不匹配现象;后者主要是购买转售的保障性住房的住户,为获取保障性住房的政策性福利而通过市场方式选择远离其就业场所空间而引发的,属于主动选择型空间不匹配现象。私人转租房住户和原单位房住户的居住－就业空间匹配性良好。保障性住房的转租和转售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政策性福利的再分配,存在一定的不公平性;同时,居住－就业空间不匹配对相关居民的生活质量也带来一定的影响。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保障性住房合理的空间布局方案和实施途径,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在考虑社会公平的前提下尽量解决各类群体的居住与就业问题。     

基于商品住宅价格的大连市居住空间分异研究

通过分析大连市商品住宅售价的分布情况,发现大连市居住空间分异现象已初见端倪,城市社会极化、空间隔离明显,居住空间混合居住依然存在,但尚未出现明显集聚的“富人区”和“穷人区”,居住空间分异较合理.就此对其特征及产生原因进行了综合研究,探讨居住空间分异的形成机制,认为多层次居住区分化、住宅商品化和自主性择居是大连市居住空间分异形成原因,针对大连市居住空间分异的现状特征的形成机制,采取以下调控策略：加强城郊结合部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注重居住区的文化建设,创造多样化交往空间;采用混合居住的布局模式.     

千岛湖旅游地聚居空间特征及其社会效应

作为新兴的重要发展力量,旅游正在不可逆转地改变着聚居空间演变进程。旅游地聚居空间特征及其社会效应是透视旅游地社会转型的重要维度之一,旅游地聚居现象已构成旅游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命题。以千岛湖为案例,立足社区尺度,应用实地观察法、访谈法、问卷调查方法、GIS空间技术、统计分析法,探究千岛湖旅游地聚居空间发展过程;识别和划分居住社区类型,测算居住社区空间分异度,揭示旅游影响下典型聚居区分布格局;从居住满意度、社会交往和社会融合三个方面,构建聚居空间社会效应指标体系。研究发现：① 伴随着社会经济转型、旅游产业发展与城市更新的不断推进,千岛湖镇聚居空间发展经历了5个发展阶段。② 识别了76个基本空间单元,将76个居住小区划分为乡村社区、商住混合社区、老旧住房社区、一般商品房社区、高档商品房社区、高档别墅区、旅游度假社区7种类型。③ 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现象存在于旅游地聚居空间。社会阶层越低的社区居住分异度越大,社会阶层较高的社区居住分异度越小。千岛湖镇聚居空间呈现圈层结构分布模式,从湖岸到中心城区,居住等级逐渐降低,乡村社区呈扇型镶嵌于主城区居住空间结构上,老旧住房社区和旅游度假社区分布于千岛湖镇外围。④ 旅游发展导致了聚居空间社会分异,引致旅游地传统社会关系的裂变分化,进一步影响聚居满意度、社会交往和社会融合。千岛湖镇旅游地社区居住总体处于较满意状态,且千岛湖镇社区居住满意度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不同社区个体交友意愿存在差异,大部分居民能较好地适应本地生活。     

住房制度改革背景下广州市居民居住偏好研究

住房制度改革以前,国家控制着住房的供应,人们没有选择住房的自由。改革后,家庭越来越依靠市场来满足其住房需求,个人购买商品房的比例得以提高。择居自由度的增加意味着住房消费个体差异的扩大,居民住房偏好成为住房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分析住房市场化下居民住房偏好及其影响因素有重要意义。采取表述性偏好正交实验设计和联合统计分析方法,对处在改革前沿的广州市居民住房偏好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居民住房选择中,居住区位和小区特征比住房本身更重要;居住小区特征中,居民最关注住房所在区域,老城区越秀和东山和城市新中心天河区成为居民偏爱之地,但不同收入家庭区域偏好有所差异,高收入阶层明显偏好于新中心区天河区,而低收入阶层却更热衷于老城区;住房价格和居室朝向是重要影响因素,居民明显表现出对低价格住房和南向居室的偏好;除此之外,相对较重要的因素还有小区治安、交通和生活便利程度;而房屋类型、房屋布局和物业管理重要性相对较小,但高收入阶层明显比低收入阶层看重物业管理。     

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居住空间分异与失地农民社会融合的作用机制研究——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伴随着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国城镇化已从速度型向质量型转变,这一转变的核心是实现人的城镇化,即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失地农民的居住形态由原来的宅基地建房为主转变成征地补偿房、租房和自购商品房等多种形式并存,即出现了居住空间分异现象。居住空间分异对失地农民的社会融合会产生重要影响,但其作用机制的有关研究尚少。论文基于长三角地区的调研数据,以“社会—空间”为主要视角,从住房类型(含区位)和住房人均面积2个维度衡量居住空间,通过建立回归模型,分析居住空间对城郊失地农民社会融合的影响。研究发现,其作用机制为：一是不同居住空间的城郊失地农民的社会融合程度有显著差别;二是住房类型对城郊失地农民的社会融合影响最大,住房面积则影响不大;三是性别、年龄、职业、收入、获得非农户口的时间等因素也与住房类型共同产生作用。为推动失地农民的社会融合、提升新型城镇化的质量,可采取的措施有推行混合居住模式、增强就业能力以及政府增加投入提升城郊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水平等。     

转型期广州市居住迁移影响因素于户籍之间的比较

住房制度改革以来,中国城市居住迁移率大规模增加,成为城市重构和社会空间分异的基础动力。利用生命历程理论,通过家庭问卷调查,本文使用事件史模型动态地模拟了居住迁移,并比较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居住迁移影响因素的差异。整体来看,1980年以来年均居住迁移率呈上升趋势,外来人口的年均居住迁移率要比本地人口高。住房性质、婚姻变化、工作变动、居住区位和年份等变量都显著影响居住迁移,反映了住房制度改革、住房市场和分配环境、家庭生命周期等因素对居住迁移的影响;但影响程度户籍间的差异明显,工作地区位的变动导致通勤成本的变化是外来人口居住迁移的最显著影响因子,而家庭生命周期和住房特征变量是本地人口居住迁移的最显著影响变量,反映了两者之间的本质差别。居住区位对本地人口的居住迁移影响显著,内圈层居民的迁移率相对较低,而居住区位变量对外来人口的影响相对较弱。     

广州市三类社区居住满意度与迁居意愿研究

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广州三种不同类型居住区即传统老城区、城中村、商品房小区居民的迁居情况,利用线性回归和多元Logistic回归,对不同类型居住区居民迁居后居住满意度的决定因素和居民迁居意愿产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不同类型居住区居民迁居后居住满意度的影响因素不同,总体上受社区归属感、住房所有权、设施完善程度影响较大,且与在本居住区居住时间呈负相关关系;迁居意愿的产生受很多因素的综合影响,不同类型居住区迁居意愿的影响因素有所差异。传统老城区家庭总月收入越低,居民对现住房越满意,越不可能产生迁居意愿,男性比女性更容易产生迁居意愿,高学历者更容易产生迁居意愿;城中村居民迁居意愿的产生是多种因素的复杂作用结果,其中社区归属感越强烈,越不可能产生迁居意愿;商品房小区居民的迁居意愿受户主年龄和婚姻状况的影响较大。研究结果表明西方的迁居理论,如生命周期理论并未能完全适用于中国,这与转型期中国城市复杂的住房构成和住房市场机制相关。     

基于理性选择理论的广州不同类型社区老年人独立居住特征及影响因素

已有研究表明,中国城市有独立居住意愿和实现独立居住安排的老年人比例不断上升,这将对家庭养老和社区治理产生影响。本文基于理性选择理论,利用2018—2019年在广州旧街坊社区、单位社区、保障房社区、商品房社区、城中村社区和城郊农村社区收集的老年人问卷调查数据,从个人理性、家庭理性和社区理性三个层次出发,选取人口、健康、经济、代际关系和社区关系因素构建指标体系,用ANOVA单因素方差法分析独立居住老年人的特征及其社区分异,构建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老年人独立居住的影响因素及其社区分异。研究发现：① 与和子女同住的老年人相比,独立居住的老年人年龄大、受教育程度高、拥有本地户口、个人经济能力强、有住房所有权、代际关系松散以及社区关系紧密等特征更明显。② 老年人的人口特征、社会经济属性和居住选择在不同类型社区中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③ 老年人的个人理性、家庭理性和社区理性按不同的方式组合,形成了差异化的选择机制。     

城市居民超重的居住分异

基于广州25个典型社区（4种居住类型）的962份调查问卷，采用卡方分析和二元逻辑回归模型探讨了居民的超重特征。结果发现，不同居住类型具有不同的超重水平和超重分层特征。1）居民超重率为历史街区＞保障性住房＞单位社区＞商品房社区。商品房社区居民超重水平最低，与其较高的受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带来更好的健康知识和社区资源获取能力有关；单位社区和历史街区超重水平较高，与其长期的住房环境隔离聚集了大量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都较低的居民有关；此外，历史街区较大比例的高龄人群也使超重率提高；保障性住房居民较高的超重率与其较差的社区环境，以及具有高比例资源获取能力差的低收入人群相关。2）对所有居住类型来说，老年人和已婚人口都是容易超重的人群。保障性住房和单位社区居民收入的提高可能增加额外的社区资源可获得性，而产生超重分层。历史街区居民整体教育水平偏低，相比之下，高教育水平居民可能因其具有更多的健康知识而降低超重水平。商品房社区产生超重分层与其高收入居民具有的不健康工作生活方式有关。     

迁居意愿、地方依赖和社区认同——北京中关村地区居住选择调查分析

迁居行为及其意愿反映了城市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揭示了城市居住环境是否能够满足居民的需要。论文从迁居意愿的视角,将地方依赖和社区认同引入迁居研究中,并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相结合的方法来分析城市居民的居住选择。运用Williams量表,在292份调查问卷和52份深度访谈的基础上,对北京中关村地区展开了调查研究。结果表明：中关村周边社区居民对就业和子女教育具有明显的地方依赖和较高的社区认同感。在292名被调查者中,共有115名居民有迁居意愿,占被调查者总数的39.4%。其中,在就业和子女教育地方依赖程度较低的调查人群中,这一比例分别上升至47.2%和54.2%。此外,有迁居意愿的居民大多社区认同感不高,在115名有迁居意愿的居民中,仅有4人对所在社区具有强烈认同感。论文从地方感的角度丰富了居住空间的研究内容,为理解当代城市居住空间的特点、提升城市空间建设质量提供了参考依据。     

2000-2010年广州市居住空间结构演变及机制分析

首先运用因子生态分析方法对广州市2010年的居住空间结构与居住人口特征进行分析,提取出6个主因子并划分为9类居住区,得出广州市居住空间具有明显的分异性。然后与2000年的居住空间结构进行比较,归纳出广州市居住空间演变具有历史延续性、市场及政策因素影响突出、空间拓展与城市发展同步、整体居住空间呈现“圈层+扇形”融合发展等特征。根据不同的空间层次特征,概括出四种演变模式：中心区稳定发展模式、近郊区商品房拓展模式、远郊区糅合发展模式和特定区保障房镶嵌模式。探讨了广州市居住空间结构的演变机制,包括历史发展惯性、房地产发展带动、住房保障影响、城市规划引导等四个方面。最后结合国内其他大城市相关研究推导出转型期中国大城市的居住空间结构。     

城市居民住宅区位选择的因子分析

随着我国住房制度的改革 ,城市居民个人消费成为我国房地产市场的消费主体 ,居民对住宅区位选择行为由过去的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选择。本文主要研究在这种新的住房制度下 ,影响城市居民住宅区位选择的因子。作者认为 ,房价的高低、住宅区位的交通通达性、环境条件是决定城市居民住宅区位选择的客观条件 ,居民自身的社会、经济、文化等特征、以及对不同住宅区位和环境的偏好也左右着住宅区位选择过程和结果。     

“优质学区房”社区社会-空间异化的发生机理及效应——以南京为例

近年来,教育资源分化导致的居住空间分异不断加深,“学区房”社区尤其是老城区的优质“学区房”社区以其高房价与破旧物质景观、优质教育与低劣居住品质的显著对比,对个人、家庭、社群的价值取向和社会实践方式产生强烈的拉扯与撕裂作用,成为社会-空间矛盾凸显的典型空间之一。文章借用“异化”这一哲学术语,基于对南京的调查,对“优质学区房”社区社会空间特征、机理进行研究。结果显示：1）老旧“优质学区房”社区普遍存在外在空间环境与内在社会价值的强烈反差,社会空间关系发生扭曲进而表现出社会-空间异化的现象和特征;2）“优质学区房”社区社会-空间的异化是在住房市场化改革、学区制、东方文化等因素的叠加影响下,社区社会-空间辩证统一关系受到冲击激发学区房角色不断衍变,最终引致社会-空间分离对立与自我否定的结果;3）社会-空间异化会带来深刻的社会空间影响,不仅将进一步加剧居住空间分异的程度,而且将增加学区房社区的治理复杂性和更新难度。     

苏州老城区衰退邻里居住满意度及影响因素

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经济经历了巨大转型,居住分异加剧,新城市贫困现象在特定人群和空间集聚,老城衰退邻里就是其中之一。通过对苏州老城区6个典型社区的调查,发现老城区居民居住满意度存在环境类型、空间类型、更新类型和人群分异。居住满意度主要受住房条件、社区环境、配套设施和社会网络影响,其中城市历史社会空间结构奠定了城市环境质量的总体格局,具体设施条件受建成时间、维护水平、人口密度和更新机会的影响;城市更新、原住民比例下降和外来人口迁入导致的人口置换过程破坏了原本良好的社会网络,降低了居住满意度,减少了脱贫机会。从微观社区尺度研究老城衰退邻里的居住满意度及影响因素,不仅能加深对新城市贫困现象的理解,也有利于未来有针对性地制定城市更新规划和扶贫策略。     

西方城市居住区位决策与再选择模型的评述

城市居民居住区位选择行为影响着居住空间结构,城市社会分异、种族隔离、人口迁居和住宅郊区化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居民住宅区位再选择行为作用的结果,因此,研究居住区位对探讨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主要分析了西方城市居民居住区位再选择行为模型构建的基础和研究视角,并且重点介绍和评述了西方居住区位决策与再选择的主要模型。     

中小城市家庭生活用能碳排放空间分异——以开封市为例

利用2015年开封市居民家庭生活用能的大样本问卷调查数据,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和标准差椭圆（SDE）方法,探索城市居住区家庭生活用能碳排放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① 家庭生活用能碳排放存在以热点区为主的空间正相关特性,碳排放高值集聚发生在城市新建开发区和建成区向外扩张较快区域,以2000年以后新建高档商品房小区和机关事业单位家属院为主,低值集聚区则发生在建成时间长、后续开发力度小的区域,以老商品房小区和胡同社区为主;② 开封市家庭电力消耗碳排放占生活用能总碳排放的67%,但人均生活用能碳排放空间格局由供暖碳排放决定,且人均供暖碳排放空间格局又由集中供暖碳排放空间格局决定,故降低集中供暖能耗、缩小居民供暖用能差异成为居民生活用能碳减排工作的重中之重;③ 家庭经济状况、集中供暖设施分布和城市发展的空间格局是家庭生活用能碳排放空间依赖性和空间异质性形成的主要驱动因素。     

广州市消费者行为与商业业态空间及居住空间分析

商业业态空间和居住空间是城市空间结构研究中的两个重要领域, 通过分析居民微观行为解释实体空间是近年来城市商业业态空间和居住空间研究领域中越来越多被使用的研究 方法。以联系商业业态空间与居住空间的纽带-消费者行为作为切入点, 选择广州市8 个街 区的1428 位居民为调查对象, 研究二者的特征及关系。通过典型街区的问卷调查分析表明: ①居民购物出行方式选择、出行距离和多目的出行与所处街区的类型、区位、周边服务配套 和城市商业业态空间等存在密切的关系。②商业空间的等级体系清晰存在, 老城区传统商业中心仍存在较强的吸引力; 20 世纪80 年代以后形成的新商业中心区次之, 二者在吸引人群 的类型上存在差异; 次一级商业中心区和日常生活服务配套区在为居民提供日常消费服务方 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③城市新商业中心和外围商业次中心的在服务能力和提供的业态类型 上还存在不足, 使其服务供给与周边居民的购物需求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不匹配, 引发对老 城区的过度依赖。④外围商品房小区和政府规划建设的经济适用房小区周边的商业配套不足, 增加了居民日常生活成本。通过对居民出行空间的分析, 可以从另一侧面剖析城市的空间结 构及其发展演变的动力机制。     

转型期广州市城市居民职住空间与通勤行为研究

以广州市2001年、2005年和2010年大型家庭社会调查为基础,研究了广州市城市居民职住空间和通勤行为的演化,从微观层面分析城市居民职住空间分离和城市通勤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00年以来广州市城市居民职住空间分离趋势较为明显,但通勤成本仍然是城市居民居住区位或工作地选择过程的重要考虑因素;通过使用职住空间平衡测量指标来测度城市职住空间平衡的空间差异,研究结果显示：内圈层存在最为严重的职住空间失衡,而随着近年来广州市产业和居住郊区化进程的突飞猛进,城市郊区的职住空间失衡状况有明显改善,职住空间平衡率大幅度提升。从通勤行为来看,广州市城市居民使用传统的通勤方式比重最高,家庭收入、文化程度、住房产权和性质状况、工作单位性质等城市居民通勤行为显著影响通勤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