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关村科技园区智慧产业集群的演化过程、动力因素和集聚模式

论文以高科技园区如何促进智慧产业集聚为研究导向,总结智慧产业集群演化、集聚模式等的研究进展,先基于信息产业的已有分类标准,界定高科技园区智慧产业集群的概念和产业分类;然后基于中关村科技园智慧产业2002—2016年的统计数据,分析中关村科技园智慧产业的空间布局演化和产业增长格局,以波特经典钻石模型为理论框架,细化分析演化过程背后的动力因素,得出高科技园区智慧产业集群的细分动力因素模型,继而以主要动力因素为依据,提炼中关村科技园智慧产业集群演化的主要集聚模式,得出结论:① 中关村科技园区智慧产业集群的演化呈现“一核多园”的先政策引导、后自然溢出的协同发展格局,从海淀核心区向周边园区先辐射集聚,然后基于各园区间的交通、楼宇等生产要素,逐步在非园区范围连贯成片;② 海淀作为核心区集聚了各细分智慧产业,其他各分园则主要在个别细分智慧产业形成集聚优势;③ 中关村科技园区智慧产业的演化主要受生产要素、政府影响变数、相关及支持产业等3大因素影响;④ 中关村科技园区智慧产业集群有生产要素驱动、产业平台驱动、商业地产企业驱动等3种集聚模式。     

京津冀城市群产业空间重构与优化调控

科学解析京津冀城市群产业空间重构不仅有助于深化产业空间演化相应理论,也是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的必然要求。论文从全球价值链视角出发,基于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与全国工业企业库数据,采用经校正的产业比重变动方法对京津冀城市群产业空间重构进行了解析,并据此提出优化调控对策。主要结论有：① 产业空间重构是推动城市群发育与成熟的重要动力,其中嵌入全球价值链并持续攀升是推动城市群高级化的基础动力,而内部产业空间重构则是完善产业合作网络、推动城市群一体化的重要途径,此外,资源环境承载力与全球化、郊区化的交互是形成双“C”字形空间格局的基础与支撑;② 在国际产业空间重构方面,目前天津市为承接核心,北京次之,其余城市发展则相对滞后;③ 在城市群内部产业空间重构方面,由北京—天津—唐山—沧州围成的内“C”字形范围是产业空间重构的核心区,不同类型产业表现出不同的驱动特征,其中纺织服装业表现为全球价值链主导下的市场驱动,化学产业表现为环境管制与水资源依赖的双重作用,钢铁产业表现为明显的政府主导,医药制造业则表现为全球价值链主导下的政府调控;④ 京津冀城市群的内“C”字形地区应侧重产业升级,外“C”字形地区则重点关注生态环境保护与产业转型,以内“C”引领外“C”,以外“C”保障内“C”,双“C”联动,以保障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顺利实现。     

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的理论基础与规律性分析

推动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既是一项国家重大战略,又是一个复杂的长期博弈过程,需要遵循科学理论,尊重科学规律,推动京津冀城市群实现共同繁荣昌盛、共享蓝天白云、共担发展风险、共建世界都会的战略目标。本文从理论上提出了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的科学理论基础与科学规律。认为推进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应以协同论、博弈论、耗散结构理论和突变论作为科学理论基础,其中协同论为核心理论。京津冀城市群的协同发展过程是一个博弈、协同、突变、再博弈、再协同、再突变的非线性螺旋式上升过程,每一次博弈—协同—突变过程,都将城市群的协同发展推向更高级协同阶段,并呈现出阶段性规律。具体包括协助阶段、协作阶段、协调阶段、协合阶段、协同阶段、协振阶段、一体化阶段和同城化阶段共8大阶段。进一步分析认为,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的真正内涵是推动城市群实现规划协同、交通协同、产业协同、城乡协同、市场协同、科技协同、金融协同、信息协同、生态协同和环境协同,建设协同发展共同体。本文成果旨在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科学基础和理论依据。     

“双循环”新格局与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基于价值链分工和要素流动视角

京津冀地区经历了从竞争、合作到迈向高质量协同发展的过程,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京津冀协同发展面临着新挑战和新目标,亟需实现创新驱动经济转型。本文从价值链分工和要素流动等方面入手,系统梳理了京津冀在“外循环”和“国内大循环”中的价值链地位和辐射能力,以及以“京津冀小循环”为表现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现状。结果发现,京津冀在“外循环”中没有形成世界级城市群相对应的技术分工和知识生产能力,处于价值链较低附加值环节;在“国内大循环”中,京津冀占据价值链高附加值环节,并向外输出技术和资本,但吸引和辐射力有限。进一步探究发现,京津冀在“外循环”中相对边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京津冀小循环”尚未打通,创新成果难以在城市群内部转化,从而未能实现“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的城市群定位目标。下一阶段京津冀城市群应以水平知识链、梯度创新链为驱动,构建城市群垂直产业链。具体来说,“内循环”中应着力打造“北京研发—天津高端制造—河北物流服务”协同格局,“外循环”中构建以知识转移和市场突破为核心的“北京创新集聚溢出—河北综合制造—天津研发、航运”分工模式,逐步实现“内循环”反哺“外循环”。     

城市群创新网络的空间演化与组织 ——以京津冀城市群为例

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作为国家战略,如何实现协同创新是城市群协同发展的关键。通过创新系统主体授权专利合作,研究京津冀城市群的创新联系,揭示京津冀城市群创新网络的空间组织和演化特征。结果表明:京津冀城市群创新网络经历了初级发展阶段(2000—2005年)、增强发展阶段(2005—2010年)和扩展与快速发展阶段(2010—2015年)。从空间发展角度来看,北京、天津是京津冀城市群的创新中心,在网络中具有较强的控制力与自主创新能力,京津冀城市群逐步形成"双核+多节点"的创新网络格局。围绕主要城市的创新,京津冀城市群创新网络形成一些小组团创新网络结构。     

基于生产网络的上海市普陀区科技园区协同发展研究

在大量企业访谈调研的基础上,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上海市普陀区科技园区整体协同情况、协同程度、协同控制能力和协同发展态势进行了研究。笔者发现,普陀区科技园区内部企业间联系次数较少,参与互动合作的企业占比低;尽管协同发展有利于普陀区科技园区的发展,但园区之间协同程度较低,产业互动不明显;园区企业的合作伙伴多位于上海之外的其他地区;从影响因子来看,地理临近对普陀区企业地方生产网络形成影响不大,产业链、价值链合作是企业结网的主要动力。     

高新区业主自治模式的治理绩效——以中关村软件园为例

目前,高新区的治理或以政府主导的治理路径或以市场主导的治理路径,这种单一的治理模式逐渐暴露出很多问题,需要探索一种综合的高科技园区的治理模式。以中关村软件园为例,对其提出的企业参与式的业主自主治理路径进行理论总结,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该治理路径对园区治理绩效是否有效。研究表明:业主自治的内部和外部机制均对高新区治理绩效有积极影响,业主自治治理路径可为其他园区治理提供借鉴。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机制创新与区域政策研究

机制创新与区域政策是政府对区域发展的方向、目标、速度、格局和路径进行调控的政策手段。本文探讨了机制创新与区域政策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保障作用,强调京津冀协同发展必须正确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根据京津冀协同发展近中期的主要任务,提出了当前机制创新与区域政策应重点服务于：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优化产业结构与空间布局、构建一体化的现代交通网络、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五大方面;并基于长远和全局视角,阐述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机制创新与宏观区域政策,包括：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机制与政策、区域要素市场一体化机制与政策、区域协同创新机制与政策、区域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机制与政策和区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与政策。这些政策旨在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决策参考依据。     

合作园区类型、合作动力与效应的研究进展与展望

合作园区作为区域间资源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合作手段，对缩小地区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增强区域整体竞争力，提升区域更高质量一体化水平发挥着重要作用。合作园区逐渐成为跨区域合作研究的重要内容，相关研究基于飞地经济理论、空间生产与空间重构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增长联盟与跨界区域理论等，从园区合作主体、管理体制、空间治理、利益分享等角度，对合作园区的类型、合作动力、合作效应等进行了探讨与研究。研究主要结论为：1）合作园区类型多样，按照参与主体、合作治理形式、园区产业功能进行了划分，形成层次递进的分类体系；2）合作动力包括政府驱动、市场因素驱动、社会因素驱动、利益分享驱动等方面，各种驱动力相互作用，利益分享是合作园区发展的原动力，利益协调是影响合作园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3）合作效应主要表现为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产业布局优化与转型升级、区域协调发展、城镇化进步及区域综合竞争力提升等。但相关研究存在对部分合作园区类型划分标准不统一、合作动力缺乏量化支撑与耦合关系研究、合作效应研究滞后且缺少科学客观的系统评价体系等问题。未来合作园区研究可开展集合作类型、合作动力与效应于一体的合作模式的系统综合研究；针对合作园区所映射的区域合作治理问题，可以创新探索跨区域合作治理驱动机制等深层次的相关理论研究；宏观层面区域一体化的政策评估，可依托合作园区案例进行深度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京津冀电子信息产业的竞合模式与转移路径研究

电子信息产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支柱产业。在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探讨京津冀电子信息产业合作与转移问题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从发展水平、优势领域、目标差异、存在问题和空间布局5方面对京津冀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现状进行了评估;其次,构建了科研支撑基础上、政府主导与引导下的企业主体和行业协会协调的京津冀电子信息产业竞合模式;最后,从环首都经济圈内的"同城"转移、区域电子信息产业的显性转移和隐性转移三方面分析了京津冀电子信息产业的转移与承接路径。研究表明:京津冀电子信息产业在现有优势领域和未来发展目标方面存在显著梯度差,且三方都已表现出较为强烈的合作意愿,从而使合作成为可能;京津冀电子信息产业仍处于国际产业价值链的中低端,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很多具有共性,因此近期产业布局仍将以本地为主,竞争大于合作;河北承接京津电子信息产业转移不均衡,近期主要以北京为主,天津幅度较小。     

京津冀协同创新水平评价及提升对策研究

协同创新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议题之一,本文从缩小京津冀三地间创新水平差距和推动跨地区、跨主体的创新协作两个视角构建了协同创新指数,对京津冀协同创新水平进行测度评价。测度结果为：2010-2014年期间,京津冀整体的创新能力有了明显提升,但不同地区间、不同主体间的协同创新水平仍然较低。从综合创新水平来看,北京在创新的投入、产出和环境方面都遥遥领先,天津在创新投入和产业创新产出方面进步很快,河北在产业创新产出方面也有较快增长,但创新环境进步缓慢。从主体间协同创新水平来看,企业的主体地位较低,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知识创新产出丰富但产业化程度较低。从区域间的协同创新水平来看,北京技术转移在全国范围内呈现“跳跃式”扩散特征,但对津冀主要产业的创新带动贡献不大。最后,提出了促进创新要素特别是人才要素的流动、构建官产学研多元主体协同创新模式、加强创新链与产业链对接等政策建议。     

京津冀地区制造业集聚的时空演化特征和差异性分析

2015年国家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产业协同是推进这一战略的先行领域,因此产业在该地区的集聚与分散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论文利用全国3次经济普查数据,基于企业的空间位置信息,运用DO指数方法研究了京津冀地区制造业集聚的时空演化特征并对比分析了集聚特征在区域、行业、企业间的差异性。研究表明： ① 2004—2013年京津冀地区制造业集聚的比例从69.0%提高到82.8%,集聚多发生在0~50 km的范围。随着集聚范围逐渐扩大,集聚强度逐渐减弱,下降幅度达到25.9%。② 在区域层面,集聚更容易发生在北京、天津2个直辖市;在行业层面,集聚更容易发生在技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且集聚范围更短;在企业层面,集聚更容易发生在小企业。③ 2004—2013年京津冀地区已经出现了制造业从北京、天津向河北扩散的趋势,特别是一些技术水平较低、劳动力需求较大的制造业,表明在2015年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是适宜的。     

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与科技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

中国城市群是国家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区、国家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核心区与碳中和的责任区,科技创新驱动对实现城市群的上述主体目标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如何在新发展格局下依靠科技创新驱动促进中国城市群实现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并逐步建成世界级城市群,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基于这一问题,在第23届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年会期间,以“科技创新驱动世界级城市群发展与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崛起”为主题,专门设立了“区域协同发展论坛暨第二届中国城市群发展论坛”,通过应邀的国内外50多位有关城市群及科技协同创新知名专家的系统研讨,普遍认为：全球城市群的发展已进入21世纪的中国新时代,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地位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但城市群发展及规划实施中存在着一系列现实问题不容忽视,未来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必须依靠科技创新驱动,把建设创新驱动的智慧型、碳中和型、双循环型和城乡融合型城市群作为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方向。进一步创新研究工作机制,建立协同创新共同体,逐步把中国城市群建成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和高效能治理的世界级城市群。     

电竞产业空间格局演化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上海市2006—2018年电竞企业的数据,综合运用核密度估计、最邻近指数、Kriging空间插值分析等方法,探讨上海市电竞产业的空间演化过程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电竞产业可以划分为2006—2010年的起步阶段,2010—2014年的快速发展阶段,2014—2018年的爆发增长阶段;2）电竞产业在空间分布上由双核心聚集发展为多核心聚集,具有整体上中心聚集、同时向外扩展的特征,南北方向是企业扩展的主要方向;3）高资本电竞企业主要向软件园区和高等院校聚集,呈现出4个高资本热区,这些热区未来更有机会出现更具竞争力的电子竞技企业;4）政府政策规划对电竞产业的区位选择具有导向作用,高质量人力资源、经济发展水平、周边电竞市场环境、交通便捷性是企业聚集的基础力量;与传统产业相比,由于电子竞技产业具有体育性的竞技特征,其竞技水平和赛事举办也会对产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