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本文通过对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战略、影响因素、变化历程方面的分析，总结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总体特征和经验，并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提出借鉴意见。     

跨国公司在中国研发投资的区位因素重构——决定目的城市以点带面能力的网络位置视角

针对对东道国的国际研发投资不能再无限二次分割的困境,将决定东道国目的城市以点带面能力的网络位置因素,纳入到了影响跨国公司国际研发投资一国区位决定的因素框架体系。实证研究发现,传统立足单一区域视角提出的供求因素如外商直接投资（FDI）、研发投入等未能很好反映跨国公司国际研发投资在中国的区位选择格局。跨国公司国际研发投资在中国的区位选择,不是由中国目的城市某孤立“点”上的因素决定,而是由目的城市可带动的“面”上因素决定。对跨国公司国际研发投资在中国的区位决定研究,因此不能再基于传统的“点”对“点”的视角。北京、上海等在中国国际研发投资中占据的绝对主导位置主要与它们在中国城市交通、创新等网络中所处的绝对核心位置有关。这些发现有助于跨国公司国际研发投资区位决定,并对中国的引资政策制定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日本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研究

本文运用大量数据和资料对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结构和部门结构的变化、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以及跨国公司海外生产基地的产品、市场结构特征进行详细分析,在此基础上总结了日本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类型以及在不同区位类型下形成的企业内国际分工性质。     

跨国R&D投资机制与研发资源的关系研究

本文从跨国公司的全球竞争战略出发，通过重新审视跨国公司海外R＆D投资的基本理论框架，对跨国R＆D投资的形成阶段、动因、模式和区位选择及与研发资源的关系作了详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我国进一步吸引海外R＆D投资的几点启示，以期为利用外资外资提高我国综合技术创新能力服务。     

跨国公司的组织模式与区位选择

本文在讨论价值链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用于解释跨国公司组织结构和区位模式的理论框架。根据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战略，将跨国公司的投资动机划分为三类：资源导向型、降低成本导向型、市场驱使型。然后，分析了跨国公司的组织结构，并按跨国公司业务国际化的特点将跨国公司管理结构划分为七种类型：国际分工型、世界区域化型、国家子公司、世界范围生产型、世界范围功能型、母质型和母质复合型、混合型。     

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劳动力质量因素研究

利用1997-2006年我国分省区分年度数据,实证分析劳动力质量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拟合混合数据模型的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劳动力成本、市场规模、基础设施和开放度等变量后,劳动力质量与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这说明劳动力质量已成为决定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外商直接投资技能升级的背景下,区域比较优势已由低成本劳动力转变为高质量劳动力,大力提高劳动力质量是吸引新一轮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战略措施。     

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研究--以温州民营企业为例

自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世界经济呈现一体化整合的态势,全球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温州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也快速发展,被商务部称为“走出去”的“温州模式”。本文基于全球生产网络理论,建立了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优势拓展因素、制度利用因素和优势寻求因素的分析框架。通过温州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实证分析结果来看,优势拓展因素仍起到重要作用,优势寻求型的技术创新资源、市场营销渠道、市场信息资源是区位选择新的重要因素,但制度因素的作用也不可忽视。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城市尺度的面板数据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总体呈快速波动增长趋势．2007年已成为我国最大的FDI流入国。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绝大部分都集中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投向中西部地区甚少。本文主要从城市尺度考察了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特征．并采用面板数据方法分析了其主要影响因素,发现潜在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水平和集聚效应等因素基本决定了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趋势．特别是其中的基础设施水平和集聚效应对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作用。     

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研究

自上世纪90 年代后半期开始,世界经济呈现一体化整合的态势,全球和中国对外直接投 资的规模不断扩大,温州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也快速发展,被商务部称为“走出去”的“温州模 式”。本文基于全球生产网络理论,建立了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优势拓展因素、制 度利用因素和优势寻求因素的分析框架。通过温州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实证分析结 果来看,优势拓展因素仍起到重要作用,优势寻求型的技术创新资源、市场营销渠道、市场信息资 源是区位选择新的重要因素,但制度因素的作用也不可忽视。     

企业海外集群与新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基于浙江省微观企业数据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海外集群和区位选择均是当前理论和政策的热门话题,着眼于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由于东道国国别经济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中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过程中较为注重特定的国别状况,东道国经济规模、人均收入、贸易开放、资源条件等因素均构成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此外本国企业在东道国的海外集群也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决策的不可忽视因素。利用浙江省微观企业数据构造二值选择模型,并使用浙江省在某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项目数度量在该国的海外集群状况,研究发现:企业海外集群是东道国吸引新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区位优势,并且这种区位优势在资源越丰富和市场规模越大的国家发挥的作用也越大。为了消除回归的内生性问题,使用地理距离作为企业海外集群的工具变量,通过二阶段二值选择模型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并且通过分样本实证研究发现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东道国,企业海外集群吸引新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正向影响均保持不变。结果说明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海外集群具有自我延续性,也反映了信息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中的重要性。     

德国在华知识密集制造业投资进入方式的时空特征及区位影响因素

外资知识密集型制造业进入中国市场,对中国制造业升级转型起着一定的作用。本文围绕区域制度环境和区域吸收能力,探讨影响知识密集型企业进入方式的区域环境,旨在揭示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外商进入方式的地理驱动机制,有利于加深理解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区域与城市获得外生技术发展动力的机制。采用从1982-2014年德国在华投资企业数据库,结果发现,德国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呈现由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扩张、沿海中心城市向周边城市扩散的时空趋势,并且在1995年后,其进入方式从合资为主向独资为主转变。逻辑计量模型显示,德国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的进入方式受到多项区位因子的影响,其中地方人力资源水平和产业专业化水平是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选择以合资方式的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区位因素,表明区域知识吸收能力是形成全球—地方战略协同的关键变量;另一方面,实际使用外资存量和地方专利授权量这两个区位影响因素则会显著促成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采用独资的进入决策,反映了区域制度环境对吸引以知识产权保护为战略核心的知识密集型制造业的作用。     

中国外资利用效率测评及其时空变化研究

提高外资利用效率是实现中国外资利用模式从数量型向质量型战略转变的关键途径,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基于此理,本文引入DEA模型,选取劳动、资本、资金3 项投入指标和技术溢出、经济和社会产出3 项产出指标构建评价体系,对中国FDI利用效率的时空变化特征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①近10 年全国外资利用效率普遍偏低且变动幅度不大,外资利用技术效率>规模效率>综合效率。②中国外资利用效率空间分异的变化显著,由2000 年“大集中-小分散”与“大分散-小集中”并存空间分布特征转变为2009 年“大集中-小分散”的空间分布格局,且西部外资利用效率长期大于东部和中部地区,在全国规模收益递减和不变地区长期占主导地位;③外资利用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共同决定着综合效率,而技术效率的决定作用稍微较强。对于外资利用效率有待优化的地区应重视外资管理和引导外资从冗余地区逐步迁移,对外资流向和流量进行监控。     

港澳地区对中国内地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及其空间扩散

对港澳地区在中国内地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布及其空间转移做了上分析，表明了港澳地区对中国内地的直接投资趋向于沿海地区和与这这有特殊社会文化联系的区位，同时更有向中西部和北部转移的趋势，决定港澳地区对中国内地投资空间模式和转移态势的因素是经济规模，经济增长速率，劳动力因素，经济开放度，与沿海的经济距离等。     

跨国零售企业在华区位研究——以沃尔玛和家乐福为例

与制造业外资高度集聚在沿海地区不同,服务业外资则沿着中国城市体系布局,消费者外资服务业在渗透大城市市场的同时,以等级式扩散方式向内陆地区城市扩张,以蔓延式扩散方式在都市圈内扩张。本文以沃尔玛和家乐福为例,研究跨国零售企业在中国的空间扩张。截止到2009年,沃尔玛超市已经渗透到许多中等城市,主要以等级式扩散方式进行空间扩张。家乐福超市则主要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都市圈,在各都市圈内部蔓延式扩张。二项式逻辑模型分析表明,家乐福更重视本地化零售业市场规模与潜力,偏好零售业开放时间较长的城市,同时也关注竞争对手沃尔玛新开门店的城市选择。沃尔玛则重视利用零售业集聚经济和规模经济以及家乐福门店城市选择策略,但不在意本地零售业市场规模及其开放政策制度的影响。综合其空间扩散模式、物流配送以及区位选择行为,本文认为两个企业在中国采取了全球化与本土化兼顾的战略,从而得以在中国实现快速扩张。     

Privacy and Ethics in Undergraduate GIS Curricula

The development of location-aware technologies, such as smartphones, raises serious questions regarding locational privacy and the ethical use of geographic data. The degree to which these concepts are taught in undergraduate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cience (GISci) courses is unknown. A survey of GISci educators shows that issues of privacy and ethics are important in a GISci education. However, a large proportion of GISci educators are not concerned about the loss of locational privacy and many do not devote classes to the subject. Those not teaching the subject cite lack of course time and the need for more information.     

外商直接投资资金市场的地域结构研究

阐述了国际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形势和我国面临的挑战,剖析了对华直接投资的资金市场地域结构现状和变化特点,针对资金市场地域结构所的问题提出了基本对策。     

空间集聚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实证分析

在揭示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在珠江三角洲空间分布呈现向珠江三角洲集聚的基础上,采用动态局部调整模型对1992～2003年外商直接投资在珠江三角洲9个地级城市中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在广东省的区位选择,除受到城市区位特性因素的影响外,更为主要的影响因素是外商直接投资的集聚效应,即与城市已有的外商直接投资数量呈正相关,存在外商直接投资的空间集聚效应,进一步的提出了通过产业集群培育和升级促进珠江三角洲城市外商直接投资持续集聚的策略.     

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研究综述

国际上通常认可邓宁的折衷理论作为解释外商直接投资的范式,但是该范式主要是针对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提出,并不完全适用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随着服务业外商投资比重的日益扩大,对于服务业外资的研究成为经济学、管理学和地理学研究的热点.本文结合国际投资理论和贸易理论综述了国际上关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理论的理论发展,分析了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特点和国际化模型,比较了服务业与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差异,探讨了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描绘了在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研究现状,并展望了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研究动向.     

欧盟吸引跨国公司R＆D投资的政策走向及其启示

欧盟是世界上R＆D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也是对跨国公司R＆D投资竞争最为激烈的地区。近年来,欧盟各国普遍采取了吸引外国R＆D投资的政策措施,主要集中于促进与R＆D有关的直接投资政策、采取R＆D激励措施和引进科技精英人才3个方面。有针对性地制定适合本国吸引R＆D直接投资的综合政策是欧盟从R＆D全球化中受益的基本经验。     

中国农村工业发展：一个综合区位分析框架

本整合现代经济地理学、新制度主义和演化经济学、规范性区位分析三种理论,提出了一个包括制度、技术、市场、区位资源禀赋等区位因子并将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相结合的综合区位分析框架。运用框架,对中国农村工业的发生与发展、宏观分布与微观布局等和出了一个系统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