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空间网络分析——基于电子信息企业生产网络视角

通过分析国内外城市网络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基于电子信息企业生产网络视角,对中国城市网络的空间特征进行了探索。研究发现:在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和世界500强中,电子信息企业总部集中于以北京、上海和深圳为核心的三大沿海都市圈,以及中西部地区的特大城市和省会城市,其研发机构与总部区位特征具有一定相似性,生产基地分布相对分散。由中国企业和跨国公司所主导的中国城市网络,可划分为地方化和全球化两种类型,均以东部及中西部特大城市为网络核心节点。地方化型城市网络的企业总部节点城市较为分散,网络密度和连接度较小;全球化型城市网络则以北京和上海为核心节点,对外联系程度相对较高。与传统城市等级体系相比,城市网络体系具有更强的包容性,从中可以发现崛起中的专业化城市。     

China′s urban network based on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electronic information enterprises

通过分析国内外城市网络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基于电子信息企业生产网络视角,对中国城市网络的空间特征进行了探索。研究发现：在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和世界500强中,电子信息企业总部集中于以北京、上海和深圳为核心的三大沿海都市圈,以及中西部地区的特大城市和省会城市,其研发机构与总部区位特征具有一定相似性,生产基地分布相对分散。由中国企业和跨国公司所主导的中国城市网络,可划分为地方化和全球化两种类型,均以东部及中西部特大城市为网络核心节点。地方化型城市网络的企业总部节点城市较为分散,网络密度和连接度较小;全球化型城市网络则以北京和上海为核心节点,对外联系程度相对较高。与传统城市等级体系相比,城市网络体系具有更强的包容性,从中可以发现崛起中的专业化城市。     

中国城市网络关联格局的演变及影响因素：基于企业网络视角

基于企业网络视角,利用隶属网络模型,研究中国城市网络关联格局的演变,利用QAP模型识别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网络整体呈现扁平化特征,城市网络在越来越扁平化的同时等级性并没有消失;（2）从网络联系趋势上看,城市之间联系越来越紧密,网络规模越来越大,但总体联系仍比较松散,且东部发育完善,中西部发育不完善,东部城市对其他地区城市的辐射作用越来越强;（3）我国城市网络存在典型的“小世界”效应且“小世界”效应越来越明显;（4）通过凝聚子群分析,发现子群数目越来越多,但是只有少数城市出现在子群中,说明联系大部分发生在核心城市之间;（5）城市规模、城市资源和生产成本对城市网络关联格局的形成有显著影响,城市规模、城市资源差距越小和生产成本差距越大的城市之间越容易发生联系,并且城市网络的发展深受历史因素的影响。     

高铁流视角下的中国县域网络结构特征与演化研究

高铁通过改变城市间的连接性和联系强度来影响城市网络的结构、功能和关系。随着中国高铁网络的延伸与升级,基于高铁流来认识和解构城市网络成为了重要的途径之一。论文从高铁流出发,借助2008—2018年高铁客运班次数据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中国县域网络结构特征和演化进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高铁网络密度逐年提高。东中部地区的中心度值较高,枢纽地位明显,多条高铁干线的核心交汇点易生成高中介度节点。② 多重网络结构层级性辨识出具有演化分异的层级特征和复杂多样的联系格局。第一、第二层级节点效应显著,区位优势明显;第三层级是网络的延伸和细化。③ 地域邻近程度和空间联系强度决定了凝聚子群的构成,受高铁线路布局的影响,子群呈现“多核化”趋势,具体表现为延伸、合并和新增3种演化类型。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铁网络通达性的溢出效应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铁网络增强了城市间通达性,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溢出效应。文章从高铁网络通达性切入,采用最短出行时间、加权平均出行时间、日常通达性指数、引力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分析高铁网络通达格局演化与其产生的溢出效应。研究表明：1）高铁网络提高城市通达性水平,缩小城市间通达水平差距,弱化圈层结构,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2）高铁网络产生显著的时空收敛效应,核心与边缘城市的时空收敛效应表现为不同模式,边缘城市2 h等时圈面积变化更显著;3）高铁网络通达性提高使区域经济联系强化,非核心城市吸引力水平差距减小,但各要素趋向核心城市聚集,双核现象增强;4）邻地高铁网络通达性提高会促进本地第三产业经济发展,产生溢出效应;邻地第三产业经济水平提高会抑制本地的发展,呈现虹吸效应,说明成渝地区发展处于虹吸阶段。     

中国主要城市入境旅游网络结构演变分析

基于旅游经济联系模型,运用GIS技术手段,构建中国入境旅游城市的旅游经济联系网络,并对1997年和2010年的Top1、Top5和Top10网络的结构演变特征进行研究。研究发现：① 整体网络规模在缩小,但是最大联系强度和平均联系强度却明显增长,且最大联系强度一直出现在广州和深圳之间;② 整体网络结构处于核心极化阶段,总体呈现“东部强,中西弱”的“L”型分布,一级节点城市北京、上海和广州的集聚作用显著,且进一步增强;③ 旅游城市联系以东部区内联系为主,东部地区城市的集聚作用愈加明显,中部和西部地区城市的集聚作用在减弱;④ 中国入境旅游城市可分为三大体系,形成三极多核的空间格局。     

航空网络嵌入对中国城市知识生产的影响研究

随着城市间网络联系的快速发展和技术创新对团队依赖性的日益增强,城市的知识生产也将越来越多的受到网络外部效应的影响。基于航空客运直飞航班数据构建城市网络,利用专利申请量测度城市的知识生产规模,研究了航空网络嵌入对中国城市知识生产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特征。结果发现：航空网络的知识管道效应已经成为影响城市知识生产的重要因素,拥有更高网络地位、能够利用更多网络资源的城市具有更高的知识生产效率;航空网络嵌入的知识产出效应呈现递减的边际影响,知识产出水平越高的城市从网络链接中得到的收益越小;知识来源较多、创新较为活跃的经济部门将从网络联系中获得更高的收益,而技术问题可分解性较强、技术处于成熟阶段的部门受益较少;由于知识产出规模、主导产业特征的差异,中国东部地区城市创新活动从航空网络嵌入中获得的收益明显小于中西部地区城市。     

基于日高铁流量视角的中国高速铁路网络空间特征

构建中国180×180的O-D城市日高铁流量矩阵,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研究其高铁网络结构特征,结果表明：① 中国高铁网络松散,东、中部网络密度大于东北与西部,以长三角为核心的东南与其他区域不均衡特征凸显,东、中、西、东北包含不同的高铁区系与核心。② 日高铁流量表现为沿京沪高铁“廊道型”向东西两侧递减弱化的“非对称性”格局,形成京沪、京广、杭福深相串联的高铁大三角主骨架;高铁中心要素也呈现沿京沪、京广、沪昆、杭福深等向线路两侧不规则递减格局,“廊道效应”显著。③ 胡焕庸线东南侧城市对高铁要素掌控能力大于西北侧,省会或区域中心城市多为高铁通达服务“中介”,一线城市高铁空间溢出效应有向二、三线城市过渡态势。     

基于高铁流的中国城市网络结构特征演变研究

高铁的网络化发展促进了资源要素的快速流动与重新整合,对城市关系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基于高铁流逐渐成为探索城市和区域空间结构的重要视角。论文使用2014—2019年高铁客运班次数据和社会网络分析法,对中国城市网络结构特征演变进行探讨。研究结果表明：① 伴随高铁线网的不断延伸和加密,城市网络整体上由东向西拓展,网络规模扩大、密度提升;② 节点功能和地位的时序变动重塑了网络的空间格局,改变了由少数东部城市主导的网络格局,呈现出多中心、均衡化的发展趋势;③ 从关联形态看,全国尺度上的复杂网络结构取代了区域尺度上的轴带式联系形态,整体上与“八纵八横”网络相对应;④ 城市网络的关联强度逐年提升,形成了4个联系层级,城市间的关系复杂而多样。     

中国城市间风险投资网络结构演化及影响因素

鉴于现有风险投资网络研究对其长期动态演化特征和影响因素的认知还不够全面,以2000—2018年中国城市间风险投资流数据构建中国城市风险投资网络,借助复杂网络分析、GIS空间技术分析以及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等方法,对全国城市间风险投资网络的空间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探讨。研究发现：1）城市间风险投资联系趋于紧密,全国风险投资网络的集聚程度出现上升,但投资方/融资方网络空间结构皆趋于扁平化,存在去中心化趋势;2）城市间风险投资联系整体上由东部沿海轴线向中西部扩张,表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和距离衰减特征,网络核心节点城市也呈现数量扩张与权力转移的倾向;3）城市的创业基础水平、风投行业发展水平、金融环境和城市可达性等因素均对全国风险投资网络空间结构呈现差异化的影响,进一步表明了多维邻近性、城市经济与路径依赖等多种关键机制在风险资本网络构建与区域资本中心的形成与演变中的重要推动作用。     

中国高铁网络结构特征及其组织模式

基于2018年高铁网络OD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从高铁网络、城市节点等方面探讨中国城市高铁网络结构特征及其地域组织模式,结果表明：①中国高铁网络整体较为松散,东北地区网络密度最高,东部和中部地区作为整体网络的中介作用明显;②重要高铁线路的“廊道效应”突出,中心度呈现出以京广、京沪和沪昆高铁组成的“三角旗状”空间格局并向两侧城市呈不规则递减的态势;③多层级网络识别出紧密关联高铁线路和四横四纵向八横八纵格局的转变;④高铁网络的地域组织形式表现为点-轴串珠模式、双核组团模式和极核模式,高铁网络的完善使组织模式由单核趋向于网络化转变。     

航空和高铁对中国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

交通运输是创新网络中人才流、资本流等知识与技术流动的物理空间承载,其对城市的创新能力影响已成为经济地理学的交叉前沿热点。论文基于2007—2018年中国城市尺度数据,以航空和高铁运输为例,构建交通运输对城市创新能力影响效应的理论框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航空和高铁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多重异质性机制,并探讨了知识传播、资本积累、产业升级在交通运输与创新能力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① 航空和高铁建设均对城市创新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高铁对城市的创新溢出效应约为航空的3倍。② 航空和高铁对不同类型城市的创新溢出效应存在显著异质性。城市等级异质性方面,航空和高铁对中心城市创新能力的正向影响强度高于非中心城市。人口规模异质性方面,航空对大、中城市创新能力提升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小城市有抑制作用;高铁运输则对不同人口规模城市的创新能力均有正向影响,呈现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的态势。区域异质性方面,航空和高铁对东、中、西、东北地区的创新能力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作用,表现出显著的“马太效应”,东部地区优势地位凸显。③ 航空和高铁均可通过促进技术转移、风险资本配置、外商资本配置间接促使城市创新能力提升。此外,航空还能够通过促进产业升级间接促使城市创新能力提升。     

高速铁路对中心城市航空客运市场的空间影响——基于人均时间价值视角

揭示高铁对中国航空客运市场影响的空间分异特征,对于针对性协调2种交通方式的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运用标准差椭圆和交通综合效用分析方法,对中国中心城市高铁、航空客运市场实际发展现状及空间竞合分异特征进行分析。结果发现：① 高铁、航空客运市场均形成以武汉为重心点的空间发展格局;与高铁客运市场相比,航空客运市场区域发展更加均衡;与东西部中心城市相比,中部中心城市旅客出行选乘高铁的概率更高。② 人均时间价值与高铁优势距呈反比,优势距的不同使各中心城市高铁、航空客运市场范围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基于交通出行综合效用视角,中国大多数中心城市间的交往,航空出行依旧是最好的选择。③ 高铁对航空客运市场的影响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中部大部分中心城市受影响最大,是协调高铁、航空发展的关键区域;西部地区受交通区位条件及高铁发展滞后的影响,中心城市间交往时飞机仍是旅客主要的出行方式,在航空主导优势区依旧存在一定的市场空白。     

基于环境污染型企业的中国城市网络空间结构研究

城市网络的环境效应是当前城市网络研究中相对较被忽视的研究议题。通过对2001年和2020年环境污染型上市企业数据的收集和分析,揭示基于环境污染型企业的中国城市网络总体演化格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城市之间通过污染型机构-非污染型机构联系而产生的污染转移网络空间特征。结果表明：① 基于环境污染型企业的中国城市网络总体呈现出从东部发达地区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不断扩张的趋势,网络分层结构日趋明显,不同层级城市网络在地理空间上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② 环境污染型企业城市网络具有典型的“核心-边缘”结构,高位序节点城市数量相对稳定,中低位序节点城市数量增长较快,各城市组团分布呈现出日益明显的地域性集聚特征。③ 企业污染转移网络同样呈现出不断扩张的态势和日益明显的层级结构,跨省转移成为城市网络污染转移的主导模式,行政边界效应并不明显。④ 城市网络污染转移空间指向性明显,主要表现为沿海发达城市向内地工业型城市、区域中心城市向周边城市以及同类资源型城市之间的空间转移,反映出城市经济制度差异等因素对城市网络环境污染转移的影响。研究结果对于环境污染型企业的空间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中国省会城市高铁费用可达性及居民消费格局

高铁建设虽在较大程度上改善了城市间的时间可达性,但其高票价导致的旅行费用增加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们对高铁的消费预期。从费用可达性和居民对高铁的消费能力两个方面,基于省会城市间2008和2015年的铁路最短旅行时间及相应的票价、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数据,采用平均旅行费用、高铁消费能力指数和高铁消费预期指数等指标对省际费用可达性及居民对高铁的消费能力和消费预期进行分析。主要研究结论为：①高铁不同程度上抬升了省会城市间的旅行费用,费用可达性空间格局从以郑州、济南为中心的核心—边缘型空间格局转变为以呼和浩特、太原为中心的核心—边缘型空间格局;②大多数城市的居民高铁消费能力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但高铁消费能力和消费预期都呈现出东中部优于西部和东北部地区的不均衡分布特征。本文可对优化高铁供给格局进而对提升高铁的利用效率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高铁对中国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

以中国16个城市群为案例，基于2007和2017年地级以上行政单元生产性服务业从业人员数据和铁路Origin-Destination（O-D，起讫点）旅行时间、班列数据，结合静态视角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格局与高铁网络的空间关系分析和动态视角下的多元回归分析，探讨高铁对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及其空间分异。结果表明：1）高铁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有积极影响，但影响效果在空间上不均衡；东部地区，尤其是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受积极影响较显著，而同一城市群内，期初具有集聚优势的高铁城市为主要获益者。2）城市群经济发展水平和空间结构制约高铁影响效果，具备多中心结构的东部城市群内，普遍出现生产性服务业由核心城市向周边支撑条件良好的沿线城市相对扩散的现象。3）除时空压缩效应外，直达班列所代表的客运组织对于高铁影响力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同时，高铁也通过城市人口集聚、市场需求扩大、信息化水平提升和地方政府积极参与的途径间接作用于生产性服务业。     

多元流视角下黄河流域城市网络空间结构及其影响因素

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从金融、信息和交通等多要素流视角对黄河流域城市网络的层级、格局与方向进行了分析,并借助QAP回归分析方法揭示其空间结构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黄河流域各要素城市网络中心性地区差异显著,交通网络差异最大且规模分布最为集中,西部中小城市交通发展滞后;信息网络差异较小,人口大市和旅游城市中心性较高;金融网络差异最小且规模分布最为分散,东部地区整体优势最为显著。② 黄河流域主干金融网络连通了流域各中心城市及山东、河南各市,形成菱形网络;主干信息网络呈现为以省域中心城市为核心的若干星形组团;主干交通网络以主要交通干线为轴,形成轴辐式网络,且各主干网络均是以西安、郑州和济南为核心。③ 城市间金融联系择优连接最为明显,信息联系以择优连接为主,在河南、山东表现出一定的邻近连接,交通联系邻近连接特征最为明显,形成若干交通次中心。④ 城市全球化水平、行政等级和政府职能转变力度及省际行政壁垒是影响黄河流域城市网络空间结构的主要因素。     

中国铁路客运流联结的城市时间可达性

基于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提供的客运流数据,采集全国地级以上行政单元（未含港澳台数据）间铁路客运运行的最短历时,基于GIS网络分析和空间分析等方法,选取时间可达性和一日交流圈2个指标对城市可达性进行测度和分析。研究发现： ① 城市时间可达性水平划分为7个级别,在空间上呈现中心-外围式圈层结构,中心区域沿铁路干线和高速铁路线轴向扩展,廊道效应明显,东部、中部地区的城市时间可达性优于西部地区。② 城市之间的时间可达性小于2.0 h的城市对在空间上构成了由京广、京沪、京哈、京福、杭深、青太、徐兰、沪汉蓉、沪昆、广昆等高速铁路连接的“五纵五横”带状分布格局。时间可达性小于10.0 h的城市对覆盖了“胡焕庸线”东南部的大部分区域,城市带转为城市网络。③ 直辖市、省会/首府城市一日交流圈以31个城市为中心,按照时间可达性由小到大呈现轴向扩展,廊道效应明显。基于城市一日交流圈划分了19个城市群和拉萨城市圈,为城市群的划分提供方法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