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2010年广州人口空间分布变动与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演化测度

基于广州市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中的常住人口数据,运用空间分析法、单中心密度模型和多中心密度模型分析法对广州市人口空间分布和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研究时段内广州人口空间动态变化表现为“内圈层（近郊区）快速增长、外圈层慢速增长、核心圈层（核心区）和外圈低速增长”,核心圈层的人口继续增长并向四周扩散,表明广州人口变动的郊区化现象明显,已呈现多中心特征,由2000年的“1个中心（人民公园）2个次中心（白云区的新景街和海珠区的凤阳街）”演变至2010年的“1个中心（人民公园）4个次中心（白云区的同德街、海珠区的凤阳街、天河区的棠下街和沙河街）”,次中心的人口集聚功能逐渐增强,对城市人口分布影响逐渐增大。     

北京都市区人口—就业分布与空间结构演化

本研究应用非参数计量方法,实证刻画北京都市区人口—就业空间分布演化,揭示在快速城市化和城市增长背景下,北京都市区空间结构特征及发展趋势。研究发现,北京都市区人口和就业分布都呈现多中心空间结构。20 世纪80 年代以来,随着人口郊区化,北京都市区人口次中心数量不断增加,并由近郊向远郊扩展,人口分布呈现明显的分散化和多中心化趋势,但人口分散的空间范围还比较有限。与人口的分散化趋势不同,2004-2008 年,北京都市区就业仍呈现向心集聚的趋势,造成远郊就业次中心的影响不断被弱化,都市区空间结构的多中心性有所降低。这说明北京都市区的单中心或强中心结构可能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且人口的分散化和就业的向心集聚导致宏观面上人口—就业的空间失衡。北京都市区多中心空间结构的形成,需要强化郊区次中心的集聚能力,同时注重人口—就业的平衡布局,这是未来北京都市区空间结构调整的重点。     

基于社会属性的北京市居民居住与就业空间集聚特征

制度转型期,中国城市居民社会空间发生了新的变化,居民居住和就业空间组织也变得更为复杂,并引起了广泛关注。基于2010 年问卷调查数据,采用缓冲区、最近邻层次聚类和Ripley K函数等空间分析方法对北京城市不同社会属性居民的居住和就业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① 总体上,北京城市居民居住和就业空间圈层分异明显。在各圈层内部,不同人群的居住和就业空间分布比例亦存在相对差异;职住空间错位程度表明距市中心15 km左右是城市就业功能和居住功能主导地位转化的分界线;职住平衡度整体上呈现出由内圈层到外圈层递减的趋势,但高收入阶层和年轻白领的职住平衡度相对较低。② 不同人群居住与就业空间集聚特征存在明显差异。一般平民居住和就业均呈散点状集聚;年轻打工族居住和就业集聚区域紧邻,主要集聚在四环以内的城市东部区域;高收入阶层居住呈现“小集中、大分散”集聚特征,就业集聚区多集中在四环以内的城市东部和西北部区域;年轻白领居住集聚区呈现城市西部条带状和东部散点状相结合特征,就业集聚区主要在中关村和CBD为中心的两条轴状区域。③ 不同人群居住和就业空间集聚的尺度特征较为相似,呈现随距离增加“先增后减”变化趋势,但距离阈值存在差异。表现为高收入群体居住空间可选范围较小,一般平民就业空间可选范围较小,而年轻白领居住和就业空间可选范围均较大。     

重庆市主城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空间格局演化与区位选择

基于重庆市工商企业注册数据,利用核密度分析、多距离空间聚类等空间分析方法,分析了重庆市主城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2002—2017年的空间格局演化特征,并借助Tobit模型探讨其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从现状分布看,距离城市中心4~12 km的城市中间圈层是重庆市主城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分布的主要空间,并呈“双峰”圈层分布特征,空间分布表现为“一主两次”多中心格局,集聚特征显著。2）2002—2017年,企业分布出现郊区化现象的同时大量向距离城市中心6~8 km范围集中,圈层分布由“双峰”结构向“单峰”结构转变,空间格局由单中心分布演变为“一主两次”多中心格局,集聚强度与规模持续提高。3）产业集聚因素对重庆市主城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的区位选择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相关区位条件和市内交通因素的影响,对外交通和空间政策因素在企业区位选择中的作用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兰州市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化及驱动因子识别

作为带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和防止城市产业空心化的“压舱石”,制造业空间演化特征和驱动因素识别对优化城市产业空间布局、合理配置资源具有重要意义。基于1990—2020年微观企业数据,采用核密度、空间自相关分析、地理探测器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等方法探究兰州市制造业空间演化特征及驱动因子。结果表明：(1)从空间结构来看,由城关区和西固区组成的“双中心”逐步向中心城区和郊区构成的“多中心集聚、轴向连片发展”演进,呈现出明显的郊区化趋势。(2)从集聚特征来看,兰州市制造业具有显著的集聚特征,开发区、新城区、国家级新区是不同时期制造业集聚的主要载体,可以说三代“新区”重塑了制造业的经济地理格局。(3)从驱动因子来看,政策因素、地价因素、交通因素以及集聚经济是制造业企业空间分布的主要驱动因子,其中以国家级新区、开发区表征的政策因素空间异质性较为显著,而以企业数量表征的集聚经济空间异质性相对稳定。     

南京都市区就业空间结构与区位模式演变研究

就业空间是城市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映射出城市经济与社会现象的多样性。论文采用经验贝叶斯克里金、非参数局部加权回归、多中心密度函数等方法综合刻画南京都市区就业空间结构特征,并从就业结构化分散、就业中心增长转型、就业异质性集聚与土地混合利用3个方面剖析其就业区位模式特征。研究发现：① 南京都市区就业郊区化与多中心化并存,“分散化集聚”的结构性特征显著;② 就业中心决定着就业空间的整体结构与密度分布,然而城市中心影响力开始减弱而次中心则逐渐增强;③ 就业中心出现增长转型,服务化转向与高技能化趋势明显;④ 就业分布呈现异质性集聚模式且与混合土地利用存在正向关联;⑤ 城市就业空间格局演变是自组织与他组织2种力量、市场行为与政府行为2种机制相互作用的结果,集聚经济、城市规划、土地市场开发等均是重要的影响因子。     

乌鲁木齐市制造业时空格局演化

基于2004年、2008年和2013年三次经济普查数据,采用基尼系数、热点分析法、核密度分析法等对乌鲁木齐市三年制造业企业的集聚程度、分布特征和演变过程进行了系统研究,并探讨了乌鲁木齐市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变的动力机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2004年~2013年,乌鲁木齐市制造业企业集聚程度逐渐加强,各产业类型的集聚程度表现为:高新技术产业机械设备产业基础型产业都市型产业;(2)乌鲁木齐市制造业企业区位逐渐从中心城区向距离市中心较远的东北和西北方向扩散,中心集聚程度逐渐减弱,分布范围不断扩大。在中心集聚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城市郊区次中心,多核心制造业空间结构模式逐渐形成;(3)2004年~2013年,都市型产业以向心集聚为主,并带有向外扩散的趋势;高新技术产业多年来主要集中于中心城区,区位变化并不明显;机械设备产业和基础型产业的区位变化明显,从中心城区逐渐向近郊区和远郊区扩散和迁移,是制造业空间格局形成和演变的主要行业动力;(4)乌鲁木齐市制造业企业的空间格局演化是市场经济与政府调控共同作用的结果。     

北京市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化及影响因子分析

制造业的空间扩散是推动城市空间结构呈现多极化、多中心地域系统的主要驱动力, 对制造业区位变迁及影响因素的研究是认识城市空间重构机制的微观基础。本研究基于北京市1996、2001、2010 年制造业企业数据, 以邮政编码区为空间单元, 刻画了北京市制造业空间集聚格局及演化特征。采用计量模型, 检验了导致北京制造业空间重构的主要区位因子, 对比了这些影响因子作用强度随时间的变化以及在制造业行业间的差异。结果表明, 北京市的制造业在中心城区的集聚度明显减弱, 呈显著的郊区化集聚;主要集聚区位于距市中心半径为15~35 km的空间范围内, 总体空间格局呈现出大都市区尺度上的扩散以及产业园区尺度的再集聚特征。计量模型计算结果显示, 区位通达度、集聚经济、科技园区规划与政策引导是北京制造业总体空间格局演化的主要驱动因素, 但不同区位因子的作用强度存在行业间差异。本研究揭示了北京市的制造业空间重组机制是政府规划引导下的市场经济作用机制。认识到城市经济活动空间重组中市场与政府的交互作用机理, 有助于决策者对转型期大都市区制造业空间集聚和扩散格局进行更加有效地引导, 以优化大都市区的空间结构与功能体系。     

珠三角地区先进制造业布局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2004—2018年4次经济普查年鉴中区县尺度的就业人员数据,采用密度、增长率、锡尔指数和全局莫兰指数,探讨珠三角地区区域、城市和区县层面先进制造业布局时空演变特征。研究发现：1）环珠江口地区和东岸密度相对于外围地区和西岸较高,但增速相近,2014—2018年为负增长。2) 9城市密度高低依次为：深圳>东莞>中山>佛山>珠海>广州>惠州>江门>肇庆;增速快慢依次为：肇庆>惠州>深圳>佛山>珠海>中山>东莞>广州>江门,2014—2018年深圳、佛山、中山、东莞、广州为负增长。3）空间分布由“核心-多层边缘”演变为“核心-多次核心-多层边缘”;广州和深圳密度分布出现郊区化;区县密度越来越高但增速越来越慢,2014—2018年84%区县为负增长;空间分布相关程度高但呈下降趋势;集聚程度中等偏上且呈上升趋势。区域和城市的政府鼓励政策、区位优势和港口优势的城市特性、集聚经济的企业特性,促进先进制造业集聚程度增强、密度增加、空间分布相关程度高以及多次核心出现;数字化和环境规制的政府优化政策、溢出效...     

上海纺织服装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化及机制

纺织服装制造业作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传统产业,其在城市内部的空间分布格局正呈现出新的特征。基于微观企业数据,运用圈层分析、热点分析和核密度估计方法,探究上海大都市区纺织服装制造业空间格局形成及演化规律。结果表明：1）上海纺织服装制造业企业布局的郊区化趋势明显,布局热点区从中心城区及近郊区向远郊区转移。2）境外、合资企业主要分布在近郊区,且空间位置变化不明显,相对前两者,在远郊区内资企业布局强度显著提升;大型企业主要分布在城市中心区东北部,以及交通便捷的近郊区和地方中心区,中型企业在分布范围和郊区分布的强度上均大于大型企业,小微型企业在远郊区分布密度趋于增强,且明显高于大中型企业。3）格局演化的主要影响机制包括：历史积淀、区位条件变迁、金融危机和政策调控、规划引导。     

武汉城市群的空间整合与产业合理化组织

城市群形成与发展过程就是其空间结构优化与整合的演变过程,也是产业不断重组和优化的过程。武汉城市群处在中国"中部之中"的经济腹地,是中国东西部产业梯度转移的桥梁和纽带,也是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本文在分析武汉城市群建设战略地位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生态型城市群的总体思路,发展方向与建设重点;提出了武汉城市群空间整合的由"一核、两环、两带、四轴"组成的点轴结构方案,由"核心圈、紧密圈、辐射圈"组成的圈层结构方案,由黄-鄂-黄东部组团、仙-潜-天西部组团、孝-汉-应西北部组团和咸-赤-嘉南部组团组成的组团结构方案和由"一主一副七节点"组成的形态结构方案;提出了延伸10大优势产业链,建设具有区际意义的15个产业集群和7大特色产业带的产业发展与布局思路,提出了武汉城市群九大城市之间产业合理分工与协作方案。本研究对武汉城市群的建设与发展、对湖北省和中部崛起等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     

美国城市郊区化及对策对中国城市节约增长的启示

城市的空间发展中一直同时存在着向心集聚和离心扩散两个过程,郊区化是城市中心区离心扩散力量超过向心集聚力量的一种空间表现形式,能有效缓解大城市因规模扩大而带来的人口密集、交通拥挤等现象;但同时也会产生土地资源浪费、生态环境破坏、阶层分化隔离以及内城衰退等负面影响。美国的城市郊区化现象最为典型,在应对郊区化问题,如怎样有序的建设和管理以及处理好建设和保护的关系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然而,由于土地所有制和城市化阶段的不同,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郊区化呈现出不同特点。中国目前正处于快速城市化时期,由于GDP导向下的城市空间跨越式发展使得一些大城市已出现郊区化现象,导致"外溢—回波"效应突出等问题。通过对中﹑美城市郊区化现象进行比较分析,同时借鉴美国在有效发挥郊区化作用和解决郊区化造成的问题方面的先进经验,并基于城市节约增长的视角,研究如何提高城市空间增长的效率,希望在先进理念、管理技术以及协调政府和市场职能作用方面对城市发展做出有效的把握和引导。     

北京市就业密度分布的空间特征

本文分析了2008年北京市就业密度空间分布的现状结构,并运用非参数局部回归的方法模拟了2004年和2008年北京市的就业密度陆线,进而分析北京市就业密度分布的空间特征。研究表明：从就业密度的角度,2004年～2008年间,在城市规划的引导作用下,尽管城市单中心结构仍然突出,经济空间结构已经开始出现多中心发展的雏形。其中...     

广州市人口郊区化研究--兼与北京、上海的比较

利用第三、四、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对广州市人口的空间分布变动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结果表明自1980年以来,广州一直处于城市化和郊区化并存的阶段,一方面,大量外来人口的进入使都市区的总人口急剧增加;另一方面,从1990年起中心城区的人口出现较明显的郊区化现象。但与北京、上海相比,广州人口郊区化进程显得较为迟缓,其主要原因是自然条件的限制、行政区划的制约和城市空间发展政策的影响。     

转型时期广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析

通过构建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综合公平指数模型,借助三维模拟及GIS空间自相关技术,探讨了广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格局、公平性特征及其形成机制.结果表明:广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呈核心-边缘格局,区域供给规模差异大且与人口分布不相协调,区际及不同类型设施的空间聚集水平差异显著;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综合公平...     

大连市文化企业的空间分布变化与区位影响因素

基于大连市2000年、2008年和2016年文化企业数据,以街道为空间尺度,运用全局自相关、热点区分析、负二项回归模型等方法探究大连市文化企业空间分布变化与区位影响因素。结果发现:① 大连市文化企业空间布局整体呈现明显的“市中心”偏好,2000-2016年文化企业空间扩散现象明显,但核心城区的集聚程度却不断提高,最终呈现出“两心一带”的分布格局。② 大连市的南部地区一直是全市文化企业的热点地区,表现出明显的圈层特性。在研究时段内热点区域面积减少,但是热点集聚中心的位置没有发生变化。③ 生产型文化企业仍高度集聚于传统中心城区,消费型文化企业则向城区边缘和新区扩散,形成多中心集聚的分布格局。④ 在街道空间尺度下,区位要素和集聚要素对文化企业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政策要素的影响不显著。与消费型文化企业相比,生产型文化企业对集聚效益、文化资源和商务环境等因素更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