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老龄化区域差异及驱动机制研究

基于中国第五、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中国省域人口老龄化的程度、速度、社会经济影响、空间差异及其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 2000~201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处于初级老龄化阶段且不断加深,区域差异缩小,东部地区低速增长,中西部地区老龄化与养老负担快速增加。老年人口密度属较低密度区,从东向西呈梯度降低。② 中国省域人口老龄化程度及空间布局是人口自然增长、人口机械增长、经济水平等因素相互调节与空间分异的综合结果。③ 各机制系数空间异质性的综合作用促使老龄化大致由南北向分异转变为东西向分异的空间格局。省际人口迁移从根本上制约如今的中国人口老龄化空间格局。     

长三角地区市场分割的时空演变及其空间 溢出效应

消除市场分割是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题中之义。基于商品流通、劳动力流动的市场分割“一体两面”视角,综合运用相对价格法、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对2008—2017年35个长三角地区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刻画长三角地区市场分割地理过程、格局,探究其对地区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①近十年间,长三角地区商品与劳动力市场分割水平在波动中呈现下降趋势,降幅分别为63%和48%。②长三角地区的市场分割凸显多尺度空间分异特征。在省级尺度上,商品和劳动力市场分割水平保持总体下降趋势。各省的商品分割水平年际变化趋势较为一致,而劳动力市场分割则在2012年后出现较大差异。在市级尺度上,核心区城市的商品市场分割水平降幅较大,分割水平位序下移;非核心区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水平降幅较大,分割水平位序下移。③空间计量模型的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的两类市场分割均对地区经济增长形成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其中,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空间溢出主要通过直接效应体现,而间接抑制效应并不显著。     

中国三大城市化区域劳动力市场结构分割研究

本文考察了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唐三大城市化区域的中国劳动力市场空间与结构类型。基于劳动力市场分异和分割理论．本研究利用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显示了研究区域内劳动力市场分异分割存在的大量证据。劳动力市场以性别、户口性质、企业所有制等为分异轴线的特征十分明显。文章还进一步指出了中国劳动力市场不仅是由劳动力的供求市场关系来塑造。同时也受制于各种制度性因素的作用。人力资本因素如教育等虽然是中国劳动市场分异的重要因素,但户口等制度性要素仍然严重地塑造着劳动力市场的分割。     

数字经济缩小了城乡差距吗？——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

发展数字经济是当前中国加快缩小城乡差距的新机遇。在理论诠释数字经济对城乡差距影响机理的基础上,采用省级面板数据,构建数字经济衡量指标,识别了空间分异特征,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经济对城乡差距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研究发现：（1）2013—2017年数字经济、制造业集聚总体发展呈上升趋势,城乡差距显著缩小,但区域差异明显,呈现出由东向西递减、分布不均衡的空间格局;（2）数字经济通过发挥市场一体化效应、模块化分工效应直接地缩小了城乡差距,经由集聚经济通过发挥劳动力再配置效应、集聚效应间接地缩小了城乡差距;（3）分地区检验发现：受核心城市的虹吸强度差异影响,东中西部地区分别呈现出正向、不显著和负向的直接效应。东中部地区具有显著负向的间接效应,西部地区则由于较高制度成本阻碍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而表现出正向的间接效应。据此,缩小城乡差距应重视缩小数字鸿沟、促进要素流动和集聚平衡等方面。     

中国区域知识资本时空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区域创新系统能力表征区域知识资本,对其不均衡地理演变及影响因素的分析表明：① 创新综合能力年际变异程度由东向西逐渐递减,东部与中西地区创新综合能力差异持续扩大。② 区域创新综合能力总体呈现东部沿海创新带、中部内陆创新片区及西部普遍低下的梯度式空间分布格局。③ 劳动力集中指数、人均资本形成额、经济民营化程度、基础设施水平及对外开放度是影响创新能力空间分异的主要驱动因素,而财政支出占比影响较小;各变量对创新综合能力影响的空间异质效应明显,对东中地区往往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对西部地区多呈负向影响,强化了创新综合能力“东高西低”的分异特征。     

中国服务业空间差异的影响因素 与空间分异特征

结合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方法深入剖析中国服务业空间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而运用聚类分析和Theil系数探讨中国三大地带间、三大地带内和31个省(区,市)服务业发展的空间分异特征。研究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发展程度、市场发育程度、交通通信水平、经济全球化水平和人力资源丰度是影响中国服务业发展空间差异的主要因素;根据31个省(区,市)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差异,将其划分为发达、次发达、较发达、欠发达和不发达五个基本区域类型;中国服务业空间分异的基本格局总体稳定、略有波动;不同省(区,市)服务业内部结构存在着明显的梯度差异;1990年以来,中国服务业发展的整体差异水平扩张迅速,而三大地带间、地带内的区域差异变动较为缓和,东部地带内省际差异进一步扩大,对全国总体差异的影响最大。     

中国省域离婚率的空间异质性分析

婚姻是人口再生产必要的社会关系,维系着社会的安定和谐,而离婚的空间特征是社会地理学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以2005-2014年间中国大陆31个省(市、区)离婚率变化为数据源,结合传统数理分析和空间计量分析方法探究其空间依赖性与空间异质性特征。结果表明：①2005-2014年间地区间离婚差异不断缩小,离婚水平空间分布呈现出北高南低的分异态势;②地区间离婚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是由地理邻近和网络社会空间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地区间离婚现象的高低分异与特定地理的社会经济及文化等因素有关;③城市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受教育程度、互联网普及率的提高及家庭规模的增加对离婚起到显著的影响;失业率的增加及城乡收入的加大对离婚起到正向影响,但不显著;全球化、性别比的增加、家庭负担对离婚的影响为负,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浙江省制造业空间分异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运用标准差椭圆、空间自相关、热点分析和核密度估计等多种空间统计方法,从省域、区域、县域及县域以下多个空间尺度,对1998年、2003年、2008年和2013年浙江省制造业企业空间分异格局进行点、面结合测度,并运用地理探测器,解析影响全省以及杭嘉湖绍、宁台温舟和金衢丽三大区域制造业企业空间分布的地理因子。结果表明：① 浙江省制造业企业空间集聚程度呈递减态势,空间分布沿着“西南-东北-西北”的Z字型路径向外扩散; ② 浙江制造业经历了“三核并立”-“三核多中心”-“三核连片发展多中心”空间分异格局; ③ 环杭州湾地区一直处于全省制造业热点地区,浙江省冷热点区域空间格局大体呈现“东北-西南”的走向; ④ 影响全省制造业企业分异格局的核心因素主要为信息化、地形、市场规模、城镇化和技术创新等,影响三大区域制造业空间布局的核心因素存在时空差异性。     

不同时空尺度下中国旅游业发展格局演化

以中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省、市域1996~2010年旅游发展的面板数据为例,运用ESDA、重心、标准差椭圆等分析技术,对原始数据进行空间分析,结合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空间演化的影响因素作用。结果表明：1996~2010年总体上省域旅游经济表现出随机分布的空间态势,空间差异有所缩小,其中东部旅游业发展差异最大,中部最小。中国省域旅游经济重心向西北发生偏移,长三角及周边地区为中国旅游经济的扩散效应区,广大西部地区是旅游经济的低速增长区。中国市域旅游经济的高值区大致分布在“黑河-腾冲”线的右侧,主要集聚在四大板块,与省域旅游经济的空间差异相比,市域旅游经济空间差异更加显著。区域旅游资源禀赋以及社会经济因素是影响空间差异的两大因素,区域发展客观规律与政府的政策制度,对区域旅游发展差异有重大的影响,特殊事件对原有格局会产生一定的冲击,但不能从总体上改变空间差异的格局。     

中国城镇房价收入比时空演变的多尺度分析

从全国、省级、市级多个尺度,运用空间自相关和变异系数等方法对中国1999~2012年城镇房价收入比的时空演变特征和分异规律进行了系统分析。结果表明：① 中国城镇房价收入比的时空格局演变特征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尺度效应,国家尺度呈波动上升趋势,省级尺度先上升后分异,大中城市不断升高,且在2007~2011年省、市级尺度下存在较显著的空间自相关,表明近年来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空间邻近联动性明显增强;② 房价收入弹性分析表明2003~2012年全国大约70%的大中城市居民的收入涨幅赶不上房价涨幅,部分城市泡沫存在的可能性较大,居民住房支付能力不断下降;③ 全国和东部地区省份间的空间差异2003年之前为缩小趋势,之后逐渐增大,中西部省份间差异较小且基本处于缩小态势,市级房价收入比的差异要明显高于省级尺度的差异且呈上升趋势,空间差异的变化存在尺度效应和分区效应。     

中国省际市场分割程度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

基于2001~2015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测算省级市场分割综合指数,揭示区域市场分割时空格局及演变规律,构建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分析省际市场分割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全国市场分割程度总体波动式减小,市场分割程度呈现西高东低的趋势;② 区域市场分割程度具有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且集聚现象越发明显;③ 国有经济比重在一定程度上加速本地区市场分割过程,而城镇化进程、财政支出、对外贸易、技术差距和基础设施建设则有助于消除本地区市场分割。     

中国国有企业生产效率的区域差异

借鉴西方经济地理学中的新区域主义和企业与区域联系的关系型理论框架, 对中国国 有企业的区域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 发现中国的国有部门存在显著的内部差异。分省看, 存在显著的东西差异和南北差异。华北和东北的国有企业在规模上要远远大于华东和华南的国有企业, 但是前者的生产效率却要落后于后者。分地市看, 高生产效率的国有企业呈现逐渐 向沿海都市经济区集聚的空间态势。统计检验表明地方化的贸易和非贸易性联系是影响国有 企业生产效率的区域因素。具体而言： ① 与地方经济有着较多的生产和市场联系的国有企业, 受区域外部经济效应的影响, 其生产效率越高; ② 地方劳动力市场的多元化程度有利于国有企业采取灵活的薪酬制度和劳动力管理措施来提高生产效率; ③ 与外资企业的非贸易联系可以方便国有企业学习和采纳行之有效的组织行为和管治结构, 并促进其生产效率的提高。     

中国企业投资东南亚国家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企业所有权差异的视角

以中国企业2005~2015年对东南亚直接投资的项目作为研究样本,分析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东南亚直接投资的国家选择和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国有企业不回避政治风险较高的国家,倾向于开拓新的国家市场;相反,民营企业倾向投资政治风险低的国家,投资与中国贸易联系紧密、相对市场规模较大以及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基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对东南亚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差异,为中国对东南亚直接投资提出政策建议。     

湖南省外商直接投资区位与全国各省市的比较

以我国东、中、西部有典型代表的10省市与湖南省为研究对象,设定有代表性的区位因素指标,运用灰色关联对各省市外商直接投资区位进行实证分析,通过相关因素的横向分析和对比来探讨湖南省外商直接投资区位条件。结果表明:经济规模和市场容量、区域的全球化水平和外贸依存度、信息化发展程度和基础设施状况、地理区位和区位惯性基本上决定了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区位选择;工业化水平、劳动力成本、城市化水平、市场化程度、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有一定的影响。湖南省在信息化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人力资源、科技、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上有一定的优势,劣势则表现在外贸依存度、融资能力、工业化发展水平等。     

中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识别及协调性研究

按照区域发展的Logistic理论模型特征,探索性地将区域发展转型过程划分为缓慢积累期、加速成长期、高速发展期和平稳成熟期4个阶段。选取人口-社会结构、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4项经济社会发展形态,构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划分的指标体系和综合度指数,并开展中国省域尺度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识别与评价。结果表明:我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演化过程中,4项形态发展不具有同步性,表现为产业结构转型程度高、发展阶段超前,而人口-社会结构、经济增长和就业结构相对落后;2000—2015年我国省域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度不断提高,且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地域分异特征,基本形成了东部发达地区发展程度高、综合度指数高的高值区,东北地区、渝鄂中西部核心区以及山西、陕西、内蒙古和宁夏能源富集区中等发展阶段、综合度指数中等的中值区,其他区域发展阶段低、综合度指数低的低值区的空间格局。     

Race,Gender, and Spatial Segmentation in the Twin Cities*

This study analyzes commuting trends in a relatively vibrant setting during the 1980s to determine (a) how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correlates with differences in the spatial dimensions of local labor markets, and (b) whether this link represents a direct spatial effect, independent of earnings, travel mode, and part-time work. I use 1980 and 1990 PUMS data to analyze changes in racial and gender divisions in the workforce, and I develop an estimate of work trip distance to adjust for different travel modes. For all groups except white men, employment in a job “typical” of one's gender and racial group is associated with more localized commutes, but this effect is strongly mediated by variations in earnings and part-time work. Using a covariance structure model to control for these effects, I find no independent link between segmentation and longer commutes among African Americans. Earnings and commute distances remained unchanged over the decade for African Americans, providing no evidence of a purely spatial mismatch manifest in lengthening work trips without corresponding wage gains. The spatial dimensions of an employment mismatch for inner-city minorities are concealed through the replacement of production jobs by poorly paid service work in the expanding downtown economy of a vibrant regional center.     

COVID-19疫情冲击下的中国对外贸易韧性格局及影响因素

COVID-19疫情全球爆发,成为载入史册的一次全球公共卫生事件。在此期间,中国贸易的变化反映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全球和地方贸易的影响,凸显了中国的贸易韧性。借鉴区域经济韧性理论开展中国贸易韧性的格局和影响因素研究,利用2020年1—12月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贸易数据,对其贸易的整体状况和贸易韧性格局进行分析,并运用地理探测器的方法对疫情冲击下的中国贸易韧性格局的影响因素进行探讨。研究发现：① 根据与2019年同期比较,可将中国贸易韧性变化过程划分为两个阶段,2020年1—5月为抵抗期,2020年6—12月为恢复期。② 在疫情影响下,各省份的贸易韧性具有较大差异,贸易抵抗性较好的区域主要包括四川、陕西、江西等内陆中西部省份和河北省,较差的区域主要为对外贸易基础较差、疫情严重地区以及边境省份。而贸易恢复性较好的主要为云南、贵州等内陆省份和疫情冲击影响最严重的湖北省。③ 疫情冲击下影响中国贸易韧性的因素是多源的,整体来看最大贸易国疫情严重程度、贸易伙伴数量、本地疫情严重程度因子等对贸易抵抗性解释度最高;对贸易恢复性解释度最高的因子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医药产业状况。除了各维度因子不同程度的影响,各因子间的交互作用均增强了贸易抵抗性与恢复性的空间分异性。关于中国贸易韧性格局及影响因素的探讨,对认识特殊事件冲击下的全球化进程和区域贸易韧性评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也对构建中国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中国冰川旅游发展潜力评价及其空间开发策略

从区位交通、资源环境、基础开发及经济社会四个方面出发,构建了中国冰川旅游发展潜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模糊评价赋值与层次分析法,对中国冰川区32个地州市冰川旅游发展潜力进行了综合评估,提出了相应的空间开发策略。结果表明：（1）区位交通潜力较高地区集中于冰川进入性和通达性较好的省会城市及周边地州市,以及具有明显地缘优势的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