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禁社区边界和家的构建关系研究

门禁社区作为一种全球现象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当前研究中,空间、制度、经济和社会维度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对门禁社区的文化分析则相对薄弱。研究基于我国社会情境,从“边界”和“家”这两个不同,却又相互交织的理论视角出发,探讨围墙的意义和家的构建,对国际范围内关于门禁社区的争论提供文化的视角。研究发现,“家”的构建是通过创建“边界”来实现的。门禁社区的围墙和大门不仅仅是物质性的边界,更是一种社会和文化建构,它构建了“家”,同时也成为围墙内外居民争夺“家园”的象征。     

中国城市单位制研究进展

单位制是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实现现代化而在城市构建的基本工具,其研究是理解历史、解读转型的重要视角,其积极因素将构成规划城市未来的重要理念.单位制研究已有30年的历史,涉及社会学、地理学、规划学等多个学科.总体而言,单位制度研究比较成熟,单位空间和社会研究在研究成果方面相对不足.单位制度起源研究有路径依赖、资源约束等视角,但确切性还不充分.单位制度形成与发展的阶段划分还未形成统一的看法.转型以来,不同类型的单位之间分化明显,不同类型的单位均有研究,但整体的判断还不明确.空间研究中,物质空间研究成果较多,但解释不足,行为空间和社会空间相对缺乏.从单位制社区向城市社区的转型得以广泛关注,但转型的路径、阶段、机理及其影响、优化策略等还有待深入探讨.     

住宅郊区化背景下门禁社区与周边邻里关系——以广州丽江花园为例

作为"破碎城市"的典型表征,西方学者对门禁社区持负面态度,然而门禁社区在不同区域的出现受制于当地的社会文化要素,并可能对当地产生不同的影响.本文试图探讨在中国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下,门禁社区与周边社会经济地位较低邻里的联系和社会关系,并通过分析门禁社区居民的活动范围和围墙内外居民彼此间的态度和社会交往来探讨门禁社区的影响...     

遗产地农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制度嵌入性——丹霞山瑶塘村与断石村比较研究

基于制度嵌入性理论,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采取主位的研究立场,揭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对农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约束与影响。研究发现：遗产地农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一个制度约束下的理性行动过程,同时嵌入在多层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中;不同农村社区在参与旅游发展过程中,由于制度嵌入的差异,导致相异的行动决策和发展结果,社区内部非正式制度嵌入的差异是主要影响因素;当社区内部非正式制度脱嵌时,外部正式制度的有效嵌入是协调遗产地与社区发展的关键因素。研究认为,制度嵌入性范式可以深入地解释不同农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差异性,为中国农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增权行动、制度设计和监督管理提供有益参考。     

全球化背景下封闭社区形成的影响因素与空间效应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西方新自由主义政策推行,封闭社区以其空间私有化、社会分异与隔离的特征成为一种特殊的全球现象。封闭社区对城市社会、政策和经济发展等方面具有重大影响。本文在对国内外研究成果总结的基础上,探讨封闭社区的性质、类型和形成的影响因素,并重点讨论封闭社区对城市空间发展与演变的影响。封闭社区具有物理空间封闭性、社会空间隔离性和文化空间契约性,是经济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政策、制度环境与历史文化变迁和多元主体共同作用的产物。在空间效应上,封闭社区影响着城市物质空间、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的塑造和演变,进而深刻影响城市空间演化与城市发展。最后,从城市政府和城市规划的角度讨论封闭社区的治理建议。     

社会资本是否促进污染型企业退出?——来自中国城市的微观数据

污染型企业的区位选择、转移及其驱动机制研究是环境经济地理研究的热点话题。现有文献从正式制度的角度深入探讨了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对污染型企业进入退出、空间分布和产业转移的影响,相对忽视了地方社会资本如公众环保意识、企业环境责任等非正式制度因素对污染型企业区位选择的作用机制。本文基于2011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以及城市统计年鉴等数据资料,从社会规范、社会网络和社会信任三方面构建中国城市尺度社会资本,利用二元logit回归模型探讨了社会资本与环境规制对中国污染型企业退出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环境规制对污染型企业退出的促进作用存在门槛效应。② 公众环保意识、企业环境责任作为社会规范因素,对污染型企业生存构成了外部非正式环境压力;但社会信任和社会网络并没有直接促进污染型企业退出。③ 社会资本在强环境规制地区中的交互作用显著,能够形成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良好互动。本研究从社会资本这一非正式制度的视角理解污染型企业退出的影响机制,不仅是对正式制度层面环境规制研究的补充,同时也对污染型企业的区位选择和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政策的制定具有借鉴意义。     

广州市居民工作日小汽车出行个体与社区双层影响机制

小汽车出行与建成环境的关系是城市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已有的研究主要分别关注个人社会经济属性与建成环境对小汽车出行的影响。近年来,在中国城市转型的背景下,社会空间分异受到关注,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居民个人社会经济属性与社区建成环境及社区类型间存在关系,考虑三者如何共同对小汽车出行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因此,本文构建包含个体层社会经济属性和社区层建成环境与社区类型的多层Logit模型对工作日小汽车出行方式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居民个人的社会经济属性和其所居住社区建成环境同时对小汽车出行的选择起作用,且这两层因素的影响与社区类型紧密相关,出行方式差异有76.32%是由社区因素的差异造成。个人社会经济属性因素方面,更高的文化水平、更高的个人月收入水平、非集体单位性质和家庭存在更多未成年孩子的居民工作日小汽车使用率较高;社区建成环境因素方面,提高建筑密度、用地混合度、商业可达性和公交站点密度会降低社区居民工作日出行使用小汽车的可能,而社区周边更高的POI密度则会增多居民对小汽车的使用。两类因素关系背后的机制在于伴随着市场力量对城市居住空间重构影响的增强,相似社会经济属性的居民会倾向选择同一类型社区,而相同类型社区拥有相似的建成环境。这些结论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城市居民工作日小汽车出行背后的影响因素及机制,并为通过对相同类型社区多层因素的调节来改变居民出行方式结构,进而缓解交通问题提供了借鉴。     

基于邻里效应视角的城市居民心理健康影响因素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随着新型城镇化、健康中国等战略的提出,“城市健康”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要议题。然而,既有研究较少基于邻里效应的视角,揭示城市社区环境对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论文基于2015年广州市23个社区的1150份问卷调查数据,从邻里效应的视角出发,采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识别了广州市居民心理健康的决定因素,尤其关注社区建成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研究发现,广州市居民的心理健康水平在社区层面存在空间异质性,由个体层面因素与社区层面因素所共同决定。就个体因素而言,受教育程度、住房产权和身体健康状况对心理健康水平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就社区建成环境因素而言,服务设施配套和公园绿地供给均与心理健康水平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就社区社会环境因素而言,社区纠纷数量对心理健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社区组织数量和邻里交往频率对心理健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建议通过社区规划和社区建设,加大公共服务设施和公园绿地的供给,健全社区组织,鼓励邻里交往,从而提升居民的心理健康水平。     

中国时空间行为研究进展

自时间地理学和活动分析法引入中国以来的近20年间,时空间行为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地理学的重要领域。中国时空间行为研究关注城市空间重构的描述与解释,试图从行为角度解释中国城市社会转型,强调转型期中国城市空间与居民个体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重视日常生活、生活质量、社会公正、低碳社会、智慧城市等热点问题,探索在城市交通、旅游和城市规划等领域中的实践应用。中国时空间行为研究已经形成了以解读城市转型为目标、以规划应用为导向的鲜明特点,为理解中国城市制度与空间转型背景下人类行为模式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但是,中国时空间行为研究依然面临着理论发展滞后、实践应用需要突破等挑战。本文是对时空行为研究近年来发展的综述性文章,从数据采集与分析方法演进、实证研究与规划应用进展等方面回顾了近20年来中国城市时空间行为研究的最新进展,致力于推动不同学科领域之间的交流和时空间行为研究自身的发展。     

苏州老城区衰退邻里居住满意度及影响因素

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经济经历了巨大转型,居住分异加剧,新城市贫困现象在特定人群和空间集聚,老城衰退邻里就是其中之一。通过对苏州老城区6个典型社区的调查,发现老城区居民居住满意度存在环境类型、空间类型、更新类型和人群分异。居住满意度主要受住房条件、社区环境、配套设施和社会网络影响,其中城市历史社会空间结构奠定了城市环境质量的总体格局,具体设施条件受建成时间、维护水平、人口密度和更新机会的影响;城市更新、原住民比例下降和外来人口迁入导致的人口置换过程破坏了原本良好的社会网络,降低了居住满意度,减少了脱贫机会。从微观社区尺度研究老城衰退邻里的居住满意度及影响因素,不仅能加深对新城市贫困现象的理解,也有利于未来有针对性地制定城市更新规划和扶贫策略。     

基于住宅价格视角的居住分异耦合机制与时空特征——以南京为例

城市住宅价格空间分异,是居住空间资源非均衡配置的市场化表达,映射出不同阶层社会群体对城市住宅的选择倾向与需求差异,与居住空间分异在机制和格局上存在一定耦合关联。以南京主城区商品房社区为研究对象,构建起住宅价格特征变量指标体系,采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导致房价空间差异的主要因素、组合关系及时空演变特征。研究发现：社区服务档次、学区资源、环境区位、景观稀缺等能够体现居住群体经济实力、生活方式与文化品位的因素,是影响房价分异的主导要素并随时间不断强化;南京房价总体上呈现“圈层+扇形+飞地”的空间结构,高房价主要分布在城市中心、名校学区、高档封闭社区和山水景观别墅区;房价分异与居住分异在作用机制和空间格局上表现出显著的关联耦合特征。城市房价空间分异不止于表达,同时也是推动居住空间分异与再分化的重要驱动机制,并能够预判未来一段时期内城市居住空间分异格局演变的基本走势,可以为城市社会空间研究提供具有前瞻性的观察视角和分析工具。     

北京城市中低收入者日常活动时空间特征分析

转型期城市空间制度性及结构性变化以及住房、交通等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往往因忽略城市中低收入群体日常活动的时空需求而使其陷入可达性及移动性困境,从而导致城市社会不公平问题。个体日常活动行为的时空特征反映了其对城市空间利用的时空需求,是测度可达性与移动性的基本指标,也是衡量社会排斥、社会剥夺、居住隔离的新维度。采用2007年北京城市居民活动日志调查数据,基于时间地理学对微观个体日常活动的分析框架,借助GIS三维可视化技术,从生活时间分配、工作与非工作活动的时空间分布格局、活动空间测度、移动性等方面,对北京城市中低收入者日常活动的时空间特征进行系统分析。通过城市中低收入者日常活动的时空需求研究,为城市空间优化和时间管理提供参考依据。     

南京城市住宅小区房价增长模式与效应

房价增长与空间分异是近年来各界城市学者高度关注的理论问题,也是关乎城市居民能否实现住有所居和美好生活的现实问题。以南京3761个住宅小区（或居住组团）为研究对象,以2009-2017年间30个季度住宅交易样本数据为基础,探索了南京各类型住宅小区房价增长模式及差异。研究发现：① 南京城市平均房价以1年半为一个阶段,呈现出“快速增长”与“相对平稳”交替规律,房价的空间异质性增强;② 结合住宅小区价格水平、区位特征和建筑属性,综合识别出南京城区9种典型住宅类型;③ 各类型住宅因中心性、舒适性和稀缺性等空间属性差异使房价增长表现为引领型、跟随型、追涨型和独立型等不同模式;④ 城市资源空间配置不均衡作用下的住房供需矛盾和房价增长预期差异,是导致住宅类型间房价分异的根本原因。城市房价增长与住宅价格分化具有必然性,但过快增长和过度分异可能造成阶层家庭财富差距的扩大与再分化、住房负担过重排挤外来中低收入人口、贫困群体因住房置换难度增大而易被困于城市边缘等社会空间后果。因此,有必要强调住宅的居住属性和推进住房供给侧改革,促进城市住宅供给的公平充分和社会空间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大城市居住社会-空间分异格局与耦合模式研究——以南京、杭州为例

伴随转型期中国大城市内部大幅拆建、住房市场持续分化、外来人口迅速涌入和城市居民频繁迁居等过程,城市社会阶层和居住空间不断被解构和重构。社会群体和物质空间的不断异质嬗变、杂糅组合与相互作用,构成城市居住的社会-空间分异复杂面相与耦合过程。以南京和杭州为例,在居住社会-空间二维属性及其关联耦合的认知基础上,基于城市住房市场、建成环境和手机用户画像数据等多源数据,采用主成分与K均值相结合的方法对社会群体与住宅空间进行聚类与匹配分析。研究发现社会群体类型间差异主要体现在消费能力与职业构成指标上,住宅空间类型差异则主要表现在住宅价格上,社会群体与住宅空间类型间存在显著的关联性,由此提炼并检验城市居住社会-空间耦合的七种典型模式。本研究拓展了中国城市居住分异的理论与实践深度,并为下一步的居住社会-空间耦合的过程、机制、效应与调控等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     

广州市消费者行为与商业业态空间及居住空间分析

商业业态空间和居住空间是城市空间结构研究中的两个重要领域, 通过分析居民微观行为解释实体空间是近年来城市商业业态空间和居住空间研究领域中越来越多被使用的研究 方法。以联系商业业态空间与居住空间的纽带-消费者行为作为切入点, 选择广州市8 个街 区的1428 位居民为调查对象, 研究二者的特征及关系。通过典型街区的问卷调查分析表明: ①居民购物出行方式选择、出行距离和多目的出行与所处街区的类型、区位、周边服务配套 和城市商业业态空间等存在密切的关系。②商业空间的等级体系清晰存在, 老城区传统商业中心仍存在较强的吸引力; 20 世纪80 年代以后形成的新商业中心区次之, 二者在吸引人群 的类型上存在差异; 次一级商业中心区和日常生活服务配套区在为居民提供日常消费服务方 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③城市新商业中心和外围商业次中心的在服务能力和提供的业态类型 上还存在不足, 使其服务供给与周边居民的购物需求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不匹配, 引发对老 城区的过度依赖。④外围商品房小区和政府规划建设的经济适用房小区周边的商业配套不足, 增加了居民日常生活成本。通过对居民出行空间的分析, 可以从另一侧面剖析城市的空间结 构及其发展演变的动力机制。     

南京城市贫困空间调查与分析

从城市社会地理学的角度,运用城市社会保障资料和典型社区问卷调查和访谈,对南京市城市贫困阶层进行了空间分析,并探讨了产生这一格局的原因和机制。从南京的实例不难看出,中国当代的城市贫困空间,既不同于国外城市的棚户区和边缘化特点,也不同于中国农村贫困户相对集中分布,具有较明显的分散性特征。形成这种城市贫困空间结构的动力机制主要在于中国城市近50年的城市住房分配制度造成了以单位制为基础的社会阶层混合居住的局面。随着城市住房体制改革的逐步完成和住房商品化和私有化进程,中国城市的贫困空间也将呈现相对集中分布的趋势,即贫困家庭向地价低廉的城郊结合带集中,而在城市中心区的外围也将由于房地产开发无法获利而造成旧区的衰退,从而形成贫民区。     

基于住房代理数据的城市社会阶层空间异构性研究——以兰州市为例

随着城镇化的深入发展，收入差距造成的社会阶层分化在城市空间上的分异程度亟需从地理学视角进行检视。通过网络爬虫工具获取兰州市商品住房数据，运用Reardon空间分异方法,研究居住—社会阶层的地理分布特征及其空间分异程度。结果表明：居住—社会阶层的地理分布方面，城关区和七里河区呈现出由中心到外围依次为精英阶层、富裕阶层、中产阶层、低产阶层、贫困阶层的圈层式分布，但存在精英区“侵入”低档住宅圈的现象；安宁区和西固区呈现出以中产、低产阶层为主的混合分布模式。居住—社会阶层的空间分异方面，分异趋势较为显著，七里河区、安宁区和西固区的居住—社会阶层分异明显高于城关区；富裕阶层居住区更倾向于融合，低产阶层居住区则有分异趋势；居住—社会阶层的空间分异随研究尺度的降低变得更为显著。     

扬州市住宅价格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与驱动机制

构建包含20个评价因子、4 个影响因素和4 个预期修正因素在内的城市住宅价格空间分异影响因素评价体系,基于评价因子和预期修正,分别得出单户住宅档次与水平、小区建设档次与水平、区位与生活便利性、周边景观与环境等4 个影响因素强度的得分,并分析其空间分异格局。以2012 年扬州市1305 个小区的平均住宅单价为因变量,4 个基本影响因素得分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探索所有住宅及各子市场价格分异的主要因素,并分析其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 4 个影响因素强度格局明显不同,住宅自身因素的格局呈现中心低外围高的圈层式分异,而外部作用因素强度呈现中心高外围低、西高东低的扇型与圈层相结合式空间分异格局;② 扬州市总体住宅价格空间分异的核心影响因素是小区建设档次与水平,不同类型住宅子市场的价格影响因素各不相同;③ 扬州市住宅价格空间分异的主要驱动力是特定住宅类型与档次建设的区位指向、特定收入阶层的空间集聚、公共物品投资的空间差异、城市居住用地扩展与城市更新的区位指向。     

西方城市居住区位决策与再选择模型的评述

城市居民居住区位选择行为影响着居住空间结构,城市社会分异、种族隔离、人口迁居和住宅郊区化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居民住宅区位再选择行为作用的结果,因此,研究居住区位对探讨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主要分析了西方城市居民居住区位再选择行为模型构建的基础和研究视角,并且重点介绍和评述了西方居住区位决策与再选择的主要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