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地区县域经济差异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采用标准差、变异系数、基尼系数、ESDA等方法对2007—2015年东北地区县域经济差异的时空特征进行研究,并基于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县域经济的绝对差异逐年增大,相对差异略有缩小,区域内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构成。(2)县域经济存在较强的空间相关性,且两极分化明显。高水平县域零散分布,主要集中在内蒙古呼伦贝尔、黑龙江东南部和辽中南地区,呈现"T"型空间分布格局,且格局相对稳定;低水平县域在黑龙江中部地区和内蒙古兴安盟地区连片分布,且集聚趋势不断增强。(3)产业结构、固定资产投资、居民储蓄存款、财政收入及财政支出对县域经济差异起到正向促进作用,而劳动力投入对县域经济差异具有负面效应。     

成渝城市群县域经济差异及其成因分析

利用传统统计方法和ESDA方法,在Arc GIS和Geo Da等软件的支持下,以人均GDP为测度指标,从时间、空间及影响因子三个方面对2000年以来成渝城市群区域经济差异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成渝城市群区域经济绝对差异在波动中不断扩大,相对差异呈波动下降趋势,区内经济高值集聚区相对稳定,辐射带动作用明显;(2)成渝城市群县域经济空间总体呈东-西向格局、经济重心逐步趋于区域几何重心,经济发展在主要及次要方向上均呈现出持续扩张状态;区域经济水平得到显著提升、高水平县域形成"双核组团"结构、低水平范围逐步缩小且主要分布在边缘山地县域;区内经济发展热点区相对稳定并呈现出一定的扩散效应,而冷点区呈"品"字状分布但其范围持续缩小;(3)产业结构调整、区域发展策略、市场发育状况和人口增长状况是导致成渝区域经济差异扩大的主要原因,而产业结构调整和人口增长对区域差异的影响相对深刻。     

江西省县域经济发展的格局特征与开发战略区划

基于钱纳里经济发展阶段理论,采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对江西省县域经济发展的格局特征和现行主要开发战略区划的合理性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1江西省县域经济发展呈现"北高南低"的空间特征,较大面积国土空间的发展滞后与赣北极少数县区的快速发展形成对比鲜明的空间格局;但前工业化阶段和工业化初期县区其经济发展水平可能被低估,而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阶段则可能被高估;交通区位和地形影响是导致江西省现状经济发展格局的重要原因。2当前全省县域经济进入集聚发展模式,区域层面上出现了呈团块状分布、以市辖区及郊区县为主的增长极型县区,包括南昌市和新余市全域以及九江市部分县区。3现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和南昌核心增长极以及罗霄山片区扶贫开发和原赣南中央苏区振兴计划4个开发战略区可"培强扶弱",而九江沿江开放开发、赣东北开放合作和吉泰走廊3个战略区在政策设计上需进一步结合区内各县的差别化"县情"。4将地理学研究方法与经济学理论相结合,可为区域发展的空间政策布局提供科学依据。     

重庆市贫困农户生计资本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

探索贫困农户生计资本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对当前区域性多维贫困测度和致贫机理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以重庆市16个扶贫重点县的贫困农户调查样本为基础数据,采用聚类分析、探索性空间分析(ESDA)等方法刻画贫困农户生计资本的空间格局特征,借助最小二乘法(OLS)和空间回归模型(SLM和SEM)探索贫困农户生计资本空间格局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研究区贫困农户生计资本存在显著空间差异,贫困深度与贫困广度并无明显的正向关联性;多种资本匮乏型在渝东北更为集中,地区内贫困农户脱贫难度相对更大;生计资本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正相关性,低值区在渝东北的集聚程度相对更高,区域内贫困现象与广义地理要素的共生性更强;相对于OLS和SLM,SEM被证实是最适用于该研究的计量模型,地形起伏度、少数民族比重、人均耕地面积、城镇化水平、第一产业比重、县镇交通时间等是影响区域贫困农户生计资本的重要因素。     

典型山区农户生计资本评价及其空间格局——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例

以四川省凉山州彝族自治州(凉山州)为例,运用熵值法和聚类分析法将其生计资本划分成较高、中等和较低三级,并将各县(市)农户生计资本划分成不同的类型。在此基础上,对农户生计资本的空间格局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生计资本的空间差异特征明显。农户生计资本分布与凉山州地理资源条件空间位置有较强的藕合性,安宁河流域的"五县一市"农户生计资本存量水平均高于其他县域;县域生计资本空间差异十分显著,农户生计资本表现出较强的空间聚集性。2.农户生计资本存量与少数民族人口空间分布呈极强的负相关,即凉山州少数民族(或彝族)集中分布区与生计资本的低值区基本相重合。3.农户生计资本存量与交通优势度之间呈强的正相关,与地形起伏度呈中度负相关。4.农户生计资本总量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间呈极强的正相关。     

基于定位大数据的中国集中连片特困区人口流动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14个集中连片特困区(简称“贫困片区”)是我国人口流动剧烈区域之一,目前关于揭示贫困片区人口流动规律的研究尚不多见。该文利用2019年春节前后实时动态腾讯定位大数据与社会经济指标构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并进行耦合分析,揭示14个贫困片区人口流动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总体上贫困片区人口流出明显,呈现出东、中部片区人口流出活跃,西部片区人口流入一般活跃的格局,且东、中部片区的净流出量明显高于西部片区的净流入量。(2)教育资源供需矛盾、三次产业发展以及贫困人口数对人口流动的影响较大,其中,二、三产业发展是吸引人口流入的主要因素,而教育资源供给矛盾、贫困人口多、第一产业附加值低是人口流出的主要影响因素。(3)东、中部片区人口流出主要缘于贫困人口基数大、教育资源不足,西部片区人口流入主要受二、三产业就业机会多的影响。最后提出贫困片区在乡村振兴阶段的发展建议。     

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段经济发展时空演化特征

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段各县域(市、旗、区)单元为基本单元,以1980年、1990年、2000年和2013年统计年鉴的相关县域数据为数据源,结合钱纳里经济发展理论、空间相关分析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系统分析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段县域经济发展时空格局演化特征及其成因。结果表明:(1)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发展整体上经历了"均衡→不均衡→逐步均衡"的发展趋势,其中区域性中心城市和资源富集性县域单元发展速度明显快于偏远和资源贫乏区域,对周边县域有较明显的辐射和联动效应。(2)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发展的冷点和热点集聚区经历了从无到有和从少到多的过程,形成了资源富集区域和区域性中心城市集聚区。(3)县域经济增长以空间正关联为主,HH类型有减小趋势,LL类型较为稳定,HL和LH类型则较少且分布零散。(4)通过因子加权回归发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次产业总值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其它3个因子对其经济发展和空间格局分布亦有显著相关性,各因子对县域经济的影响的显著性随时间推移而不断增强。     

江苏省县域创新产出的空间计量经济分析

以专利授权量来表征创新产出,运用标准差、变异系数、空间自相关和空间计量经济模型等方法对1986-2014年江苏省县域创新产出的差异演变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江苏省县域创新产出发展具有明显的不均衡性,2012年以后,江苏省县域创新产出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都呈下降趋势。(2)南京市区的创新产出,在九五时期之后呈弱化趋势,苏州市区、昆山市、无锡市区等苏南地区创新产出提升较快。(3)江苏省县域创新产出在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地带的创新产出梯度递减,呈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4)苏北地区的大部分县域"低-低"集聚,并有向苏中地区扩散的趋势,"高-高"集聚的县域较少,主要集中在苏南地区。(5)空间交互作用是江苏省县域创新产出差异的重要原因。(6)区域创新环境对县域创新产出具有显著影响,而政府政策因素作用相对较小。(7)在具体因素方面,表征经济基础、研发投入、科技人才、传统基础设施、通讯基础设施及FDI的回归系数相差不大,大多在0.090上下波动,其中国际互联网用户数的系数最大,达到0.094,而科技政策的回归系数较小,仅为0.012。     

河南省县域经济空间结构及演进特征

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评价河南省各县域经济综合实力,依据综合得分进行空间分析。河南省县域经济差异显著,空间结构呈现"多核心"格局。全局趋势分析表明:河南省西部县域经济实力强于东部,北部县域经济强于南部,近年来县域经济总体差异缩小。空间相关性分析表明:河南省各县域经济综合实力具有较强的正的空间自相关性,经济发达县域之间集聚更加明显;高高集聚区县域分布集中稳定,低低集聚区县域数量多且不稳定。经济实力增长的热点分析表明:2004—2008年县域经济增长热点集中分布在豫西县域;2009—2014年县域经济增长热点向东偏移并呈现零星分布状态。     

吉林省中部粮食主产区城乡关联的空间分析

基于24个空间单元的统计数据和实地调查资料,运用BP神经网络模型和ESDA方法,在GIS技术支持下,定量评价吉林省中部粮食主产区城乡关联度,并分析各县域城乡关联状态与空间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区域城乡综合关联Moran ’s I指数仅为-0.1205,表明各县域城乡关联呈分散状态;经济、社会和基本建设非均衡发展是制约城乡协调发展的关键因素。(2)区域城乡关联的区域差异明显,地级市辖区城乡关联性显著高于各县(县级市);经济、社会和基本建设关联性分别呈现"圈层"、"十字型"和"块状"的空间结构。(3)区域城乡关联表现出较弱的集聚趋势。空间差异较小的县域主要沿哈大线呈带状分布,空间差异较大的县主要分布在5个地级市辖区和东南部低山丘陵区;经济、社会和基本建设关联性分别表现为弱扩散、强极化和强扩散状态。     

欧洲“自由”等级空间格局演变及外部驱动机制

本文采用1974年~2016年欧洲各国"自由"等级数据,对欧洲"自由"等级格局演变进行时空分析,结合美国发布的《国别人权报告》、西方经济制裁数据、西方军事干涉数据,探索欧洲"自由"等级空间格局演变外部驱动机制。研究表明:(1)欧洲各国"自由"等级的标准差指数和变异系数总体下降,其相对和绝对差异有缩小趋势。(2)欧洲"自由"国家数量总体呈现显著增长,空间分布从欧洲南部、西部、北部地区扩散至欧洲东部、中部地区;欧洲"部分自由"国家数量总体变化不大,空间分布从欧洲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大公国演变成欧洲东部、东南部地区;欧洲"不自由"国家数量总体出现明显减少,空间分布从欧洲东部、东南部、中部地区演变成白俄罗斯和俄罗斯。(3)欧洲"自由"等级相近的国家在空间上趋于集中分布;主要存在3种集聚模式,即高高集聚区,主要在欧洲西部地区;低低集聚区,主要在欧洲东部、东南部地区;高低集聚区,主要在欧洲南部、中部、东部地区。基于此,探索欧洲"自由"等级格局演变的外部驱动机制。     

大别山连片特困区相对资源承载力评价

大别山连片特困区是国家划定的连片贫困区,摸清片区自然、生态质量、经济及综合资源承载力空间分布并进行资源承载力评价,是对该区域扎实开展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的基础和前提。采用改进的相对资源承载力模型,分别以片区所属三省及中部六省作为参照区,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片区内每个县域的自然资源、生态质量、经济资源及综合资源相对承载力进行分析和评价。研究结果表明,片区内大部分县域的自然资源承载力好于参照区,基本呈现北弱南强的地理分布特点;各县域生态质量资源承载力一般,经济资源承载力普遍较差,大多数县域综合承载力处于超载状态,但超载程度不高。进一步优化片区内产业结构、提高科学用地水平是大别山连片特困区扶贫开发工作的有效举措。     

县域财政收入与支出的时空分异与协调性研究——基于山西省119个县域的面板数据

通过采用区域重心模型、区域集中度指数、区域一致性指数等分析方法,结合Arc GIS与E-Views等分析工具对山西省1998年~2015年之间的财政收入与支出数据进行空间格局演化对比分析。结果表明:(1)财政收入的重心位置一直位于财政支出重心位置的偏东方向,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重心的变化趋势都比较一致,财政收入重心的波动幅度大于财政支出重心的波动幅度。(2)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集中度空间分布较为失衡,集中度在低值区域的县域占到了总县域个数的90%以上。(3)山西省的财政收支的总体格局演化呈现出"相对协调-不协调-趋于协调"的发展特征。(4)当财政收入或财政支出受到冲击时,互相之间均表现出较明显的正反应,但财政收入对财政支出的影响幅度更为突出。(5)经济发展水平、煤炭资源与城镇化水平增长速度对2015年财政收支空间协调性的影响最为显著。     

陕北能源开发区县域社会剥夺的空间差异与形成机制

运用第五次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采用社会剥夺指数模型和空间分析方法,系统研究陕北能源开发区县域社会剥夺地域特征、空间模式及形成机制。结果表明:1)2000年以来,陕北能源开发区县域社会剥夺水平整体呈下降趋势,县域社会剥夺指数平均值由0.351降至0.254。2)陕北能源开发区县域社会剥夺地域差异显著。榆林市县域社会剥夺水平差距最大,高于研究区县域平均水平,延安市县域社会剥夺水平差距相对较小,榆林南六县和延安南五县社会发展处于相对均衡状态。3)陕北能源开发区县域社会剥夺空间模式由"双核对称式"演变为"双核组团式",县域社会剥夺热点区由区域中部转移至北部地区,总体呈现能源经济县域社会剥夺强度加大而农业经济县域社会剥夺强度减弱的变化模式。4)县域社会剥夺空间格局是经济发展、政策设计、区域开发和路径依赖等因素长期交互耦合作用的结果。因此,统筹推进区域经济转型、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是新时期实现能源开发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安徽省县域“人口—经济—空间—环境”城镇化耦合协调性分析

基于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县域"人口-经济-空间-环境"城镇化内涵,通过构建县域城镇化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同时利用熵值法、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安徽省61个县域单元2000-2013年4个时间断面县域城镇化人口、经济、空间、环境4个子系统的耦合协调时空格局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安徽省县域城镇化耦合度处于低水平阶段,耦合协调度处于由中度失调向轻度失调过渡阶段;空间格局上,省域东部县域耦合协调度高于中部县域,中部县域耦合协调度高于南部和北部县域;在安徽规划五大片区中,皖北片区县域表现为人口城镇化滞后,其他片区县域表现为空间和环境城镇化滞后。该研究成果可为安徽省城镇化发展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和参考。     

基于PSR模型的白龙江流域景观生态安全时空变化

以地貌灾害频发的甘肃白龙江流域为研究区,基于"压力-状态-响应"框架模型构建流域景观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探讨其时空变化过程及其特征。结果表明:1990~2010年间白龙江流域景观生态安全综合指数逐渐上升,中高安全等级以上的面积约占研究区总面积的52%。流域内低生态安全区域主要集中在舟曲-武都段白龙江两岸区域、宕昌县西北区域和迭部县北部山区,高安全区域主要集中在自然保护区、林业发展区等植被覆盖较好的区域,其分布格局与滑坡、泥石流和水土流失等地貌灾害的风险分布格局相反。     

黄土高原人口变化对县域经济系统脆弱性的影响研究

以黄土高原地区县域为例,利用敏感性?应对能力模型评估了黄土高原地区2000年以来县域经济脆弱性特征及其时空变化,并结合ArcGIS空间技术与灰色关联分析探究人口变化对县域经济脆弱性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① 2000年黄土高原县域经济脆弱性等级以低和较低脆弱性等级为主导,而2010年低脆弱度区域面积开始出现减少,中、高脆弱度区域面积显著增加,2017年低和较低脆弱性等级的区域占土地面积比例增加,中、高脆弱度区域面积下降。总体来说,2000—2017年黄土高原地区县域经济脆弱性整体呈现出“先升高再降低”的趋势。② 黄土高原县域经济脆弱性整体呈现“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处于高和较高水平的县区主要集中在甘肃东部部分县域和山西西部县域;中等水平的县区集中分布于甘肃省庆阳、平凉市东部县域、山西省大同、忻州市部分县域以及山西西部部分县域;省会城市所辖县区、地市周边地区的脆弱性水平最低。③ 表征人口变化的人口外流率、性别比和老年人口比重是影响黄土高原县域经济脆弱性关键因素,且不同时期人口变化对经济脆弱性的影响因素存在分异。     

黄土丘陵沟壑区农户生计恢复力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以陕北米脂县石沟镇为例

农户生计问题成为生态脆弱区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巨大挑战,而恢复力思维为乡村农户生计研究提供了新视角。该文以陕北米脂县石沟镇为例,基于生计恢复力理论框架,构建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学习能力三维评价指标体系,利用改进的TOPSIS模型和ArcGIS方法分析农户生计恢复力空间分异,并利用地理探测器模型识别农户生计恢复力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研究区农户总生计恢复力指数为0.36,处于中等水平,呈现"高值集中、低值分散"的空间格局;2)各子维度能力空间分布各具特色,缓冲能力各等级分布较分散,自组织能力高值区集聚度高,学习能力高值区集中于西部和东部两大带状区域;3)子维度能力与总生计恢复力空间分布相关性显著,完全耦合协调乡村占比为73.81%、不完全耦合协调乡村占比为9.52%、不耦合协调乡村占比为16.67%;4)路网密度、农业总产值、老年人口占比和坡度是影响农户生计恢复力的主要因素,因子交互作用均强于单因子作用,且主要以非线性增强和双因子增强类型为主。基于恢复力视角探究农户生计可为可持续生计研究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借鉴,为制定乡村地区生计提升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东北地区旅游经济增长时空演变特征研究——基于ESDA法

以东北地区41个市级单元为研究对象,选取2004—2015年的3个时段旅游收入平均增长量和平均增长率两个指标,基于ESDA法分析旅游经济增长的时空差异、空间关联和格局演化特征。结果表明:(1)平均增长量呈弱集聚—强集聚—较强集聚演变态势,"高-高"类型区集中在辽宁沿海经济带,"低-低"类型区分布在黑龙江省西南部和东北部,"高-低"和"低-高"类型不显著。(2)平均增长速度空间自相关性弱,市域空间联系不紧密,集聚类型随机分布。(3)各单元平均增长速度逐渐下降,高值区由南部向中部和北部扩散,整体分布由相对分散转化为相对集中,低值区范围逐渐缩小。(4)旅游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取得较高速的增长,但哈大、沈丹沿线市域仍是东北旅游经济增长的重点区域,在总体格局中的作用和地位显著。(5)未来应紧抓"一带一路"战略机遇,打造国际旅游合作空中走廊。向北开放,与俄罗斯、蒙古等北亚边境国家合作建构陆地旅游空间格局。促进产业融合,延伸旅游产业链,开拓全域旅游发展新格局     

苏州地区城镇扩展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化分析

基于苏州地区1984-2005年的6个时相卫星遥感数据,从城镇实体地域扩展的视角,运用关联分维数、全局和局域空间关联指数、空间变差函数等方法构建了空间关联测度模型,分析了苏州地区城镇扩展的周期性、城镇建设用地的分维特征、城镇扩展的"热点区"空间分布及演化,城市化空间梯度的形态演化。结果表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苏州地区的城镇扩展经历了稳步增长、缓速下降、急速增长和快速下降四个阶段,显示出"大起大落"的特征;在空间格局上,城镇扩展强度的高值簇区(热点区)呈现出较明显空间演化和跃迁的特征,经历了苏州市区、苏州—吴江轴线、苏州—昆山轴线(沿沪宁线)、太仓—常熟—张家港轴线(沿长江)的不断轮换,并成为不同阶段驱动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区。期间,城镇扩展的空间连续性和自组织性越来越强,城市化发展的空间形态由相对分散向相对集中演化,由空间自相关引起的结构化分异的机理越来越显著,并且表现出较明显的带状关联特征,城市区域化发展的趋势明显。然而,在苏州地区不同的发展阶段,城镇发展的主导驱动机制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