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发展动力及发展战略研究

本文作者认为，除了产业的空间集聚、产业的结构转换、城市间和城市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技术进步这些影响全球城市化发展的４大基本动力之外，中国城市化发展还存在着其他独特的因素，其中最为主要的有：行政中心的辐合效用、政策因素等。     

中国新型城市化包容性发展的区域差异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驱动-压力-状态-响应(DPSR)分析框架建立结构因素图,应用结构方程模型分别对中国东、中、西、东北4个区域的新型城市化包容性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资源消耗和污染强度以及地区贫困不均等因素正成为限制东部地区新型城市化包容性发展的关键影响因素;2经济稳步发展和空间逐步扩张是积极推动中、西部2个地区新型城市化包容性发展的主要因素;3东北地区相对于中国其他3个地区新型城市化包容性发展形成过程有很大不同,人口增长以及调整产业结构等特征因素尤为重要。     

中日城市化的比较与启示

通过对中日两国城市化进程的比较分析，发现产业聚集、交通设施和要素流动等因素对城市化进程有重要影响。文章指出大城市的发展速度和效率要高于小城镇，因此，大城市优先发展是中国城市化的必由之路。而且政府对城市规模的规划事实上是无效的，应减少对城市发展的控制。最后，提出了要优先发展大城市，增强要素流动性。引导城市间产业分工和聚集，加强交通网络尤其是城际快速交通的建设等几点启示。     

中国西部典型地区土地利用变化对比分析

作者选择中国西部长城沿线农牧交错带的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西北干旱区河西走廊的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和西南四川盆地丘陵区的四川省德阳市中江县为3个典型研究区域,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农村社会经济统计资料、土地概查、土地详查、遥感图像判读以及136个典型农户调查进行分析发现:土地利用的变化既受自然的地球生物物理驱动力的制约,又受社会、经济、技术和历史等因素的影响,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和地域性。西部地区具有悠久的土地开发历史,其土地覆盖类型多种多样。由于其特殊的自然地理特征和社会、经济、政治等驱动因素的复杂多变,本区的土地覆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同农业、林业、牧业等与土地资源利用有关的产业发展以及城市化和土地退化等可持续发展问题密切相关。影响西部地区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因素主要是人口增长与城镇化、固定资产投入与工矿交通产业发展、经济结构调整、科技发展和政策管理等人文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的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进入稳定快速发展时期,国家的经济宏观调控政策以及区域发展战略在时间和空间上均对中国的城市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此影响下,中国城市化水平的区域空间格局也由北南差异转变为东中西差异,同时,中国省级城市化水平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在影响中国城市化省际差异的因素方面,传统的农业发展水平对城市化的影响正逐渐减弱,乡镇企业及外商直接投资成为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中国城市化水平省际差异与因素分析

目前对中国城市化的研究多集中在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分析，对于城市化和不同因素之间的研究不多。中国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后，不同地区的城市化存在很大差异。选取综合经济（人均GDP）、工业化、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5个因子作为反映中国城市化省际差异的指标，利用灰色关联分析，分析1984～1994年和1995-2004年两个时段（分别以1994年和2004年为代表）中国城市化水平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省际城市化水平总体上与地区经济综合发展水平是一致的，两个时段中人均GDP都是相关性较高的因素；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关联度在增加，影响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因素在增加；而信息化的影响程度变化不大，表明中国的信息化进程任重而道远。     

中国自下而上城市化的发展及其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中国确定存在着二元城市化模式,而农村城市化在中国整个城市化过程中已经和正在起着重要作用。作者在肯定了小城镇为主休的农村城市化的作用下,从城市化启动力的角度指出,这各发生在农村地域,由地方政府和农民群体力量推动的城市化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城市化过程,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文章并由此分析了自下而上城市化的发展阶段探讨了其在国家方针政策指导影响的政府、农民、外部力量共同作用下的运行机制     

北京地区城市化过程与机制研究

在长时间序列高分辨率Landsat TM/MSS数据的支持下，对北京地区1975-1997年城市化基本过程和驱动机制进行了分析研究，基本结论如下；（1）北京地区城市化过程主要表现为中心大区和边缘次级中心区的面状城市化，中心大区和边缘次级中心区之间沿交通干线的线状城市化以及中心大区与边缘次级中心区之间的点状城市化3种基本模式，其中，中心大区、在城市边缘区的面状成都市化过程在区域内居于优势地位。（2）北京地区城市化过程和城市格局的形成是地形，交通等内在适应性因素和经济因素，政府行为，文化传统，突发事件等外在驱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城市规划，产业发展政策等政府行为和3000年城市发展形成的旧有城市格局和古都风貌从根本上决定了现代北京城市发展的基本过程。     

中国石化产业空间组织的演进历程与机制

本文研究了中国石化产业空间组织的演进及格局,探讨了其影响因子及作用机制。研究认为,中国石化产业空间组织经历了内陆分散布局、沿海局部快速集聚及沿海全面加速扩张三个阶段。经过60年发展,中国已形成了“十大石化产业基地”.原材料、市场和政策因素是影响中国石化产业空间组织的三大主导因素,各因素在不同阶段的作用强度存在差异。在石化产业发展的早期,原材料是影响石化产业布局的主要因素,在此因素的影响下,中国石化产业主要布局在原油丰富的东北和西北地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市场成为影响石化产业空间布局的主导因素,中国石化产业开始向沿海局部地区布局。2000年以来,在原材料、市场、政策等多种因素驱动下,石化产业加速向沿海地区集聚,沿海石化产业带初步形成,无序扩张态势初现端倪。     

世界著名高科技园区的营运和发展

高科技园区是一种新的产业空间。本文以硅谷、新竹、新加坡等著名高科技园区为例，探讨了高科技园区营运和发展的特点，包括管理模式、土地开发机制、招商机制、发展路径、产业群的特点以及高科技园区工业化和城市化之间的相互关系。     

珠江三角洲城镇化转型研究

首先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选取近30年的人口、产业、社会和经济等数据对珠三角城镇化的动力进行分析,其次利用面板数据模型进一步探讨珠三角城镇化转型的驱动力和演变特征。分析发现珠三角二产、人口与土地仍是其城镇化主要的驱动因素,但城镇化的“要素推动”作用下降明显,“外向型城镇化”模式逐渐减弱,“知识源导向”城镇化模式正在形成,城镇化模式趋向多元化。珠三角城镇化正面临转型,存在传统“要素推动”不可持续,新型“知识推动”发展相对缓慢,城镇化质量不高,制度建设滞后以及内需不足等新问题。珠三角要大力推进城镇化“创新驱动”,实现“动力转型”,通过建设宜居城乡以实现“质量转型”,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等,促进“制度转型”。     

中国农村空心化问题研究的进展与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快速城镇化和人口非农化,在促进农民就业和增收的同时,加快了农村空心化发展,致使空心村问题日趋严峻。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农村空心化的研究进展,简要分析了相关研究的主要特点与不足,探讨了今后针对农村空心化与空心村问题的创新研究领域和方向。在国家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系统分析空心化村庄用地结构与潜力、类型及演进规律,深入研究农村空心化情景模拟与调控、空心村整治规划示范与配套政策,以及空心化村庄整治与管理决策支持系统等,既是推进乡村地域系统的理论创新和深化实证研究的需要,也是面向国家战略需求提供科技决策服务的需要。     

海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及驱动力分析——以琼海市为例

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快速的城镇化导致城镇人口剧增、基础服务设施滞后、城乡差距拉大等系列问题,新型城镇化战略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和方向,为建设可持续城市和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美好蓝图。以城镇化和城乡统筹发展等理论为指导,分析了海南省琼海市城镇化建设过程及成效,并以潭门镇、博鳌镇和龙寿洋国家农业公园为案例,提炼出3种不同类型区域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并分析其特征及驱动力,为海南省其他类似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借鉴。     

甘肃农村工业化与城镇化互动关系

城镇化与工业化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它们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在对甘肃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的关系进行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结论:(1)乡镇企业发展是甘肃农村城镇化的重要推动力(回归结果显示城镇化进程的指标和大部分乡镇企业发展的指标间存在着很强的相关关系);(2)现阶段乡镇企业在全省各县区城镇化进程中的作用已相对局限(在对2003年截面数据的相关分析中乡镇企业就业人数和城镇化水平之间的相关关系极其微弱,相关系数为0.058);(3)甘肃乡镇企业发展中存在的诸如经营规模过小、资金短缺、技术层次低、从业人员素质低以及体制制度方面存在缺陷等一系列问题和小城镇发展中存在的规模过小、建设档次低、布局分散、职能趋同性强等问题致使乡镇企业发展和农村城镇化发展在现阶段没有能很好地相互推动和促进。     

西南经济核心区中心城市城镇化结构质量比较分析——以成都、重庆为例

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和基于主成分的多元线性回归法,对2005—2017年间中国西南经济核心区中心城市成都和重庆的城镇化结构质量及其驱动力展开对比分析。结果表明：① 重庆与成都的城镇化结构质量整体水平较高且在持续增长中;成都的城镇化结构质量明显高于重庆,这与因地形、发展阶段、城市定位而限定的重庆“主城区现代化大都市+非主城区广大农村地域”、成都现代化都市圈的空间结构组织形式密切相关;② 城镇化驱动因子呈现多元化、阶段性与差异性特征,行政力和市场力起主要作用;其次是内源力和外向力,但外向力正处在一个不断弱化的过程,反映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内生性特征;③ 基于取平均值的城镇化子系统及其系统耦合协调性分析,可有效避免当前城镇化耦合分析中因各子系统指标选取个数不等而带来的失真、不准确问题。     

城乡劳动力的转移与城市化

本文从城市化基本定义出发,探讨了劳动力在农村与城市两大经济载体之间流动的机制,指出农业容纳力与排斥力、城市吸引力与吸收力是劳动力流动的决定因素,并在对四个因素进行相互关系分析的基础上,阐明了均衡与非均衡条件下劳动力转移的不同途径。     

基于自主体(agent)的单中心城市化动态模拟

构建了基于自主体(agent)的单中心城市化模拟模型,实现了一个人工可控的计算实验环境。围绕人口流动、扩大内需、集聚效应等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因素以及城市化与工业化关系展开模拟分析和讨论。研究表明:(1)城乡消费倾向扩大有助于城市与农村地区收入的提高,也有助于提高城市化水平;(2)随着集聚过程的负效应增大,城市化水平相应下降,甚至不可持续;(3)城市化与工业化具有较强的相关性,经济结构比值随着城市化水平上升而不断提高,而且工业化进程要快于城市化过程。本文认为,基于自主体建模为研究和揭示我国城市化过程的动态规律和驱动机制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我国城市化研究需要结合转型时期的基本国情,探索演绎分析、计算实验以及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技术路线。     

农村工业向城镇聚集发展的难点与对策

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已经成为21世纪关系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关键是要促使农村工业聚集发展,克服“无城镇化的工业化”模式的弊端,但目前我国农村工业向城镇聚集发展面临着成本高、阻力大等一系列困难。为促进我国农村工业向城镇适度聚集,必须消除阻碍生产要素流动的制度壁垒,进行乡镇企业的产权制度创新,并建立城镇工业小区,吸引农村工业向城镇聚集。     

中国区域农村发展动力机制及其发展模式

从系统论的角度, 剖析农村系统的要素组成、结构特征及动力机制, 是构建区域农村 发展主导模式的理论基础。研究表明: ① 区域系统是一个连续的城乡统一体, 农村问题必须 置于区域整体系统的大框架下进行研究。② 区域农村发展系统是一个由农村发展内核系统和 农村发展外缘系统组成的复杂综合体, 农村发展的本质就是两者之间相互耦合协调作用的过 程。③ 区域农村发展综合能力取决于农村自我发展能力和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外援驱动力两个 方面, 三者均是矢量的概念, 符合物理学意义中力的平行四边形法则。两个分力之间相互组 合, 形成四种不同的类型, 对应不同的农村发展状态。④ 依据区域农村发展动力源的差异 性, 将农村发展模式分为工业化、城市化外援驱动主导型和农村自我发展主导型两个一级类, 以及工业企业带动型和特色产业发展型等六个二级类。以系统要素→结构→功能→发展为研 究主线, 结合不同农村发展模式的特征与要求, 是地理学研究农村发展机制与模式的新视角。     

基于功能视角的广州都市边缘区乡村发展类型分化及其动力机制

基于村庄规划详细调查数据库,采用空间集中度和功能识别等方法,深度剖析广州都市边缘区村域尺度乡村发展的类型分化及其动力机制。结果表明：① 广州都市边缘区村域乡村功能的空间梯度差异特征明显。乡村经济发展功能和社会保障功能呈现出由城区向城郊逐渐减弱的分异特征,农业生产功能和生态保育功能则由城区向城郊逐渐增强态势。以乡村主导功能为划分原则,将广州市都市边缘区乡村划分为经济发展功能主导型、社会保障功能主导型、农业生产功能主导型、生态保育功能主导型、均衡发展型和综合发展型等6种类型。② 在城乡区位上,城镇发展型、混合发展型和传统发展型3类乡村依次呈现出围绕主城区和城市副中心的圈层结构特征。③ 政府力通过行政区划调整、战略发展规划、重大项目及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推动城乡发展空间转型,奠定了乡村发展的圈层分化格局;市场力通过企业投资和产业转移助推乡村产业非农化和地域功能多样化;社会力通过经济组织发展和乡镇企业兴办等推动乡村“三生”空间重构。④ 建立多方参与的社区化管理体系、乡村群空间组织结构以及镇乡互动圈将是乡村发展优化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