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联视角下兰州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分布及区位选择比较

基于微观企业数据从关联性视角对兰州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分布特征和模式进行分析,进而探讨其区位选择因素的异同。研究表明：①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空间布局均呈现出以主城区为主体、外围局部地区为补充的“中心-外围”空间格局,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主要集中在河谷地带的主城区,制造业集聚区则呈现出明显的郊区化趋势,二者在空间上存在关联的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可分性。② 生产性服务业形成了以城市中心区和郊区国家级新区及卫星城镇为多元空间载体的“紧凑型-中心性”模式,制造业则形成了以国家级新区和产业园区为空间载体的“离散型-郊区化”模式。③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企业的区位选择需在产业环境、要素禀赋以及政策导向方面进行权衡,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较为关注区域整体发展氛围,制造业企业则更注重自然因素、区位历史和产业政策的影响。④ 传统型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区位选择受到地方化经济、区位资源禀赋的影响最为显著,现代型和高端型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则更容易受到政策的导引从而形成空间集聚;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主要依附在劳动力资源较为丰富且交通便利的地区,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企业倾向于具有产业政策优势及土地成本优势的开发区和新区布局,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企业受成本要素的制约较小且更加注重集聚经济的外部效用。     

面向转型升级发展的开发区主导产业分布及其空间集聚研究

国际与国内发展环境双重变革下,开发区“二次创业”乃至“三次创业”的呼声不断高涨。为此,有必要重新审视开发区的主导产业分布、集聚及其影响因素,以促进其转型升级发展。以国家级经济产业开发区为例,在系统梳理中国219家国家级经开区主导产业基础上,采用核密度分析法与Ripley's K函数可视化其空间分布格局与空间集聚状态;并面向转型发展与产业升级,采用GWR方法探讨影响技术密集型产业分布与集聚的主要因素及其空间异质性。研究表明：① 国家级经开区主导产业以制造业为主,产业空间集聚存在尺度分异与空间衰减特征。② 从产业组织来看,以单一/双要素密集的主导产业组织模式为主。③ 开发区自身条件对技术密集型产业集聚的促进效果相对有限;城市对开发区产业集聚的支撑作用与城市固定资产投资强度存在一定的反向联系;开发区参与全球化的深度,尤其是利用国际资本的能力与技术密集型产业集聚具有较强关联性。面向转型升级发展,开发区自身应持续改革,主动探索;同时要处理好两个“资本关系”,即开发区与所在城市固定资产投资以及与国际资本的关系。     

兰州市主城区房价分异及驱动因素研究

以2021年兰州市主城区678个居住小区房价数据为基础,引入地理场模型量化影响房价的外部因素,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等模型对房价分异的空间格局及驱动因素的作用机理、带宽差异展开研究,以期为推动河谷型城市房产市场的公平发展提供参考。结果表明：（1） 兰州市主城区平均房价为13739元·m^-2,空间上呈现“一主三副”的带状多中心组团式分布格局,房价由多中心向四周递减,价格相似的小区在地理空间上邻近分布,具有“小集中、大分散”的局部空间特征。（2） 房价分异是多种驱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区位特征中的主商圈对房价的影响居于首位,建筑特征中的房龄、容积率和邻里特征中的中学数量、绿化率等对房价的影响较大,城市地理特征对房价具有显著影响,愈靠近黄河的小区、房价越高。（3） 各驱动因素的带宽差异明显,主商圈、医院等小尺度变量存在高度空间异质性,而容积率、黄河等全局变量基本不存在空间异质性。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数字技术应用业时空演化特征及驱动因素

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重要表现,将数字技术应用业的区位及驱动因素纳入其研究框架对成渝双圈实现产业数字化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成渝双圈2014—2023年4 348家数字技术应用企业样本,运用平均最近邻指数、核密度估计、标准差椭圆及多距离空间聚类分析等方法,刻画成渝双圈数字技术应用业的时空格局演化特征,采用地理探测器探究各类要素对成渝双圈数字技术应用业集聚发展的驱动作用。研究发现：(1)成渝双圈数字技术应用企业数量逐年增加,小型规模的企业数量增加最多,其次为微型、中型和大型企业。企业分布覆盖范围连年扩大,呈现“中心城区集聚,周边梯度扩散”的空间分布特征,总体分布与产业园区和高等院校的地理格局高度契合。(2)集聚水平总体上升,呈现“东（略偏南）-西（略偏北）”的空间演化态势,由“单中心主导”过渡到“双中心辐射”,逐渐演化为“多中心扩散”。(3)在分别以成都、重庆中心城区为中心和成渝双中心的观测尺度上,数字技术应用业集聚峰值分别为30 km、4 km和50 km,集聚最优值分别为270 km、130 km和360 km。(4)经济基础、市场潜力和政策保障因素驱...     

中国电子竞技产业地理集聚特征及影响因素

基于2003—2016年电子竞技企业数据,运用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空间自相关分析和空间面板计量经济学模型的方法,对中国电子竞技产业地理集聚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研究表明：① 中国电竞产业发展经历从“非法”到“合法化”的曲折历程,阶段性特征明显,可分为“波动发展-蓄力扩散-集中爆发”3个阶段。② 电竞产业发展存在空间依赖性,产业集聚空间存在2级集聚中心,集聚模式经历了从“双核”到“单核”的结构演变。随着时间的推移,电竞产业向中南、华南地区集聚的趋势愈加明显,粤港澳大湾区的集聚程度最高。③ 实证研究表明经济水平、产业结构、人力资源、政府政策、创新环境、经济外向度、用户规模是影响电竞产业集聚的主要因素。     

山东省限制开发区产业生态化时空分异特征与驱动因素

研究山东省限制开发区产业生态化时空演化格局及其作用机理对全面推动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具有现实意义.基于产业生态化内涵,从产业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视角构建山东省限制开发区产业生态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耦合协调度、空间自相关分析、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产业生态化时空分异特征与驱动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2006-2017年山东省限制开发区产业生态化水平呈"M"形演变趋势,产业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间的交互作用机制并不稳定,从阶段划分而言,产业生态化仍处于初级发展时期;2)限制开发区产业生态化空间分异特征显著,各县域之间存在较明显的空间集聚现象;3)经济发展水平、外商投资与政府调控是高作用驱动因子,因子交互作用解释力度远高于单一因子,反映山东省限制开发区产业生态化时空分异特征是多种影响因素交互作用的综合表现.     

北京市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化及影响因子分析

制造业的空间扩散是推动城市空间结构呈现多极化、多中心地域系统的主要驱动力, 对制造业区位变迁及影响因素的研究是认识城市空间重构机制的微观基础。本研究基于北京市1996、2001、2010 年制造业企业数据, 以邮政编码区为空间单元, 刻画了北京市制造业空间集聚格局及演化特征。采用计量模型, 检验了导致北京制造业空间重构的主要区位因子, 对比了这些影响因子作用强度随时间的变化以及在制造业行业间的差异。结果表明, 北京市的制造业在中心城区的集聚度明显减弱, 呈显著的郊区化集聚;主要集聚区位于距市中心半径为15~35 km的空间范围内, 总体空间格局呈现出大都市区尺度上的扩散以及产业园区尺度的再集聚特征。计量模型计算结果显示, 区位通达度、集聚经济、科技园区规划与政策引导是北京制造业总体空间格局演化的主要驱动因素, 但不同区位因子的作用强度存在行业间差异。本研究揭示了北京市的制造业空间重组机制是政府规划引导下的市场经济作用机制。认识到城市经济活动空间重组中市场与政府的交互作用机理, 有助于决策者对转型期大都市区制造业空间集聚和扩散格局进行更加有效地引导, 以优化大都市区的空间结构与功能体系。     

中国西部地区开发区及产业时空变化特征

通过收集中国西部12省份的714个开发区基础数据,采用最邻近距离、核密度分析法以及地理空间分析法,对1993—2015年间中国西部地区（简称西部地区）开发区的空间格局演化规律及产业分布特征展开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 西部地区开发区空间集聚特征显著,呈现出以重点城市和城市圈为依托的“多级集聚”的演变规律。（2） 西部地区开发区空间聚集程度和规模均呈现出不断增加的态势,集聚规模增长幅度大于集聚强度。（3） 西部地区国家级开发区各类型产业的集聚程度强于省级开发区,集聚规模弱于省级开发区。国家级开发区主要发展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各类型产业分布格局呈现出单核心集聚特征;省级开发区以劳动密集型、资金密集型产业为主;各类型产业布局特征差距显著,技术密集型呈现出“大集聚、小分散”的分布格局、劳动密集型向中心城市集聚、资金密集型连片规模化发展。研究结果对于西部地区合理利用开发区来加强城市群联系,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青岛市海洋生物产业空间布局与区位选择

运用核密度分析和标准差椭圆法刻画青岛市海洋生物产业的空间演化及产业关联特征,运用条件Logit模型分析海洋生物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青岛市海洋生物产业的空间演变总体呈现单核集中到连片发展再到多中心集聚的格局,扩展趋势体现为老区向新区的辐射与扩张。②海洋生物产业与传统海洋渔业的空间分布范围均不断扩大,空间分布中心呈现相反的变化趋势,但两类产业均向黄岛区集聚;海洋生物产业与科技资源的空间集聚范围基本一致,发展特征具有区域异质性。③成本因素、交通区位因素对海洋生物企业的区位选择影响最大;生产销售型企业的影响因素更为多样,对相关产业的布局以及交通区位条件的要求更高。     

电子商务专业村空间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15—2020年中国淘宝村数据

电子商务专业村是数字经济时代中国农村产业转型升级的新模式。论文基于2015—2020年全国淘宝村空间数据,采用GIS空间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求电子商务专业村的空间格局及演化特征,揭示不同影响因素作用机理。结果表明：① 淘宝村总体空间分布格局与中国基本地理格局高度吻合,时空演化呈现由中心向外围逐渐扩散特征;② 淘宝村呈现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空间集聚强度逐年增强,高强度集聚范围逐年扩大,华北平原传统农区出现高强度淘宝村集聚区;③ 淘宝村呈现显著的空间聚类分异特征,空间聚类区分布相对稳定,高—高(HH)集聚区集中分布在苏南、浙江、福建的泉州、莆田和潮汕揭城市群;④ 各影响因素对淘宝村空间格局演化具有不同的解释强度,产业基础和区位条件是高作用影响因子,政府行为影响力稳步上升,社会经济影响呈“U”型变化态势,三级影响因素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农村常住人口的影响程度呈下降趋势。研究结果对推进电子商务专业村发展、深化专业村发展理论、助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产业特性、区域特征与中国制造业省区集聚

产业地理集聚存在产业差异和区域差异。本文结合产业特性和区域特征揭示产业集聚的形成机制。采用2004 年第一次经济普查数据,本文发现交通密度、政府支出比重、开发区数量以及贸易壁垒强度等区域特征显著影响产业集聚。在产业特性与区域特征交叉分析中发现,市场化促进了农业投入依赖性强、产业联系强、劳动密集型及研发密集型的产业的空间扩散,交通网络的完善有利于产业联系强的、规模经济显著的产业的分散布局,在市场潜力较大的省区规模经济显著的产业更为集聚;地方政府的产业和区域政策促进了产业联系较强的产业集聚,而拉动了利税率高的、国有企业主导的、属于国家重点计划的产业分散布局;各级政府建立的开发区和园区则尤其不利于国家计划重点产业的集聚和规模经济的实现。本文研究表明,贸易理论与新经济地理理论对于中国的制造业集聚具有一定的解释力,而中国的政策制度环境也是产业集聚的重要影响因素。产业集聚需要一定的产业和区域条件,并非所有产业和所有区域内都能够实现高水平的产业集聚。     

大城市都市区制造业空间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以长沙市为例

以长沙都市区为例,基于1978—2020年制造业企业数据,运用标准差椭圆、核密度分析法和空间计量回归模型等方法,探讨长沙都市区制造业空间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978—2020年,长沙都市区制造业空间扩张规模较大,以“西北—东南”向扩张为主,由中心区扩张转变为郊区集聚重组。其中,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以接触性扩散和等级扩散为主,呈“中心集聚、分散布局”的空间特征,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呈“大范围扩散、小范围集聚”的空间特征,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受国家级开发区吸引较大,区位指向性强。在制造业空间演变过程中,社会经济、生产成本和政府行为等因素产生显著影响。3类制造业的关键影响因素有所不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主要受经济基础、生产成本和政府行为的影响;对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而言,社会经济、劳动力成本、交通可达性、工业园区数和创新能力作用突出;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对人口数量、生产成本、交通可达性和工业园区数的依赖性强。所有制造业均明显受到对外开放水平的负向影响。     

全球旅游贸易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

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旅游贸易水平断崖式下跌,探索旅游贸易时空演化特征、规律及驱动因素,对实现全球旅游贸易复苏显得尤为重要。选取全球140个国家（地区）近20年的旅游贸易数据,采用空间分析技术刻画全球旅游贸易时空格局演化,运用地理探测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对全球旅游贸易出口的驱动因素及其空间异质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全球国家（地区）旅游贸易重心逐渐向亚洲移动,形成了北美、欧洲、亚洲三大旅游贸易市场（;2）全球旅游贸易演变时序呈现震荡增长、短期波动、敏感性强的特点（;3）全球旅游贸易进出口格局的空间集聚强度先增强再减弱（;4）包括航空运输水平、互联网使用率在内的旅游连接通道是刺激全球旅游贸易出口的主导因子,世界自然文化遗产、旅游价格水平对旅游贸易出口的驱动作用较弱（;5）影响因子对旅游贸易出口的影响效应存在空间异质性。     

长三角民营上市企业时空发展特征与驱动因素效应分异研究

基于长三角民营上市企业数据，依据熵权法测度民营上市企业发展指数，结合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解析其时空发展特征，并运用空间计量模型估计驱动因素的空间分异。结果表明：(1)2003—2018年，无论从企业数量还是从主营收入来看，长三角民营上市企业行业前十位的占比均超过五成。前十行业以制造业为主服务业为辅，主营收入中以批发零售业及制造业为主；(2)长三角民营上市企业呈现“西北-东南”发展格局，变化特征为“先扩散后集聚，类Z字形偏移”，其蔓延区域空间异质性显著且呈“多中心半环绕型”蔓延；(3)民营上市企业发展的驱动因素空间分异沿单方向梯度变化，驱动效应维持正向的因素有技术创新环境、市场规模，由正向驱动转为负向驱动的因素有交通可达性、城市政策环境，由负向驱动转向正向驱动的因素有生产成本、对外开放程度。     

兰州市都市型工业空间分布及区位选择

作为现代经济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都市型工业,具有独特的空间布局与区位选择偏好。基于微观企业数据,采用区位熵、热点分析和条件Logit模型,对兰州市都市型工业企业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兰州市都市型工业企业整体分布呈“一心两翼”的空间集聚特征,中心城区、近郊区和远郊区企业数量和密度相差不大,但随着空间尺度的缩小,区县尺度上的差异较为明显,街道尺度上的差异则更为显著。(2)从各行业来看,食品加工和室内装饰用品制造业在市域各个圈层均有热点集聚区分布,服装制造、工艺旅游用品和电子信息制造业主要在中心城区集聚,而包装印刷和化妆洗涤用品制造业则主要在近郊区和远郊区集聚。(3)都市型工业企业在区位选择过程中主要受到地方化经济、城市化经济、基础设施、政策规划和郊区化的影响,技术创新对其区位选择的影响较小。(4)从各行业来看,空间距离、历史区位、基础设施等对劳动密集型的服装制造、食品加工、包装印刷、室内装饰用品和工艺旅游用品制造业的区位选择影响较为显著,资本技术密集型的化妆洗涤用品、电子信息制造业则更加关注政策规划和技术创新因素。     

兰州市蔬菜市场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蔬菜市场是城市地理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合理布局是落实城市“菜篮子”工程的重要环节。选取兰州市主城区蔬菜市场为研究对象,采用2020年兰州市蔬菜市场POI数据、社会经济数据,借助核密度分析、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两步移动搜索法、地理探测器等方法,从地理学视角利用大数据分析兰州市蔬菜市场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蔬菜市场的空间分布呈“西北—东南”走向特征,综合性大型超市在兰州市主城区的分布较其他类型更加均衡且分散,大中型农贸市场及蔬菜零售店的分布较为集聚。（2）蔬菜市场在数量规模上呈现出“东密西疏、南密北疏”的分布格局,综合性大型超市呈斑块状分布,大中型农贸市场整体呈岛状分布、多中心格局,蔬菜零售店的空间分布形态呈斑点状分布。（3）蔬菜市场的空间分布具有较强的聚类趋势。（4）兰州市蔬菜市场的可达性整体较好,安宁区、西固区的部分街道可达性偏低。（5）兰州市蔬菜市场空间分布以多因子交互影响为主,主要影响因素有人口因素、交通因素等。最后,指出蔬菜市场空间分布的不合理之处并提出相关建议,以期在加强兰州市蔬菜市场空间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等方面提供参考。     

西北五省区经济开发区空间格局演变与主导产业变迁

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的背景下，经济开发区的空间布局优化和主导产业转型升级事关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创新驱动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本文选取西北五省区作为研究对象，根据官方发布的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区数据，利用核密度分析和多距离空间聚类分析等方法探讨该区域经济开发区2006年和2017年空间格局演变及主导产业变迁过程，得到以下结论：（1） 2006年和2017年西北五省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均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集聚强度增大，并呈现差异化的集聚扩散模式。（2） 五省区开发区在特定范围内的空间分析尺度上显著集聚，2006—2017年间集聚程度和强度有不同程度的提高。（3） 五省区开发区整体产业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但主导产业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经济开发区数量和所占比例均有较大幅度的提升，不同类型主导产业的开发区在空间上呈现明显的变迁差异：技术密集型产业更倾向于在“西安—兰州—银川”集聚片区集聚；劳动密集型产业一方面在“乌昌石—奎屯—喀什”沿边集聚带强化集聚，另一方面，在“西安—兰州—银川”集聚片区的集聚中心逐步从兰州转移到了西安地区；资金密集型产业在新疆“乌昌石—奎屯—喀什”沿边集聚带和西安市与兰州市之间的“通道状”集聚区强化集聚；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导的开发区在西安市和乌鲁木齐市集聚。     

近五十年来全球经济地理格局的演化特征与趋势

目前,以技术革命为引擎的全球化过程促使世界经济地理格局发生了多次阶段性转变,多个新兴经济体在产业链国际化的助推下迅速崛起,使全球格局逐步向多极化发展。本文以份额变动规律为主要线索,在历史数据回顾的基础上对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全球经济总量、分产业增加值的份额在区域、国家等多个空间尺度上进行动态比较分析,并对当前全球产业转移和经济地理格局的演化特征与趋势进行归纳和整理,初步认为：第一,全球经济地理格局在最近五十年间呈现从传统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为单一中心的“核心-边缘”结构逐步向“多极”世界演变,单中心集聚程度明显降低,区域间呈现优势分散化、差异缩小化的特点;第二,全球制造业地理格局演化的基本趋势与以经济总量度量的全球经济格局变化趋势高度一致,且前者幅度更加剧烈,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制造业的区域转移是刻画全球经济地理格局演化的主要影响因素,而全球各区域服务业份额的分布变化特征及趋势与各国经济总量份额的变化较为相似,同样是全球经济地理格局演化的重要驱动力;第三,从不同区域来看,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在全球经济中所占比重的提升受到了来自制造业和服务业共同的推进,欧洲地区在全球经济中所占比重的逐步降低主要受到其服务业衰落的影响,北美地区在制造业占全球份额略有走低的情况下仍保持经济总量比重的基本稳定,这主要源于北美服务业持续稳定的强大实力。     

沿海地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空间格局演化及产业特征

经济技术开发区是中国经济增长关键节点,也是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本文通过收集整理东部沿海地区国家级和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基础数据,采用GIS空间分析技术,运用多距离空间聚类分析和核密度估计方法,研究分析了1996-2013年间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空间格局演变规律以及产业集聚类型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沿海地区开发区空间集聚程度增强,呈现出由"多中心集聚"向区域"单中心集聚"的演变规律。2开发区空间集聚规模和强度呈现出先降低后快速提高的趋势,表明空间集聚范围扩大,但是集聚程度并没有降低,反而随着集聚范围的扩张其集聚强度也进一步加强。3各集聚区域的集聚规模和集聚强度存在明显的差异,集聚规模最大的区域集聚强度却较小。4东部沿海开发区主要发展产业为装备制造业、纺织服装业、通信电子、食品行业、石油化工共五大类行业,各类型产业分布格局差异显著。     

1998-2009 年珠江三角洲制造业空间转移特征及其机制

1998 年以来,随着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空间不足、劳动力成本和土地价格上升等问题逐渐凸显,对珠三角制造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冲击.制造业空间转移成为珠三角面临的重大问题.本文采用企业数据和定量研究方法系统研究珠三角内部制造业空间转移的产业及空间特征,研究发现：1998-2009 年珠三角制造业整体呈现先分散后集聚的“U”型发展趋势,但集聚水平普遍偏低,且不同类型的产业集聚特征差异显著.珠三角制造业地区专业化与产业集聚的变化趋势十分吻合;地区间结构差异缓慢提升.基于产业—区域交互模型对产业转移机制的实证结果表明：珠三角制造业呈现出向交通成本低、工资水平低、环境管制宽松、土地成本较低地区转移的趋势;地区制造业同构推动珠三角制造业空间转移;珠三角制造业呈现出显著的集聚规模经济,产业向运输成本较低的地区转移,前后向联系紧密的产业向市场潜力大的城市转移的趋势;当考虑产业异质性和空间异质性时,不同要素密集度的产业转移方向不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