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城镇化地区外来人口入户时空特征与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2010～2015年东莞积分入户全样本数据

以快速城镇化代表地区东莞为案例,采用已经实现入户的全样本人口数据,分析外来人口入户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外来人口的积分入户随时间变化具有明显的阶段特征,与外来人口总量的空间存在一定差异;外来人口入户随年龄增加呈现先增后减倒U型的曲线,入户的外来人口结构趋向于男性化、高学历化;积分入户政策调整对入户人数变化非常显著,且具有明显的选择性和导向性;迁入地的社会经济水平与公共服务容量对积分入户有较强的影响,服务业经济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高于制造业经济;连续居住和拥有住房是外来人口户籍转变的关键性标志,子女入学是现阶段外来人口实现入户的核心特征。从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均衡发展、优化与完善积分制政策作用、提升城镇经济水平和空间品质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启示。     

转型期广州市居住迁移影响因素于户籍之间的比较

住房制度改革以来,中国城市居住迁移率大规模增加,成为城市重构和社会空间分异的基础动力。利用生命历程理论,通过家庭问卷调查,本文使用事件史模型动态地模拟了居住迁移,并比较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居住迁移影响因素的差异。整体来看,1980年以来年均居住迁移率呈上升趋势,外来人口的年均居住迁移率要比本地人口高。住房性质、婚姻变化、工作变动、居住区位和年份等变量都显著影响居住迁移,反映了住房制度改革、住房市场和分配环境、家庭生命周期等因素对居住迁移的影响;但影响程度户籍间的差异明显,工作地区位的变动导致通勤成本的变化是外来人口居住迁移的最显著影响因子,而家庭生命周期和住房特征变量是本地人口居住迁移的最显著影响变量,反映了两者之间的本质差别。居住区位对本地人口的居住迁移影响显著,内圈层居民的迁移率相对较低,而居住区位变量对外来人口的影响相对较弱。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市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

促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提高城镇化质量,已成为新型城镇化关注的焦点。在考察中国城镇化过程和行为主体的基础上,揭示城市外来人口社会融合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形成原因,进而提出促进外来人口社会融合的策略。研究发现：政府、企业和个人不仅是推进城镇化的三个行为主体,三者之间的交互影响也导致外来人口社会融合问题的产生。中央政府主要通过政策引导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地方政府在推进地方城镇化中扮演重要的作用,但更多关注自身行政区范围内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福祉,通过户籍制度排斥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中国企业主要承接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因而大多采取低工资、低社会保障的政策。个人的人力资本等特征对于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也具有重要影响。但在三个行为主体中,外来人口处于最弱势的地位,制度性的障碍使他们难以嵌入城市社会。为了更好促进城市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研究认为：需要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建设包容性城市,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府、企业和个人三个行为主体共同承担市民化的成本。     

转型期中国城市贫困和剥夺的空间模式

利用普查数据、民政数据和问卷调查资料,从城市宏观空间与个体微观层面,系统检测了转型时期中国城市贫困和城市剥夺的空间模式及形成原因.研究发现:城市贫困和剥夺具有在内城区重合、外围区分离的特点.内城居住区的户籍贫困人口在住房、教育、设施等多方面处于被剥夺状况,外围的企业配套区户籍贫困人口则没有很明显的被剥夺状况,外来人口聚居区的低收入和贫困农民工处于被剥夺状况.究其原因,计划经济时代和转型时期的城市住房、建设和更新等空间政策的共同作用,直接导致了户籍贫困人口和农民工生活状况的差异,进而产生了迥异于西方城市特征的中国城市贫困和剥夺的空间模式.     

居住区位感知下的北京与非京户籍居民职住空间关系生成路径差异

户籍进入限制是中国大城市控制人口规模快速扩张的重要手段。在此影响下,当地户籍与非当地户籍居民形成了差异化的职住空间关系。本文基于居住区位感知的居民职住空间关系生成路径分析模型,通过问卷调查,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剖析了北京户籍与非北京户籍居民职住空间关系生成路径的差异。结果表明：① 影响两大居民群体居住区位决策的空间要素存在差异。京籍居民主要关注的要素为住房的位置和价格、居住小区的邻里素养以及教育、医疗、休憩等配套设施的可达性;非京籍居民则更关注住房支出和面积等住房基本条件、居住小区的公共服务和治安状况、购物和娱乐设施以及地铁交通的便捷性。② 职住空间要素影响职住关系的传导路径存在差异。收入与支出能力更为显著地影响了京籍居民的居住区位决策;政策与制度对非京籍居民职住空间要素状况的提升有更为明显的制约作用;情感与发展期望则更有利于提升京籍居民的职住空间关系满意度水平。③ 职住空间关系生成的行为主体存在差异。市场驱动下的住房成本和政府主导下的政策制度更为显著地降低了非京籍居民职住空间要素的可达性和职住接近水平;代表居民主体的情感与发展期望则相对显著地提升了京籍居民的长距离职住通勤的耐受水平。京籍和非京籍居民的职住空间关系及其生成路径的差异是中国大城市转型发展过程中户籍制度影响下的人口社会再分化的结果。     

厦门常住人口社会分层实证分析与政策建议

外来人口是城市常住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研究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的居住、就业特征和社会经济情况,探索常住人口内部分层现象及其成因,进一步分析人口政策,有助于消弭差异,实现社会融合,合理分配城市空间资源,促进不同社会阶层全面发展,构筑可持续的城市化进程。本文以厦门市为研究区,构建外来人口集中度指标,运用空间自相关和Logistic 模型,分析厦门市常住人口的居住分层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外来人口在厦门市域范围内接近随机分布,具有经济导向性,并与第二产业规模显著相关。在城市核心区显示较强的空间聚集效应,与地价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Logistic 模型验证了本地居民与外来居民之间,在年龄,受教育程度,单位职务,房屋产权,居住面积和社会地位等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尤其是以住房资源分化引起的居住分层最为严重,并影响了外来人口对自身社会地位的认同。这种分层会阻滞经济活力和可持续发展。为此,本文提出应以政策为导向,提高外来人口的居住效用,将外来人口的政策融入到城市的发展规划中。     

上海市中心城社会区分析

以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对上海市中心城社会区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老年与外来人口、社会经济地位、居住条件、商服与农业人口和公房住宅是形成转型期上海中心城社会区的5个主要因子。城区社会区可划分成6种类型:老年人口集中的旧城区、高社会经济地位居住区、单位公房居住带、人口导入的新建住宅区、外来人口聚居区、农业人口散居区;城市社会空间在整体的同心圆结构基础上呈现出与扇形、多核心结构的综合。并从城市发展的历史、城市规划、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与旧城改造、户籍管理制度、住房福利分配制度及市场化改革等方面探讨了其形成机制。     

东莞半城市化地区发展透视

通过实地调研,分析东莞半城市化发展过程。将东莞半城市化区划分为不同的地域类型,分析这些地区空间发展的差异及其驱动力,认为区位、大型交通基础设施和外资对其影响程度最大。从土地扩张、人口流动和经济结构重组的角度分析东莞半城市化过程的特征,认为4大因素将影响其发展,即:尚不明晰的土地租赁和土地流转政策、社会保障不足导致的技工短缺、社会歧视引起的工人流失和各地区为吸引外资不明智的竞争。提出相应建议:1)进一步促进社区建设以提升城市发展的软环境;2)探索土地股份制以加快半城市化地区户籍人口的城市化进程;3)降低户籍门槛以鼓励已就业流动人口成为本地居民;4)通过政府提供的各种培训,培养更多的技工。     

中国租赁住房发展的区域差异与影响因素

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是新时代中国住房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基于2000年和2010年全国分县人口普查数据，运用GIS空间统计方法和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337个地级以上城市的租赁住房发展区域差异与影响因素。研究表明：2000—2010年，中国租赁住房发展经历了“空间分散化”向“空间集聚”的发展态势，租赁住房发展高值区向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西部地区的部分区域中心城市以及北京、厦门等经济发达城市更加靠拢；中国租赁住房发展和变化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且空间集聚趋势越来越强，而不同时期的中国租赁住房发展热点区分布有所变迁；空间计量模型表明，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例、住宅价格、租售比、外来人口比例、常住人口、65岁以上人口比例、家庭户规模和平均受教育年限等因素是影响2010年中国租赁住房发展区域差异的显著因素；而2000—2010年中国租赁住房发展变化主要与常住人口、外来人口比例、人均住房面积、65岁以上人口比例、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少数民族比例等因素有关。     

2000年以来广东省城市人口收缩的时空演变与影响因素

基于人口变化的视角，分别对2000—2016年间广东省县级以上城市的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进行动态观察，分析不同类型城市人口收缩的时间变化与空间分布，并运用定量回归方法探讨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普遍增长伴随着局部收缩是广东省城市人口变化的主要特征，常住人口收缩数量变化具有波动性和短期性的特征，而户籍人口的波动变化则相对较平稳；省域层面城市人口收缩呈现“核心地区增长—外围地区收缩”的总体分布规律，持续收缩和片段收缩的城市主要集中在省域边缘地带。此外，产业经济动力不足、区域发展存在的差异、地方财政力量薄弱以及本地人口持续外流是导致外围地区城市人口收缩的主要影响因素。     

中国人口户籍迁移与非户籍迁移的比较

现阶段中国的人口迁移分为户籍迁移和非户籍迁移两类,对二者的比较和整合分析有助于深化对国内人口迁移的理论认识,也便于与国际同类研究相衔接。本文估算了2011—2017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户籍与非户籍净迁移人口数量,分析和比较了二者的基本空间格局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户籍和非户籍迁移具有总体相似的空间正相关和内陆分异的局部聚类特征,东部沿海三大城市群间具有明显的差异性,两类迁移人口在城市间的分布特征不同且非户籍迁移数量的极差比户籍迁移更大,两类迁移的新增数量均与已有流动人口存量正相关;新增户籍迁移受经济机会差异影响明显,一些经济水平较高的大城市凭借人才政策吸引人口户籍迁入,非户籍迁移主要响应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差异;户籍迁移的市场化特征随落户限制的放松而不断强化,但存在城市和人口的双向选择性,非户籍迁移出现从经济性迁移转向舒适性迁移的趋势。最后从理论和政策角度探讨了中国人口迁移转型与户籍制度改革方向。     

Hukou and non-hukou migrations in China: comparisons and contrasts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hukou) system in China was studied using China's 1990 census 1% microdata and 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 studies. In doing this, the socio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and geographical patterns of long-distance hukou and non-hukou migratory flows were compared before developing a framework of dual migration circuits. The framework uses a statistical model to evaluate migration rates in relation to both origin and destination variables. It was found that these two types of migrants shared some general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but displayed substantial socioeconomic differences. The hukou migrants that tended to originate in urban areas had an extremely high share of college-educated people and were employed in higher skilled jobs, while non-hukou migrants were mostly from rural areas with much lower educational attainment. Hukou labor migrants tended to move through government and formal channels, while non-hukou migrants relied on their own, often informal, source of jobs. Furthermore, a difference as to the migration mechanisms between hukou and non-hukou migrants was noted. Non-hukou migration rate were tied positively to the migration stock, a process consistent with a networked migration hypothesis, while hukou migration rates were not. The rural labor migrants moved away from provinces of high population pressure to those with more favorable land/labor ratios, in line with neoclassical predictions. Hukou migration moved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reflecting a different set of factors at work. The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hukou system remained a relatively powerful institution in structuring migration in the 1980s.     

中国大都市新移民的住房模式与影响机制

利用在广州、东莞、沈阳、成都、杭州、郑州6 市进行配额抽样调查(2008-2009 年) 所获得的3168 份问卷,采用Logistic 回归分析等计量方法,研究快速城市化下中国大都市“新移民”的住房状况、模式与机制。研究表明,城市新移民已经成为一个日趋分化的复合群体,可分为劳力型移民、智力型移民、投资型移民三类,三类新移民住房状况存在较大差异。总体上,新移民人均住房面积为20.69 m²,其中智力型新移民的人均住房面积最高(24.87 m²/人),劳力型新移民的最低(16.26 m²/人)。就住房设施条件而言,新移民的设施指数为0.35,水平较低;其中投资型新移民的设施条件最好,智力型新移民的设施条件次之,劳力型新移民最差。经过多年市场化和户籍制度改革,社会经济要素对于新移民住房模式(购房或租房)的影响越来越大,但当前各类新移民的住房模式主要由制度因素(户口) 所决定,职业因素对新移民住房模式的影响尚不显著。不过,职业对新移民租房的类型选择具有较大影响。此外,影响新移民住房设施水平的主要因素包括户口、收入水平、教育水平、婚姻状况、年龄和新移民类型等多个方面,其中户口仍是决定性因素。     

居住选择对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基于一项对福建省流动人口的调查

采用2015年福建省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使用序次回归模型,系统分析由住房产权类型、居住区位、居住家庭化程度和住房支付能力衡量的居住选择如何影响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结果发现：当将长期居住意愿、户籍迁移意愿和永久定居意愿3部分指标的加和定义为城市居留意愿指标时,流动人口在城市居留意愿远低于预期,真正愿意将长期居住、户籍迁移、永久定居三者统一起来的流动人口不足二成。回归模型结果表明,居住选择的确对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产生显著影响,在控制流动人口的个人、家庭特征和流动状况等变量后,拥有住房所有权、居住在中心城区、与家人一起居住和更高的住房支付能力的流动人口,更愿意在城市永久定居。     

基本公共服务对不同规模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效应

利用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中的东部沿海6省市数据集,将长期居住意愿、户籍迁入意愿和本地购房打算三部分指标的加和定义为城市居留意愿指标,将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分为就业关联和非就业关联两种类型,运用序次Logistic回归模型,系统考察两类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的获得特征对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及其在不同规模城市间的差异特征。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和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获得率呈现出随城市规模扩大而上升的梯度变动特征;在流动人口获得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较为有限时,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不高。从影响效应看,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获得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是影响其城市居留意愿的关键因素,此类影响效应因公共服务内容和城市规模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大城市流动人口获得的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住房保障显著增进了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但上述影响效应在中小城市并不明显;健康档案和健康教育普及程度除了在个别规模城市中没有显著影响效应外,在其余规模城市中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在小城市,仅健康档案和健康教育普及程度对其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具有显著且正向的影响作用。     

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空间特征与影响因素

本文利用第6 次人口普查数据和公安部门登记数据,分析了全国各省（市、区）需要市民化的农业转移人口的规模、结构以及市民化推进程度的空间特征。研究发现,全国待市民化人口每年新增1510 万,东部沿海以跨省市迁移为主,中部地区以省内迁移为主。采用迁移人口中的落户人口与总迁移人口的比值考察不同地区迁入人口落户难度,发现中部地区落户最易,西北地区其次,东部沿海最难。影响市民化进程的因素,一是高昂的市民化成本,特别是需要政府承担的公共成本部分抑制了市民化进程;二是现行的财政体制下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主要由迁入地政府负担,降低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三是现有产业人口与落户要求不匹配,使得粗放型产业所吸引的就业人群难以达到落户门槛。本文进一步结合户籍制度改革的动力机制分析,从政府投资体制和空间资源配置两方面就不同地区转移人口市民化对策问题进行了初步讨论。     

城市迁移人口居住空间分异——对深圳市的实证研究

基于深圳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将迁移人口按照户籍地划分为市内迁移、省内迁移和省际迁移3种类型。通过计算区位熵分析街道迁移人口比重在全市中的水平,并用空间自相关来识别其空间集聚状况,以揭示迁移人口的空间分异格局,进而用分异指数刻画迁移人口的分异程度。然后以街道迁移人口比重为因变量,住房因素和就业因素为自变量,采用OLS模型、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来分析和解释迁移人口居住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迁移人口区位熵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圈层结构分布特征,以南山区和福田区为中心向外依次为市内、省内和省外迁移人口;②迁移人口的居住分布存在空间集聚,市内迁移人口集聚分布在行政中心周围,省内迁移人口集中分布在商业中心周围,省外迁移人口集中分布在工业园区较多的关外街道;③省外迁移人口与本地人口之间的居住分异程度最高;④省外迁移人口的居住空间分布显著地受住房因素的影响,省内迁移人口的居住空间分布则受就业因素的影响,住房和就业因素对市内迁移人口的居住空间分布的影响不显著。     

非户籍与户籍人口居住空间分异的多维度解析——以深圳为例

在居住空间相异指数基础上,构建了集聚—分散度、中心—边缘度和极化—均质度指数,进一步挖掘由于人口聚居形态、居住区位和居住质量等方面差异导致的居住空间分异的多维内涵,及其所揭示出的社会经济空间现象、成因及空间治理重点。利用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开展深圳实证研究,在计算全市及各区分维指数的基础上,分析深圳人口居住空间相异指数特征及空间尺度差异,多维居住空间分异格局特征及成因,并通过聚类分析将深圳非户籍与户籍人口居住空间分异类型划分为三类,分类提出空间治理政策建议。从而为深入理解中国大城市日益出现的居住分异现象及机制提供新鲜视角和多样化测度方法,为解决其带来的社会及空间治理问题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基于人口变化的东莞城镇增长与收缩特征和机制研究

基于人口变化的视角,考察东莞城镇人口增长与收缩所出现的结构性变化,分析金融危机前后东莞城镇人口在规模数量、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学历结构,以及不同类型增长城镇与收缩城镇的产业经济和空间格局特征,并建立面板回归模型探讨影响城镇人口增长与收缩的因素和机制。研究表明,东莞总人口规模趋于波动增长的同时,人口结构呈现出外来人口市民化加快、男女性别失衡加剧、人口年轻化与高学历化的转变;增长类型城镇产业结构以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而收缩类型城镇则面临传统加工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问题;空间上呈现“北增长-南收缩”的格局,形成了中部增长、西北部和东南部收缩的城镇集中片区;而宏观经济波动、产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投入、地方发展方式影响着东莞城镇人口的增长与收缩。     

中国城市新移民的定居意愿及其影响机制

基于广州、东莞、沈阳、成都、杭州、郑州市所获问卷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和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中国城市新移民的定居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城市新移民总体上呈现较强的定居意愿,其中投资型新移民的定居意愿最强,智力型新移民次之,劳力型新移民最弱。影响新移民定居意愿的主要因素包括户籍因素、社会网络、社会认同、生活满意度和地域差异。与本地人交往和社会认同是影响智力型新移民定居意愿的决定性因素;职业、产权、本地社会资本、社会认同和地域差异是影响劳力型新移民定居意愿的主要因素;就投资型新移民而言,影响其定居意愿的主要因素为人力资本、本地社会资本、户籍状况及其所在的城市。地方政府应根据新移民所属的类型,有针对性地制定社会与空间政策,为新移民提供更为多元化的城市融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