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通过计量地理方法和GIS手段对广东省126个国家级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广东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类型为凝聚型;从市域尺度来看,传统村落的分布较为集中,主要集中在梅州、清远、广州和湛江四市;从地理区域尺度来看,传统村落在广东省四大地理区域不均衡,呈集中分布的趋势,主要集中分布在粤北,其次是珠三角;另外,广东省国家级传统村落分别在梅州和清远存在2个高密度区。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和历史文化为传统村落保存提供了重要条件,是影响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     

广东省残疾人生计资本的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运用改进的TOPSIS模型和GIS空间分析方法,对2015年广东省21个地市残疾人生计资本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残疾人生计资本综合水平呈明显的“级差化”分异特征,高生计资本地市以广州、肇庆和清远3市为主,而低生计资本地市分布相对分散,总体表现出“大分散、小集中”的分布格局。② 残疾人不同类型生计资本水平空间差异显著,各类型资本大多处于较低等级,多种资本匹配性较低;社会和金融资本较高区主要分布在粤北地区,人力、康复和物质资本较高区均以广州最高;各类型资本以东部沿海城市及粤西云浮、茂名、阳江等地相对偏低。③ 残疾人生计资本总量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热点区和冷点区分布差异明显,总体上表现出集聚分布特征。经分析,政策环境、经济水平、教育培训及康复服务等方面是影响广东省残疾人生计资本空间分布格局的重要因素。     

福建省旅游小镇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福建省155个旅游小镇为研究样本,运用空间统计分析法对其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福建省旅游小镇空间分布整体上趋于均匀状态,在各个地市的数量分布上也相对均衡;② 福建省旅游小镇核密度呈现出“东高、西低”的分布特征,生态人居型旅游小镇分布密度最大,特色产业型旅游小镇分布密度最小;③ 福建省旅游小镇发展以冷点区和次冷点区为主,冷点区和热点区空间差异明显;④ 经济基础、城镇化水平、人口密度、客源市场是福建省旅游小镇空间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     

基于空间可达性分析的客家民系迁移路径模拟

以人地关系为视角,引入空间可达性的概念,探讨赣闽粤交界地区客家先民迁移路线的选择与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背景之间的关系。利用GIS技术建立地形和古交通通道数据库,分别构建栅格与矢量数据结构最优路径模型,分析了客家民系迁移路径选择与空间可达性的关系。结果表明:可达性分析结果与客家民系的空间分布拟合的较好,受迁移时期的生产力水平限制,高大山脉、隘口等地形因素对迁移路线影响巨大,自然、社会、历史因素共同影响客家民系迁移及分布格局,赣州、长汀、梅州等"客家首府"城市位于所模拟的最优迁移路径上。     

岭南汉民系服饰文化景观比较与地理分异

根据服饰文化与环境相感应原理,即是在以湿热气候为主和地理区位、社会经济条件差异的背景下,岭南汉民系服饰各有其独特的文化风格.文中通过对其服饰文化景观横向比较,析出其差异,即分布在江河丘陵地区的广府人服饰文化景观具有多元化特征;深处山区的客家人服饰文化景观特征单一;居住在沿海的福佬人服饰景观特征是精细、耐水.根据以上这些景观差异,划分出广府、客家、福佬三大民系服饰文化亚区.     

广东省农村居民点整理优先性评价与分区

农村居民点整理优先性评价与分区是编制农村居民点整理规划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该文以广东省为研究区域,通过构建农村居民点整理优先性评价指标体系,综合采用层次分析法与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对广东省20个地市农村居民点整理优先性进行评价与分区。结果表明:广东省农村居民点整理优先性差异显著,优先性指数介于0.1271～0.7770,广州、佛山和中山为优先整理区,珠海、汕头、惠州和东莞为重点整理区,梅州、江门、湛江、茂名、肇庆、潮州和云浮为适度整理区,韶关、河源、汕尾、阳江、清远和揭阳为生态型整理区。最后根据各分区实际情况,提出了相应的整理策略。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土地经济密度差异的时空演化分析

以中国336个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核密度估计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2001~2014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土地经济密度差异的时空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和探讨。结果表明：①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土地经济密度的总体水平不断提高,平均值从2001年的4.769亿元/km²增加至2014年的15.375亿元/km²,但地区差距逐渐扩大;②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土地经济密度表现出显著的全局空间正相关性,相邻地市相互影响,呈现出“高–高”或“低–低”的空间集聚态势,且从LISA集聚图来看,城市土地经济密度通过空间聚类可以划分为“高水平均质型地域”、“塌陷型地域”、“极化型地域”和“低水平均质型地域”4种类型,不同地域类型的空间分布范围和稳定性等都存在差异;③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土地经济密度冷、热点区域的空间分布具有相对稳定性,总体上表现出“东热西冷”的分布格局,热点区主要分布在东部的京津冀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等,广大中、西部地区则大多处于低值簇,属于城市土地经济密度的冷点区或次冷点区;④ 自然条件状况决定城市土地的供给能力和开发潜力,是导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土地经济密度差异的基础性因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政策、土地利用管理政策也会对城市土地经济密度差异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长江经济带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采用计量地理和数理统计方法,借助ArcGIS空间分析工具和SPSS统计软件,对长江经济带4 156个中国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传统村落在空间上属凝聚型分布,地域分布呈现相对集聚的不均衡态势。在区域尺度上,传统村落主要集中分布于长江上游经济区;在省域尺度上,以贵州、云南、湖南和浙江四省最为集中。核密度分布显示,长江经济带传统村落在空间上形成了黔东南、皖南两个高值区,是传统村落的高密集区;在浙西南形成次高值区,是传统村落的次密集区;在皖南—浙西、黔东—湘西、滇西北和滇中南形成4个较高值区,是传统村落的较密集区。自然地理环境、可进入性条件、历史文化底蕴、经济发展水平是长江经济带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     

基于县域单元的广东省土地利用 绩效空间差异研究

基于县域单元维度,运用GIS空间分析法和基于PSR模型的协调度测度法对广东省城市土地利用绩效空间差异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广东省土地利用效益绩效和效率绩效空间集聚特征显著,而公平绩效则相反;综合绩效的空间集聚可划分为热点区域、冷点区域、异质冷点及异质热点区域4种类型,热点区域和冷点区域的分布面积最大,稳定性明显优于异质值区域;土地利用绩效协调度格局呈现明显的与广东省社会经济地域空间结构相耦合的“中心―外围”结构。协调度格局与综合绩效格局总体相协调,但并不呈单纯的正相关关系。     

迁徙中的承袭、交融与分异——广东客家建筑与聚落形态时空发展解析

客家是一支在一定时期内处于流迁状态的民系。在其迁徙过程中,宗族组织化的群体自身的文化惯性对撞地理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差异,使客家民系对于生存空间关系的处理呈现多样的态度。为厘清广东主要客居地内不同传统客家村居形态之间的关联性及其发展脉络,本研究从类型学角度,分别在微观建筑形态与中观聚落格局两个层面,依据关键空间属性来划分空间形制的基本类型,并整理比较建筑类型与聚落类型的地理分布。而后,从历史地理学角度挖掘客家民系在广东省内的流迁历程,并顺沿多条流迁动线分别探讨不同建筑类型、不同聚落类型之间的承袭、交融与分异关系,进而得出以下结论：① 在“建筑”与“聚落”两个尺度层面上的空间营造活动中,建筑形制决策倾向于依附民系内生文化,聚落模式决策倾向于呼应局域地区的社会经济与自然环境;② 在沿迁徙路径的时空推移过程中,主要建筑类型沿主干河流由上游向中下游传播承袭,韩江水系和东江水系之间的支线水陆途径促进了建筑类型在规模、围合防卫程度、聚合组织形式等方面的渐变过渡;③ 相对于客家文化核心区,“广府-客家”“福姥-客家”文化锋面上客家建筑“中轴”对空间组织的主导力发生急剧弱化,意味着宗族组织出现扁平化的变化态势,主要表现为该地带宗族“房系”发达度下降,以及宗祠的经济文化凝聚力衰退;④ 从空间概念的历时性承袭与发展视角来看,空间形态控制性基因应为明确的“属性”化因子,而非具象化要素,聚居空间的基因分析,应当分别基于“人”“地”的不同线索,探索不同尺度人居空间形态的控制因子。     

肇庆传统村落建筑文化景观特征及形成机制

以具有岭南文化特色的肇庆传统村落为对象,利用GIS和空间句法等研究方法探究其建筑文化景观特征及形成机制。结果表明:1)受传统山水文化理念影响,村落与自然地理要素间的组合形成了临水而居型、依山而建型、平地展开型和依山傍水型4种类型;2)传统村落空间扩张则受到宗族和血缘关系的支配,形成了便于信息交流的村落空间组织;3)公共场所周边街巷整合度较高,地势平坦地区街巷结构可理解度较高;4)区域内建筑文化景观主要有广府和客家,其空间布局和内部结构存在显著差异;5)尽管区域内存在不同的文化分区,但其建筑文化景观具有显著的岭南文化基因;6)自然地理环境是肇庆传统村落建筑文化景观形成的基底,社会基础和文化传承则分别是其形成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动力,经济基础和技术水平保障了肇庆传统村落建筑文化景观的形成。     

河南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以河南省124个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借助GIS和Geo Da技术手段分析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其空间分异因素。结果表明:河南省传统村落在空间上呈现集聚分布状态,形成了平顶山市、信阳市境内两个高密度区;河南省传统村落整体呈现"中心多、四周少"的分布态势;河南省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受到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的综合影响,除了地形、海拔、交通发展程度等共性因素以外,河流、与区域中心城市距离、经济发展水平对河南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影响也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区域独特性。     

徽州传统村落的时空分布及其影响因素

以徽州地域119个国家级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用GIS技术与方法,从时间和空间两个尺度揭示徽州传统村落的分布特征,探讨影响徽州传统村落时空分布的因素。研究发现：徽州传统村落空间上呈现集聚型分布,沿盆地、邻水及边缘化分布特征明显,表现出“边缘多核心少”的分布格局。黟县遗存的传统村落数量最多,分布密度最高,形成徽州传统村落的主要集聚区,其次是徽州区和歙县,形成徽州传统村落集聚的次级核心区。宋朝（北宋和南宋）和唐代是现存徽州传统村落形成的主要时期,这两个朝代保留下来的古村落最多,分布范围最广。从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人口、交通、城镇化、经济、政策）等方面分析这些分布特点的影响因素。     

重庆典型山区县人口迁移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将重庆市石柱县2004和2014年各乡镇人口迁移系数、农村人口迁移强度系数设定为衡量指标,借助GIS-ESDA空间分析方法,利用空间关联指数、变差函数、二元Logistic回归等测度模型,分析了2004―2014年该县人口迁移的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近10 a,人口迁移的总体空间格局表现出较强的空间正相关性,空间聚集度不断上升。2)冷热点分布上,人口迁移高值区的集聚趋势明显,低值区仅在局部地区发生微调。冷热点演化上,人口迁移系数的热点区由呈团聚状渐变扩展成呈沿江条带状分布,冷点区未发生大的突变;农村人口迁移强度系数的热点区历经"离散―多核心"的发展变化,冷点区呈现出收缩式跃迁态势。3)总变异中随机性、结构性差异明显,说明人口迁移不均衡性和集聚性逐年递增。4)各内部因素对人口迁移的驱动力大小不一。其中,迁移经历、家庭总收入、劳动力数量、道路连接度的影响最为显著,家庭负担与所在区域地形兼具独特性和复杂性特点。     

长江经济带传统村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空间错位及其机理北大核心CSCD

以长江经济带9省2市为研究对象,采用核密度、重心模型、空间错位指数等方法,分析传统村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的空间特征及错位关系,并揭示空间错位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1)传统村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均呈集聚分布态势,二者集聚分布区域的空间重叠度较低,表现出较强的相互独立性;2)传统村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具有显著的空间错位特征,且空间错位强度存在地区差异性,传统村落优势分布区域集中在长江以南,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优势分布区域集中在长江以北经济相对发达省份;3)传统村落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空间错位格局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经济发展是基础动力,城镇化进程是核心动力,现代文化冲击是直接动力,政府保护机制是外在动力。研究结果有助于明确传统村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的现实关系及机理,可为区域传统村落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协同保护与合理利用提供参考。     

石林县域洼地特征与资源环境效应

地貌类型的结构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各要素耦合的复杂性,使得喀斯特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中出现水土流失、石漠化、贫困等各种特殊的生态环境和社会问题。洼地是喀斯特地形分化的元地形,对其研究有助于从地貌动力学视角深化对喀斯特地区资源环境要素的认识。本文将基于ASTER-GDEM地形数据的GIS、RS空间分析与野外地质地貌调查成果相融合,研究石林县域洼地形态特征与空间格局,揭示洼地发育的资源环境效应。结果表明:(1)石林县域洼地8597个,总面积269.45 km~2,占县域面积的15.16%,洼地平均面积3.13±6.83 hm~2,深度15.8±11.2 m,坡度7.42±2.68°,长轴长度237±227 m,圆度指数1.26±0.28,频率分布呈左偏特征,洼地点蚀指数为6.14,显示区域地貌发育处于不成熟的初始分化状态。(2)石林县域洼地为显著聚集分布模式,按密度范围可分为高密度(6个/km~2)、中密度(5～6个/km~2)和低密度(5个/km~2)三个区域。(3)洼地高低密度的差异性空间分布与泉眼、暗河、地下水系统流向等具有高度空间相关性,表现为地下水往往从高密度区向低密度区流动,暗河的源头区分布于高密度区,泉眼等地下水排泄通道位于低密度区;植被覆盖度和石漠化强度等资源环境指标的分布在不同密度洼地区具有显著差异性,表现为随着洼地密度的增加,区域内低植被覆盖度和高等级石漠化强度的面积逐渐增加。洼地作为降雨汇聚成地表径流转入地下暗河的有利地形,其空间格局是区域水土资源流失/漏失的关键性空间格局,高密度洼地区是水土保持与石漠化治理的重要区域,这种认识为喀斯特地区资源环境规划及管理提供了地貌学理论与技术基础。     

中国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分析

传统村落是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本文以2012年以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布的3批共2555个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通过GIS技术与方法,分析中国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特征,探讨传统村落分布与地形、人口、经济、交通、城市格局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①中国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区域差异明显,并已形成四大集聚区;②不同海拔高程地区传统村落的留存保护情况有所不同,高海拔地区传统村落分布较多;③地区人口是传统村落保护和传承的基础,但并不具有明显的相关关系;④地区经济发展与传统村落的保护在理论上并不矛盾,各地应寻找保护传统村落的合适路径;⑤交通发达程度与传统村落数量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负相关关系;⑥现存的传统村落多分布在城市边缘或远离城市中心的地区。     

西南地区传统村落区域保护水平评价及影响因素

本文在理论层面构建传统村落保护研究模型,并以西南地区为例,分析宏观视角下传统村落区域保护水平及影响因素。结论显示：① 传统村落保护研究模型涵盖评价体系和影响因素两个子模型。评价体系模型包含从宏观到微观的传统村落时空分布、整体保护水平和单一属性3个层次,其中整体保护水平分为宏观区域和微观社区两个亚层,保存率和分布密度是评价区域保护水平的简易方法;影响因素模型包含基于时间、空间和类型划分的两类基本分析模型。② 西南地区传统村落区域保护水平呈现显著空间分异,在行政区划边界地区形成5个热点集聚区,丽江市传统村落保存率最高,黔东南州分布密度最高。③ 影响西南地区传统村落宏观保护水平的地理区位因素为海拔、水系、中心城市和交通干道。经济社会因素中,非遗规模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人口密度、经济发展、交通建设、交通流动和非遗规模的相关系数存在显著空间分异,城镇化率、产业结构对于区域保护水平无显著影响。本文是对传统村落保护理论体系由个案向整体、由微观向宏观、由零散向系统、由单一向多元方法的推进,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价值。     

深圳农民工集聚空间的演变特征及影响机制

以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和2008年珠江三角洲外来农民工问卷调查为基础数据,以街道为单元,运用数理统计分析和GIS空间技术揭示深圳农民工集聚空间演变特征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 深圳农民工以青年为主体,具有受教育水平高、职业转型模式多样、留城意愿较低和社会空间分异度较高等特征。② 农民工规模呈现西北部最高、中部其次、沿海最低的地带性分布规律,农民工高密度地区主要分布在工业集中区和城市中心区;热点区（高聚集区）集中在西部和北部的宝安区和龙华新区,冷点区（低聚集区）则分布在南部的中心城区,与传统制造业布局相一致。③ 农民工空间演化格局相对稳定,全市农民工分布重心逐步向西北偏移;全市农民工集中度略有上升,热点区基本稳定,冷点区有所扩大;农民工人口密度高值由“1个高中心+1个外围中心”逐步演变为“1个高中心+2个外围中心”;农民工空间变化差异较大,增长演变类型呈多样化。④ 深圳农民工分布的时空演变特征与常住人口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⑤ 农民工集聚空间的分布演变受住房因素、就业机会、交通条件、社会网络、城市规划共同影响。     

湖北省休闲农业示范点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

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对湖北省休闲农业示范点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湖北省休闲农业示范点为集聚型分布态势,空间差异明显;总体呈"散点状与组团状"分布特征,集中于鄂东和鄂中地区,且主要沿公路、铁路等交通干道及城市周边分布;其空间分布密度具有多中心集群分布趋势,表现出"大分散、小集聚"的分布格局;其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自相关性,规模相似地区在空间上趋于集聚,热点区与冷点区呈现出"面状"分布特征,其中,热点区主要分布在荆门、孝感等鄂中地区和武汉,冷点区主要分布在宜昌、恩施、神农架等鄂西地区和鄂东北地区。相关分析得出,农业水平、人口规模、交通设施和资源禀赋是影响湖北省休闲农业示范点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