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与地形因素影响下的山地城市职住空间关系——以重庆市主城九区为例

选择重庆主城九区作为典型案例,基于百度慧眼识别的就业人口与居住人口数据,通过测算就业－居住偏离度指数分析其人口分布特征与职住空间关系,划分就业主导区、基本匹配区与居住主导区。并基于全国第四次经济普查数据,在对产业进行综合因子分析基础上,定量化识别产业综合因子和地形因子对重庆主城九区职住空间匹配性影响。结果表明：1）重庆市主城区的就业与居住人口空间分布趋势具有一致性特征,整体上呈现“中间高、四周低”的特征;2）重庆市主城区的职住空间基本平衡,街道尺度上职住偏离特征不显著,但城市多组团的中心地区职住空间匹配特征稍有差异,呈现主中心（解放碑）职住平衡度低、4个副中心职住平衡度高的格局;3）空间回归模型表明,综合性服务产业因子和生产性服务产业因子强化了职住分离程度,社会性服务产业因子、制造业因子和地形起伏度降低了职住空间差异。总体上,产业布局与地形地貌是重庆主城区职住空间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二者与政府规划、交通条件和居民生活相互补充、共同作用,塑造了重庆主城现今协调发展的就业－居住空间格局。     

北京城市居住环境类型区的识别与评价

基于北京数字城市要素平台的空间集成数据和问卷调查数据,将居住环境的客观指标和居民主观评价相结合,以北京为典型案例,首先运用因子生态分析等方法识别出居住环境类型区,然后采用以居民个体感受作为依据的价值化评价方法,明确不同居住环境类型区的问题,最后总结北京城市居住环境类型的空间格局。研究发现,北京城区可分为内城异质性居住区、内城同质性居住区、近郊职住混合区、近郊高密度居住区、远郊职住混合区和远郊低可达性居住区等六类居住环境类型区,其空间结构同时体现了同心圆、扇形和多核心等特征。居民对不同居住环境类型区的评价存在显著差异,整体上从内城到郊区满意度逐级降低。最后提出改善北京居住环境的建议。     

近10年来苏州主城区职住空间格局演变及类型划分

基于2010年和2019年高德地图POI数据,运用缓冲区、标准差椭圆和最近邻层次空间聚类法分析近10年苏州主城区职住空间格局的演变特征.研究表明:苏州主城区居住郊区化和就业多中心格局显著,职住空间呈"南—北"向分布且重心南移,职住热点区分别展现"凝聚型+扩散"和"分散型+向心"的动态分布;从分产业角度按集聚分区测度方法将职住空间划分为7种类型,即居住主导型、制造业主导型、服务业主导型、制造业+服务业主导型、居住+制造业主导型、居住+服务业主导型和职住均衡发展型;根据类型区不同特征,概括出3种演变模式,即核心区服务业拓展模式、近核区职住均衡化模式和远核区职住稳定发展模式.     

北京社会空间重构（2000-2010）

基于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采用空间统计方法探讨了北京社会空间重构的特征。首先运用因子生态分析和空间自相方法探讨北京社会区类型及主因子,继而通过对有关空间分异的各类指标计算及统计分析,揭示北京社会空间分异演化趋势。结果表明：① 2000-2010年,北京产业结构调整及产业空间演化导致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相应变化,城市职业分化及职业空间分异明显,白领人口对新社会区的形成影响显著;② 一产、二产就业人口和从事生产运输业的人口空间分布更加集中,老年人口、外来人口、维族人口、文盲人口和农业人口这些指标的空间分布与居住人口空间匹配的一致性在变差,折射出包括就业人口的职住分离、外来人口的通勤、留守老人等在内的城市问题更加突出;③ 外来人口分布更加广泛且呈现出向远郊方向推移、蔓延的趋势,知识分子集中分布趋势愈加显著;④ 住房系统复杂程度增加,商品房分布总体上趋于均衡,但经济适用房空间分异增大。从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演化机制上看,个体差异、家庭差异和地区差异是构成城市社会空间分异过程的3个层级,其背后是行政力量、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三者的推动,上述力量交互作用,推动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持续演化。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北京市职住空间分布格局及匹配特征

职住空间作为城市系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直接影响了城市的形态结构、居民的行为体验以及社会的和谐宜居,长期以来受到城市研究者的关注和重视。论文利用覆盖北京全市域并持续1个月的1亿多条手机信令数据,基于DBSCAN的聚类方法,通过OD定向联系,识别出同时具备居住—就业关系特征的职住空间。在此基础上,针对北京市辖区、环路、街道乡镇等不同空间尺度,综合运用空间错位指数、职住偏离度、职住分离率、通勤流动率等计算方法,研究北京职住空间分布格局及匹配特征。研究发现：① 北京市居住空间呈现大分散、小集聚特征,就业空间呈现大集聚、小分散特征;② 基于各个空间尺度、不同测度方法的分析结果均表明,职住空间的不匹配程度呈现出由中心城区向外围逐渐降低的态势,但基于街道乡镇尺度呈现出由内向外更细化的就业集聚—居住集聚—二者均衡的三段式变化特征;③ 无论是就业空间高度集聚导致的非集聚区就业岗位数量不足,还是包括就业高集聚区在内大量区域出现的双向通勤现象,均说明居住功能和就业功能空间重组的必要性。     

北京城市居民职住分离的空间组织特征

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和空间分析技术,选择北京市为实证研究对象.在近万份实际调查问卷数据基础上,从城市空间结构变迁的角度审视北京城市居民职住分离的空间组织特征和职住分离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北京城市居民单程通勤时间为38分钟,其中通勤时间超过40分钟的人群比例为43.7%,可见北京市居民职住分离程度比较严重:同时,从居住地和工作地的角度都可以发现北京居民职住分离现象在区县尺度和街道尺度存在着明显的空间差异:总体而言城市中心区域职住分离情况好于郊区,在郊区中重点开发的卫星城镇工作机会较多,在这些区域就业者的职住分离问题并不严重:而一些重点建设的大型居住社区由于功能过于单一,这些区域的居民职住分离问题十分突出.集聚分析表明.北京市存在明显的就业和居住集聚区,并且两者在空间上的错位比较明显;对城市居民的通勤流向的分析表明.向心流还是主体通勤方向,但也存在一定比例的逆向通勤,表明北京城市化过程中居民职住分离的空间组织特征正在逐渐演变.     

基于多智能体的就业与居住空间演化多情景模拟——快速工业化区域研究

就业与居住空间关系是城市规划与管理研究的热点问题。已有研究主要基于传统宏观模型对就业—居住空间结构进行现状分析或对城市理论进行实证研究,在微观尺度的机制探讨与过程模拟方面较为缺乏。本文基于多智能体自下而上的建模思想,提出基于就业市场的人口居住区位选择模型(Labor Market Based Model of Residential Location-LMBMRL)。以典型的快速工业化地区—东莞市主城区为实验区,通过多情景模拟对就业与居住空间的互动关系进行机制探讨与过程分析。模拟结果充分反映了就业选择对人口居住区位决策的影响,定量评估了住房与交通对职住空间均衡性与职住分离的影响规律。当住房成本提高时,城市职住均衡性降低;当交通可达性提高时,城市空间结构可能出现较为显著的职住分离现象。最后通过多情景模拟揭示不同行业劳动人口群体的就业—居住空间特征与组织模式。研究结果有助于深刻理解城市就业—居住空间互动关系及其内部因果,能够为城市规划与管理提供决策参考。     

基于感知的北京居民职住空间关系生成机理

职住空间关系是洞悉城市功能空间结构并揭示城市成长与演化规律的重要研究视域。本文构建了生活实践及其感知视角下的居民职住空间关系生成路径分析框架和结构变量作用路径假设模型,基于居民职住空间关系感知调查数据,借助结构方程模型方法,从影响因素和驱动机制两个方面剖析了北京居民职住空间关系的生成机理。研究表明：① 房价和住房支付能力在居民职住区位决策中起决定性作用;相比物质性居住环境条件,政策与制度、邻里状况以及居民的观念和发展期望等非物质性因素对职住空间关系形成的影响更为显著。② 政府行为下的土地供给和户籍制度、城市演化中的圈层蔓延式扩张和产业空间转移、市场机制下的就业分布和房产溢价以及居民的经济状况和价值取向是职住空间关系形成的微观主导性驱动因素。③ 在居民职住关系的生成过程中,政府发挥了主导性作用,城市空间重构是政府向市场传导信息的中介,市场起了助推器的作用,居民则基于自身的住房支付能力对职住区位进行主动调整或胁迫适应,并通过职住空间诉求进行职住关系状态和信息的反馈。研究结论丰富了中国大城市职住空间关系形成的规律性认识,对北京市住房、交通、公共服务供给以及城市规划建设具有参考价值。     

基于社会属性的北京市居民居住与就业空间集聚特征

制度转型期,中国城市居民社会空间发生了新的变化,居民居住和就业空间组织也变得更为复杂,并引起了广泛关注。基于2010 年问卷调查数据,采用缓冲区、最近邻层次聚类和Ripley K函数等空间分析方法对北京城市不同社会属性居民的居住和就业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① 总体上,北京城市居民居住和就业空间圈层分异明显。在各圈层内部,不同人群的居住和就业空间分布比例亦存在相对差异;职住空间错位程度表明距市中心15 km左右是城市就业功能和居住功能主导地位转化的分界线;职住平衡度整体上呈现出由内圈层到外圈层递减的趋势,但高收入阶层和年轻白领的职住平衡度相对较低。② 不同人群居住与就业空间集聚特征存在明显差异。一般平民居住和就业均呈散点状集聚;年轻打工族居住和就业集聚区域紧邻,主要集聚在四环以内的城市东部区域;高收入阶层居住呈现“小集中、大分散”集聚特征,就业集聚区多集中在四环以内的城市东部和西北部区域;年轻白领居住集聚区呈现城市西部条带状和东部散点状相结合特征,就业集聚区主要在中关村和CBD为中心的两条轴状区域。③ 不同人群居住和就业空间集聚的尺度特征较为相似,呈现随距离增加“先增后减”变化趋势,但距离阈值存在差异。表现为高收入群体居住空间可选范围较小,一般平民就业空间可选范围较小,而年轻白领居住和就业空间可选范围均较大。     

沈阳市居住就业结构的地理空间和流空间分析

以沈阳市为案例,使用"六普"居住人口数据和"二经普"就业数据,通过因子分析方法进行居住和就业一体的综合空间分析。在城市尺度上的地理空间与"流变量"视角下"流空间"的比较分析发现：在城市地理空间表达上,居住功能的作用明显重于就业,但就业功能对城市地理空间也有所表达,居业一体的空间分析仍然是有意义的;在社会构成要素的分布上,传统地理空间仍有基本的规定性,居业空间结构中居住空间差异的分层明显,而就业的集中度则高很多;文化精英在居住和就业方面与大众已经有所分化,由大学的建设和布局所致,"单位"仍然是扩张中的大城市空间结构特征之一;居住的空间扩展几乎是全方位的,而就业的扩张范围则小得多,精英层的就业空间主要集中于市中心和"金廊"一带,导致居住与就业空间不匹配;城市空间结构中形成了"居住扇"、"就业廊"、"流动圈"等几大空间构造;大学和大学城、行政机关、金融等生产者服务业是"流空间"的主要因子;在"流变量"空间格局中,就业功能分布变化的"去中心化"或"多中心化"的趋势还不明显。     

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综合测度

全球经济服务化趋势增强、生产性服务业成为国际大都市主导产业和增长动力背景下,中国大城市正向服务经济迈进,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成为影响城市空间重构和功能提升的重要力量。以北京市为案例区,基于基本单位普查和经济普查的大样本企业数据,运用Theil系数、空间基尼系数、赫芬代尔系数、EG指数、空间自相关模型和地理联系率进行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综合测度研究。结果表明:①基于就业人数的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差异更为明显且呈现扩大趋势,功能区间发展差异的贡献最大。②街区尺度生产性服务业区域集聚程度和企业集中程度均存在时间波动性和行业异质性,控制企业规模的产业集聚普遍存在,但空间集聚程度普遍较低。③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就业分布呈现显著的空间关联性,首都功能核心区是高密度区与高密度区邻近的集中区域。④流通、信息、商务和科技服务相对于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一致性较高,流通、商务和科技服务之间以及信息与科技服务之间的空间集聚一致性较高。     

中国首都圈区域空间结构特征——基于分行业就业人口分布的实证研究

一般认为中国首都圈的空间结构是京、津双核心。本文基于首都圈地区第二次经济普查中分县市区18个行业就业人口数据,运用区域密度函数,对首都圈地区分行业就业人口分布与空间结构特征进行分析,探讨不同行业的区域空间结构。研究发现:首都圈并不是单纯的京、津双核结构,而是在不同行业上存在不同的结构特征。总体上,首都圈的确呈现京、津双核结构,就业人口集中在京、津、唐三地,尤以京、津为主。而分行业来看,大部分服务业,尤其是生产者服务业则呈现以北京为中心的单中心结构特征;而消费者服务业则大多呈现京、津双核结构;制造业、建筑业等第二产业呈现出京、津、唐三中心结构;而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等行业显示出以京、津、唐、保为中心的多中心结构。进而得出中国首都圈呈现以北京为中心,京、津双核明显,京津唐三足鼎立,京津唐保功能分异,秦皇岛、承德、张家口、沧州、廊坊共同发展的多中心空间格局。     

广州市商业型健身房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

以百度地图网页上采集的POI数据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借助ArcGIS 10.2和Geoda软件,通过核密度分析、方向分布分析、缓冲区分析、近邻分析和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对广州市商业型健身房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广州市商业型健身房在空间分布上呈现“中心圈层＋外围组团”结构,存在空间集聚现象以及沿城市干道和地铁站分布指向性不明显而呈现临近住宅小区分布指向性。在广州市商业型健身房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方面,经过模型比较,选择空间滞后模型对其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人口规模与受教育水平对广州市商业型健身房的空间布局影响显著,而区位因素和社区环境影响力较小。     

转型期北京社会空间分异重构

利用分街区人口普查数据, 分析1982-2000 年北京都市区社会空间分异特征, 通过计算信息熵、绝对分异指数、相对分异指数和隔离指数等指标, 探讨转型期北京社会空间分异 的重构特征。研究表明: “街区尺度”是展现都市区社会空间分异特征具有可操作性的空间尺度; 北京各类居住人口、就业人口以及住房状态都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 除了老年人口、性别比、户均人数和农业就业人口等少数指标以外, 1982-2000 年北京绝大部分社会指标 的空间分异程度在下降; 同期, 外来人口、各少数民族人口、高学历人口以及二产、三产就业人口等与总人口分布格局的一致性在变好, 而老年人口、文盲人口以及与农业相关的人口 逐渐偏离与总人口分布格局的一致性。18 年间城市人口的混居性普遍增强, 但老年人口、外来人口和农业人口却表现出相对于其他人口混居性变弱而群居性增强的特征。北京社会空间分异重构特征还可以从各社会指标与距离关系的演变中获得直观认识。在中国大城市转型期 间, “规模重构”和“空间效应”交互作用, 构成社会空间分异重构的外在表现, 其基础动力主要来自于制度、市场和文化的变迁。     

北京城市居民的空间感知与意象空间结构

对北京城市居民的空间感知进行了问卷调查,从323份感知地图中提取和统计相关数据,并据此分析北京城市居民空间感知的基本类型、构成和发展阶段,以及各种差异性特征。研究表明,北京城市居民的空间感知类型与西方的研究结果大体一致,但存在一定差异;居民居住地域、性别、学历、收入以及出生地的不同,感知地图类型的级别也不相同。感知空间的构成要素在居住地域、年龄、收入和出生地方面差异明显,而发展阶段主要与性别、收入和出生地有关,社会角色和经济收入水平在决定居民感知空间发展阶段方面起到巨大作用。文章最后还根据各种地物和构成要素出现的频率,概括了北京城市意象的空间结构,并发现它与现实中北京城市空间布局的重点极为相似。     

广州市过剩通勤的相关特征及其形成机制

在不改变目前城市结构的前提下, 通过模拟居民的居住与就业区位的最优组合获取理论上的最小通勤, 过剩通勤是实际通勤成本与最小通勤成本之间的差值, 它反映了城市通勤效率和潜力。利用线性规划函数, 以广州市为例, 利用2001 年和2005 年家庭调查问卷数据, 计算两年的过剩通勤分别为58.41%和44.74%, 这部分通勤是可通过优化居住与就业的区位组合而理论上可节约的。过剩通勤与家庭社会经济特征有关, 尤其与家庭收入、户籍类型、 住房产权和类型等密切相关, 家庭结构分化和收入分化是产生过剩通勤的重要原因。除受模型假设产生的误差影响外, 过剩通勤的产生还受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城市规划与建设及个人 的居住与就业偏好等因素的影响; 住房、国企和土地等相关制度的改革导致城市居住与就业空间重组、城市规划较少关注小区域范围内居住与就业的平衡、个人的择居和择业偏好的变化, 这些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共同对过剩通勤的产生和扩大产生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