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科技园区的技术扩散

农业科技园区是农业创新发展的技术极,是新时期中国农业技术扩散的新模式.在系统梳理国内外农业技术扩散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从地理学视角提出了农业科技园区技术扩散的研究框架;分析了农业技术极的成长机制,农业技术扩散系统及其特征,构建了技术扩散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基于"基础"范式,探讨了农业科技园区技术扩散的时间过程特征(扩散阶段,扩散速度,扩散广度),空间过程特征(扩散效应,空间形式)及其影响机理,指出园区技术扩散遵循"点--轴"扩散的基本规律;基于"采用"范式,分析了农户技术采用的影响因素与机制,探讨了不同环境,不同属性技术对农户采用行为的影响.最后,指出农业科技园区技术扩散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的微观机制——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证据

从影响农户收入、就业、生存等方面的因素出发,以市场供给和需求为主线,构建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的微观驱动机制分析框架,并在此框架下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中的24个省份的农户农地流转数据,选择合适的指标构建模型,采用Logistic模型从农地流入和农地转出两个层面进行案例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主要是通过农户自身特征、区位条件、对农业生产的依赖程度、商业保险购买额度等方面的传导,对收入、就业和生存对农地流转供给和需求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农地流转市场发育。(2)农户家庭特征(农户文化程度、健康水平和劳动力数量)、区位条件、对农业生产的依赖程度、商业保险购买额度对农地流转市场发育产生显著影响。家庭人口数、农户健康状况、农业依赖程度和区位条件对农户土地流出有负向影响,农户文化程度、商业保险、地貌类型对农户土地流出有正向影响;影响农户土地流入的因素只有家庭人口数、农户健康状况、地貌类型、农业依赖程度对之产生正向影响。     

河南省农业专业村发展与地理环境关系研究

综合运用GIS技术、逐步回归法、Logit模型,分析了2009—2012年河南省农业专业村数量结构、空间分布的变化特征,并探究了地理环境对农业专业村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业专业村空间分布不均衡,局部地区集聚程度发生变化;农业专业化率随劳动力资源的增加而降低,丘陵、山区农业专业化率比平原区低,村庄区位显著影响农业专业化率;伴随农区发展,农业专业化生产对劳动力资源的依赖程度有所降低,丘陵、山地地形对农业专业化率的负面影响减弱,市场因素对农业专业化率的影响凸显;劳动力资源对花卉、蔬菜等劳动密集型的专业村形成具有正面影响,邻近批发市场能提高蔬菜、水果、花卉等市场依赖性强的专业村形成概率,靠近地级市、县城的区位条件有利于形成蔬菜、水果等专业村。该结果对农区专业村发展方向和策略制定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基于Logistic-ISM模型的喀斯特地区农户耕地保护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喀斯特地区农户的耕地保护行为对保障我国长江、珠江流域的生态安全极为重要。该文利用399份调查问卷,运用Logistic-ISM模型首先确定了农户耕地保护行为的影响因素,然后解析出各影响因素的关联关系和层次结构。结果显示:喀斯特地区农户耕地保护行为的影响因素中,距最近乡集镇距离、是否自愿选择技术、接触信息次数、交流信息次数是表层直接因素,石漠化面积是中层间接因素,家庭农业收入、是否有科研治理项目、专家走访次数是深层根源因素。研究表明:将Logistic模型和ISM分析有机结合,分析农户耕地保护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层次结构,能更为清晰地分析农户的耕地保护行为。     

江西省农户生态耕种采纳意愿与行为悖离研究

利用Tobit-ISM模型分析江西省农户生态耕种采纳意愿与行为悖离度影响因素,进一步解析各影响因素间的层次结构。结果表明:70%的农户具有生态耕种意愿,但仅部分农户发生了采纳行为,证实了农户生态耕种采纳意愿与行为发生悖离。通过Tobit回归模型分析文化程度、生态耕种培训、农户态度、耕地面积、生态环境污染认知、环保法规认知、风险认知、相互交流和自然资源状况对悖离度的发生表现出负向作用,而非农收入比重则具有正向影响;通过ISM模型分析农户态度、耕地面积、自然资源状况是表层因素,生态耕种污染认知、环保法规认知、风险认知是中间层因素,文化程度、生态耕种培训、非农收入比重、相互交流是深层次因素。     

生态治理下石羊河流域农户生计转型路径、效应及机理

农户生计研究为微观尺度管窥西北干旱地区复杂人地关系提供了新视角。基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和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选取石羊河流域样带为实地调查对象,运用双重差分模型、生态足迹和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等方法,刻画生态治理下农户生计转型路径,评估转型结果（社会-生态效应）,探究转型机理。研究结论显示：(1)石羊河流域农户生计转型存在2条路径：Ⅰ型生计转型路径和Ⅱ型生计转型路径,前者主要是由传统农业主导型生计发散向传统非农型、新型农业型和非农主导型生计,后者主要是从传统非农型生计转向非农主导型生计;(2)生计转型增加了农户经济收入,降低了生态足迹,却促使流域社会结构趋于不稳定;(3)地理区位、自然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和认知能力是影响农户Ⅰ型生计转型的主要因素,人力资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和认知能力是影响农户Ⅱ型生计转型的主要因素;(4)地理环境和政策变迁是农户生计转型的前提与起因,并从宏观尺度影响生计转型过程,而理性选择则成为农户生计转型的微观动因。生计转型结果（社会-生态效应）为政策制定者和农户提供反馈,并影响农户后续生计选择和区域发展的管理决策。     

情理整合视角下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与 意愿悖离研究——基于Logistic-ISM模型

基于对岳麓山景区447位旅游者的实地调研,运用拓展的计划行为理论并结合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影响两者发生悖离的因素,并进一步利用ISM解释结构模型分析各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从Logistic回归结果看,旅游者的行为态度、感知行为控制等相关理性认知越好,发生悖离的可能性越低;旅游者积极环境情感和消极环境情感对悖离...     

基于社会嵌入理论的农户生态耕种行为分析 ——以江西省为例

根据社会嵌入理论,采用有序Logistic模型分析乡村社会嵌入的各个因素对江西省农户生态耕种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兼业水平和农业收入比重正向影响农户生态耕种行为,家庭总人口负向影响农户生态耕种行为;认知嵌入、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有助于提高农户生态行为发生的可能性。生态耕种行为的普及要从农户、不同群体和地方政府3个维度出发:农户自身要提高认知和技术水平;农户之间、农户和其他乡村主体之间要加强沟通与交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动分享资源和信息,并走向规范化和科学化;地方政府要提高自身的管理和组织能力,因地制宜地为不同群体提供技术培训和资金支持等相关激励措施。     

重庆市山区农户耕地转入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耕地流转有利于缓解耕地撂荒和闲置问题,促进土地规模化经营,但已有山区的研究侧重耕地转出,且未深入分析农户耕地转入的特征.本文运用重庆市“两翼”地区12 个典型村的1015 份农户调查问卷,从地块尺度详细分析了农户耕地转入的特征,并通过Tobit 模型,定量分析了农户转入耕地面积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农户多无偿转入耕地,但仍主要转入质量好、坡度小、离家近的地块;因受地形影响,转入地块又多为旱地,且难灌溉、面积小,并存在“去粮化”和粗放化经营.②农户特征方面,转入耕地的农户多为普通农户,经营耕地规模小、效益低,且地块细碎化程度高.③影响因素方面,农业劳动力比例、农业收入、农具数量和耕作面积对农户转入耕地面积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户主年龄、地块平均面积和地区哑变量则武隆县有显著负向影响.     

特色种植专业村空间扩散及影响因素分析——以河南省柘城县辣椒种植为例

专业村是中国区域农业专业化发展的空间载体,其扩散因能扩大专业种植规模、形成地理优势而备受关注。运用2011 年河南省柘城县辣椒种植业调查数据,采用空间分析、社会网络分析、回归分析等方法,从辣椒种植空间扩散及影响因素入手,探讨了辣椒种植专业村的空间扩散过程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特色种植空间扩散主要有4 种途径,但以政府廊道、近邻廊道为主;② 专业村的空间扩散特征为：点域扩散→交通轴线扩散→局部面状扩散→广域扩散→边缘区扩散。此发现说明,示范效应、政府深刻影响着柘城县农户对辣椒种植的选择,距离、交通及村庄区位等地理要素深刻影响着扩散的空间格局。③ 整个特色种植的扩散速度主要受距离县城远近的影响,专业村的扩散速度主要受距离辣椒种植基地远近的影响。④ 特色种植的扩散强度受资源、政府影响最大;随着时间的推移,媒体、市场、耕地规模影响逐步增强。专业村的扩散强度受区位影响较弱,受资源、种植习惯的影响较大,且随时间的推移,市场因素影响凸显。总之,影响特色种植空间扩散的因素较分散,影响专业村空间扩散的因素较集中,但均随着时间的变化不断变化,且整体呈现：区位、资源条件的影响始终最大,市场因素作用趋于增强。最后,文章从村域微观环境、村际中观环境及社会宏观背景三个方面对其进行了分析和解释。     

农户收入的农区发展环境影响分析——基于河南省1251家农户的调查

通过对分层随机抽样选取的河南省不同类型的11个村的农户调查和定量分析,发现农户间收入差别很大,村际之间和同村农户之间均如此。全体样本农户收入的基尼系数达0.3936,有的村子已达0.4以上。模型分析表明,农区发展环境因素对农户收入具有重要影响。耕地面积、种植结构、经济基础、乡镇工商业发展水平、城郊区位、交通条件、兼业水平等因素在不同的地形类型和收入类型农户中,对收入提高产生一定的影响。低收入农户中,耕地面积较为重要,而在中等收入农户中,增加了种植结构因素,在高收入农户中,又增加了经济基础、工商水平、城郊区位和交通因素,由此验证了"区域发展阶段不同影响因素有所不同"的理论假设。     

江西省耕地转移驱动机理

构建涵盖农业生产、耕地向建设用地转移和耕地向林/草地转移的江西省土地用途转移驱动机理模型,采用分段估计逐步增加解释变量的方法测度了人口、社会、经济、区位和自然因素等驱动土地用途转移的机理。研究表明,人口规模是江西省土地用途转移的重要驱动力,社会经济因素在短时间内起决定性作用,各种驱动力以各种方式组合来增强或者减弱其对区域土地用途转移的作用效果。其中,农业人口规模及生产投入要素是影响江西省农业生产的主要因素;人口规模、平原面积比例及土地管理政策是江西省耕地向建设用地转移过程的重要解释变量;农业人口比重、地形坡度、粮食产量及非农产业是江西省耕地向林/草地转移过程的重要影响因素,并揭示了解释了江西省在众多驱动力作用下土地用途转移规律。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休耕地管护意愿及行为分析——以河北省邢台市为例

实行耕地休耕是我国近年对耕地保护和耕地利用转型的重大国家战略，而农户对休耕地进行管护是保证耕地休耕生态效应的重要前提。研究选取河北省邢台市2个乡镇12个村为分析样本，建立农户特征、家庭特征、认知意识、耕地利用状况等影响因素集合，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农户参与休耕地管护的意愿及行为选择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 有无经济补偿对农户休耕管护意愿影响较大。（2） 影响农户对休耕地管护的意愿和行为的潜在变量不尽相同，但认知意识对两者均起较大作用。（3） 党员身份、村干部身份、家庭总人数、农户心中的耕地保护责任人、对休耕政策的满意程度、对休耕地管护技术的了解程度、耕地面积、粮食种植比例等指标变量对休耕地管护意愿及行为产生正向影响；农户年龄、非农就业劳动力数量、家庭收入、耕地破碎度等指标变量对休耕地管护意愿及行为产生负向影响。研究结果为进一步扩大和推进耕地休耕制度落地实施提供参考：建议拓宽政策宣传渠道，完善休耕地管护的补偿方式；加强管护技术培训，激发农民对休耕地管护的热情；提高其管护的能力，保障耕地休耕的效果。     

技术环境对西北传统农区农户采用新技术的影响分析——基于三种不同属性农业技术的调查研究

依据对陕甘宁传统农区的调查数据,选择苹果新种苗技术、小麦良种技术、节水灌溉技术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了技术环境对农户采用农业新技术的影响及其差异。研究发现,技术环境因素对农户采用新技术具有较大的影响,其中,技术软环境对农户的影响大于硬环境的影响。农户采用具有不同属性的农业新技术受环境因素的影响程度存在较大的差异,具体表现为,苹果新种苗技术容易受到果品公司、农技站服务次数、技术培训质量以及信贷条件的影响;小麦良种技术容易受到科研组织、种子公司、农技站、人际网络以及技术供给渠道的影响;节水灌溉技术受到具有社会服务功能的技术组织、政府鼓励措施以及媒体宣传的影响较大。与此同时,地理因素对农户的技术行为具有明显的约束作用。     

农户生计非农化对耕地流转的影响——以福建省长汀县为例

针对农户生计非农化对耕地流转的影响,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对福建省长汀县358户农户生计非农化对耕地流转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农户生计非农化与耕地流出之间是一种正反馈关系,农户生计非农化有效促进了农户耕地的流出;②生计非农化诱致的农业劳动力缺乏以及较高的务农机会成本是农户耕地流出的直接原因;③生计非农化总体上对耕地流入起到抑制作用,其中,务农机会成本对农户耕地流入起到主导的抑制作用,而地租下降等因素对耕地流入起到促进作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高务农机会成本对耕地流入的影响。     

农户参与湿地旅游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以黑龙江省三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

依据黑龙江省三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11个村屯310户的问卷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模型对影响农户参与湿地旅游意愿的影响因子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农户参与湿地旅游的意愿受内、外部综合因素影响,户主年龄、对旅游的认知程度、拥有投资资金的量、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当地收入、农户参与的可行性、旅游资源情况和当地政府态度是主要的影响因素。针对农户最关心的问题和主要影响因子,提出了考虑农户的经济利益、建立完善的社区参与管理模式、科学规划等促进农户参与湿地旅游措施。     

基于Logistic模型的三工河流域农户节水灌溉驱动力分析

基于三工河流域284份农户抽样问卷调查数据,总结了多因素作用下农户灌溉决策机理。自然因素是导致农户灌溉行为区域差异的根源,农户自身因素影响农户对灌溉和节水的认识,政府决策可有效调控农户决策行为。根据农户灌溉决策机理,选择耕地状况、政策管理、农户素质、家庭经济状况和农户当前灌溉特征5类因素,构建Logistic模型分析多因素与农户节水意愿的关系,得出影响农户选择节水灌溉的主要因子,按影响程度从大到小排序如下：灌溉水价>耕地区位>非农收入比重>耕地归属>农户对滴灌的了解程度>受访者性别>灌水量>家庭劳动力平均年龄>家庭耕地面积,并据此提出鼓励农户选择节水技术的建议。     

农户的耕地非农转换价值及态度模型——基于西宁市的实证研究

耕地非农转换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必然过程,并对城乡不同农户产生差异性影响。立足农户层面,针对耕地非农转换过程的特征,建立多元情景,分析基于农户视角的耕地非农转换价值及差异性,构建农户的耕地非农转换态度模型。并以西宁市市区为例,完成22个村812户农户的入户调查,建立了耕地征用程度、土地开发方向、空间区位和城市位置4个分析框架,形成13种情景农户的耕地非农转换价值及态度模型。结果表明：农户的耕地非农转换价值内容呈现多元化特征,影响农户征用态度和生活满意度的因素较为复杂多样,经济来源增加成为耕地非农转化农户生活满意度和征用态度模型中最为主要的影响因素。提高对耕地价值的全面系统认知,可为丰富和完善土地利用政策提供借鉴。     

陕甘宁地区农业龙头企业集群发展的区位选择 ——基于6个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内的企业管理者调查

企业是最基本的微观经济单元,研究企业管理者的区位决策行为能为园区的优化布局与企业的集群发展提供依据。基于企业的微观视角,在对已有研究梳理的基础上,建立了龙头企业集群发展的区位选择理论模型,采取半结构式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对杨凌、渭南、吴忠、银川、定西、天水6个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的企业进行抽样调查,结合结构方程模型从地理区位、政策环境、产业环境和园区环境等四个方面,对影响龙头企业集群发展区位选择的机理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龙头企业集群发展的区位选择受4个变量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的综合影响;从表象来看,影响龙头企业集群发展区位选择因素的直接效应强度依次是产业环境>政策环境>地理区位>园区环境;从本质来看,地理区位的差异性形成了政策环境的特殊性,两者又经连锁通道形成了产业环境的差异性与园区环境的优越性,从而对企业管理者的区位决策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即影响龙头企业集群发展区位选择因素的总体效应强度依次是地理区位>政策环境>产业环境>园区环境。     

陇中黄土丘陵区农户收入对退耕还林(草)政策的响应——以龙滩小流域为例

退耕还林（草）政策的实施有效改善了陇中黄土丘陵区小流域生态环境、抑制了严重的水土流失，然而，对该区退耕还林（草）政策的实施和交通便利程度对小流域农户收入结构的耦合影响及互馈作用机制尚不清楚。本文选取定西市安定区巉口镇龙滩小流域为研究区，通过问卷调查获取3个区120个农户家庭土地利用情况、经营方式及收入数据，运用方差分析、回归分析和通径分析等方法定量分析交通便利程度和退耕还林比例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与调控作用。结果表明：退耕还林比例影响了农田面积，进而影响了玉米和马铃薯的种植面积，由此增加了种植业收入，从而导致3个区低比例退耕还林农户收入均高于高比例退耕还林农户收入。同时退耕面积的增加也促使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而交通便利程度影响农户家庭打工人口比例，从而导致Ⅰ（交通便利）区农户的收入显著高于Ⅱ（交通欠发达）和Ⅲ（交通闭塞）区。交通便利程度和退耕还林比例通过农田面积、退耕还林地面积、玉米和马铃薯种植面积及打工人数等影响种植业、劳务输出和退耕还林政策性补助，进而影响流域内农户的收入水平。总之，退耕还林（草）政策的实施影响了陇中黄土丘陵区种植业和劳务输出产业的发展且存在区域差异，而对该区养殖业、林业及副业带动有限。因而，在新一轮退耕还林（草）政策实施之际，该区在加强交通等乡村基础条件建设的同时还需推动林下经济、特色养殖及副业发展，降低农户对种植业和退耕还林政策性补助的依赖，以此实现陇中黄土丘陵区生态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升农村绿色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