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特征与若干经济地理研究议题——基于中国对全球与东盟的投资分析

中国已经步入以"走出去"为鲜明特征的经济全球化新阶段。针对国内经济地理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尚较少或刚起步的现状,从全球和东盟区域尺度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类型、区位分布、行业领域和投资来源地等特征。据此围绕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研究的一个争论,结合地理学关注空间差异、地方、嵌入等因素的视角,探讨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若干研究议题,包括:1)东道国和母国之间的制度距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机制;2)中国境外企业在东道国的地方嵌入机制——或者说企业克服母国和东道国制度差距的模式;3)不同类型(国有/非国有)、不同投资动机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决策的差异;4)中国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差异及其形成的原因和产生的影响。简言之,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地理研究需要同时关注投资"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地理分异现象及其形成机制。     

企业海外集群与新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基于浙江省微观企业数据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海外集群和区位选择均是当前理论和政策的热门话题,着眼于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由于东道国国别经济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中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过程中较为注重特定的国别状况,东道国经济规模、人均收入、贸易开放、资源条件等因素均构成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此外本国企业在东道国的海外集群也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决策的不可忽视因素。利用浙江省微观企业数据构造二值选择模型,并使用浙江省在某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项目数度量在该国的海外集群状况,研究发现:企业海外集群是东道国吸引新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区位优势,并且这种区位优势在资源越丰富和市场规模越大的国家发挥的作用也越大。为了消除回归的内生性问题,使用地理距离作为企业海外集群的工具变量,通过二阶段二值选择模型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并且通过分样本实证研究发现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东道国,企业海外集群吸引新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正向影响均保持不变。结果说明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海外集群具有自我延续性,也反映了信息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中的重要性。     

东南亚华人华侨网络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关系研究

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在全球化经济中逐渐成为国际投资的主要力量之一。海外华人华侨网络曾经积极促进外商对华的直接投资,是否在这个过程中再次扮演积极的作用,是当前经济地理领域尚未充分探究的问题。因此,本文从经典的区位选择问题切入,探究海外华人华侨网络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区位选择的关系,利用2001-2016年中国企业投资东南亚国家的数据,通过混合逻辑模型回归分析海外华人华侨对中国企业投资区位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从整体上看,东南亚各国的华人华侨规模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② 从投资时间上看,海外华人华侨规模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之间的关系显著性呈现扩大趋势,说明华人华侨在促进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方面存在较大潜力;③ 从投资的行业和环节上看,不同行业和不同职能部门的企业在东南亚投资中海外华人华侨在其投资区位选择中所起的作用不同。     

上海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和模式

本文首先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出口依存度角度, 分析上海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机制,继而在阐明产业演化规律的基础上,总结出上海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特征和模式。文中还对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特征和区位选择的模式作了规律性的概括。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企业国际化和对外直接投资已成为中国经济今后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同时借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都是必要的。本文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经验。介绍了小规模技术、技术地方化、技术创新升级、比较优势、国际生产折衷、国际区位进入和投资阶段等适用中国的对外投资理论,最后为中国企业国际化和对外投资提出了一些建议。     

基于关系视角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进展与展望

基于关系视角梳理了国内外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进展,认为已有的传统理论在解释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方面虽仍起作用,但难以解释中国跨国企业缺乏所有权优势、快速的国际化步伐和依赖社会关系网络等显著特征,因此必须用中国特有的变量加以补充解释;一方面,文章重点综述了基于合同和契约建立的正式关系网络,强调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另一方面,深入探讨基于情感和血缘建立的非正式关系网络对企业跨国投资的影响,认为华人华侨网络是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中国特色的关键变量,能帮助企业有效地了解当地制度与文化,实现地方嵌入。最后,提出针对中国特点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方向：1）建构基于中国特色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框架;2）基于关系视角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需要进一步探讨;3）基于族裔网络关系视角的对外直接投资研究有待探索。     

中国石油开采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机遇与挑战

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能源的消耗亦大幅度增长,已成为世界第一位的能源消费大国。目前国内生产或以贸易进口石油已无法满足需求。在这种形势下,对外直接投资是保证能源供给的可行路径之一。根据商务部对外投资统计公报等数据,从中国能源产业近年对外投资特征入手,着重探讨了石油开采业在世界范围内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背景与投资模式,具体分析了中国石油企业对外投资的机遇与挑战,以期为中国石油开采业的"走出去"战略提供相应的应对措施。     

东北三省对外直接投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

对外直接投资不仅是东北三省建立全方位开放型经济体制的必经阶段,也是实现全面经济振兴的重要契机。在中国进入对外投资加速发展阶段的背景下,“一带一路”战略、东北亚经济圈建设等为东北三省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提供了机遇。利用2003~2014年的省际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境外投资机构等数据,全面分析了东北三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路径、空间特征及其在国内地位,并采用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深入地分析了东北三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关键影响因素及其时空差异,最后提出相应的空间发展战略及政策建议。研究表明：① 东北三省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农、林、矿等资源型行业,具有显著的贸易服务、市场服务特征,并且对政府和国有经济的依赖较大;② 技术水平和金融环境对东北三省对外直接投资的推动力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③ 未来东北三省应推进企业联合投资和空间差异化投资战略,发挥国有企业的投资带动作用,加强对科技型企业和技术追寻型对外直接投资的鼓励和支持。     

中国民营企业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及其影响因子分析

美国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最重要的目的地国家,而其中民营企业是对美投资的突出力量。运用EXCEL和ARCGIS软件,定量分析了2000年至2013年中国民营企业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州空间分布特征。运用灰色关联法,探讨了影响投资区位选择的因子,分析结论为:中国民营企业在美投资的空间格局呈现出集中于一点(五大湖地区)两带(太平洋沿岸和大西洋沿岸)的特征。投资动因具有明显的市场导向性和技术创新导向性。各州的GDP、对中国的进口贸易额、人口数、专利数量以及RD支出是影响中国民营企业在美国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主要因子。     

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本文通过对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战略、影响因素、变化历程方面的分析，总结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总体特征和经验，并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提出借鉴意见。     

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研究--以温州民营企业为例

自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世界经济呈现一体化整合的态势,全球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温州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也快速发展,被商务部称为“走出去”的“温州模式”。本文基于全球生产网络理论,建立了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优势拓展因素、制度利用因素和优势寻求因素的分析框架。通过温州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实证分析结果来看,优势拓展因素仍起到重要作用,优势寻求型的技术创新资源、市场营销渠道、市场信息资源是区位选择新的重要因素,但制度因素的作用也不可忽视。     

中国互联网企业风险投资网络及区位影响因素

以中国互联网企业的风险投资活动为例,构建要素流网络,采用空间分析、网络分析和负二项回归模型等方法,考察中国互联网企业风险投资活动的空间动态与区位选择机制。研究发现,互联网企业风险投资具有累积式发展的特点,投资企业与融资企业空间分布具有相似性;互联网风险投资本地化倾向显著,加剧了空间极化,进而推动了投资网络“核心-边缘”结构的形成;与传统风险投资活动相比,互联网风险投资的空间动态呈现更加集聚的特征;从区位选择机制看,市场化、政策引导、投资邻近性和空间邻近性在塑造互联网企业风险投资区位方面与传统投资活动存在差异,且对于互联网产业发展的各阶段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     

关联视角下兰州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分布及区位选择比较

基于微观企业数据从关联性视角对兰州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分布特征和模式进行分析,进而探讨其区位选择因素的异同。研究表明：①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空间布局均呈现出以主城区为主体、外围局部地区为补充的“中心-外围”空间格局,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主要集中在河谷地带的主城区,制造业集聚区则呈现出明显的郊区化趋势,二者在空间上存在关联的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可分性。② 生产性服务业形成了以城市中心区和郊区国家级新区及卫星城镇为多元空间载体的“紧凑型-中心性”模式,制造业则形成了以国家级新区和产业园区为空间载体的“离散型-郊区化”模式。③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企业的区位选择需在产业环境、要素禀赋以及政策导向方面进行权衡,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较为关注区域整体发展氛围,制造业企业则更注重自然因素、区位历史和产业政策的影响。④ 传统型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区位选择受到地方化经济、区位资源禀赋的影响最为显著,现代型和高端型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则更容易受到政策的导引从而形成空间集聚;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主要依附在劳动力资源较为丰富且交通便利的地区,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企业倾向于具有产业政策优势及土地成本优势的开发区和新区布局,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企业受成本要素的制约较小且更加注重集聚经济的外部效用。     

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和行业分布变化

本文对20年来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和行业分布特征的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是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持续快速增长期；欧洲、拉美和加拿大是美国主要的投资区，集中了总投资的80％；从对外投资的行业分布特征来看，集中在制造业和金融、保险、房地产业，特别是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业所占比重持续上升。对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和行业分布特征的研究，应从宏观经济和微观企业层面相结合的角度进行分析，才能把握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实质。通过对跨国公司投资行为的时空变化研究，相对落后国家可以制定相应的政策，吸引投资，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日本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研究

本文运用大量数据和资料对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结构和部门结构的变化、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以及跨国公司海外生产基地的产品、市场结构特征进行详细分析,在此基础上总结了日本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类型以及在不同区位类型下形成的企业内国际分工性质。     

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的时空特征及区位因素研究

针对近年来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的不断增长，本文基于历年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存量数据，引入重心测度模型，综合分析了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的时空特征及投资重心演变，并结合2007-2015年投资东道国国际面板数据运用OLS方法分析了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因素。研究表明：（1）广东省投资分布极不平衡，以亚洲为主，重点流入避税地，整体投资重心沿北纬23°西移，投资来源地主要为珠三角地区；（2）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行业、方式等都呈多元化发展趋势，民营企业是投资主体，重点投资第三产业，跨国并购活跃；（3）东道国市场、科技水平、资源丰裕度是影响广东省投资的主要因素，东道国制度因素的影响相对较小，成本和集聚因素的相关性不显著。     

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战略分析

区位因素是影响跨国公司制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以香港、澳门、日本、韩国、美国、德国等国家和地区为代表，分析了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动机及区位选择战略，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入WTO之后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战略。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经济发展影响研究

大湄公河次区域(GMS)国家以其重要的地缘政治属性、逐步开放的经济政策、丰富的自然资源、廉价的劳动力日益受到国际资本的关注。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及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进程加快,中国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经济合作不断推进。近年来中国对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的直接投资稳步增长,呈现出:直接投资流量稳步上涨;投资主体多元化,中央企业居于主导地位;直接投资领域不断扩大等特征。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弥补了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建设资金的不足,完善了GMS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GMS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并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与GMS国家双边贸易的发展。未来中国对GMS国家投资不仅要关注东道国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生态环境的保护以及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更要加大高新科技产业投资力度,注重投资的质量提升。     

中国纺织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空间格局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纺织工业已经成为对就业和出口创汇具有重要影响的行业之一。近10年来,受全球贸易环境震荡和自身生产成本上升的影响,中国国内生产的纺织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逐步下降,大量企业开始向海外投资,进行产业转移。如何优化海外投资布局、创造新的发展优势,事关中国纺织工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本文基于政府部门的统计数据以及企业访谈数据,在回顾中国纺织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趋势的基础上,分析了其海外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布格局和产业活动类型选择,而后剖析了该行业海外投资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并提出了差异化对外投资策略。     

上海大都市区软件产业空间集聚与郊区化

随着信息经济发展壮大,软件产业日益成为城市经济的新引擎,其空间区位对城市空间结构影响不断加深.文章以上海市软件企业名录为数据基础,运用GIS 技术、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探讨了上海大都市区软件产业的空间分布、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2002 年及2008年上海软件产业空间分布的集聚化特征明显,但产业集聚中心位置发生了从中心城区转向郊区的偏移.6 年间,软件企业的空间格局呈现出"大都市区尺度上的扩散以及园区尺度的再集聚"的时空特征.不同类型企业空间集聚与扩散的特征不同,以嵌入式软件企业为主的中小企业呈现出向远郊区扩散的特征.在影响因素的分析上,负二项回归的结果表明交通通达性、政府政策影响下的科技园区建设、产业历史基础对软件企业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内外资企业区位影响因素的比较分析发现,交通通达性、自然环境及办公楼条件对外资企业区位影响较大,内资企业对政府政策更为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