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以来中国旅游景区时空格局演变与景区群形成

2001年中国实行A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制度以来,旅游景区数量快速增长。以2001年、2006年、2011年和2016年四个时间截面的中国A级旅游景区数据为基础,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对旅游景区时空格局演变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旅游景区空间格局呈现空间分布扩散,区域分异加剧;集聚范围扩张,集聚现象愈加明显;集聚程度增强,京津冀、长三角地区集聚程度最高;高A级景区与全国A级景区的集聚态势基本吻合。旅游景区集聚地区呈现旅游资源依赖、供需双重驱动和核心-边缘结构等特征,据此尝试提出“景区群”概念,以期为中国旅游业生产力布局优化和区域经济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边疆旅游地县域旅游经济时空变迁及驱动机制研究——新疆案例

以新疆74个县域单元为研究对象选取多个指标，利用ESDA、ArcGIS和GeoDa等分析方法和手段及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2008—2017年新疆县域单元旅游经济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地域差异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县域旅游经济集聚特征呈“下降―上升―下降―上升”的态势，彼此之间差异明显，集聚性存在显著的由北向南梯度增强的格局特征。（2）县域旅游经济的“多核心、多条带”分布逐渐形成，但并未改变“北热南冷”的分布格局。（3）受“东北-西南”方向牵引力影响，旅游经济重心轨迹变化呈多个“V”字型重叠分布，也使标准差椭圆的覆盖范围也在此方向上逐渐增大。（4）旅游资源禀赋和政策支持是影响县域旅游经济格局演变的主要驱动因素。交通条件的改善和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并非都能促进各县域旅游经济的发展，各影响因素在不同区域间存在明显的强度差异。     

东北地区A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基于东北地区2009年、2012年和2015年A级旅游景区数据,采用最邻近指数、基尼系数、核密度分析、相关分析等数理和空间分析方法,基于GIS空间分析技术,从类型、均衡度和密度等方面对东北地区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显示：① 2009年、2012年、2015年3个时段,东北地区A级旅游景区在空间上呈集聚状态,且集聚程度具有先强后弱的演变特征;② 省会城市和主要交通节点城市附近A级旅游景区核密度较大;③ 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东北三省A级旅游景区核密度增强区域扩散较快,但蒙东地区变化较慢;④ 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受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影响很大,其中地形地貌、水文是影响A级旅游景区分布的内生因素,而社会经济水平、交通等是重要的外推动力,对A级旅游景区分布影响比较显著。     

中国3A级以上旅游景区空间集聚特征研究

基于中国3 228个3A级以上旅游景区数据分析其空间集聚特征。结果表明,中国3A级以上旅游景区具有典型的“类型极化、区域分化、板块集聚”的分布特征,胡焕庸线两侧景区密度悬殊;中东部地区为凝聚-随机分布,西部地区为凝聚分布,不同区域发育主题和特色不同;5A级景区集聚在经济发达地区,4A级景区沿黄河、长江集中分布,3A级景区多处于东部滨海沿线;历史知名度、自然地理环境、人口经济规模、交通区位条件、审批标准、效仿发展等因素影响较大,循环累积效应显著。据此提出“区域平衡、跨区协调、分类优化”的发展建议。     

河南省A级旅游景区空间特征演变及优化研究

结合Arc GIS软件,运用基尼系数、最邻近点指数、核密度分析、空间自相关性分析等定量分析方法,从均衡性、集聚性、空间相关性等角度出发,对2007年、2012年、2017年河南省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特征演变进行分析,并根据影响因素提出了河南省旅游景区优化策略,缓解区域发展失衡现象,推动河南省A级旅游景区可持续发展。结论如下:河南省旅游景区空间特征整体呈现高度均衡加强趋势,但局部呈现空间集聚加强趋势,呈现冷热点区分布特征;旅游景区主要分布受经济因素和交通因素影响,呈现点状、带状、面状分布特征;通过提高旅游景区"质量"、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构建"点-轴-区"旅游空间结构等策略,可以优化河南省旅游景区空间分布。     

广东省旅游产业广域空间集聚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产业的空间集聚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选择旅游产业在广域空间的集聚现象进行研究,针对已有研究在地理学方法使用上的不足,以A级景区、旅行社、星级酒店作为旅游产业的核心组成,采用最近邻指数、核密度估计、缓冲区分析,对旅游产业在案例区域的集聚分布程度、集聚分布特征及集聚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和揭示,研究发现:案例空间总体呈现明显的旅游产业集聚;A级景区、旅行社和星级酒店的集聚形态呈现不同演化特征,表现出点状、组团状等不同集聚分布特征;城市自身基础和区位条件影响着旅游核心企业的布局和选址;区位综合价值对集聚分布有主要影响。     

长三角旅游吸引物城乡空间分异特征

基于长三角地区1663个3A级旅游景区数据,采用GIS空间分析技术与地理探测器方法,对长三角旅游吸引的城乡空间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究。结果表明：① 长三角旅游吸引物空间分布不均衡性显著,表现出“整体分散,核心集聚”的空间分布特征,“单核、多中心、层级化”的格局特征显著,集聚形态上呈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② 城区吸引物集聚程度高于乡村地区,省域间城乡吸引物分布各有侧重,根据景区丰度指数可将长三角41市划分为“城乡双高型”“城区集聚型”“乡村集聚型”和“城乡双低型”4类旅游地;③ 长三角旅游吸引物城乡分异特征主要是由自然、经济、社会三大因素互相交织、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城乡吸引物的空间格局影响因素存在显著差异。     

基于POI数据的山西省旅游景区分类及空间分布特征

运用大数据与传统地理信息系统相结合的方式,以山西旅游景区POI(Point of Interest)数据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分类后,研究其总体空间分布格局、分布方向以及具体地市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山西旅游景区总体分布格局呈现晋中地区集聚特征,具体各类旅游景区的集聚形态与程度有所差异。其中,地文景观类旅游景区集聚于晋中、晋东南和晋北东部地区;水域风光类旅游景区以晋中、晋南和晋北东部地区为轴呈条带状分布;生物景观类旅游景区在空间上呈“菱形”状集聚形态;遗址遗迹类旅游景区集聚于晋北和晋东南地区;建筑与设施类旅游景区呈“三角形”状集聚特征;娱乐购物类旅游景区在全省范围内分布较为均匀。旅游景区空间分布方向与山西省区域形状吻合,除娱乐购物类旅游景区分布方向性和向心性不明显之外,其他类别旅游景区均有不同程度的集聚特征;各地市旅游景区分布情况中,水域风光类旅游景区在各市域间分布较为均匀,地文景观类和建筑设施类旅游景区热点区域出现在阳泉市,冷点区域出现在晋城市,但其集聚程度均较低;生物景观类旅游景区热点区域位于长治市,冷点区域位于临汾市和运城市,其集聚程度较高。最后,从自然地理和人文社会两方面对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定性分析。     

黄河流域A级旅游景区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的多尺度分析北大核心CSCD

旅游景区合理布局是实现黄河流域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与根本保障,识别景区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如何随尺度发生变化,对黄河流域的景区多层级统筹管理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地理因素的空间尺度效应,从县域、市域、集聚区3个尺度构建了分析框架,利用统计与GIS技术揭示黄河流域A级景区多尺度空间格局,运用地理探测器、空间叠加分析等揭示各尺度影响因素及其差异特征。结果表明:(1)黄河流域A级景区整体呈东部和南部密集、西部和北部稀疏的空间格局,流域南部形成一个中高密度弧形带。随着研究尺度增大,景区集聚范围逐渐扩大,集聚程度逐渐降低;(2)县域尺度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密度对景区格局影响程度最大,其次是植被覆盖度、年降水量、到最近河流距离、国家湿地公园密度。人口密度是市域尺度影响程度最大的主导因素,非主导因素在与各主导因素交互后形成强烈的增强效应。集聚区尺度景区格局主要受年降水量、植被覆盖度等自然环境因素的刚性约束;(3)3个尺度的影响因素明显不同,不同尺度景区格局并不是主导因子简单组合或累积的结果,而是自然环境、旅游资源、社会经济及区位复杂交互后的产物。     

三亚市旅游休闲业态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形成机制分析

以三亚市为案例地,通过爬取六类旅游休闲业态POI数据,综合利用最邻近距离指数、核密度估计、多空间聚类、地理探测器等空间分析技术,深入挖掘三亚市旅游休闲业态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形成机制。结果表明：（1）业态总体数量及特征空间尺度急剧上升,分布格局呈“极核-轴线-面域”分布形态;主要集聚于三亚湾度假区,散布周边临海区域,且集聚程度随空间尺度的增大呈先增后减态势（;2）各类旅游休闲业态空间集聚特征显著,其中购物、住宿、餐饮业态与总体集聚特征呈现高度一致性,各类业态集聚分布特征显著不同且尺度依赖性明显,其中旅游景点业态集聚程度随时间距离的增加不断减小,其余业态均先增后减（;3）三亚市旅游休闲业态空间格局的形成是由政策引导城市发展决定的,即在旅游休闲需求升级与城市发展的转型升级的双向推动下,从经济水平、人口特征、交通条件及资源禀赋四个方面影响旅游休闲业态空间演变格局。     

山西省国家A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GIS空间分析技术与地理探测器（Geodetector）方法,使用旅游政务网、地理空间数据云、政府报告和统计年鉴相关数据,对2001—2017年间影响山西省国家A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包含社会政治因素（相关政策、常驻人口、交通状况）、经济产业因素（三产占比、旅游收入、生产总值）和自然环境因素（海拔高度、河流水系、平均气温）。结果表明：① 社会政治因素和经济产业因素变化较大,属于动态影响因素,自然环境因素变化较小,属于静态影响因素;② 相关政策、常住人口、交通状况、旅游收入、生产总值5个三级动态影响因素的影响能力值从2001—2017年间不断加强,而三产占比三级动态影响因素呈现波动下降,海拔高度、河流水系、平均气温3个三级静态影响因素的影响能力值变化较平稳;③ 从演化过程来看,2001—2017年间社会政治因素影响能力值逐年增加,是影响程度最高的二级影响因素,经济产业因素发展为影响程度第二的二级影响因素,自然环境因素发展为影响程度最小的二级影响因素。结果可为合理评价和指导区域旅游业全面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促进旅游业发展,为旅游景区空间结构优化和旅游产业升级提供科学依据。     

武汉市旅游景区空间结构演化

旅游景区空间结构处在不断演化和发展中,具有等级性、层次性,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以武汉市2002年和2011年的国家A级旅游景区为研究对象,运用最邻近指数、Moran’s I指数和集聚维数,结合GeoDa、ArcGIS空间分析工具,从不同角度系统分析了武汉市旅游景区空间结构的演化特征,并分析了其经济社会环境、旅游发展政策、交通发展状况以及旅游者行为等因素在武汉市旅游景区空间结构演化过程中的作用。结果表明：1）武汉市旅游景区“双组团”的空间分布密度不断增强;2）旅游景区“中密周疏”的空间分布格局有所减弱;3）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在不同地域单元呈现负空间自相关性特征;4）旅游景区空间结构逐渐由简单向复杂演化,不断趋于完善,但空间结构具有不稳定性。     

长三角地区民宿的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

近年来,民宿作为旅游业发展的新兴模式,日益受到关注,并呈现蓬勃发展状态。以民宿业发展最为成熟的长三角地区为研究对象,基于去哪儿网相关民宿数据,采用空间最邻近分析、密度分析等空间分析方法,研究民宿的空间分布格局与特征,并基于逐步回归分析,探讨影响民宿分布的因素,得出以下结论：① 长三角地区民宿呈现高度集聚的状态,整体上表现为多核心分布,并形成一、二、三级组团,密度由核心向外围递减。② 民宿集聚分布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和核心景区周边,具有明显的中心性。③ 基于对经济基本状况、交通状况、人口条件、居民消费能力、旅游市场状况、旅游资源与环境条件等方面共15个影响因素分析,发现单位面积旅游收入、A级景区数量、人口密度、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四个指标对民宿密度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影响力单位面积旅游收入>A级景区数量>人口密度>地区国内生产总值。     

云南省A级旅游景区空间演化特征及其驱动机制

探究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演化特征及其驱动机制,对促进区域旅游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云南省为研究案例,综合运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分析、趋势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其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类型、分布密度、分异趋势及驱动机制进行探讨。研究表明:(1)云南省A级旅游景区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景区在空间上呈典型的集聚型分布,其集聚程度随时间的变化不断增强;(2)景区分布密度总体提升,空间分布特征最终呈现"核心—边缘"式空间结构,空间组织形态表现出沿区域行政中心及交通干线的趋向性,景区分布的方向性差异较为明显;(3)景区在东西方向的分异趋势显著,南北方向的空间异质性相对不明显,其增速表现出明显的空间指向性特征,滇中、滇南及滇东地区的市州为A级旅游景区发展优势区;(4)景区空间组织结构变化受自然要素、人文要素、资源禀赋和政策调控的综合驱动,旅游资源属性的差异决定了不同类别景区在自然要素影响下表现出相异的分布特征,不同等级景区受人文要素、资源禀赋及政策调控的作用强度有所不同。本研究可为优化云南省旅游景区空间结构、促进旅游景区可持续发展、提升旅游景区发展的品牌效应提供参考。     

民居型景区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山西大院民居为例

民居大院景区是人文景观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本文以山西省136个“山西大院名居型景区”为研究对象，通过谷歌地球（Google Earth）、百度地图确定坐标基本地理信息。运用Arcgis10.3空间分析法进行可视化表达，分析山西大院景区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山西11个地市的136个大院景区整体空间分布上呈现较均匀状态。（2）山西大院景区存在较为明显的空间差异，形成七个明显密度集聚中心与两个密度集聚区域，整体分布方向将沿东北—西南方向布局。（3）市域分布不均衡，呈现集中于以晋中、晋城为依托的周边地区。（4）高程空间格局显示，74.26%的大院景区海拔高度在1500m~2500m范围中，海拔从宏观上影响大院景区的总体空间格局。（5）大院景区整体距河流平均距离为2.3km，且具有沿河流走势分布的特征。（6）大院景区分布具有倾向城市格局，表现为中心-外围逐渐递减的特点。     

中国A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结构研究

旅游景区是地球表面上一类特殊的景观类型,而A级旅游景区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旅游等级分类系统。它的设立和评比对中国旅游产业的发展业已发挥巨大的作用。且自旅游景区评A以来,随着各级政府的日趋重视,旅游景区评A在全国得到广泛认同,进而使A级旅游景区分布的格局发生显著变化。以现有2 286个中国A级旅游景区的数据资料为基础,分析了其分布特征及变化规律。研究发现,看似毫无组织的全国A级旅游景区其实是有其内在的空间分布规律性的。它两端稠密、中间稀疏的整体分布格局是伴随着中国旅游景区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无论是在空间组织上还是在时间演变上,A级旅游景区都与人口分布、地形地势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和配比性。虽然中国31个省份的A级旅游景区分布情况各有差异,但其组成结构仍然具有较高的相似性,而且越来越呈现出不断分散的趋势。总体看,中国各省份都存在着旅游景区的组团形态,但这并不能阻止中国A级旅游景区向无序化方向发展。研究对目前中国A级景区的分布状况与资源间的错位问题及未来发展的趋势等进行了讨论。     

苏南、浙北地区民宿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选取社会经济、配套产业发达且相近的苏南、浙北地区作为研究区域,基于百度地图API中的地点检索服务获取民宿点地理信息,结合空间分析方法与地理探测器探究两地民宿空间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两大地区民宿均呈显著集聚状态,分布在地势低平且水系发达区域,依托高禀赋旅游资源和交通干线集聚。2）在两地区别上,苏南民宿表现出集聚程度上的市域差异,浙北则分布相对均衡且集聚范围较广;空间集聚态势差异性显著,前者呈“四核集聚,次级中心团状布局”,后者表现出“西东中梯度格局”。3）消费能力、客源市场与通达程度是影响两地民宿分布的重要共性因子,两两因子间的交互作用增强了对民宿空间异质性的解释力。4）浙北民宿受外部客观因素的影响程度较弱,水系环境与景区依赖是两大地区间的区别因子。     

中部地区创新产出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视角

采用标准差、变异系数、空间自相关分析和空间计量经济模型等方法，对1986—2016年中部地区创新产出的时空差异演变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中部地区区域创新产出的绝对差异在2006年前增加缓慢，其后开始明显拉大，2010年后急剧增大，相对差异大致可以分为下降、缓慢上升、波动上升三个阶段；2）1986—2016年中部地区创新产出空间格局大致稳定，创新产出表现突出的区域主要是省会城市；3）在1990年、1998年和2006年中部地区的创新产出空间集聚性不显著，在2016年中部地区创新产出开始呈现出正相关性空间集聚性，基本形成以安徽省部分地市为中心的“高-高”集聚地带；4）空间关联、集聚效应、创新联系等新经济地理因素对中部地区地市创新产出差异较大；5）经济状况、传统基础设施及FDI对创新产出作用较大，通讯基础设施和集聚互动对创新产出的影响程度一般，而教育水平对产业的需求因素最小。     

中国美丽乡村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以2014年、2017年、2020年对应的140、560、1216个美丽乡村为研究对象,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研究美丽乡村空间格局演变特征,采用地理探测器和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探究美丽乡村空间格局的影响因素及其在空间上的分异。研究表明：① 美丽乡村空间分布的集聚性增强,主要集聚区呈现“带状-网状-面状”分布的演变趋势,热点区由沿海地带向内扩散。② 美丽乡村的空间分异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各影响因素对美丽乡村空间分异的解释度呈显著差异,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5A级景区、人口密度对美丽乡村空间分布的解释力最大。③ 主要影响因素对美丽乡村空间分布的影响作用存在空间差异,且局部不平衡性显著,正相关和负相关分析单元具有呈块状与带状的聚集特征。     

西北地区城市旅游时空关联效应——基于高级别景区供给的观察

以西北地区为例,构建空间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和异质性空间自回归模型,对高级别景区溢出效应的时变特征和城市旅游时空关联效应及其异质性进行分析,结果显示：(1)西北地区城市旅游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合作应成为旅游发展的核心策略;(2)短期来看高级别景区增加有助于本地旅游人次上涨,但会对邻近城市产生“虹吸效应”,长期来看对本地和邻近城市旅游均具有正向影响,但对本地旅游拉动更大;(3)高级别景区组合供给是提升西北地区城市旅游效应和对邻近城市产生“虹吸效应”的充分条件,仅依靠5A级景区的带动效用有限;(4)西北地区城市的旅游时空关联效应具有异质性,84.31%的城市与邻近城市为旅游空间合作关系,空间竞争型城市主要位于新疆北部和西北地区东部局地;(5)西北旅游发展稳态城市呈散点、随机分布,具有经济优势的城市更易从旅游合作中获益并成长为区域旅游增长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