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发达山区农户生计恢复力测度——以广西凤山县为例

欠发达山区农户抵御外界风险与挑战的能力差,生计发展面临挑战。提升农户生计恢复力,可提升农户应对干扰时的抗干扰和恢复能力,有助于欠发达山区建立长效发展机制。然而,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风险扰动下的生计恢复力的测度,对生计恢复力的空间属性关注不足,且对欠发达山区的关注较少。本研究以广西凤山县为例,基于恢复力理论,从自组织能力、缓冲能力、学习能力三个维度对欠发达山区农户生计恢复力进行评价,引入地理分析方法探测生计恢复力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凤山县欠发达山区农户生计恢复力水平整体较高,其中自组织能力最强,学习能力最弱。(2)农业主导型农户生计恢复力最高,得益于自组织能力强;依赖补贴型生计恢复力最低,各项能力均不具有优势。(3)生计恢复力处于低值的农户在凤山县环境保护区范围内发生了空间聚集,凤山县环境保护区生态经济潜力需要进一步挖掘。(4)农户生计恢复力主要受政策依赖度、石漠化敏感性、农业依赖度、出省务工人数占比4个因子的影响。(5)欠发达山区可通过升级特色产业、开展生态旅游、变革帮扶手段、增加发展要素四个方面构建农户生计恢复力增强路径,建立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研究结果可以为欠发达山区农户生计恢...     

基于体制转换的乡村转型时空格局及演变机理——以甘肃省榆中县为例

乡村转型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也是“三农”转型的重要抓手。论文以黄土高原沟壑区甘肃省榆中县为例,从人口转型、土地转型和产业转型3个维度构建乡村转型指标体系,基于2002—2018年统计数据、农户调研数据、遥感数据等多源数据,运用熵值法、层次分析法、乡村转型度模型和空间分析方法,从县域和农户视角,量化与分析榆中县乡村转型及其时空演变格局,刻画农户生计转型路径;在此基础上,引入体制转换理论阐释乡村转型过程机理,并运用逐步回归分析方法识别驱动乡村转型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① 2002—2018年榆中县乡村转型度、产业转型度和人口转型度明显上升,而土地转型度稳中有降,乡村转型度和产业转型差异明显且变化较大,在中部川区最为突出。② 乡村转型、人口转型、产业转型均呈现“中部川区较高速和高速转型、北部山区低速转型、南部山区由低速转型向较高速过渡转型的空间格局”,并伴有逐级式和跨级式的变化特点,土地转型空间分布较为分散;乡村转型、人口转型、产业转型和土地转型的热点区主要集聚在中部川区,冷点区主要集聚于北部山区。③ 农户生计表现出多路径转型特征,北部山区为综合型生计转型路径,中部川区和南部山区为兼农型生计转型路径。④ 中部川区实现乡村体制转换,南部山区乡村发展明显升级转型,但未形成新的乡村体制,而北部山区乡村转型不够显著。⑤ 固定资产投资是决定榆中县乡村转型的关键因素。研究结果可为乡村转型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也为黄土高原沟壑区乡村振兴与乡村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黄土丘陵沟壑区乡村社区恢复力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以陕西省米脂县高渠乡为例

乡村人口与土地利用方式变革压力下,构建恢复力已成为保障区域社会—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有效举措。以陕西省米脂县高渠乡为研究区,从社会、经济、制度、生态4个维度,运用熵权TOPSIS法对黄土丘陵沟壑区20个乡村的社区恢复力进行测度,探讨了2015—2019年社区恢复力的时空演变;利用障碍度模型分析了社区恢复力关键影响因子作用机制,并通过比较当前关键影响因子所处维度,将社区划分为不同类型,实现社区的分类治理。结果表明：①（① “四会”指村民议事会、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禁毒禁赌会。） 研究期间社区恢复力由0.171提升到0.318,其中经济恢复力上升较为明显,制度、生态恢复力呈小幅提高,而社会恢复力则表现为下降;社区恢复力空间分异更加显著,呈现为“中部高、边缘低”的分布格局。② 研究期末社区恢复力关键影响因素中,经济维度有养殖业发展水平、种植业发展水平、农业产业化带动农户数、农民人均收入;制度维度为基层领导平均受教育年限、公平性管制、村民参与决策机会;社会维度为乡村公共空间比例、流动人口比例;生态维度为“三田”面积占比。③ 通过当前社区恢复力关键影响因子各维度障碍度大小排序,依次识别经济、制度、社会、生态恢复力低值区,最终将高渠乡20个乡村社区划分为3类,结合不同类型乡村社区的特点提出相应对策建议,以期为精准化、差异化管理提供决策参考。     

典型山区农户生计策略与土地"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度分析

农户生计策略与土地功能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是区域人地关系的核心。本文基于人地关系理论,以我国西南山区625户农户实证调查数据为基础,构建山区农户生计策略和土地"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二者之间的耦合度、耦合协调度及其地域分异规律。研究表明:(1)农户生计策略与土地"三生"功能存在耦合性,五类农户耦合度均在0.47～0.50,属于中度耦合;(2)农业兼业型农户生计策略与土地"三生"功能耦合协调程度最高。山区农户在投入农业生产的同时,从事其他兼业活动,不仅能够提升可持续收入生计水平,对土地"三生"功能也有良好的保护和促进作用;(3)不同类型山区农户生计策略与土地"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度存在较为明显的地域分异特征:随海拔的升高和地形高差的增大,耦合协调度呈现逐渐降低的趋势;经济较发达山区耦合协调度高于一般发达和欠发达山区。本研究结果可以为山区农户生计改善和国土空间格局优化提供一定理论和实践参考。     

旅游产业嵌入的乡村生计空间基因图谱构建与格局分析——以山东省马套村为例

空间资源是农户赖以存续与发展以及参与产业利益分配的基础,在面向乡村旅游空间资本化过程中,重新界定乡村生计空间的内涵与范畴是确立农户权力与价值的资本依据。该文以旅游产业嵌入乡村生计空间为背景,以空间“基因图谱”的研究范式对乡村生计空间进行解析与整合,建立了包含地理物质空间、经济价值空间与社会文化空间3个维度的乡村生计空间基因系统。以山东省马套村为实证研究对象,对生计空间基因系统进行具象与实践,建立乡村生计空间基因库,并将各类基因元投影于乡村地理空间,归纳3类生计空间基因元的空间分布特征,得出马套村生计空间呈现出经济价值空间与社会文化空间相对独立、村域空间级差地租效应加剧、文化空间社会属性缺失、居民空间权能较弱等空间失配问题,提出在旅游产业驱动下村域生计空间优化的策略和建议。     

广东省农村居民生计恢复力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从生计质量、生计促进、生计供给及灾害压力4个维度构建气象灾害影响下农村居民生计恢复力评估模型,运用结构动力学方法测度广东省农村居民生计恢复力水平,并识别生计恢复力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广东省农村居民生计恢复力水平呈现周期性变化,与生计质量、生计促进、生计供给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与灾害压力存在较强的负相关,重大气象灾害对农村居民生计恢复力的影响作用仍然较为显著;②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农村人均消费水平、人均教育支出、千人卫生技术人员、节水灌溉面积和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对生计恢复力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其中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和节水灌溉面积影响最为显著;③ 政府宜优先从生计保障、生计促进以及抗灾应对3个维度,优化广东省农村居民生计水平,并且着重提升抗灾应对能力。既要注重临时性救助扶持措施,也要注重农村地区长期实力提升,从整体上提升农村居民应对灾害风险的能力,增强广东省农村居民的生计恢复力。     

多民族共生村落农户居住空间“耦合魔方”研究

以洱源县郑家庄为例,运用“3S+PRA”与“耦合魔方”隐喻类比相结合的方法,对多民族共生村落农户居住空间多层次时空耦合特征演变机制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果：①空间维度上,农户居住空间近程耦合逐渐趋向远程耦合,扩张调整适应“人-地”关系的改变,由分散、无序逐步形成集中、有序两横两纵的“井”字型分布格局;②时间维度上,农户居住空间以原驻民族远期耦合转变为原驻与外迁民族相互嵌套的远、近期耦合共存模式,依靠交通道路向四周延伸,各民族交叉式混居现象明显,扩张速度不断加快;③组织维度上,郑家庄以汉、白两族组内耦合向多民族组间耦合特征转变,居住空间在血缘组织关系“小聚居”的基础上形成以地缘和业缘组织关系为主的多民族“互嵌-共生”的分布格局;④表象维度上,农户居住空间演变以显性耦合逐渐趋向显、隐性耦合相互协调模式,要素间和子系统间直接或间接流动的“互嵌-共生”分布格局明显。可知,农户居住空间演变呈现与当地环境相协调的一致性,是在时间、空间、组织和表象上相互影响、相互交融的耦合过程,当环境改变时,农户居住空间也会做出一致性的变化。     

田园综合体建设对农户生计恢复力的影响研究 ——以重庆市国家级田园综合体试点忠县新立镇为例

通过构建农户生计恢复力评估指标体系,运用重庆市国家级田园综合体忠县新立镇197个典型农户生计情况的访谈调查数据,借助熵权TOPSIS法及障碍度模型,厘清影响农户综合满意度的生计恢复力障碍因子,探寻田园综合体后续建设中农户参与并受益的路径。结果表明:以满意度为表征的田园综合体农户受益机制绩效与生计恢复力呈现出一定相关性,学习能力、人力资本及物质资本较强的农户受益感受较显著,这主要得益于田园综合体社区构建及"互联网+"产业打造;选择"自我积累学习和邻里交流学习"的农户注重经验积累并依靠"熟人社会"特征获取信息,而选择"农业培训学习与大众媒介学习"的农户利用网络打破地缘限制,成为最直接的受益者。然而,农户集体意识仍需加强,因此政府还需要加大力度培育农民合作社,强化互助机制扶持生计恢复力弱势农户群体,从而激发村民内在驱动力,实现共同富裕。     

乡村旅游影响下的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以秦巴山区安康市为例

本文基于山区乡村旅游发展特征建立农户可持续生计水平综合评价模型,实地调查并分析乡村旅游影响下的秦巴山区农户生计状况,以及不同地理单元农户生计结果差异。结果表明:(1)乡村旅游业发展提高了山区农户自适应能力和生计保障程度,扶贫效果较为显著,参与旅游发展的农户可持续生计发展水平总体优于全区平均水平;(2)调查点农户的生计资本得到增加,但五大资本中社会资本值低较,农户可获得的社会资源有限;(3)四类乡村旅游地农户(即,秦巴山区中心城区依托型、大中城市近郊型、景区依托型和边远型乡村旅游地)生计资本结构存在差异,大中城市近郊型乡村旅游地农户的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与乡村旅游形成良好互动,农户可持续生计总体结果优于其他类型乡村旅游地;(4)农户社区组织的建构对增加和拓展农户的生计资产具有积极的影响。研究可为贫困山区农户生计发展、扶贫及乡村旅游发展等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生计可持续性视角下精准扶贫的政策效应评估及其分异研究——以武陵山区石柱县为例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十四五时期的重要任务，提升农户生计可持续性是防止返贫和实现脱贫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生计可持续性视角下系统评估精准扶贫政策效应，可为此提供重要依据。论文构建涵盖生计资本、生计环境和代际发展能力3个维度的扶贫政策效应评估框架，以武陵山区石柱县为案例区，采用双重差分法(DID)和倾向得分匹配法量化了精准扶贫对农户生计可持续性的影响，并讨论了其分异性。研究表明：(1)精准扶贫使农户生计可持续性水平整体提升了20.5%，农户生计资本、生计环境和代际发展能力分别提升21.3%、23.9%、15.8%，农户生计环境改善更突出，而代际发展能力具有一定时滞性。(2)精准扶贫对生计要素禀赋较好的兼业型农户带动效应更大且显著，其次是务农主导型和务工主导型脱贫户，而以“输血式”帮扶为主的补贴依赖型农户则被边缘化，加剧了群体间生计可持续性分化。(3)精准扶贫政策效应空间分异性明显。相比经济基础条件较好的王场镇和黄水镇，精准扶贫对具有区位优势的龙沙镇、贫困程度较深的中益乡的带动效应更大且显著。(4)围绕强化对山区教育与技术投入、对偏远地区资源倾斜以及引导贫困边缘群体治理等方面提出巩固脱贫...     

黄河中下游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机制研究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关乎地区可持续发展。论文通过构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地理探测器等定量分析2010—2020年黄河中下游地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水平空间分异特征及耦合协调时空变化格局,并对其驱动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黄河中下游地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水平空间分布特征差异明显。乡村振兴高水平地区逐渐以黄河干流为轴线条带状分布;新型城镇化水平空间分布格局基本保持稳定,省会城市仍是高值区的主要集聚地。(2)耦合度类型空间异质性大,目前以磨合阶段为主,而耦合协调度以濒临失调为主,集中分布在陇东、陕北等地区,相对发展类型整体以新型城镇化滞后型为主。(3)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格局变化是多种要素相互制约、共同作用的结果,人口、收入、消费、投资是主要驱动力。因此,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背景下,黄河中下游要针对地区发展实际,采取差异化的策略来推动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发展。     

廊道型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资本评价与空间格局特征——以大别山国家风景道为例

以大别山国家风景道为例,借鉴DFID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构建农户生计评价指标体系,分析廊道型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资本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大别山旅游廊道内自然资本等有形生计资本权重较高,社会资本等无形生计资本权重较低。② 农户生计资本具有较为明显的空间分布不均衡的特征,各乡镇以及乡镇内各村的农户生计资本水平也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③ 农户生计资本空间分布的不均衡受到核心景区、主干公路、当地产业业态成熟度、政府政策等因素的影响较为明显。     

基于生计资产量化的农户分化研究——以重庆市沙坪坝区白林村471户农户为例

农户生计资产的配置结构及其空间分布特征决定着农户生计发展的资源优势和空间可能性,依据农户生计资产结构可以准确地识别其分化情景。研究采用"PRA+3S"相结合的方法,以地理坐标为标识码,建立农户属性与地块空间数据相链接的"农户-土地"数据库,对农户生计资产配置结构、农户类型划分、农户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生计资产配置结构差异明显,113户农户自然资产产值高于平均值,趋于发展农业生产;108户农户各项资产处于平均水平,主要向兼业发展;250户农户自然资产小于0.1,趋于发展非农生产;(2)依据农户生计发展趋势将其划分为农业多样化发展型(16%)、农业专业化发展型(8%)、兼业化发展型(23%)、非农多样化发展型(31%)、非农专业化发展型(22%)。     

积极老龄化视阈下脱贫地区乡村老年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融合个体空间的路径探析

采用半结构访谈和扎根理论方法,以古丈县为案例地,通过融合个体空间路径分析该地区老年农户可持续生计机制。研究发现,面对快速城镇化带来的年轻劳动力外流和空心化,大量该地区乡村老年农户在养老多元福利供给不足、医养服务设施供应短缺和代际关系转型的现实背景下,面临乡村养老结构制约与老人农业理性选择的生计异质性困境。基于脱贫地区乡村社会网络优势在“健康”“参与”“保障”3个积极老龄化维度下,根据老年农户不同生命周期的主体行为需求差异,提出多层次年龄结构与多元化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下的老年农户可持续生计路径：1）在农户个体层面,根据老年农户的个体生计行为和生计资本随生命周期变化,动态调整相应的福利来源和生计方式;2）在场域空间层面,通过第六产业一体化发展的现代要素介入,建立应对老龄化的乡村市场产业配套;3）在地域空间层面,根据乡村老年农户社会圈层结构,重构生产、生活、生态适老化生计圈。     

COVID-19风险冲击对疫区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及其抵御效应——以湖北、安徽、重庆为例

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给农户生计发展带来了重大风险,而生计资本是抵御疫情冲击、阻断返贫危机的关键。论文以重点疫区湖北省及周边地区为研究区域,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从生计资本“结构—存量”多维视角出发,采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分析疫区465户农户生计资本对疫情风险的抵御作用。研究发现：① 重点疫区农户生计资本总量不高,疫情可能诱发生计脆弱性但不是唯一要素,基层公共卫生建设也极为重要;② 生计资本对疫情风险有显著抵御效应,人力资本维度作用更为凸显,物质资本占比过高反而会削弱疫情应对能力;③ 农户生计资本结构与存量分布不均,家庭劳动力、健康投入、财富积累、居住环境、社会阅历等是核心要素;④ 疫后生计恢复主要依赖于人力与金融资本的积累,而帮扶关键在于应急和兜底保障,要根据区域农户生计特征拟定差异化的疫情常态防控举措。     

基于GIS和ANN的农户生计脆弱性的空间模拟分析

基于农户生计脆弱性测定方式的不完善和云贵高原缺乏农户生计脆弱性研究,选取云南省宜良县为案例区,构建了农户生计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农户面临的风险、农户生计资本和面对风险的应急能力,并运用GIS与BP神经网络模拟区域的风险度指数、农户生计资本和应急能力指数的空间分布格局。在此基础上,得到农户生计脆弱性指数,结果表明坝区的生计脆弱性指数为山区>半山区>坝区,且各自原因不同。可见,运用BP神经网络模拟生计脆弱性简便实用,是一种可行的实践方法。     

武陵山片区城镇化的农户生计响应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3个典型乡镇355户农户调查数据的分析

基于3个典型乡镇355户农户的调查数据考察武陵山片区农户的城镇化生计响应发现：① 农户生计响应是“城乡连续体”的“人业地”关系重构中乡村聚落的决策单元对城镇聚落吸附与扩散效应的综合反应,受宏观环境、外部条件和家庭因素的影响;② 区域性中心城市郊区、革命老区红色旅游景区和县城近郊特色农业种植区周边农户的生计综合响应、生计空间响应和生计产出响应依次递减,但生计资本和生计方式响应及各维度的响应强度排序不一致;③ 城乡二元体制的演变与新型城镇化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动态地规制与诱导农户,使其生计响应与国家阶段性战略目标相适应。地形平缓、距离县城较近、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以及区域性中心城市郊区休闲驱动型城镇化对应于更广维度和更高强度的农户生计响应。收入来源以经商、务工为主,家庭成员中有小孩或老人,有较高教育程度家庭成员以及社会资本较高的农户,其生计响应的维度更广且强度更高。     

典型山区农户生计脆弱性及其空间差异——以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例

开展脆弱性空间差异分析,有助于识别不同地域类型农户的致贫风险,对有效制定精准帮扶措施具有重要意义。以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例,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建立了农户生计脆弱性评估指标体系,利用实地调查获得的496份农户样本数据进行生计脆弱性评估。结果表明:生计脆弱性值为高寒山区二半山区山坡区河谷区,具有地貌类型差异、海拔梯度差异和民族分布差异等空间差异特征,且与致贫风险具有对应关系。其中,高寒山区农户生计脆弱最高,致贫风险最高;二半山区脆弱性明显,致贫风险较高;河谷区、山坡区脆弱性较低,致贫风险低。造成脆弱性及致贫风险空间差异的原因既包括自然条件的胁迫,也包括少数民族人口能力素质的不足、文化习俗和思想观念的制约。因此需要通过构建贫困山区农户可持续生计模式、引导思想观念转变等方式进行精准帮扶,提升其风险应对能力,降低贫困脆弱性。     

山区农户的生计干预效率及其影响因素——以陇南山区为例北大核心CSCD

生计干预作为中国后脱贫时代采取的系统性外部干预,不仅有助于实现农户的可持续生计,还有利于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其效率是检验干预措施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尺。本文以地处西秦岭腹地的陇南山区为例,基于农户调查数据,从投入产出维度出发构建山区农户的生计干预效率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SFA)评估其生计干预效率,并运用Tobit回归模型分析了陇南山区农户生计干预效率的关键影响因素。结果发现:①陇南山区农户生计干预效率整体处于较低水平,均值为0.1274,低生计干预效率的农户占57.87%,而高生计干预效率农户仅占8.39%;②不同类型农户生计干预效率存在明显的分化特征,后期脱贫、高山区以及特色务农主导型和务工主导型农户的生计干预效率较高;③内生动力、交通便利度和海拔对生计干预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农产品销售的难易程度对生计干预效率有显著负向影响。此外,内生动力与其他因素的交互作用也对其原有单一因素对农户生计干预效率的影响产生作用。基于此,提出继续加大投资额度、因地制宜发展产业、依托电子商务平台、注重农村人才培养以及提高农户内生动能等建议以推动山区农户生计干预效率的进一步提升。     

甘肃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北大核心CSCD

在新时代脱贫攻坚任务实现的背景下,提升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水平,有利于西北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增强内生发展动力并加快融入西部大开发新格局。鉴于此,运用改进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13—2018年甘肃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协调发展程度进行量化,并结合面板Tobit模型对二者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空间分布基本一致,大体上呈现河西地区>陇中地区>陇东南地区>南部民族地区的空间发展格局。(2)全省、河西地区、陇中地区及南部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协调发展效应逐步增强,耦合协调发展呈现西北强东南弱的空间分异特征,河西和陇中地区耦合协调水平明显高于陇东南及南部民族地区。(3)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同步发展类型的市州较少,乡村振兴滞后型的市州明显增加,并且集中分布于陇中地区及陇东南地区。(4)政府能力、工业化及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对二者耦合协调水平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固定资产投资和城乡收入差距则不利于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协调发展。影响二者耦合协调度的因素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