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生态脆弱区生态、资源、经济协调发展时空变化

着眼于生态脆弱区生态、资源、经济协调发展时空变化，基于协调发展相关理论，构建生态、资源、经济协调发展评价体系，利用耦合协调模型对山西省生态脆弱区协调发展水平变化格局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从子系统综合发展指数来看，山西省生态脆弱区资源系统综合发展指数稍有下降，经济系统综合发展指数稍有上升；生态系统保持着相对较高的发展水平，且发展态势良好。（2）从协调发展度来看，山西省生态脆弱区生态、资源、经济协调发展水平整体上有所提升，以基本协调区域为主，后期比较协调区域开始出现，但并未形成大范围覆盖。（3）政策牵引成为山西省生态脆弱区生态、资源、经济协调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最后从政策驱动的角度对山西省生态脆弱区协调发展提出针对性建议。     

陕北农牧交错区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评价

生态建设与经济协调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陕北地区属于典型的北方农牧交错地带,其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关系到国家能源安全,区域生态稳定,以及当地人民脱贫致富等诸多问题.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对陕北农牧交错区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相互作用程度进行了定量评价.结果表明:1994-2005年陕北农牧交错区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度基本保持在良好协调类型,呈现稳定的态势.协调发展度评价结果显示,1996年以前,该区域发展主要受经济滞后制约;1997-2003年表现为生态与经济同步协调状态;2004年以后,主要表现为生态滞后影响区域社会经济发展.     

张掖市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甘肃省张掖市地处我国西北干旱区，该地区属于内陆河流域绿洲城市，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研究其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发展问题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借鉴国内外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现有的研究成果，以2005—2017年张掖市统计数据为依据，建立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求各项指标权重，设立了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发展的综合指数，来表征该区域的耦合关系。结果表明：13 a间系统由低水平耦合协调——拮抗时期——磨合阶段——高水平耦合发展。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基本保持稳步上升的态势；而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尽管总趋势是向好发展，以2011年为拐点明显波动。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的耦合协调度持续向好，2012年达到峰值后一直保持在大于0.9的耦合协调度极高水平。最后提出促进该城市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区域旅游流网络结构与环境响应研究——以京津冀地区为例

旅游流对区域旅游开发规划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如何实现旅游流与区域经济、社会、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成为许多地区亟待思考的问题。该文借助社会网络理论和方法研究区域旅游流网络结构体系,从经济、社会、自然环境角度分析区域旅游流网络结构的环境影响因子;通过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测量环境因子对区域旅游流网络结构的影响强度,并利用Moran指数对区域旅游流网络结构与环境的耦合协调度进行全局及局部自相关分析。最后以京津冀地区为例,探查该地区旅游流网络结构与环境的响应效果,为区域旅游流网络结构优化提供决策参考。     

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经济增长与生态效益的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基于2008—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经济增长、生态效益三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及综合发展水平。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综合发展水平及三大系统耦合协调度均呈现上升趋势,并先后经历由经济增长主导和科技创新主导发展的阶段,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发展是三大系统耦合协调度提升的最大拉动力。经济带各省份综合发展水平与耦合协调度之间呈现出一定的相关性,耦合协调度较高的下游地区省份发展水平始终领先于上、中游地区省份。必须坚持生态优先发展原则,保持科技、经济与生态三大系统及各区域均衡协调发展。     

中国西部社会、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时空变化

采用层次分析法（AHP）建立中国西部社会、经济与生态评价指标体系,并计算社会、经济与生态指数,对西部各地区社会、经济与生态进行综合分析评价。通过构建耦合协调模型,定量分析了社会、经济与生态两两之间的发展模式。结果表明：（1）1990-2010年,西部各地区经济持续增长,其中甘肃以东地区经济发展显著,社会水平与经济发展保持平行提高,生态水平基本保持静止,而西南地区生态水平明显高于西北地区,西北地区生态水平波动大。（2）社会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发展模式互动趋势明显,社会进步相对于经济发展具有短暂滞后性;而生态系统反映较迟钝,生态与社会、生态与经济模式的发展趋势不明显,但与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发展模式一致。（3）中国西部各地区经济、社会和生态系统之间的协调度均呈增长趋势,说明随时间的推移,各个系统之间耦合协调度趋于协调发展。但2005年和2010年的协调度增长不明显,个别地区经济生态协调度出现下降趋势,生态水平的下降造成协调度增长停滞。     

黄河流域甘肃段生态敏感性评价研究——以广河县为例

为探究适用于黄河流域甘肃段生态环境的保护理论与方法,解决该区域生态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矛盾问题,选取适合黄河流域甘肃段生态敏感性评价因子,利用层次分析法和GIS空间分析方法,定量评价广河县生态敏感性,并选取GDP、人均GDP、人口密度等6项社会经济指标,结合耦合度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分别探究生态敏感性与其的耦合协调关系。研究表明：（1）水体、土壤可蚀性、植被覆盖与土地利用类型对广河县生态敏感性影响较强烈。（2）生态敏感性子系统与各社会经济指标子系统呈现出较强的空间相关性,互相依存关系明显,耦合度水平均处于较高状态。（3）耦合协调度研究中生态敏感性子系统与人均GDP、矿产资源指标子系统处于协调发展状态,生态敏感性子系统与GDP、人口密度、工业指标与养殖业指标子系统处于拮抗发展状态。研究生态敏感性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相关性,为该区域提供差异化的发展与保护协调路径,并为同类型区域提供借鉴。     

2001-2010年洞庭湖区经济、社会和环境变化及其生态承载力响应

不同时空尺度下,生态承载力对区域经济、社会和环境变化会作出不同程度的响应。利用可持续发展指数测度模型和生态承载力响应模型,对洞庭湖区2001-2010 年经济、社会和环境变化及其生态承载力响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2001 年以来洞庭湖区经济发展度和社会协调度一直呈上升趋势;生态系统的安全性和可持续性向良性转变;环境可持续度则呈波动性下降态势。② 洞庭湖区17 个县域的经济发展度和社会协调度均呈上升态势,可持续性呈现差异性地向弱可持续转变;岳阳市区、常德市区和益阳市区的经济发展度和社会协调度高于其他14 个县域,环境可持续度则下降最明显。③ 洞庭湖区生态承载力的响应状态分为强超载、超载、弱低载和低载4 类,不同时段县域生态承载力的响应状态差异明显;岳阳市区、常德市区和益阳市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而其生态承载力响应状态则处于强超载,在区域发展水平上反映出湖区县域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资源利用和环境质量的协调性较差。④ 环境可持续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提高生态承载力的重要基础,现行的“掠夺式”县域经济发展模式成为提高生态承载力的阻碍因子,由于社会经济发展过于依赖资源开发以及生态环境干扰,使得环境可持续度对于生态承载力与可持续发展指数的影响相对较弱,其实质往往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     

天山北坡区域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度评价

选取与区域发展水平和生态环境状况密切相关的34个指标,分别建立区域发展、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综合型协调度评价方法,构建了天山北坡经济带区域发展-生态环境协调度评价模型,对区域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协调度及其整体发展水平作了定量研究.研究表明,天北各县市区域发展水平不均衡,生态环境条件不一致,各县市区域发展水平与生态环境的协调性也不尽相同.以协调度为分类标准,结合协调发展度与区域发展、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数,将天山北坡各县市分为3种类型:[1]同步协调型,包括石河子、米泉、阜康、奎屯、昌吉和玛纳斯;[2]趋近协调型,包括乌鲁木齐、克拉玛依、呼图壁、博乐、奇台、木垒;[3]生态主导型,包括温泉、精河、乌苏、沙湾、吉木萨尔.针对不同类型区域发展水平与生态环境状况,分析其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制约因素与关键所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可持续发展对策.     

西安都市圈都市农业多功能协调性研究

都市农业多元功能之间的协调性对都市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西安都市圈为研究区域,构建都市农业生产、经济、社会及生态功能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综合评价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了都市农业多功能协调发展的动态变化以及空间差异。结果表明:西安都市圈都市农业生产、经济、社会功能指数上升,生态功能指数下降,都市农业多种功能之间的强弱关系表现为此消彼长的状态,说明西安都市圈高产、高效农业的发展,一定程度是以牺牲都市农业生态功能为代价;西安都市圈都市农业的发展以充分发挥生产、经济功能为主,社会功能水平滞后,生态功能已成为制约耦合协调度快速提高的瓶颈,2013年的多功能耦合协调度相比2000年仅增加0.178 6;都市农业多功能耦合协调指数从西安和咸阳市中心城区向外逐渐增大再减少,表现出中心—外围型的圈层结构,说明城市化高水平区域可以促使郊区都市农业多功能的发挥但不利于本区都市农业多功能的协调发展;西安都市圈各地区的都市农业多功能耦合协调度均低于0.445 2,都市农业功能内部要素之间的发展不均衡。     

区域社会经济与农业技术扩散环境协调发展研究——以西北地区为例

从扩散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以及协调度的定义出发,利用因子分析和相关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设计了一套定量化评价区域社会经济与扩散环境协调发展的方法,并对西北地区352个县域的农业技术扩散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状况进行了定量化评价.结果表明:根据扩散环境相似性、发展水平相近性、协调发展一致性等原则,利用聚类分析法,可将西北地区各县域分为高度协调发展型、中等协调发展型、初级协调发展型和整体发展滞后型4种类型区域:把空间分布类型转化为时间发展阶段,以发展阶段作为区域社会经济与农业技术扩散环境协调发展状态的背景时,西北地区各县域协调度呈明显的空间"S"型变化特征,根据协调度随社会经济发展的"S"型曲线变化特征,可划分为初级不协调、低级协调、中级协调、高级失调和高度协调5个阶段.     

黑河流域农业节水协调可持续发展研究

构建了黑河流域农业节水协调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模型,采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分析了该流域2004—2009年社会经济与农业节水协调可持续发展水平。结果表明：（1）社会经济与农业节水技术水平综合指数呈上升趋势,农业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综合指数呈下降趋势;（2）农业节水可持续发展水平呈波动发展趋势,整体发展水平较低,属于传统落后发展阶段,2006年和2009年最高,为0.43,2005年最低,均为0.34;（3）社会经济与农业节水协调发展2004年和2006年不协调,2005年不太协调,2007—2009年达到基本协调,但仍有较大潜力可挖。     

中国经济空间一体化与生态环境耦合格局及区域差异分析

区域经济空间一体化和生态环境发展这两个问题日益成为研究热点,如何协调二者的关系涉及到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二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更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本研究基于两个系统20个指标构成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熵值法,首先从全国研究尺度上对1991年~2010年的区域经济空间一体化水平与生态环境水平进行评价,结果表明近20年中国区域经济空间一体化进程加快,生态环境水平总体上呈现出"先升后降"的变化趋势,二者的耦合协调程度实现了稳定和持续的提高。在省域研究尺度上,对1991年、2001年和2010年31个省级地区的区域经济空间一体化和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进行时序和空间两个维度的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各省的区域经济空间一体化与生态环境水平以及二者交互作用的耦合协调度都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     

京津冀结合部城市扩展与生态位的空间耦合关系变化分析

探索城市扩展与生态位的空间变化关系有助于促进城镇化背景下区域的协调可持续发展。该文基于城市扩展研究现状及城市生态位理论研究方法,以京津冀结合部地区为例,提取土地利用空间信息以探索2005-2015年间城市扩展特征,建立城市生态位评价指标体系并判断城市生态位变化规律,结合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研究两者关系,并利用空间自相关方法检验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格局特征。研究表明,2005-2015年,京津冀结合部城市建成区范围持续向外扩展且扩展形态呈离散特征;区域整体经济、社会与环境生态位宽度变化不一,且各区县发展差异明显;城市扩展与生态位变化的耦合协调发展状况总体上得到改善,但协调发展类型仍以失调衰退向协调发展过渡为主;应对京津冀结合部各县区发展进行精准定位,在释放潜能的同时加强区域联动。     

辽宁沿海经济带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度的时空演变

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度是衡量一个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定量指标。本文构建了辽宁沿海经济带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度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协调发展度模型对研究区域2000～2009年的协调发展度进行计算及时空演变分析。研究发现:在时间演变方面,辽宁沿海经济带经济与环境区域综合协调度呈“V”型发展趋势,区域综合协调发展度呈稳步上升趋势,且各城市协调发展度所属类型层次较高,整体上达到中级协调发展类水平;在空间演变方面,辽宁沿海经济带六大城市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型,且东部、南部城市较西部、北部城市发展更为协调,但各城市空间差异逐步缩小。本研究还分别从宏观政策调控、产业结构升级、区域布局优化及环保门槛提高等方面,分析了辽宁沿海经济带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度时空演变机理,指出辽宁沿海经济带在上述因素的驱动下,经济综合发展水平和环境综合承载能力均有所提高,但由于产业同构、海岸带生态脆弱等现象的存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区域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仍然是未来发展的主要任务。     

基于生态位理论的城市自然-生产-社会系统耦合关系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城市自然-生产-社会系统各功能内部存在一定的交互作用机理,本研究从生态位视角出发,以广州市自然子系统、生产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为研究对象,探讨近十年广州城市内各功能系统生态位和交互作用的动态变化规律,结果显示:大气环境污染生态位、三产生态位、社会基础设施适宜度生态位对自然子系统、生产子系统、社会子系统贡献最大,明显高于其他指标;对耦合协调度的计算发现,耦合协调趋势在自然子系统、生产子系统、社会子系统6种不同贡献份额的情况下是一致的,表明耦合协调度趋势几乎未受到6类系数比例的影响;从2004年起,广州市3个子系统的交互关系日趋优化,逐渐从基本不协调发展为中级协调,耦合协调度整体表征为上升状态;城市复合系统内部作用规律的揭示,对系统优化提升及合理配比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在城市发展中的份额具有重要意义。     

环渤海地区土地利用效益综合测度及空间分异

土地利用的多功能性决定了土地利用效益的多样化。通过构建土地利用效益评价指标体系、效益测度指数与耦合协调发展度模型,探讨了环渤海地区县域土地利用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耦合格局及其协调发展特征。研究表明:环渤海地区土地利用效益的空间分异性与集聚性特征显著;经济社会中高值区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和内陆平原区,生态高值区以冀西北间山盆地、坝上高原和辽宁山地丘陵区为主;从土地利用效益耦合度类型看,环渤海地区磨合阶段区域数量最多,占研究区的63.9%,集中分布于冀中冀南和山东省;低度耦合、拮抗阶段的区域呈带状环绕环渤海北部地区;高度耦合区域呈现出散乱的点状空间分布格局;协调发展度指数显示,轻度失调区占据主导地位,其次是初级协调区域,滞后失调区域数量较少,分别占环渤海地区总面积的51.09%、31.76%和10.87%。通过划分土地利用类型区,制定差别化区域土地利用政策,加强区域土地管理与规划,建立健全区域利益协调与补偿机制,是今后统筹协调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生态效益的重要方向。     

新基建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时空耦合及影响因素

基于2013—2020年中国31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在测算出各省级行政单元新基建发展水平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程度的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出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并分析其时空演化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中国新基建发展水平、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程度及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均逐年升高,其增长幅度皆呈增加趋势;(2)新基建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高于中部和东北地区,西部地区最低;(3)新基建发展水平在省域之间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而区域协调发展程度及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在省域之间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4)影响新基建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时空耦合的主要因素是产业结构和城市化进程。本文对中国新基建发展水平、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程度及二者耦合协调度的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研判,期望为中国新基建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良性互动提供决策参考。     

中国区域PRED系统研究进展

在对区域PRED系统内涵理解的基础上,比较了它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异同。区域PRED系统是以区域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四个子系统的协调发展为目标,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宏观的概念,区域PRED系统的协调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而可持续发展是区域PRFD系统的协调发展最终目标。在对比分析了前人研究区域PRED系统的指标体系和量化方法,结合新疆的实际,对原先较适用于工业发达、环境污染严重的大中型城市的可持续度模型进行了改进。针对西部干旱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农牧业为主体的经济结构,将水资源总量和生态环境因子引入可持续度模型,分别替代模型中原有的资源消耗因子和环境质量因子。水资源总量是制约以农牧业为主的干旱区中小绿洲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因子．对于以农牧业为基础产业的干旱区域来说能源的需求远不及对水资源的需求．将水资源总量作为一个指标引入评价模型。同时生态环境变化引起的区域协调发展问题对干旱区尤为重要,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脆弱性成为制约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因子,是将生态环境引入可持续度模型中的原因。结果表明改进后的可持续度模型用于评价工业不发达、生态环境脆弱的西部干旱区所得结果与该地区的现实基本相符。     

陆海统筹背景下海岸带复合系统协调发展水平及影响机制研究——以温州市为例

陆海统筹是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战略,针对陆海统筹核心区域——海岸带地区开展协调发展水平评价对推动海岸带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从陆域和海域2个维度构建海岸带复合系统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模型,利用耦合协调度、信息熵和有序度模型对温州市海岸带复合系统协调发展状况进行评价,并探析海岸带开发对温州市海岸带复合系统协调发展水平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 陆域和海域子系统的发展指数总体呈现上升趋势,陆域子系统的高值区集中于温州主城区,低值区集中于温州中南部;陆域和海域子系统内部协调发展程度逐步上升,达到良好协调状态;海岸带复合系统耦合度接近甚至达到1,趋于良性共振耦合状态,耦合协调度也不断提升,达到良好协调状态。② 2010—2018年间海岸带复合系统信息熵逐步下降,有序度不断上升,协调发展趋势良好。③ 海岸带开发对海岸带复合系统协调发展水平的影响机制为提高陆海能源资源运输与利用能力、改变陆海生态环境、促进陆海产业集聚和加强子系统关联、推动陆海社会文化发展4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