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与伊朗贸易结构与潜力分析

“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伊朗是“一带一路”倡议的节点国家，研究中伊贸易结构与潜力不仅可以深化两国经贸合作，更有助于推动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往来。基于此，该文利用2010—2016年中伊双边贸易数据，结合比较优势指数、互补性指数以及劳伦斯指数，从多个角度深入分析两国贸易的结构；其次通过建立引力模型，评估中伊双边贸易潜力。研究结果表明：1）2010—2016年中国对伊朗出口贸易额增加48.01%，促使双边贸易逐渐趋于平衡；2）伊朗较好地发挥了对中贸易的互补优势，而中国未能发挥对伊贸易中石料等产品的互补优势；3）中伊双边贸易产品出口结构年际变化呈明显不规律性；4）中伊贸易潜力缩小16.89%，双边商品贸易发展空间有限，需要开拓新的贸易类型。研究认为未来中伊两国需要建立贸易应急备案，增强贸易互信，加大文化交流，借助“一带一路”平台实现创新驱动，寻求双边贸易新的增长点。     

“一带一路”国家粮食贸易网络空间格局及其演化机制

农产品贸易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经贸合作的重要内容,但现有贸易理论无法很好地解释“一带一路”国家间粮食贸易网络的格局演化。该文构建了一个四维菱形分析框架,并将社会网络分析与空间计量分析相结合,基于1993—2016年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分析了“一带一路”国家间粮食贸易网络的空间结构特征及其演化机制。结果表明：① “一带一路”国家间的粮食贸易网络密度不断提高,贸易关系和贸易强度不断加深,在全球粮食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呈波动上升态势,并出现明显的贸易俱乐部现象;② 该粮食贸易网络呈现由无核到多核再到重塑的演化历程;③ 中国与其他“一带一路”国家间的粮食贸易经历了从出口导向到进口导向的演化历程,“一带一路”倡议提高了中国在全球粮食贸易网络中的地位;④ “一带一路”国家间粮食贸易网络的演化是受资源禀赋、经济环境、文化认同和政治博弈4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各因素在不同阶段所起的作用不同;粮食贸易较其他贸易而言特色鲜明,其稳定性更强。研究结果对促进“一带一路”国家农业贸易的健康繁荣,建设开放包容的经济环境具有指导意义。     

“一带一路”技术贸易格局演化研究

论文利用2001—2015年国家(地区)间的知识产权贸易额,通过构建全球和“一带一路”技术贸易网络,从技术供给和技术销售层面刻画了“一带一路”技术贸易格局及其动态变化过程,研究发现：① 在“一带一路”内部技术贸易网络中,内部技术进口格局由独联体、中东欧地区主导向东亚地区主导转变,内部技术出口格局由西亚地区“一极主导”向东盟-西亚-东亚“三极主导”格局转变,“一带一路”在内部国家(地区)技术供给链中的地位非常低下,大量的技术需要从外部进口,但“一带一路”作为技术销售市场在内部国家(地区)技术销售链中的地位显著提升;② 在“一带一路”外部技术贸易网络中,外部技术进口格局由东盟向东亚更替,而外部技术出口格局始终由以新加坡为核心的东盟地区主导,“一带一路”在国际技术销售市场中的地位显著提升,但其在国际技术供给链中的地位十分低下;③ 从技术贸易类型上看,内流型国家(地区)占主导,大部分“一带一路”国家(地区)依赖内部技术贸易来实现技术互补,而高技术贸易额国家(地区)大多都为“两头在外”型,“一带一路”区域技术贸易网络尚未形成。     

2001~2013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网络分析

采用社会网络的分析方法分析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网络的基本特征以及贸易网络组团的结构变化,贸易网络的核心边缘及其演化情况,并在最后对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子贸易网络进行了核心边缘分析。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网络密度增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网络中的核心度在逐渐提高,在2013年已经成为最核心的国家,且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构成的子贸易网络中,中国也成为了最核心的国家。     

“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重庆与东盟国家贸易格局演变和影响因素分析

“贸易畅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重庆作为中国西部地区内陆开放高地，贸易发展优势明显。运用贸易强度指数和HM指数，分析2001—2017年重庆与东盟国家贸易格局和贸易依赖程度，并分析影响重庆与东盟国家贸易格局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重庆与东盟国家贸易联系紧密，增长速度快，贸易总额在“一带一路”沿线六大区域中始终保持领先地位；②马来西亚和泰国成为重庆与东盟国家中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越南、新加坡、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紧随其后，而与缅甸、柬埔寨、老挝和文莱的贸易总额较少；③在进口方面，形成以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为首的多元进口格局，泰国和越南进口伙伴地位上升。在出口方面，形成以马来西亚为首的多元出口新格局，越南出口地位下降；④在市场相互依赖程度方面，重庆出口对东盟国家特别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贸易市场的重要性程度上升，而对东盟国家市场依赖程度较小；⑤产业结构、贸易通道、文化交流和政策等是影响重庆与东盟国家贸易格局的重要影响因素。     

全球原油贸易网络视角下的亚洲溢价与中日印韩原油潜在竞争关系

随着全球原油贸易关系的复杂化和亚洲原油需求的上升,全球能源市场的“亚洲溢价”现象成为需要关注的议题。本文基于全球石油贸易网络复杂性视角,选取1993—2018年国际原油贸易数据进行样本数据考察,通过构建复杂网络模型和潜在竞争指数,对全球原油贸易网络中的亚洲溢价现象和中日印韩四国潜在竞争力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全球原油贸易集团分化交融,中日印韩呈现出贸易集团化的趋势。从全球原油贸易网络指标来看,中日印韩四国在全球原油贸易网络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升,有力推动了全球原油消费中心向亚太地区转移。潜在竞争指数表明,中国与日本、印度、韩国的潜在原油竞争关系呈现出不同特征,中日表现出“先强后弱”的特点,而中印、中韩表现为整体持续增强的特征。     

贸易保护如何改变中国光伏出口目的国格局?

以欧美对中国光伏反倾销、反补贴（“双反”）事件为例,使用网络分析研究2009—2015年世界光伏贸易格局,以Logit模型探讨2009—2011年和2011—2013年中国210个地级市与175个目的国的光伏贸易演变。结果表明,“双反”后中国与欧美贸易量急剧下降,与非“双反”国家贸易量有所提升,主要目的国从德国、荷兰、意大利和美国转向日本、韩国、印度和新加坡。政策激励促进光伏出口,且“双反”后政策效力增强。出口关联显著提升正常贸易环境下出口增长,“双反”后则为负向作用。加工贸易比重高的区域受到贸易保护冲击更为严重。市场多元化不能缓冲“双反”冲击,目的国中心性高有利于建立稳健贸易联系。政策激励在光伏贸易中作用突出,减少直接补贴,增加创新奖励是政策优化方向。     

基于脱钩视角的中国与其他G20国家贸易关系时空演变

基于2001—2019年中国与其他G20国家贸易数据分析双边贸易格局演变,利用贸易强度指数和HM指数剖析双边贸易相互依赖程度,利用脱钩模型和追赶脱钩模型分析中国与其他G20国家贸易脱钩态势。研究表明：(1)中国与其他G20国家呈非对称贸易相互依赖,中国对其他G20国家贸易强度大于其他G20国家对中国贸易强度,而其他G20国家对中国的市场依赖度更高;(2)中国与其他G20国家贸易脱钩关系从弱负脱钩转变为扩张性负脱钩,贸易敏感性先降后增,经历了弱负脱钩、扩张性负脱钩、相对脱钩Ⅰ、扩张性负脱钩4个演变阶段;(3)美韩实现对日本的绝对追赶,大部分国家实现对日本和沙特阿拉伯的相对追赶,中国与其他G20国家经贸关系长期上趋于负脱钩。中国与其他G20国家经贸关系“相对脱钩”是客观存在的,但并不会“全面脱钩”。中国应当深化同贸易脱钩国家的低敏感性领域合作,挖掘同贸易连接国家的合作潜力,积极构建以“互动关系与依赖关系调整”为核心的“脱钩”话语体系。     

中国崛起与世界贸易网络演化：1980—2018年

随着网络分析方法的发展,利用社团检测和社交网络分析研究世界贸易网络成为当前重要的前沿问题。但目前国内外的研究多为短期尺度,中长期尺度研究亟需更新。当前世界经济发展不确定性要素增多,“一带一路”建设正进入深耕细作的阶段,分析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局势的转变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更替的长尺度变化,有利于揭示世界贸易网络的中长期演变趋势,并为中国“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历史启示。论文主要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贸易方向统计数据库(DOTS),首先总结了1980—2018年世界贸易发展3大历史阶段的基本特征,然后研究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世界贸易网络中组团及国家地位的演变。研究发现：① 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变化和技术进步对世界贸易网络影响深远。20世纪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由福特制向后福特制的转变、新自由主义的推广、数字技术的大规模发展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对全球贸易空间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的崛起是全球贸易网络变化重要的力量。② 从Top1贸易网络上看,世界贸易格局呈现出“稳中有变”的演化趋势。世界贸易网络中,欧洲部分的德国、法国和俄罗斯组团相对稳定,而英国和意大利组团地位不断下降;美国主导了亚太部分,澳大利亚组团较为稳定,日本组团地位下降。③ 印度、巴西和南非等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导致世界经济和贸易格局的重大变化,这些国家近年来成为了新兴的区域性贸易中心。④ 随着经济高速发展,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迅速上升,成为了超过美国的世界贸易组团核心。最后,简要讨论了中长期尺度贸易网络研究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历史启示。     

“一带一路”商品贸易网络的社团结构及其经济收敛效应研究

采用社团检测方法探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商品贸易网络社团动态演化特征,利用2003~2017年沿线各国面板数据,结合新古典增长理论构建β收敛模型,分析社团内部经济收敛状况,探讨贸易网络社团内部联系对缩小各国经济发展差异的效应。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商品贸易网络密度不断增强,形成跨区域联系的贸易合作体系;“一带一路”商品贸易网络社团演化较为稳定,2013年后东南亚-西亚社团国家数量突增;欧洲国家内部联系紧密,形成区域性贸易合作体系,仍为“一带一路”贸易网络的弱影响区;国家之间的贸易联系对缩小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全时段内,沿线各国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的收敛趋势;世界金融危机有利于加快社团内部收敛速度,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社团内部收敛速度显著高于整体贸易网络收敛速度,以中国为核心的东南亚-西亚社团在三个时段内均呈现出收敛趋势。     

全球数字贸易网络结构演化及影响因素分析

世界经济正处在新旧动能的转换期,数字贸易成为当前经济结构转型的典型特征。本文利用OECD数据库中2008—2019年的贸易数据,筛选出6类数字化程度高的行业,从网络结构和影响因素两方面探究了全球数字贸易结构的演化态势。研究发现：(1)全球数字贸易格局空间分布不均衡,主要的贸易节点和贸易联系都分布在西半球和北半球,“美日欧”作为全球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的引领者,在全球数字贸易网络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2)不同行业数字贸易网络的结构和紧密程度有一定差异,但除金融服务的贸易网络为多中心结构外,其他行业的贸易网络均呈现以美国为核心的单中心结构,中国在6类行业的数字贸易网络中均处于外围位置。(3)信息通信技术、对外开放水平、互联网普及程度、相同收入水平、共同货币、共同语言及区域贸易协定均对促进双边贸易流量的提升有积极作用,接壤关系仅在早期有利于贸易流量的提升,宗教文化对数字贸易并无显著影响,而地理距离对开展数字贸易仍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打破了“距离已死”的说法。本研究旨在探讨全球数字贸易发展的空间分布及演化,以期增强中国在全球数字贸易网络的辐射能力,寻求竞争优势。     

话说澳门

澳门原是隶属于广东香山县的一个渔村,１６世纪３０年代开始成为对外贸易港口岸。作为贸易港口,这里初时只许外国船临时停伯,不许商人上岸居住。远涉重洋来亚洲贸易的西方商人,极欲在亚洲寻找一个长期停留口岸,澳门成为他们尝试的目标。１５５３年（明嘉靖二十三年）葡萄牙人借口船只在澳门附近触礁,需借地晾晒受潮货物,当时的海道副使汪柏受贿后默许了他们的请求,葡萄牙人达到了在澳门登陆进行贸易的目的后,澳门便成为葡萄牙商人的“暂时栖泊所”。由船上到陆地的初期,葡萄牙人只能在帐篷或山洞中栖身,为了达到长期居留的目的,…     

“一带一路”贸易网络连通性演化

贸易畅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和核心环节。基于“一带一路”贸易网络数据库，论文综合集成组团识别、核心—边缘轮廓、视差滤波等网络中尺度分析方法，构建探索贸易网络连通性的分析框架，从节点和连边双维度揭示“一带一路”贸易网络的时空格局、拓扑关系以及连通性演化，以期能为新时期“一带一路”框架下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参考。研究发现：(1)“一带一路”贸易网络联系持续增加、网络密度不断提升、贸易规模分布空间异质性突出，逐步形成了联系日益紧密、层级结构明显、空间上非均衡分布的贸易网络格局；(2)“一带一路”贸易网络形成了5个贸易组团，组团结构存在地理邻近效应，地理距离在全球及区域尺度的国际贸易分工体系演化中依然扮演着重要角色；(3)“一带一路”贸易网络的核心—边缘结构正在经历结构性调整，核心结构和边缘结构呈现出明显分化，极化效应凸显；(4)“一带一路”贸易骨干结构不断拓展和丰富，呈现出向核心国家集聚的变化趋势，形成了以中国为绝对核心，印度、俄罗斯和土耳其为次核心的骨干网络格局。研究结果对于理解“一带一路”贸易网络结构、优化贸易发展格局以及提升贸易网络韧性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结构演化及影响因素

为清晰刻画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体系变迁,本文利用世界银行以及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中2000—2017年高科技产品贸易数据,从产品结构、网络结构和影响因素3个方面探讨了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结构的演化态势。研究发现：① 产品结构上,以电信设备为主的电子通讯产品主导全球高科技贸易发展,但在国家尺度上,化学产品和武器产品是大部分国家（地区）的进口依赖产品或出口优势产品;② 拓扑结构上,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网络持续扩张,联系紧密,是一典型的“小世界”网络,并发育出稳定的“核心—边缘”式的等级层次结构;③ 空间结构上,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格局呈现出由欧洲—北美主导向由东亚主导转变,贸易最大国也由美国转变为中国,网络空间结构也呈现出由以美国为核心的“双拱”格局向以中国为核心的“多拱”格局转变,但美国依然在多种高科技产品贸易网络中占据核心地位;④ 影响因素上,贸易规模、经济邻近性和文化邻近性对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网络演化皆具有一定的正向作用,地理距离对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网络的演化起到明显的负向作用。     

“一带一路”绿色贸易合作与竞争格局研究

绿色贸易是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任务。通过选取UN Comtrade 2005—2017年中国与沿线64国APEC环境产品清单中54类环境产品贸易数据,运用产业内贸易指数和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定量研究环境产品贸易竞合关系状况,分析之前格局,基于现有格局,完善未来布局,进而提高域内绿色贸易整体水平。研究发现：“一带一路”绿色贸易总体保持增长趋势,但发展水平、空间分布和进出口之间比较不平衡;进口产品结构相对集中,出口产品结构相对均衡;整体表现为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并存的特征,以合作格局为主,竞争格局为辅;“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绿色贸易增长从主要源于产业间贸易向产业内贸易转变。建议在东南亚地区开展错位合作,主要进行技术研发合作,重点布局新兴绿色产业;在其他地区开展整体合作,主要进行产业规划转移,分层次、分国家、分时段布局传统绿色产业,构建绿色产业生产网络;加快出台“一带一路”环境产品名录,提高绿色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     

“冰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贸易网络结构特征分析

“冰上丝绸之路”倡议为沿线国家贸易发展提供了机遇,可加速经济要素跨国流动,促进全球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基于2019年37个“冰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贸易数据,运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研究37个“冰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贸易网络的拓扑结构特征、贸易社团及节点中心性的地理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1）贸易网络具有良好的互通性和扩散性,且具有小世界特征和无标度性质,两极分化较为显著;2）贸易网络呈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圈层结构特征,德国、中国、美国、荷兰处于核心圈层,是贸易网络的枢纽;3）贸易网络可划分为1个北美社团、1个以东亚国家为主的社团和3个以欧洲国家为主的社团,其空间分布表现出连续性特征,各社团内部贸易联系密切,中国是所属社团的核心;4）贸易网络呈现出枢纽辐射式和全连通式共存的结构,强度中心性呈嵌入式的单元格局,接近中心性呈集中连片区块状分布特征,中介中心性的极化现象较为明显。     

中国高端技术产品出口效率的空间集聚及影响因素

通过构建“多投入-多产出”出口效率测度模型,探讨了2001—2019年中国对49个主要贸易伙伴高端技术产品出口效率的时空分异特征及驱动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国高端技术产品出口效率整体呈增长趋势,国别间差距逐渐缩小。② 中国高端技术产品出口效率的空间格局明显存在空间集聚特征,高-高型国家集聚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并向西蔓延,而低-低型国家分布范围逐年缩小。③ 双边贸易关系对中国高端技术产品出口效率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中国对贸易互竞国家高端技术产品的出口效率要比其对贸易互补国家的出口效率低0.017%,而对贸易互竞国家的邻近国高端技术产品出口效率要比其对贸易互补国家的邻近国出口效率高0.088%。④ 管制性制度差异对出口效率存在直接促进作用,而经济自由度差异对出口效率整体上有阻滞（负溢出）作用。     

“组织-贸易”视角下全球能源治理网络的基本结构及其边界重构

全球能源治理是当前能源话语权塑造的重要形式,其本质是能源利益主体间围绕多元能源议题而构建的关系网络。在以往相关研究中,各能源组织的架构、功能、绩效以及所产生的复杂影响占据了主要内容,而对于全球能源治理的整体结构以及内部关系却未能有进一步探索。本研究认为,能源组织与实际贸易存在交互关系,将二者相结合来进一步呈现和解释全球能源治理架构是有必要的。基于此,本研究以2019年为时间节点,收集主要能源组织的属性数据与各国之间的石油和天然气贸易数据,将国家间在能源治理组织的常态化合作关系与实际发生的能源贸易关系作为分析基础;并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构建全球能源治理网络,探析其基本结构以及出现的“边界重构”现象。研究发现：(1)能源组织网络与能源贸易网络存在显著的结构性差异,在两种网络对比中,美国与俄罗斯均占据主导地位。(2)中国已经成为能源贸易大国,但在全球能源组织合作中不具优势,与传统能源利益集团之间缺乏正式的治理合作。(3)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呈现出典型的“核心-边缘”结构,主要被划分为欧盟以及亚太-北美“社区”,其中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占据“核心”地位;而以单一能源输出为主导功能的出...     

亚洲新兴经济体服务贸易竞争力比较研究——基于亚洲“四小龙”服务贸易数据分析

本文采用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常用评价指标体系,对亚洲新兴经济体一亚洲“四小龙”的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表明：中国香港的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最强,优势部门为运输和金融;新加坡服务贸易发展最为迅速;中国台湾和韩国服务贸易处于较低水平,但韩国的政府服务遥遥领先,建筑业已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在此基础上,提出应加强亚洲“四小龙”的服务贸易合作,形成优势互补,提高国际竞争力。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绿色贸易格局的时空演变

绿色贸易是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延伸绿色产业链、引导绿色投资方向以及优化绿色产业布局等方面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基于有序聚类、中心度、贸易竞合关系等方法与模型，对2000—2019年“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绿色贸易的地位及时空变化以及中国与域内国家绿色贸易竞争合作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从地位和空间结构来看，2000—2019年沿线国家绿色贸易地位在世界范围内有显著改善，区域绿色贸易的“多核心”空间结构进一步增强，东南亚一直处于“核心”梯队的主体地位。(2)从中国与沿线国家绿色贸易关系来看，中国长时期处于逆差状态，虽然竞争优势呈现逐年提升的趋势，但仍然较弱；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绿色贸易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产品结构逐步趋向更加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