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尺度视角下的印度地缘环境解析及对中国的启示

在中国和印度共同崛起的背景下,随着中国“向西开放”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国与印度的地缘竞争日益激烈。加强对印度地缘环境解构有助于中国更好地识别地缘风险和制定有效的地缘策略。本文从地理环境、国家的地缘政治想象、地缘关系环境三个方面,从全球、区域和国家内部三个尺度来解构印度的地缘环境,并论证了印度如何在其地缘环境的基础上制定并实施本国的地缘战略：（1）在全球尺度上,凭借印度洋的地缘优势,印度建构了以印度洋为基础的全球地缘战略,追求“有声有色”的大国地位;（2）在区域尺度上,印度凭借地理结构、体量、权力和影响力的优势,构建了邻国优先和防止域外大国干涉的区域战略,谋求南亚领导地位;（3）在国家内部尺度上,印度的国家实力被内部的多样性（包括种姓制度、宗教矛盾、地方主义、党派斗争等）所肢解,如何加强统一的国家认同是印度面临的极大挑战。根据印度地缘环境的特点和中印的权力对比情况,从中国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中国作为权力弱势方,应该加强与印度的利益共同体建构、加强区域内合作、区域互联互通和一体化建设、增强区域内的话语权和合法性;在中印边境区,中国作为权力的强势方,应该加强边境管理、防止域外势力干涉。     

“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重庆与东盟国家贸易格局演变和影响因素分析

“贸易畅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重庆作为中国西部地区内陆开放高地，贸易发展优势明显。运用贸易强度指数和HM指数，分析2001—2017年重庆与东盟国家贸易格局和贸易依赖程度，并分析影响重庆与东盟国家贸易格局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重庆与东盟国家贸易联系紧密，增长速度快，贸易总额在“一带一路”沿线六大区域中始终保持领先地位；②马来西亚和泰国成为重庆与东盟国家中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越南、新加坡、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紧随其后，而与缅甸、柬埔寨、老挝和文莱的贸易总额较少；③在进口方面，形成以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为首的多元进口格局，泰国和越南进口伙伴地位上升。在出口方面，形成以马来西亚为首的多元出口新格局，越南出口地位下降；④在市场相互依赖程度方面，重庆出口对东盟国家特别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贸易市场的重要性程度上升，而对东盟国家市场依赖程度较小；⑤产业结构、贸易通道、文化交流和政策等是影响重庆与东盟国家贸易格局的重要影响因素。     

海南自贸港与泛南海国家的地缘经济关系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泛南海经济圈是全球经济要素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加强海南自贸港与周边国家的地缘经济联系有利于推进海南自贸港的建设,提升区域经贸合作层次与水平。本文基于贸易、投资、产业、金融等方面的综合考虑,构建地缘经济关系指标体系,并通过熵值法和灰色关联法探究海南自贸港与泛南海国家的地缘经济关系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2005—2019年,海南自贸港与泛南海国家的地缘经济关系一直相对较弱,且未出现显著提升。其中,贸易联系相对紧密,投资、产业、金融联系有待进一步加强。（2）2005—2019年,海南自贸港与泛南海国家地缘经济关系的时空格局变动明显,缅甸、新加坡波动幅度较大。总体来看,海南自贸港与新加坡、越南、文莱、印尼的经济联系最强,与老挝、印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的经济联系最弱。（3）市场是海南自贸港地缘经济关系的首要影响因素,成本约束对地缘经济具有一定影响,而生产要素的影响相对有限。     

1985-2015年全球贸易网络格局的时空演化及对中国地缘战略的启示

从社会网络视角,采用中心度、社团划分和结构熵等社会网络指标,探究全球贸易网络的空间格局及演化特征,重点分析中国在网络中的社团归属及其地缘战略启示。研究表明：随着时间推移,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使得全球贸易网络结构呈现日益多元化的复杂格局;全球贸易网络的社团演化经历了发达国家主导、亚洲崛起的萌芽、亚洲社团的分离和“三足鼎立”四个阶段,中国从被支配的边缘地位逐步走向“舞台中央”;中、美、德三国在全球市场细分过程中形成一种“错位竞争”关系,亚太、中东、非洲和拉美地区成为大国之间争夺贸易市场的博弈区域。中国应首先立足于亚太地区,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延伸至中东、非洲和拉美地区,将经济优势转化为全球战略影响力。     

中国高铁外交的地缘空间格局

高铁的空间运送能力极强,但建设耗资巨大,并因此对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产生着迅速而深远的影响,也使得高铁的贸易格局兼具国际政治和外交属性。中、日、德、法是目前主要的高铁出口国,在国际高铁市场上竞争激烈。本文从地缘政治的"空间—权力"视角出发,基于对国家发展的安全利益、发展利益和影响利益逻辑,综合考量高铁修建的基础条件、高铁出口竞争国的空间利益格局、中国的竞争优势等方面,采用空间叠加分析方法,尝试得出中国“高铁外交”的地缘空间及合作方式。主要结论为：①中国“高铁外交”的优先发展空间主要包括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印度、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韩国、美国和巴西等国;②中国与美、韩、俄、哈、澳5国可展开多层次的高铁合作,与印、泰、越、印尼4国可从发电、输变电等前期工程开始合作,与巴西、马来西亚两国可根据市场需求先进行前期的工程合作;③除高铁优先发展空间外,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国可在充分考虑市场需求和风险的前提下融资、投资和承建;④在中国利益重点区域之外,从高铁修建的经济利益出发,在经济基础较好且已有铁路合作的国家进一步进行高铁合作可行性较大,如罗马尼亚、爱沙尼亚、波兰、匈牙利、塞尔维亚、白俄罗斯等国。     

基于武器贸易数据的地缘军事态势分析

基于全球武器贸易数据,选取中心度、影响力指数和模块度等社会网络分析指标,探究21世纪以来全球武器贸易网络的空间格局、特征等地缘军事态势。结果表明:(1)全球武器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空间不平衡特点明显。大国在特殊地缘区位地区的战略调整,促进了武器贸易的空间格局形成。(2)地缘军事外部影响力与国家或地区军费支出和武器出口的地缘空间层次等密切相关,受外部影响力则与自身的武器贸易对外依存度息息相关。(3)通过全球武器贸易网络群体划分,可以概略地认识国家或地区倾向于合作和靠拢的阵营,分辨国家或地区间疏近关系,为发现潜在威胁、制定方针政策等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绿色贸易格局的时空演变

绿色贸易是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延伸绿色产业链、引导绿色投资方向以及优化绿色产业布局等方面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基于有序聚类、中心度、贸易竞合关系等方法与模型，对2000—2019年“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绿色贸易的地位及时空变化以及中国与域内国家绿色贸易竞争合作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从地位和空间结构来看，2000—2019年沿线国家绿色贸易地位在世界范围内有显著改善，区域绿色贸易的“多核心”空间结构进一步增强，东南亚一直处于“核心”梯队的主体地位。(2)从中国与沿线国家绿色贸易关系来看，中国长时期处于逆差状态，虽然竞争优势呈现逐年提升的趋势，但仍然较弱；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绿色贸易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产品结构逐步趋向更加合理。     

域外国家与南海周边地缘经济联系强度演化与态势评估

随着全球经济重心逐渐向亚太地区转移以及区域地缘经济联系日趋紧密,南海战略地位日益凸显,南海周边已成为全球重要战略区域和亚洲最重要的国际地缘问题区域。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修正引力模型等方法,从贸易、投资、旅游等视角切入探究域外国家与南海周边区域的地缘经济联系演变及态势。结果表明：① 2005—2019年域外国家与南海周边区域的贸易联系日益紧密但贸易合作的非均衡化现象较为突出,域内出口贸易网络呈现以中国为核心,老挝、文莱和柬埔寨为边缘地带的相对稳定网络结构特征。② 域外国家对南海周边区域的投资规模显著提升但投资规模的两极化差异态势较为明显,投资区位呈现由高度集中向渐进式扩散转变态势。③ 域外国家入境旅游流持续增长,旅游网络由中国为单一核心演变为中国和泰国为双核心的网络结构,旅游目的地日趋多元化。④ 域外国家与南海周边区域地缘经济联系强度有所降低,但与东盟9国地缘经济联系强度整体上升;虽然以美日为代表的域外国家逐渐减弱与中国的地缘经济联系,但地缘经济联系网络整体仍然呈现以中国为核心,以泰国和新加坡为次核心的网络结构。     

环中国南海周边国家及地区地缘经贸关系动态演化探析

基于1996~2016年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进出口贸易额，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和位序变动指数法，对环中国南海周边国家及地区的经贸网络关系展开时空演化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环中国南海周边国家及地区的整体经贸网络格局演化呈日益紧密的趋势，形成了以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为核心，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为次核心，澳门、越南、柬埔寨、文莱和菲律宾为边缘地带的相对稳定的网络结构特征；2）在整个网络的动态发展过程中，网络影响力高的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网络影响力低的文莱、柬埔寨和中国澳门在进出口网络中都具有很大程度的网络结构对等性，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结构数值动态波动，在进、出口网络中扮演的角色差异明显，且不断产生新的结构对等性配对；3）自1996年以来环中国南海周边国家及地区的经贸互动规模和经贸总量持续增长，但中国大陆的进出口贸易重心已由中国香港和新加坡逐渐转向以越南、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地缘经贸关系整体空间呈现出以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为中心，核心、次核心及边缘地带内部力量动态演化的网络结构，且中国大陆在进出口方面都显示出对其他国家和地区极其重要的影响力。     

中国沿边地区地缘经济格局的建构：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地缘经济格局是指特定时点下国家边界两侧区域之间经济竞争合作的总体状态或态势,可以从跨国经济竞争合作关系、各自的经济发展状况、空间结构和边界效应、地缘经济活动的关键主体等4个方面来描述。地缘经济格局能够自我调整以适应环境演变,但是这种被动调整、适应过程不仅缺乏前瞻性,而且滞后于环境演变,必然造成它与地缘环境的短期脱节错位,不利于地缘经济健康发展。因此,主动干预构建有利的地缘经济格局具有必要性。在此背景下,本文首先分析地缘经济格局演化机制,具体是从地缘环境、国家利益、区域关系三个大的方面筛选出11个重要影响因子,分析它们作用力的影响领域、方向以及地缘经济格局的演化响应,并讨论了地缘经济格局演变的综合机制。之后,文章从创造良好的地缘环境、建立协调的区域关系、建立高效的区域空间结构、打造地缘经济关键主体等方面提出了构建地缘经济格局的方法路径。     

中国崛起与世界贸易网络演化：1980—2018年

随着网络分析方法的发展,利用社团检测和社交网络分析研究世界贸易网络成为当前重要的前沿问题。但目前国内外的研究多为短期尺度,中长期尺度研究亟需更新。当前世界经济发展不确定性要素增多,“一带一路”建设正进入深耕细作的阶段,分析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局势的转变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更替的长尺度变化,有利于揭示世界贸易网络的中长期演变趋势,并为中国“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历史启示。论文主要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贸易方向统计数据库(DOTS),首先总结了1980—2018年世界贸易发展3大历史阶段的基本特征,然后研究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世界贸易网络中组团及国家地位的演变。研究发现：① 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变化和技术进步对世界贸易网络影响深远。20世纪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由福特制向后福特制的转变、新自由主义的推广、数字技术的大规模发展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对全球贸易空间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的崛起是全球贸易网络变化重要的力量。② 从Top1贸易网络上看,世界贸易格局呈现出“稳中有变”的演化趋势。世界贸易网络中,欧洲部分的德国、法国和俄罗斯组团相对稳定,而英国和意大利组团地位不断下降;美国主导了亚太部分,澳大利亚组团较为稳定,日本组团地位下降。③ 印度、巴西和南非等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导致世界经济和贸易格局的重大变化,这些国家近年来成为了新兴的区域性贸易中心。④ 随着经济高速发展,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迅速上升,成为了超过美国的世界贸易组团核心。最后,简要讨论了中长期尺度贸易网络研究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历史启示。     

“一带一路”技术贸易格局演化研究

论文利用2001—2015年国家(地区)间的知识产权贸易额,通过构建全球和“一带一路”技术贸易网络,从技术供给和技术销售层面刻画了“一带一路”技术贸易格局及其动态变化过程,研究发现：① 在“一带一路”内部技术贸易网络中,内部技术进口格局由独联体、中东欧地区主导向东亚地区主导转变,内部技术出口格局由西亚地区“一极主导”向东盟-西亚-东亚“三极主导”格局转变,“一带一路”在内部国家(地区)技术供给链中的地位非常低下,大量的技术需要从外部进口,但“一带一路”作为技术销售市场在内部国家(地区)技术销售链中的地位显著提升;② 在“一带一路”外部技术贸易网络中,外部技术进口格局由东盟向东亚更替,而外部技术出口格局始终由以新加坡为核心的东盟地区主导,“一带一路”在国际技术销售市场中的地位显著提升,但其在国际技术供给链中的地位十分低下;③ 从技术贸易类型上看,内流型国家(地区)占主导,大部分“一带一路”国家(地区)依赖内部技术贸易来实现技术互补,而高技术贸易额国家(地区)大多都为“两头在外”型,“一带一路”区域技术贸易网络尚未形成。     

“一带一路”贸易网络及其与全球贸易网络的拓扑关系分析（英文）

Unimpeded trade is one of the cooperation priorities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roposed by China. On 15 May 2017, the Joint Communique of the Leaders Roundtable of the Belt and Road Forum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reaffirmed the participants' shared commitment to build an open economy and ensure free and inclusive trad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BRI) is not only China's new action to drive its open and global development, but also a platform for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countries to explore free and inclusive trade and promote a universal, rule-based, open, non-discriminatory, and equitable multilateral trade system. It is therefore important to examine the topo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RI and global trade networks. More specifically, this article first analyzes the community structure of trade networks using a community detection algorithm, and then estimates the topo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trade communities. The findings of this article are as follows. First, this research identified three trade communities and two sub-communities in the BRI trade network, in which China is the core, Russia is the sub-core of the biggest trade community, and India, United Arab Emirates, and Saudi Arabia are cores of the second trade community(South Asia-West Asia). Second, it identified five trade communities in the global trade network, centred on China, USA, Russia, India-United Arab Emirates, and Germany-Netherlands-France-Britain and other European developed countries. Third, the topological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in the global trade network, most BRI countries are attracted by the core nodes of the BRI regions, such as the China, Russia and India-United Arab Emirates core nodes, and have strong trade contacts with BRI countries. Most Central-East European countries are mainly attracted by Germany-Netherlands-France-Britain and other developed European countries with a low penetration of BRI trade. Although some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are incorporated into the Asia-Australia-South Africa community with China as the core, they still need to strengthen trade linkages with BRI countries.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隐含碳流动研究

随着全球各区域的连通性不断增强,碳流动以及碳泄漏在全球碳减排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伴随全球产业跨境转移的过程,发达国家的高碳行业逐渐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并从这些国家进口成品用于自身最终消费。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分析,本文测算了“一带一路”沿线地区隐含碳流动,分析了生产碳及消费碳强度在全球的空间分布,并以此为基础探讨了“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生产者及消费者责任。结果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生产碳强度大都高于消费碳强度,且两者的差值大多高于“一带一路”区域外发达地区。全球95%以上的隐含碳净流出发生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美国、西欧等发达国家/地区的消费所引发的“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区域直接碳排放占比约为30%。考虑到跨国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整体承受了较大的碳排放压力。从消费者责任着手衡量各国家/地区在全球气候变化中的碳排放责任,并以包容性全球化为基础推进“一带一路”气候治理体系构建,可为长期难以达成协议的全球气候治理问题提供有效思路。     

地缘经济视角下中日资源贸易关系测度与分析

大国是全球政经版图的主导力量,其关系性质对区域、全球发展和经济合作过程具有决定性影响,结构性变动、资源和市场高度对外依赖性引发了大国博弈新态势。在资源争夺加剧的地缘经济时代,如何平衡国家间的资源竞合关系是当今政治地理学的时代命题。以中日两国2000—2017年资源贸易为例,以库仑引力模型构建地缘经济合作强度指标,探讨中日资源贸易的地缘经济规律。研究表明：①中日两国资源贸易的地缘经济合作强度多为负值,总体上竞争大于合作,2008年后两国地缘经济关系进入矛盾与对抗新阶段;②按照竞合关系可将中日资源贸易货物分为强竞争型、波动竞合型以及合作潜力型,其中化石能源、稀有金属和农产品是影响中日两国地缘经济竞合关系的关键资源;③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演化是中日资源贸易关系变动的重要外因,对发展权的争夺构成两国在世界市场资源博弈的内在根源,稀有金属为中国捭阖两国关系提供了地缘政治杠杆。     

中国与周边国家地缘经济关系的双向互动分析

贸易关系可用来刻画中国与周边国家地缘经济关系的双向互动。本文通过构建源—汇互动矩阵分析框架，借助商品贸易数据，从出口与进口两个断面，选取偏好率、市场占有率和集中度3个指标分析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地缘经济关系双向互动时序变化。结果表明：①周边国家出口到中国偏好率整体上升，且高于中国出口到周边国家偏好率；②中国出口到周边国家市场占有率远高于周边国家出口到中国市场占有率；③周边国家从中国进口偏好率高于中国从周边国家进口偏好率，中国从周边国家进口的偏好率主要集中在周边发达国家以及部分东盟国家；④中国从周边国家进口市场占有率总体上呈增长趋势，且高于周边国家从中国进口市场占有率；⑤中国与周边国家地缘经济关系双向互动主要集中在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发展经济体以及东盟中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国家。周边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需要进一步探讨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地缘经济合作差异和演化规律，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和提升“周边是首要”的地缘边际效应。     

“一带一路”贸易网络与全球贸易网络的拓扑关系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建设开放型经济、确保自由包容性贸易。本文基于社区发现法、拓扑网络可视化等方法,对比分析“一带一路”贸易网络与全球贸易网络的拓扑关系,明确其贸易在全球的地位,以期为“一带一路”自由包容性贸易体系建设提供科学支撑。研究发现：①全球贸易网络可以识别出5个组团,其核心节点分别是中国、美国、德—荷—法—英等欧洲发达国家、俄罗斯、印度—阿联酋。②“一带一路”沿线可以识别出3个主组团及2个次组团,其中,亚欧大组团以中国为核心、俄罗斯为次核心,南亚—西亚组团以印度、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为核心。③在全球贸易网络中,大部分沿线国家仍被中国、俄罗斯、印度—阿联酋等核心节点所吸引,且与“一带一路”沿线的贸易联系较强;中东欧国家主要被德—荷—法—英等西欧国家核心节点所吸引,是“一带一路”低渗透国家;部分东南亚国家虽然被吸纳到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澳—南非组团,但与“一带一路”贸易联系还需加强。     

“一带一路”国家粮食贸易网络空间格局及其演化机制

农产品贸易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经贸合作的重要内容,但现有贸易理论无法很好地解释“一带一路”国家间粮食贸易网络的格局演化。该文构建了一个四维菱形分析框架,并将社会网络分析与空间计量分析相结合,基于1993—2016年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分析了“一带一路”国家间粮食贸易网络的空间结构特征及其演化机制。结果表明：① “一带一路”国家间的粮食贸易网络密度不断提高,贸易关系和贸易强度不断加深,在全球粮食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呈波动上升态势,并出现明显的贸易俱乐部现象;② 该粮食贸易网络呈现由无核到多核再到重塑的演化历程;③ 中国与其他“一带一路”国家间的粮食贸易经历了从出口导向到进口导向的演化历程,“一带一路”倡议提高了中国在全球粮食贸易网络中的地位;④ “一带一路”国家间粮食贸易网络的演化是受资源禀赋、经济环境、文化认同和政治博弈4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各因素在不同阶段所起的作用不同;粮食贸易较其他贸易而言特色鲜明,其稳定性更强。研究结果对促进“一带一路”国家农业贸易的健康繁荣,建设开放包容的经济环境具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