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鲁木齐市制造业时空格局演化

基于2004年、2008年和2013年三次经济普查数据,采用基尼系数、热点分析法、核密度分析法等对乌鲁木齐市三年制造业企业的集聚程度、分布特征和演变过程进行了系统研究,并探讨了乌鲁木齐市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变的动力机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2004年~2013年,乌鲁木齐市制造业企业集聚程度逐渐加强,各产业类型的集聚程度表现为:高新技术产业机械设备产业基础型产业都市型产业;(2)乌鲁木齐市制造业企业区位逐渐从中心城区向距离市中心较远的东北和西北方向扩散,中心集聚程度逐渐减弱,分布范围不断扩大。在中心集聚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城市郊区次中心,多核心制造业空间结构模式逐渐形成;(3)2004年~2013年,都市型产业以向心集聚为主,并带有向外扩散的趋势;高新技术产业多年来主要集中于中心城区,区位变化并不明显;机械设备产业和基础型产业的区位变化明显,从中心城区逐渐向近郊区和远郊区扩散和迁移,是制造业空间格局形成和演变的主要行业动力;(4)乌鲁木齐市制造业企业的空间格局演化是市场经济与政府调控共同作用的结果。     

城市产业结构优化的纵向测度与横向诊断模型及应用——以北京市为例

优化、高效的城市产业结构是城市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必备条件。本文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模型构建包括10个投入指标、4个产出指标的城市产业结构优化纵向测度指标体系,基于因子分析模型构建由1个目标层、4个标准层和16个指标层构成的城市产业结构优化横向诊断指标体系,并以北京市为例进行实证分析,旨在为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科学指导。研究表明:①改革开放30年来,北京市产业结构优化程度一直处于较高水平,仅1991、2004年出现资源过度投入而规模收益递减现象,1987、1995、1996年出现资源有效利用不足而规模收益递增现象;②产业效率、产业效益、产业科技、产业优势是影响北京市各区县产业结构优化程度的主要因子;③由于产业效率水平高且对产业结构优化的贡献大,北京市中心城区和近郊区的整体产业结构优化程度明显高于远郊区县;④北京市各区县在产业效率、产业效益、产业科技、产业优势等分项指标各具优劣,应通过差异化发展促进各区县乃至城市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中国制造业碳排放时空演变及驱动因素研究

据2006—2015年间制造业能源消费数据核算中国大陆30个省（除港澳台、西藏外）的制造业碳排放,并依据要素密集度将制造业划分为资金、技术、劳动力密集型3类。在分析制造业以及不同类型制造业碳排放时空演变基础上,运用Kaya模型将碳排放驱动因素划分为经济规模、产业结构、能源强度、能源碳强度4个方面,并运用LMDI-I分解模型定量分析碳排放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除北京外,其余省域制造业碳排放均呈现不同程度的增长;资金密集型制造业碳增长最高,其次是技术、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经济规模扩大是导致各省、各类型制造业碳增长的首要因素;产业结构调整、能源强度与能源碳强度的变化在各省、各类型制造业碳排放中呈现双向效应,且作用强度差异显著。因此,在未来,各省、各类型制造业碳减排措施应各有侧重。     

空港经济区空间结构演变及驱动机制简

基于微观企业数据,对上海虹桥国际机场的空港经济区范围进行界定,并借助GIS 技术,综合圈层分析和热点分析方法,研究区内空间结构演变。结果表明：空港经济区范围逐渐扩大,由初期单向扩张转变为多方位扩张;圈层分化特征明显,临空指向度分析显示,随着临空指向由强而弱,企业集聚空间自机场中心向外围推移,行业分析显示,主要行业如航空运输业、运输代理业、道路运输业由内而外依次布局,而零售业作为基础服务行业,规模与各圈层企业规模高度耦合;企业热点区由点状向轴线演变,“南重北轻、东强西弱”格局形成。机场规模、机场区功能分区、机场区管制和临空指向等构成虹桥空港经济区空间结构演变的内生动力,而集聚经济、可达性和城区方位构成外在动力。     

地方政策影响下的广州市先进制造业布局演变特征

基于2004年、2008年、2013年、2018年广州市街道（镇）尺度的经济普查数据,采用地理集中指数和局部莫兰指数空间集聚测度方法,探讨城市先进制造业的布局演变特征。利用地方政府深度访谈数据,分析地方政策对先进制造业布局演变的影响。结果表明：（1）2004—2018年广州市先进制造业的分布密度呈先增长后下降的趋势,分布集聚程度中等偏上且越来越正相关;（2）先进制造业布局郊区化特征明显,逐步由核心圈层向内圈层的东部和外圈层的北部和南部转移,形成了以内圈层东部夏港街道为中心的三级多中心圈层空间结构;（3）广州市政府制定的产业发展和城市更新政策直接影响先进制造业的布局演变。     

空港经济区空间结构演变及驱动机制——以上海虹桥国际机场为例

基于微观企业数据,对上海虹桥国际机场的空港经济区范围进行界定,并借助GIS 技术,综合圈层分析和热点分析方法,研究区内空间结构演变。结果表明：空港经济区范围逐渐扩大,由初期单向扩张转变为多方位扩张;圈层分化特征明显,临空指向度分析显示,随着临空指向由强而弱,企业集聚空间自机场中心向外围推移,行业分析显示,主要行业如航空运输业、运输代理业、道路运输业由内而外依次布局,而零售业作为基础服务行业,规模与各圈层企业规模高度耦合;企业热点区由点状向轴线演变,“南重北轻、东强西弱”格局形成。机场规模、机场区功能分区、机场区管制和临空指向等构成虹桥空港经济区空间结构演变的内生动力,而集聚经济、可达性和城区方位构成外在动力。     

北京城市边缘区非农产业活动特征与形成机制*

考察了北京主城边缘区的非农产业结构与空间特征,揭示了二者的交互演进过程:非农产业的发展是城市边缘区形成的重要标志,产业结构的升级促进了边缘区的圈层扩展和空间演进;边缘区的外移过程中,制造业具有稳定的优势,交运仓储、生产资料租赁等传统生产者服务业的优势也随之强化,但空间黏滞性较强的旅游、体育等行业则促进了边缘区产业结构的时相差异性。文章对城市边缘区"年轮式"的圈层扩展进行了定量实证分析,并将其实现的微观路径归纳为飞地式、轴向、填充式和外推式等四种扩展模式。城市规划、城郊高速公路和开发区建设、地价和综合环境的改善是城市边缘区产业空间演变的重要动力。城市空间优化和产业结构调整的结合是解决边缘区产业、空间和社会问题的有效途径。     

基于格网法的商业基准地价时空演变及驱动因素——以武汉市中心城区为例

利用GIS格网法分析武汉市中心城区不同时点的商业基准地价变化情况,得到商业基准地价变化的系列空间分布图,对比分析其时空特征,并探索商业地价时空差异规律,最后利用基于时间序列的灰主成分分析法分析商业基准地价演变的驱动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商业用地基准地价的增长幅度逐年上升,在呈现出明显圈层分布的同时也呈现出空间差异性,并且武汉市中心城区地价有着从饱和区逐渐向增长区和潜力区发展的趋势;城市商业基准地价演变是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交通发达状况、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和信息流动共同驱动的结果。     

区位因素影响下高铁站区产业结构特征——基于POI数据的实证分析

高铁站被视为拉动城市经济增长的新型空间,研究其周边产业结构对指导高铁站区的开发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了全国范围内9个不同区位、不同等级的高铁站为研究对象,以高铁站周边3000 m范围内10类产业的POI信息作为研究数据,通过Ripley's K函数、核密度估计和产业指数等方法探索不同区位下高铁站区的产业结构特征。研究发现：① 当高铁站的等级规模相同时,高铁站距离城市中心越远,站区内产业POI总数一般就越少。其中,购物服务、餐饮服务、生活服务和公司企业4类产业的POI数量显著高于其他产业。② 所有高铁站区的产业在1500 m的观测距离内均呈现出显著的集聚分布特征。其中,中心站产业集聚程度的变化较为平缓,城区站产业集聚程度最高,变化幅度也更大,而新城站的规律特征不明显。③ 中心站的产业集聚区域主要分布在高铁站周边0~2500 m的范围内,城区站的产业集聚现象在500~2500 m范围内较为明显,而新城站的产业集聚区域则集中在0~1500 m、2000~3000 m的范围以内。④ 基本服务产业和衍生服务产业主要集中于内圈层和中间圈层,相关服务产业则主要分布在中间圈层和外圈层,各圈层内产业复合特征明显,且高铁站越远离城市中心,其对产业的辐射作用越弱,产业衰减趋势也越明显。基于以上结论,本文认为未来高铁站区的产业开发更应关注土地开发集约化和产业发展复合化。     

1947- 2000 年上海中心城区居住空间结构演变

基于1947-2000 年9 个时相的上海土地利用遥感调查GIS 数据集, 从土地利用层面对 50 多年来上海中心城区居住空间结构演变进行实证研究。首先分析居住用地扩展与构成的数 量变化特征, 然后采用地理形态分析法划分各时期居住区类型, 并分别从街区与城市两个尺 度对居住区演变进行分析: 在街区尺度下, 以聚类特征表研究居住区的类型变化以及内部土 地利用构成变化; 在城市区域尺度下, 分析不同时期居住区的空间格局变化以及工业用地、 市政商服用地对居住区空间格局演进的影响。研究发现上海中心城区居住空间结构由简单的 组团加圈层结构向复杂的扇形、圈层和组团综合模式演变。其中以1988 年土地有偿使用制度 改革为界, 前期以外围住宅新村圈层扩展与和内部居住区不断被非居住用地侵入形成用地混 合居住区为特征, 后期以外围商品住宅指状扩展和内部旧城更新相结合为特征。     

北京制造业空间布局演化及重心变动分解分析

21 世纪之初,北京正由一个工业城市逐步向适合首都特点的新经济型城市转变,其都市国际化、经济服务化、区域一体化和产业轻型化的四化经济发展战略都将对北京制造业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本文以空间布局为着眼点,分别运用功能分区的圈层划分方法和基于邮区尺度的重心计算方法,对近10 年北京制造业的空间布局演化过程进行刻画,并且利用重心变动的分解分析对影响制造业布局的动力因素进行定量描述.研究表明,研究期内北京制造业的布局正在经历由城市功能拓展区向城市发展新区调整的过渡阶段;近10 年间北京制造业的就业和企业分布重心都出现了向东偏移的趋势,但是南北方向有所不同：前者向东北偏移,后者向东南偏移.对北京制造业的就业重心变动进行分解分析,结果表明：结构效应和空间效应对就业重心偏移的贡献同样显著,推动就业重心向东北偏移.北京应继续深化劳动和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向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高新技术工业的结构调整,优先发展适合首都特点的都市型工业和高新技术工业;要继续引导产业转移,推动制造业“东移南扩”的布局调整,逐步形成布局合理、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大都市区产业空间格局.     

北京市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化及影响因子分析

制造业的空间扩散是推动城市空间结构呈现多极化、多中心地域系统的主要驱动力, 对制造业区位变迁及影响因素的研究是认识城市空间重构机制的微观基础。本研究基于北京市1996、2001、2010 年制造业企业数据, 以邮政编码区为空间单元, 刻画了北京市制造业空间集聚格局及演化特征。采用计量模型, 检验了导致北京制造业空间重构的主要区位因子, 对比了这些影响因子作用强度随时间的变化以及在制造业行业间的差异。结果表明, 北京市的制造业在中心城区的集聚度明显减弱, 呈显著的郊区化集聚;主要集聚区位于距市中心半径为15~35 km的空间范围内, 总体空间格局呈现出大都市区尺度上的扩散以及产业园区尺度的再集聚特征。计量模型计算结果显示, 区位通达度、集聚经济、科技园区规划与政策引导是北京制造业总体空间格局演化的主要驱动因素, 但不同区位因子的作用强度存在行业间差异。本研究揭示了北京市的制造业空间重组机制是政府规划引导下的市场经济作用机制。认识到城市经济活动空间重组中市场与政府的交互作用机理, 有助于决策者对转型期大都市区制造业空间集聚和扩散格局进行更加有效地引导, 以优化大都市区的空间结构与功能体系。     

技术机会、行业异质性与大城市创新集聚——以北京市制造业为例

引入技术机会理论,解释大城市内部不同行业创新活动的空间分布差异,以北京市为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① 不同技术层次产业的创新活动在城市内部表现出不同的区位选择。除汽车制造业外的大多数高技术产业的创新活动高度集聚在中心城区;中技术产业的创新活动开始由中心城区向近郊区扩散,低技术产业的创新活动主要分布在远郊区。② 行业间创新活动空间分布的差异主要由技术机会来源差异造成。大部分高技术产业的技术源于基础研究、产业间知识溢出、高技术劳动力,往往靠近大学或中心城区;对中技术产业来说,基础研究的影响并不像对高技术产业那样显著;对低技术产业来说,技术机会主要源于本产业的技术反馈,创新部门更倾向于分布在郊区的制造业集群中。     

北京市建筑设计产业空间分布与区位选择

超大城市的城市空间结构调整需求日益迫切,城市内细分产业的空间分布及区位选择的研究也变得更加重要。以北京市为例,从微观视角分析了超大城市内部企业空间分布规律,以期为城市优化建筑设计产业空间结构提供理论支撑。运用核密度估计方法、Ripley’s K（d）函数以及负二项模型,分析了建筑设计企业的空间分布及其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服务型建筑设计企业集中分布在北京市五环内的中心城区;工程型建筑设计企业选址郊区化明显。② 服务型建筑设计企业的集聚尺度较工程型更大,不同细分行业的工程型建筑设计企业集聚尺度存在差异。③ 建筑设计企业在选址时受到政策、服务设施、运营成本、信息通达度和产业基础的影响,不同类型企业选址时的侧重点不同。与大规模企业相比,中小规模企业受成本要素的影响更大。与服务型建筑设计企业相比,工程型建筑设计企业受到政策的影响大。④ 选址在中心城区的建筑设计企业对服务设施和信息通达度等要素更为敏感,城郊的企业则主要受到成本要素和交通基础设施的影响。     

基于点状数据的上海都市型工业空间格局研究

镶嵌于城市地域的都市型工业,有着其独特的区位特征和空间格局。基于2008年上海都市型工业微观企业数据,探讨工业郊区化背景下都市型工业空间分布、集聚特征以及行业间的空间邻近关系。研究表明：上海都市型工业企业区位选择具有中心城区与近郊区双重指向性,在距离城市中心10~20 km区间都市工业分布最密集,空间分布的非均质特征明显。空间集聚以城市内各类园区（商业楼宇、都市工业园、工业园区）为主要载体,集聚格局在行业间存在一定差异。在空间邻近关系方面,各行业间呈现出基于相同要素投入、生产关联、共同市场、政策导向的邻近布局以及基于异质排他性、环境要求的弱邻近布局特征。     

北京都市区生产者服务业地域结构

利用北京第二次全国基本单位普查数据,以"街区单元"为基本空间单位,运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技术分析了北京都市区生产者服务业地域结构的特征、模式及内在机制。发现:北京都市区可以划分为7种生产者服务业地域类型区;中心城多类型混合同质性较差,近郊区内沿同质性较强,近郊区外缘和远郊区的广大地域为传统国有生产者服务业散布区;政府和市场两方面的力量共同影响了地域结构的形成。论文最后,通过将研究结论与西方主流观点的比较,总结了转型期快速形成的北京都市区生产者服务业地域结构的独特性。     

北京都市区人口—就业分布与空间结构演化

本研究应用非参数计量方法,实证刻画北京都市区人口—就业空间分布演化,揭示在快速城市化和城市增长背景下,北京都市区空间结构特征及发展趋势。研究发现,北京都市区人口和就业分布都呈现多中心空间结构。20 世纪80 年代以来,随着人口郊区化,北京都市区人口次中心数量不断增加,并由近郊向远郊扩展,人口分布呈现明显的分散化和多中心化趋势,但人口分散的空间范围还比较有限。与人口的分散化趋势不同,2004-2008 年,北京都市区就业仍呈现向心集聚的趋势,造成远郊就业次中心的影响不断被弱化,都市区空间结构的多中心性有所降低。这说明北京都市区的单中心或强中心结构可能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且人口的分散化和就业的向心集聚导致宏观面上人口—就业的空间失衡。北京都市区多中心空间结构的形成,需要强化郊区次中心的集聚能力,同时注重人口—就业的平衡布局,这是未来北京都市区空间结构调整的重点。     

近年来移动办公发展的城—郊异质性特征研究——基于2019年与2021年武汉市联通用户手机App使用大数据

移动办公是信息时代新型的生产办公活动,其发展对大城市办公活动的移动化转型、郊区办公区位提升和城—郊办公区位的优化重组具有重大价值。论文基于2019与2021年武汉市城—郊联通用户的手机App使用大数据以及企业分布数据,运用数理统计、Getis-Ord G_i^*与层次空间聚类、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究武汉市移动办公的城—郊异质性特征及演变趋势。研究发现：① 从移动办公人数占比和人均时长看,近郊区非常接近中心城区,且近郊区的增长率高于中心城区,反映了移动办公的扁平化发展趋势。② 从空间分异看,郊区新城的移动办公人数占比、移动办公人均时长的高值区域远多于中心城区,并且在近郊区范围内越远离中心城区,其极大值往往越高,局部集聚程度也越高,表明移动办公对郊区的办公区位具有较好的补足效应。③ 从产业类型和规模看,中心城区的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的移动办公发展水平较高,而近郊区的信息技术业和制造业的发展水平较高。并且中心城区企业数量越多的大规模集聚中心,其移动办公发展水平更高;而近郊区新城中企业数量较少的小规模集聚中心,其移动办公发展水平更高。研究对于明晰移动信息时代城市移动办公活动的空间分布特征,探究不同产业类型的移动办公发展规律,进而实现郊区办公区位优化重组有一定价值,而基于手机App使用大数据的分析方法,也为日益重要的城市线上活动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渠道。     

京津冀都市圈汽车产业空间布局演化研究简

产业的集聚与扩散所形成的产业结构变迁,带动城市空间发生重构。随着产业不断发展成熟,生产片段化的趋势日益显著,对地区产业链的研究有助于寻求区域空间结构优化的途径。本文基于企业层面的数据,刻画京津冀都市圈汽车制造业企业的空间分布格局,考察汽车企业在都市圈范围内集聚与扩散特点,探讨汽车产业链不同环节的地域特征差异,并分析影响微观企业空间布局的驱动力量。研究结果表明,1996年京津冀都市圈汽车产业集聚程度较低,2001年出现少数集聚中心主导的向心集聚,2010年核心城市与多个新兴集聚点共存;北京的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朝阳、通州、大兴等）、天津市环城4 区（西青、东丽等）以及河北的沧州、廊坊是汽车零部件和配件企业的主要集聚区,而汽车修理企业则倾向于在北京的城市功能拓展区（丰台、朝阳）、天津市内六区和滨海新区以及河北的唐山和石家庄布局。基于条件logit模型的定量研究,验证了市场条件、集聚经济和政策引导等因素是影响京津冀都市圈汽车企业布局的主要因素。     

京津冀都市圈汽车产业空间布局演化研究

产业的集聚与扩散所形成的产业结构变迁,带动城市空间发生重构。随着产业不断发展成熟,生产片段化的趋势日益显著,对地区产业链的研究有助于寻求区域空间结构优化的途径。本文基于企业层面的数据,刻画京津冀都市圈汽车制造业企业的空间分布格局,考察汽车企业在都市圈范围内集聚与扩散特点,探讨汽车产业链不同环节的地域特征差异,并分析影响微观企业空间布局的驱动力量。研究结果表明,1996年京津冀都市圈汽车产业集聚程度较低,2001年出现少数集聚中心主导的向心集聚,2010年核心城市与多个新兴集聚点共存;北京的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朝阳、通州、大兴等）、天津市环城4 区（西青、东丽等）以及河北的沧州、廊坊是汽车零部件和配件企业的主要集聚区,而汽车修理企业则倾向于在北京的城市功能拓展区（丰台、朝阳）、天津市内六区和滨海新区以及河北的唐山和石家庄布局。基于条件logit模型的定量研究,验证了市场条件、集聚经济和政策引导等因素是影响京津冀都市圈汽车企业布局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