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入境旅游城市合作网络时空格局及驱动因素

基于1997—2017年中国60个城市入境旅游经济发展数据,辅以修正的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系统分析了中国入境旅游城市合作网络时空格局,并借助二次指派程序方法对合作网络演变的驱动因素进行探讨。结果表明：① 中国60个入境旅游城市合作网络强度逐渐增强,国家层面合作网络结构逐渐显现,合作强度前5名的分别为广州—深圳、北京—上海、北京—天津、上海—苏州和上海—深圳。② 整体网络特征上,网络密度逐渐增加,整体网络通达度在提升,城市“领导者”地位在下降,网络整体均衡性在提升,且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区间差异显著,东部地区城市合作最紧密,西部地区城市次之,中部地区城市紧密度最小。③ 个体网络特征上,将中国入境旅游城市分为外向型、内聚型、均衡发展型和孤立型4类,且权力角色上呈核心领导者、次核心领导者、一般合作者和边缘合作者的“核心—边缘”分布格局。④ 地理空间邻近性、旅游资源差异、旅游接待能力差异、城市规模等级和旅游交通情况的相近性对网络提升具有显著影响,对外经济贸易差异对中、西部地区城市旅游合作的影响是正向的,而对整体网络和东部网络的影响是负向的。     

中国东部沿海城市旅游发展的时空演变

城市旅游时空演变是旅游地理学研究的热点领域。以中国东部沿海城市为研究区,分析城市旅游发展的时空演变格局。首先分析沿海城市旅游发展强度的时空演变,进而采用DEA数据包络分析法计算沿海城市旅游发展效率的时空演变。研究表明：① 在旅游发展强度方面,东部沿海城市之间的旅游发展强度差异较大,长三角、珠三角以及环渤海的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地区的旅游发展强度较强,海峡西岸经济区和环北部湾地区的旅游发展强度较弱。② 10年间在旅游发展综合效率方面基本维持不变,而旅游发展纯技术效率显著增强,旅游发展的规模效率则显著减弱。说明沿海城市的旅游发展已经逐渐由规模效率向技术效率转变。③ 综合旅游发展强度和旅游发展效率两个方面看,将东部沿海城市旅游发展类型分为“高—有效型”、“低—有效型”、“高—无效型”和“低—无效型”四种类型。其中“高—有效型”城市旅游发展较为成熟,“低—有效型”和“高—无效型”城市旅游发展一般,“低—无效”城市旅游发展相对较差。整体来看,珠三角和海峡西岸地区旅游发展强度和旅游发展效率均出现一定程度下滑,长三角、环渤海和北部湾地区的旅游发展强度和旅游发展效率均呈现不同程度增加。     

历史时期全球化作用下的城市空间转变——以1890s~1930s广州东山地区为例

世界城市历史研究作为新兴的研究领域,虽然突破了世界城市经典理论的“现代主义”视角,证明全球化对城市空间转变的作用具有长期性,但仍局限在“经济主义”的分析范畴之内,将经济因素视为决定性动力。20世纪初期,广州东山地区完成由“乡村地区”向“社会精英阶层居住地”的空间转变,促使城市空间格局由“东村西富”变为“东贵西富”。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空间转变是教会、华侨、政府、官僚4种动力相互作用、相继推动的结果。东山地区的发展历史表明,除经济联系外,城市的全球文化联系对空间转变同样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在一些特定的城市或城市中的特定地区,社会文化动力对城市空间转变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高速铁路对中国城市空间相互作用强度的影响

高速铁路作为一种新型的交通方式,其快速发展将会带来交通运输史上一次重大的飞跃,且其对区域空间结构、人口流动、经济联系和土地利用等的影响也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研究高速铁路对城市空间相互作用强度的影响,对加强区域间经济联系、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地域空间组织模式的重构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GIS网络分析工具,构建时间成本矩阵,研究中国333个地级行政单元和4个直辖市对外经济联系总量和城市对间经济联系强度的空间分布特征,构建无高铁、高铁现状和规划高铁三种情景,并对三种情景进行模拟与探讨。结果显示：① 城市空间相互作用呈现出明显的地带性和“廊道效应”,反映了高速交通在重塑区域空间结构中的作用;② 高速铁路建设提升了城市对外经济联系强度总量,且逐渐从追求“效率”转向“公平性”;③ 高速铁路建设缩小了全国城市对外经济联系总量的差异,但却扩大了城市对间经济联系强度的差异;④ 三大城市群成为城市对外经济总量绝对获益量最大的地区,而其毗邻的中小城市成为提升速率最大的城市。     

贵州省避暑旅游流网络结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气候环境对人类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在全球变暖和城市热岛效应不断加剧的背景下,避暑旅游已经成为全球旅游者夏季出行的重要选择。贵州省作为中国国内主要的避暑旅游目的地之一,针对避暑旅游流网络特征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尚未开展。本研究通过对贵州省避暑旅游现象长期的跟踪调查,获取2015—2019年间有效避暑旅游流线路数据2177条,运用复杂网络、GIS空间分析、QAP回归分析等方法,对避暑旅游流网络结构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避暑旅游流网络规模大、密度低,集聚特征明显,网络发育不完善,具有显著的“核心-边缘”结构,核心城市和景区分别呈“板块”和“点轴”状分布,旅游流线路具有“基营”和“环线”式结构特征。② 交通中心城市和核心景区是避暑旅游流的集散中心,贵阳在整体网络中具有突出优势和无法替代的地位,避暑旅游城市和景区在空间上相互交织,形成“贵（阳）安（顺）-荔波-凯（里）镇（远）”的“▽”空间结构。③ 避暑旅游流空间分布受气候舒适度、空间邻近性、旅游资源禀赋、接待服务能力和交通便捷程度等因素共同影响。最后,从区域旅游协调发展、旅游统计数据改革、网络空间结构优化等方面,对贵州省避暑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对策建议。     

长三角城市网络外部性的空间异质性

城市网络中是否存在“低端锁定”现象,低等级城市能否从网络中获益,高等级城市是否发挥了辐射带动作用,这些问题关系城市群发展的战略导向,当前仍缺乏深入论证。城市网络外部性是指城市因联系而得到的效益,为回答上述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已成为城市网络研究的新热点。但现有研究主要关注网络外部性的整体特征,忽视区域内城市间的网络外部性差异。本文使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将网络外部性测度精确到每个城市,揭示网络外部性的空间异质性特征。研究以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为研究对象,按城市汇总企业之间相互投资规模构建城市网络,分析网络联系对城市发展水平的影响,证实了长三角地区存在网络外部性。研究发现：① 虽然网络外部性未成为主导,但嵌入城市网络已经对江浙沪城市发展起到了积极影响。② 网络外部性的地域差异较大,江苏省城市的网络外部性普遍强于浙江省,安徽省的网络外部性不强,城市发展仍主要由人、土地和资本的本地集聚决定。③ 长三角地区的网络外部性主要是在上海的辐射带动作用下形成的,3个省会城市南京、合肥、杭州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有限。④ 低等级城市虽未从网络中获得明显的效益,但也未被“低端锁定”,高等级城市没有在周边形成“集聚阴影”。本文希望能有助于完善城市网络外部性理论,为区域网络化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近10年来海南航空网络空间格局及演化研究

以海航航空为研究对象,从企业尺度探讨其近10 a来的重组、收购和扩张对其航空网络空间结构及航空枢纽变迁的影响。研究发现：海南航空网络整体明显向北扩张,平均航距呈下降趋势;航班集中在少数通航城市和航线,但集聚趋势有所下降;并在中国全国和部分区域已基本形成了“轴-辐”模式为主、“点-点”模式为辅的空间结构,航空枢纽由海口、北京和西安转变为西安、北京和海口;首位联系度下降明显,进一步表明网络由集聚向均衡化发展。     

从网络描述走向网络绩效——“城市网络外部性”专辑序言

近年来,网络分析被广泛应用至理解城市与区域组织模式及其空间效应中。单个城市在城际协同关系中借助“网络化”的规模经济而受益,一些城市或地区也因更便捷地连接其他城市从而导致资源或要素的流失。传统强调集聚经济的城市内生增长理论不再适宜用来单独解释“流动空间”塑造下的城市与区域组织,而城市网络的外部性成为影响城市增长、区域一体化的另一重要动因。目前,已有的研究（特别在国内）相对匮乏,多集中在网络的空间格局、过程等方面,针对网络联系的效应（外部性）较为忽视,比如城市网络外部性与集聚经济如何相互作用,哪些类型的城市将从城市网络外部性中获益或受损,城市网络外部性的产生条件如何等问题亟需探讨。为呼吁学术同行将更多对网络研究的关注移向探究城市网络对城市与区域发展有何作用、如何作用、怎样优化的科学探索,本专辑精心遴选了15篇相关论文,针对“城市网络外部性”开展系统的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勾勒城市网络外部性的研究议程与中国经验,并以此为起点推动城市网络研究从格局描述走向网络绩效的研究深化。     

集聚经济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与实证研究:文献述评与展望

集聚经济理论自诞生之日起便与城市经济增长存在着本源联系。论文系统梳理集聚经济理论的起源与发展,归纳集聚经济阐释城市空间形成与发展的核心思想,明确集聚经济与城市经济增长之间是具有本源联系的。进一步回顾集聚经济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程度与机制,发现以人口密度等指标为代表的集聚经济能够显著促进城市经济的增长,可从“宏观过程”与“微观过程”两大视角探寻城市集聚经济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解释机制。这一工作不仅是以往集聚经济与城市经济增长相关文献回顾的一个延续,也为后续集聚经济影响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提供了一个参照。     

基于三层级股权关系的长三角城市网络节点地位研究

如何更为精准地刻画流空间视角下城市网络节点地位,是城市网络研究的关注重点之一。本文以长三角地区县级空间单元为研究区域,采用全行业500强上市公司的“母-子-孙”三层级股权关系数据,构建有向加权网络来刻画长三角地区城市间投资联系水平;通过转变中心性与转变控制力对节点城市的网络地位进行分类;最后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对长三角城市网络节点地位的影响因素进行测算和分析。研究发现：① 长三角城市网络节点地位呈现出“等级+网络”的特征。城市在网络中依旧呈等级分布;然而部分中小城市在网络中地位具有了上升通道,往往可利用资源禀赋使得其获得更高的网络地位,网络结构具有扁平化特征。② 长三角城市网络节点地位特征并没有完全遵循转变中心性与转变控制力的“高-高”“中-中”和“低-低”的匹配关系,而存在“高-中（低）”“中-高（低）”或“低-高（中）”的非匹配关系。③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创新活力、产业结构、城市经营环境和公共服务设施配套情况等会对城市网络地位产生显著的影响。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innovative cities in China: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and future configuration

Innovative cities not only constitute an important basis for innovation activities, but also play a strategically critical role in constructing an innovative country, producing new forms of urban development, and fostering urb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urrently, China is marching toward the goal of establishing an innovative country by 2020, but in the start-up phase of this process of innovative city construction, the fundamental transition from factor-driven development to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is not being realized. As a result,a wide gap currently exists between China＇s innovative cities and the advanced innovative citie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is necessary transition is being constrained by a series of bottlenecks in investment, income, techniques, contributions, and talents. The article takes 287 prefecture-level cities as its object of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developing a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system for innovative cities and devising innovative monitoring system software in order to evaluate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China＇s innovative city construction. The analysis addresses four key aspects – namely,independent innovation, industrial innovation, living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 as well as the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the innovative city construction process.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the level of innovation in Chinese cities is low, and the paper warns that building an innovation-oriented country will, as a consequence,be difficult. Some 87.8% of the cities studied maintained comprehensive levels of innovation that were lower than the national average. The level of comprehensive innovation in a city was found to have close and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level of the eastern region of China was, in particular, found to b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The levels of urban independent innovation, industrial innovation,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and institutional in     

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区位选择

金融业渐进式准入制度直接影响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伴随改革开放进程,外资银行最初聚集于经济特区和北京,进而扩散到上海、天津、大连和广州,以致于中西部城市,如重庆、成都和西安.外资银行的分行支行尤为聚集于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等经济发达地区,代表处则偏好聚集于北京和上海.条件逻辑模犁统计结果表明,外资银行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中国城市的区位优势,尤其是制度优势和银行业规模经济优势共同影响外资银行分支机构在中国的区位选择.外资银行尤为偏好金融规模效应显著、对外资银行准入管制较少的贸易型城市,央行总部及其区域性分行所在城市也是外资银行偏好的区位.由于代表处与分行或支行的功能差异,两者的区位行为存在一定不同.     

基于抖音粉丝量的中国城市网络关注度空间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抖音粉丝量数据,运用位序-规模法则、核密度估计、领域划分与模式组合等方法,对中国城市网络关注的空间差异进行分析,并对比了其与传统百度指数的差异。研究发现：① 关注度排名靠前的城市分别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杭州、重庆、西安、天津、南京等,并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京津三大核心集聚区,反映出核心经济发展区的网络优势度。而中西部地区城市的关注度普遍不高,仅在成渝、中原、长江中游等地区形成微弱的集聚中心。② 从位序-规模法则看,拟合曲线偏离理想状态且q值大于1.3,反映出高关注城市在空间上的强影响作用并表现出一定的网络空间集聚效应。从四大分区看,东北和西部地区与整体类似,东部地区的高等级集聚效应进一步强化,而中部则较符合理想形态。③ 从领域划分与地域模式看,北京、上海、广州等高关注城市的核心领域是探店、旅游、美食、街拍、同城,方言、旅游类话题亦有较大的关注。中西部地区核心城市除了在特色美食、探店、街拍与东部地区有些类似外,还表现出房产、地铁等方面的特色,从侧面反映出该区域在城镇化建设、产业转型等方面面临的一些现实问题。从地域模式看,长三角属于多中心网络化,京津冀、珠三角、成渝、长江中游属于双中心点轴状,关中、中原属于单中心放射状,其余城市群则属于单中心或无中心离散状。④ 与百度指数对比看,抖音粉丝量在高水平区的集聚程度高,而在中西部城市群地区的集聚效应不明显。⑤ 从影响因素看,除了与经济发展水平尤其是现代服务业水平、信息化水平、交通物流保障相关外,与城市的创新性、高素质人才或高学历网民的活跃性参与、数字化推广、专业化运营相关性较大。     

中国上市企业总部的区位分布和集聚特征

大企业总部是决策和控制中心,掌握着巨大的资源分配权,其决策将影响到地区甚至国家的发展。因此,大企业总部的数量关系到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力和影响力,研究大企业总部的分布和集聚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意义。本研究考察了截至2011年底中国2320家上市企业总部在城市的分布及集聚特征,有以下主要发现:①中国的上市企业总部分布和总体产业空间格局较为一致,即高度集聚在我国的东部沿海城市,尤其是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地区。②中国的企业总部高度集聚在高行政级别的城市,具体而言即大量集中在首都、直辖市、副省级和省会城市。③北京、上海和深圳是中国企业总部最为集聚的城市,不仅企业总部数量最多,而且企业的规模也最大,尤其是北京拥有超强的掌控力。而且,北京、上海和深圳几乎在所有产业领域都表现出绝对的领先优势。④和国际上发达国家比较,中国的企业总部在空间上的集聚程度较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总部数量占全国比重仍在上升,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大城市的上市企业总部数量增长要明显快于全国其他地区,其地位还在进一步强化。⑤企业总部的数量和城市的金融业发展水平、机场条件、经济规模、经济全球化水平、城市的规模等级、行政等级等呈现出高度的正向相关关系。     

中国入境旅游热点城市知名度认知的空间相关性

 旅游知名度是游客旅游决策的主控影响因素之一,也是旅游目的地获取潜在客源的重要手段。以我国入境旅游热点城市知名度为研究内容,从入境游客认知视角,在大样本入境游客实证调查资料的支持下,运用Moran指数和相关性检验,分析了我国入境旅游热点城市知名度认知的空间相关性,检验结果显示：我国入境旅游热点城市知名度认知具有正向空间自相关属性,其空间分布特征具有明显的类型与等级差异。相关性检验结果显示：入境旅游热点城市知名度认知存在地域相邻高度相关;沿海入境旅游热点城市知名度认知存在高度相关;入境旅游热点城市知名度认知具有明显的类型或等级相关;国际焦点关注的入境旅游热点城市认知与其它城市之间存在高度相关。     

基于Tripadvisor 的中国旅游地国际关注度及空间格局

用户贡献内容(UGC)已逐渐成为旅游行为与感知研究的重要数据源.区别于通常利用搜索引擎关键词数量描述网络关注度的方法,本文引入电子社区层次结构为权重因子,建立了基于社区UGC的旅游关注度模型,能够灵活调节模型表达的重点,优化计算结果.针对著名旅游电子社区Tripadvisor 的研究发现,国外社区用户对中国旅游的关注呈现3 个典型特征:①旅游关注集中在“长城、泰山、黄山、九寨沟、张家界”等少数旅游吸引物,和“北京、香港、上海、桂林”少量目的地城市;大量吸引物和目的地关注度较低,呈现“长尾现象”与极化特征.②吸引物与目的地城市的关注空间具有明显耦合性,关注度较高的吸引物多邻近或隶属于关注度较高的城市,如桂林阳朔、北京长城、成都都江堰和九寨沟、杭州西湖等.③旅游关注空间整体呈现出由高到低的“东—中—西”格局,与中国区域经济的“东—中—西”梯度格局基本耦合;北京、香港、广州、深圳、上海、成都等关注中心也与区域经济中心一致.旅游资源禀赋、电子口碑传播模式、地理区位、经济水平和关注者国家的文化背景、经济发展状况、地理区位等是影响旅游者关注度及其空间格局变化的主要因素.旅游关注度模型旨在解决互联网用户对区域旅游关注的定量计算问题,为基于互联网UGC的旅游地理学研究提供新思路.     

中国沿海三大城市群城市空间网络拓展分析——以综合交通信息网络为例

在以“空间流”为逻辑的区域空间组织下,借由城际交通与信息网络的全面发展改变着社会经济空间结构的深度与广度,由此产生的“时空压缩”效应大幅度增强城市信息联系,促使现代城市在“空间流”的作用下不断扩展城市网络空间。针对中国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沿海三大城市群：长三角、京津冀以及珠三角城市群,对其进行城市空间网络分析,结果表明：① 公路运输、普通列车、高速列车、信息网络在一定程度上把相互连接的城市转变成为城市空间对外拓展的网络节点,拉近节点城市与周边城市的时空距离,带动城市群区域信息“网络化”结构的形成;② 长三角城市群城市空间网络主要以上海（沪）、南京（宁）核心节点城市构成,北翼网络化程度较高于南翼线性联系程度,其区域联系密度以“沪-宁”“沪-杭”沿线向两侧递减;其城市群城市网络拓展流向主要是以上海→湖州、上海→宁波、上海→泰州、南京→扬州、南京→镇江、南京→无锡、南京→苏州、南京→上海、杭州→宁波等城市流向,呈现典型多中心结构;③ 京津冀城市群城市空间网络主要以北京、天津为核心向外辐射,形成了以廊坊、沧州、承德、张家口等次级城市网络连线。其城市群城市间网络的拓展流向主要是以北京→天津、北京→石家庄、北京→秦皇岛、北京→廊坊、天津→秦皇岛、天津→石家庄等城市流向,呈现典型的双核心结构,这些城市彼此之间呈现复杂网状联系特征,其中,北京-天津-石家庄围成度中心网络的核心圈层,度中心值较低的其他10个城市节点组成外围低密度圈层;④ 珠三角城市群城市空间网络主要以广州、深圳、珠海为核心向外辐射,形成了以佛山、惠州、江门等次级城市网络连线。其城市群城市网络拓展方向主要以广州→深圳、广州→肇庆、广州→东莞、深圳→广州、深圳→东莞、珠海→东莞等城市流向。其中,广东、深圳处于网络的绝对中心位置,广东-深圳-东莞-佛山围成度中心网络的核心圈层,度中心值较低的其他5个城市节点组成外围低密度圈层,多核心网络结构特征显著。     

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分布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与尺度效应

影响高新技术企业分布的因素往往具有空间非平稳性,然而既有研究对其关注尚少。基于2017—2019年间认定的215791家高新技术企业数据,运用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MGWR）,刻画了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空间分布格局,识别了其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与尺度效应,结果表明：① 2019年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空间分布呈现出在以“北上广深”为首位中心,以成渝与区域性中心城市为次位中心的高度集聚特征。② 企业内部因素、城市知识创造水平、技术创新水平、创新环境水平和外部连通水平共同影响了高新技术企业的空间分布。③ 影响高新技术企业分布的因素存在空间异质性,公司年龄、高校学生数量、互联网的影响呈现出“东-西”向空间分异格局,专利申请数、高新区、生活设施的正向影响呈现出“南-北”向空间分异格局,高铁的正向影响呈现出“东南-西北”向空间分异格局,研发费用投入对东北地区影响最大,市场化水平对京津冀和珠三角城市群地区影响最大。④ 影响因素存在尺度效应,靠近创新末端的变量具有更大的作用空间尺度。最后,本研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以期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     

城市网络关系中的广州、深圳城市功能研究

基于对城市功能映射于城市网络的理论认识,以城市间航空客流为中介,借助百度地图慧眼位置信息服务（LBS）大数据,采取比较广州、深圳航空客流来源地城市的功能特征,以及来自北京、上海两座特大型城市的广州、深圳航空客流在北京、上海两市中就业地所在城区的功能特征等两种途径,反向判断广州、深圳在中国城市网络中体现的总体功能特征倾向。结果表明：1）广州表现出行政管理、商贸等功能特征倾向;2）深圳的科技创新、金融与高新制造功能特征相对显著;3）深圳较广州在基于生产者服务业的中国城市网络中具有更高等级节点地位。文章采用的利用人口定位大数据从城市网络中灵活提取城市功能特征的方法,可作为对以经济产业类为统计数据进行城市功能研究的补充。     

1995年以来中国城市体系格局与演变——基于航空流视角

在国内外城市体系研究航空流视角的成果基础上,运用1995年以来的中国航空统计数据,基于数据描述及重力模型和模糊参数等定量方法,分析了中国城市体系格局和变迁。主要结论有: (1 )城市体系和城市群互动符合"距离衰减原则"。同时上海、北京两大全球性城市强化了在全国的枢纽机场的地位,西部地区形成了若干区域性的枢纽机场。 (2 )枢纽度最大的城市是京津冀、长三角、厦漳泉、珠三角、成渝等区域经济中心城市。辽中南、山东半岛、江汉平原的区域中心城市的枢纽度并不突出;南京、杭州、福州和重庆虽然作为各自地区的主要经济中心城市,但其枢纽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地区首位城市或门户城市的压制。 (3 )中国主要经济中心城市相对地位变化有如下几种类型:稳定型、上升型、下降型、先升后降型和先降后升型。长三角的经济中心城市表现出强盛的区域带动势头,而珠三角、京津冀发展相对平稳,成渝在中西部具有特殊性,表现出日益强化的区域枢纽地位,辽中南、福建沿海、关中、江汉平原等地区经济中心城市的枢纽度则相对发展缓慢,甚至有所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