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政治生态学视角下的空间转型与中国环境治理创新——基于深圳城—水关系动态演变的分析

城市空间是探讨城镇化特征、动力机制和效应的重要载体,但生态空间作为传统城市—自然二分对立认识论下被人类控制和支配的对象,却较少成为城镇化研究的主体。论文以深圳为例,从城市政治生态学视角展现了过去40余年深圳城—水关系的阶段性演化及其背后的权力结构关系变迁。研究认为,水是权力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具有多元复杂的本体特征,它与城市发展并非二元对立,而是相互建构。在深圳城镇化的不同阶段,国家、资本、自然展现出差异化的动态关系,塑造了水的商品化、去商品化、再商品化过程,使之成为经济发展所需开发利用的自然资源、支撑城市可持续运作的生态保障、提升城市长期竞争力的新动力。深圳城—水关系的演变揭示了中国环境治理从路径依赖到路径创新的过程。尽管改革开放初期为了确保经济发展,以水为代表的城市生态空间出现了同质化和退化,但在后续发展过程中,国家权力未必在资本和市场的扩张中出现“空心化”;相反,国家权力的主动介入修复甚至扭转了单一市场逻辑下的生态退化和社会不平等。这些新型的国家—资本—自然关系和社会经济实践,不仅呈现了人类寻找公平、正义、可持续城市建设的中国方案,而且为城市—自然辩证关系的理论深化提供了中国经验。     

空间视角下的能源—经济—环境关系研究进展与展望

在全球气候变化和国际地缘政治复杂的背景之下,地理学的空间视角为能源—经济—环境关系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论文通过梳理、评述能源—经济、能源—环境以及能源—经济—环境关系研究文献发现：① 能源—经济关系研究出现“空间转向”趋势,区位特征被用于解释能源—经济关系的空间异质性;② 能源—环境关系研究多关注能源污染及政策的空间效应,出现了能源景观研究等新研究话题;③ 能源—经济—环境关系研究刚刚兴起,出现了因果关系实证、耦合协调度评价、多目标规划预测3种研究思路;④ 当前研究存在实证分析高度同质化、空间差异机制解释不足、可再生能源相关研究较少等不足之处。据此,论文尝试构建了空间视角下能源—经济—环境(3E)关系研究基础框架,并基于中国研究现状提出未来的研究展望,即完善理论框架建设、加强可再生能源研究以及开展碳减排目标下的能源—经济—环境系统模拟预测,从而为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提供理论与实证支撑。     

“全球—地方”视角下中国汽车生产网络的跨域关联与影响因素—— 一汽—大众案例

全球生产网络背景下,生产组织的“全球—地方”跨域关联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为探究中国合资汽车生产网络在“全球—地方”互动情景下跨域网络特征及地理空间表征,论文基于“全球—地方”生产关联与多尺度融合视角,利用整车制造一级供应链数据,分析以一汽—大众为代表的中国合资汽车生产网络的跨域关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全球—地方”多尺度融合为理解跨国公司构建全球生产网络的产业转移足迹提供了良好视角。德国大众公司通过构建全球生产网络嵌入中国汽车制造业体系,生产网络结构表现出典型的“全球—地方”关联特征。② 一汽—大众整车生产本土一级供应商数量的空间分布与中国国土开发的“T”字形战略高度吻合。供应商资本类型/技术掌控呈现出同类型空间集聚的地域组织模式,集聚程度呈现独资≈合资>内资的差异性特征。③ 一汽—大众通过整车厂生产转移和跨区域供应链采购,生产组织形成了以整车厂所在城市为核心、受地理边界制约的跨区域集群网络结构。④ 地理时空约束、区位优势与集聚效应、模块化生产为代表的技术革新、跨国集团的企业战略与外资俱乐部策略,共同影响了一汽—大众汽车生产网络的空间组织结构。论文通过典型案例研究,为理解“全球—地方”多尺度下中国关键性产业生产网络的组织结构提供了理论与现实依据。     

收缩城市住宅价格空间分异及影响机制——以鹤岗市为例

收缩城市的经济社会问题逐渐凸显,住宅市场发展呈现出消极态势,房价变化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在此背景下,论文以典型收缩城市——黑龙江省鹤岗市为例,基于住宅小区、夜间灯光、POI数据,利用Kriging插值和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等方法,结合鹤岗市空间增长与收缩情况分析住宅价格空间分异特征及影响机制。结果显示：① 鹤岗市住宅价格呈圈层模式分布,核心—外围分异程度强。高水平住宅价格小区集聚在核心区内且分布规模小,中高值圈层扩散态势弱;外围工矿型辖区收缩情况相对严重,住宅价格水平低且波动小。② 城市发展状态与住宅价格水平存在空间相关性。不同收缩程度区域经济发展态势、居民收入水平、人口减少与老龄化、保障房建设规模等宏观因素差异影响着住宅价格总体空间分异格局。③ 城市内部区域的增长或收缩状态影响微观设施的作用效果。发展中心的区位优势对增长型区域住宅价格的正向作用更强,高水平公共服务对核心区和城市北部收缩区域住宅价格的增长有明显积极效应,企业工厂的分布对增长型区域住宅价格的负向影响更突出,各因素相互联系、交互影响,共同作用于住宅价格空间分异。     

中国大城市公园绿地可达性的公平性研究——以武汉市中心城区为例

城市公园绿地(UPGS)是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UPGS可达性可促进城市宜居、提高居民福祉。进入新时代,在建设“生态文明”和“人民城市”的背景下,关注中国大城市UPGS可达性的公平性问题意义重大。论文以武汉市中心城区为研究区域,从供给、需求2个方面综合测度可达性,从局部、整体角度评估了UPGS可达性的空间特征,并进一步探究了可达性与居民社会经济条件之间的关系,以此探讨社会公平性。研究发现： ① 区域型、全市型和综合型UPGS可达性空间分布优于社区型UPGS可达性空间分布;② UPGS的总体可达性在中心城区呈现“核心—边缘”逐渐递减的空间形态,UPGS数量多、密度大的区域的社区具有更高的可达性水平; ③ UPGS可达性与居民社会经济条件之间存在空间正相关关系,房价较高的社区,居民的UPGS可达性也较高,UPGS可达性反映的社会不平等现象明显。建议未来应重视更加精细化的UPGS布局优化和调控,不同区域和社会群体需求采取选择性策略,落实精准施策。论文弥补了现有研究的不足,应用大数据和新技术优化指标数据源,采用UPGS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游憩设施和安全条件等指标精细化测度公园品质,并考虑了多种交通模式、实时路况以及不同年龄群体的选择偏好等因素,综合测度可达性,创新了研究方法;从城市经济结构视角出发,从房价入手探讨UPGS的公平性问题,拓展了已有分析框架,为中国大城市的基础设施布局和空间资源配置提供了支撑。     

城市街景绿地对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以广州为例

随着城市建设用地飞速扩张,绿地作为稀缺资源,对居民心理健康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基于2015年广州市1273份居民问卷调查数据,并通过腾讯街景视图和机器学习算法提取街景绿地数据,考察街景绿地、地方依恋和心理健康之间的内在逻辑与机理,并对比本地居民和外来移民的差异。研究发现：① 街景绿地与居民心理健康水平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② 街景绿地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受到中介变量地方依恋的影响,即街景绿地通过影响居民地方依恋,间接影响其心理健康水平;③ 对于本地居民,地方依恋发挥完全中介效应,即街景绿地对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完全通过地方依恋实现;④ 对于外来移民,地方依恋则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即街景绿地不仅直接作用于居民的心理健康状况,而且通过影响居民的地方依恋间接提升其心理健康水平。     

机场设施邻避效应对北京市住宅价格空间影响研究——以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为例

城市发展过程中,大型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运营与居民居住空间品质的优化提升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随着城市更新的不断深入,实现规划用地高效合理利用与人民生活宜居和谐的双赢目标成为城市规划建设的重中之重。由于机场设施存在较为明显的负向外部性,其邻避效应对周围住宅价格产生影响。本研究对首都国际机场运用特征价格模型分析“同邻避设施的距离”对住宅价格的影响,表征了在不同要素影响下邻避设施空间效应的量度,同时分析得出其对住宅价格的影响范围半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① 首都机场设施对周边住宅价格存在负面影响。在一定范围内,到机场设施的距离每减少1%,住宅价格平均降低0.586%。不同要素的影响力也存在差异。② 机场设施对住宅价格的空间影响范围为10 km,其空间效应随“同机场风险源距离”的增加而表现出减弱的趋势。此外,影响范围内的小区有149个,83.2%的小区分布在顺义区,受影响的户数约为13万。③ 机场设施的邻避效应空间影响存在方向异性,位于机场西部和南部的区域对周边住宅价格的影响范围整体大于位于机场北部和东部的区域。     

山区乡村地域系统韧性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大别山区罗田县为例

韧性理论是可持续性科学的核心议题之一,微观尺度视域下乡村地域系统与韧性理论的结合是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回应与思考。论文构建山区乡村地域系统风险—韧性(R-PAT)模型,运用熵值法、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大别山区罗田县68个样本村的系统韧性进行测度并分析其空间格局,识别村域单元R-PAT类型后,剖析山区乡村地域系统韧性水平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罗田县村域单元抵御能力、适应能力、转型能力及综合韧性指数差异显著,样本村综合韧性指数普遍不高但具有较大的提升潜力;② 依据韧性指数与风险指数的变化,山区乡村地域系统分为高风险—低韧性、高风险—高韧性、低风险—高韧性和低风险—低韧性4种类型,罗田县以高风险—低韧性型与低风险—低韧性型为主;③ 罗田县乡村地域系统韧性受多个因子影响,乡村内生动力是山区乡村地域系统韧性水平空间分异的关键性因素,乡村自然与社会本底是其基础性因素,乡村发展潜力是系统潜能持续提升、能力逐渐强化的推动性力量。研究旨在将韧性理论聚焦山区乡村微观单元,为山区乡村脱贫攻坚成果巩固与山区振兴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指导与案例支撑。     

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效应及驱动机制研究

“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为产业结构高质量转型、空间统筹优化和区域经济韧性提升赋能。在由“宏观—中观—微观”三维尺度复合而成的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理论基础上,论文构建了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借助耦合协调模型和极化指数模型对2010—2019年区域“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并分析其空间效应,并探究该区域“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驱动机制。结果显示：① 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各子系统间具有较强的互动关系,但多数城市暂未达到良性发展状态;② 研究期内,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效应表现出“极化效应”显著、“回程效应”与“扩散效应”微弱的特征;③ 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在空间上呈现以“武汉—长沙—南昌”为核心的“核心—边缘”结构;④ 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是在资源禀赋基础力、居民消费需求力、基础设施保障力、规模效益催动力、人力资源潜在力、经济发展拉动力“六力”共同驱动下形成的。最后,根据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现状,提出强化区域联动、瞄准核心驱动力等针对性建议,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区域一体化建设和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经济发展对城市宜居性的影响——基于中国40个大中城市的实证分析

在中国经济和城镇化都逐步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背景下,厘清经济发展对城市宜居性的影响规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本文将宜居性作为一项“要素”引入生产函数研究框架,构建了经济发展对城市宜居性影响的理论模型,并基于2005—2019年中国40个大中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系统GMM、面板门槛模型等方法对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① 2005—2019年中国大中城市的宜居性水平总体呈上升态势,但存在明显的维度分异和空间分异特征。② 总体上经济发展对城市宜居性的提高具有抑制效应,但这种效应在不同时间阶段和不同城市规模中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对于进入经济新常态阶段前,以及规模较大的直辖市和部分经济发达的省会城市,这种抑制作用比较显著;而进入新常态阶段后,经济发展对城市宜居性提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③ 经济发展对城市宜居性的影响还存在门槛效应,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其影响效应呈现出显著的倒“N”型门槛特征。当经济发展使职工平均工资处于6万元至8万元时,经济发展能明显提高城市宜居度。经济发展本身对城市宜居性的影响表现出显著的单一门槛抑制效应,但其负向影响呈现出边际效率递减规律。最后,根据本文的研究发现从“宏观指引”和“微观行动”两个层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启示。     

基于邻里效应视角的城市居民心理健康影响因素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随着新型城镇化、健康中国等战略的提出,“城市健康”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要议题。然而,既有研究较少基于邻里效应的视角,揭示城市社区环境对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论文基于2015年广州市23个社区的1150份问卷调查数据,从邻里效应的视角出发,采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识别了广州市居民心理健康的决定因素,尤其关注社区建成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研究发现,广州市居民的心理健康水平在社区层面存在空间异质性,由个体层面因素与社区层面因素所共同决定。就个体因素而言,受教育程度、住房产权和身体健康状况对心理健康水平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就社区建成环境因素而言,服务设施配套和公园绿地供给均与心理健康水平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就社区社会环境因素而言,社区纠纷数量对心理健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社区组织数量和邻里交往频率对心理健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建议通过社区规划和社区建设,加大公共服务设施和公园绿地的供给,健全社区组织,鼓励邻里交往,从而提升居民的心理健康水平。     

广州社区绿化环境对居民自评健康的邻里影响

良好的城市生态环境有益于居民的健康福祉。至今鲜有研究阐明绿化环境对中国城市居民健康的心理—社会—行为机制。本文运用广州调查问卷数据、遥感影像数据和百度街景数据,提取多种社区绿化指标,并运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分析技术,阐明社区绿化环境影响居民自评健康的路径和机制,定量测度社区绿化环境的健康效应在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差异。研究发现：① 社区绿化水平与居民的自评健康水平存在显著关联;② 社区绿化通过缓解心理压力提升居民的自评健康水平;③ 社区绿化的健康效应在不同收入群体和不同性别群体之间存在明显差异,表现为社区绿化水平与健身时长和心理压力的关系,中低收入群体强于高收入群体,女性群体强于男性群体。本文以期丰富健康地理学视角下的绿化环境与公共健康的实证研究,并为健康社区建设和人居环境提升提供科学依据。     

绿色环境暴露对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以南京为例

绿色环境暴露对心理健康的影响长期以来都受到国内外不同领域学者的关注,但从个体与环境交互的角度关注衡量个体对环境实际感知的研究较少。论文试图基于对居民视觉感知和时空活动等因素的考虑,结合机器学习等技术扩展绿色环境暴露的测度方式,并构建绿色环境暴露对心理健康影响的概念框架。同时,以南京为实证对象,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比分析绿地率、绿视率、绿色视觉暴露对心理健康影响的差异。研究发现,3种绿色环境暴露测度指标对心理健康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影响程度和路径存在差异,建立更加综合的绿色环境暴露评价指标体系至关重要。主观建成环境可以作为绿视率和绿色视觉暴露对心理健康影响的中介变量,身体活动仅作为绿色视觉暴露影响心理健康的中介变量。研究拓展了绿色环境暴露对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框架,并对城市绿地系统的规划管理具有参考价值。     

不同类型社区绿地规模和结构对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以上海市郊区为例

以上海市郊区为案例地区,综合问卷调查和多源绿地数据,构建有序Logit模型分析高档、低档、近郊、远郊4类社区的社区内外绿地规模与结构对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结果发现：1）不同社区的绿地数量与结构存在显著差异。高低档社区内的绿地差异大于近远郊社区;近郊社区的周边绿地数量优于远郊社区,但公园绿地可达性更差。2）提高社区内乔木和灌木比例、增加社区周边公园绿地可达性对心理健康有正向影响。3）低档社区居民的心理健康受到社区内植被覆盖和公园绿地可达性的显著影响,而高档社区居民对绿地空间的作用不敏感。4）近郊社区居民受到周边绿地规模和社区内植被覆盖的影响,而远郊社区绿地率和公园绿地的可达性对居民心理健康有显著作用。最后,提出对于低档和近郊社区首先需要关注社区内的绿地规划,对于高档和远郊社区应注重社区内外的绿地平衡的建议。     

建成环境是否影响居民健康生活方式?——基于北京22个社区的实证分析

健康社区建设是后疫情时代的重要趋势,在促进居民健康状况方面,只有针对各类生活方式进行组合干预才能将个体患病风险降到最低并保证居民身心的全面健康。论文选取了北京22个典型社区,利用2019年北京城市体检问卷调查数据构建了社区居民健康生活方式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在此基础上结合社区生活圈内的建成环境空间数据,借助多层线性模型考察了社区建成环境对居民生活方式的影响。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居民生活方式健康度差异的6.93%可以被社区之间的差异解释;在社区边界500 m搜索口径内,城市功能混合度较低、公共交通系统较发达、公园邻近度较高的建成环境更有利于居民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从社区类型上看,政策性住房社区居民的生活方式健康度显著低于其他类型社区。研究从促进社区居民形成健康生活方式的角度,为健康社区建设提供新的思路。     

城市内部居住迁移对个体健康的影响——以广州市为例

居住迁移作为城市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对个体生理和心理健康的影响受到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关注,但鲜有从迁移所涉及的居住环境、迁移方向、距离等地理角度展开系统研究。本文以广州市为例,利用2016年入户调研问卷数据,运用二项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并结合深度访谈法,分析居住迁移的时间特征、空间特征等因素对个体自评生理健康与心理健康带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居住迁移对个体健康的影响包括长期累积效应与短期效应。前者体现为个体18岁前频繁的居住迁移对生理和心理造成的负面影响;后者为短时间内居住迁移对心理健康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此外,在最近一次居住迁移中,主动迁居对生理健康有显著正向影响,离心性迁移方向对心理健康亦有显著正向影响;长距离迁移对心理健康则为负向影响。研究结果对于个体择居、社区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居住区环境与噪音污染对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以北京为例

心理健康作为当代城市居民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已有研究证实居住区建成环境和社会环境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然而,此类研究主要聚焦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且对于噪音污染因素考虑不足,未能同时研究居住区环境和噪音污染对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论文基于2017年北京市26个居住区居民的健康问卷调查数据,采用多层Logistic模型,探讨居住区环境(包括建成环境及社会环境)与居民感知的多种来源的噪音污染(包括道路交通噪音、轨道交通噪音、商店餐饮噪音和住房装修噪音)等多种因素与居民心理健康的相关关系。研究发现,居住区环境和噪音污染水平均与居民心理健康显著相关。与西方发达国家居住区环境与心理健康关系的研究类似,论文发现居住区医疗设施和休闲娱乐设施可达性、居民邻里关系、居住区满意度等因素与心理健康显著相关;不同的是,论文发现公园可达性、居住区交通噪音等因素与心理健康相关性不显著。此外,本文发现住房装修噪音是影响北京居民心理健康的主要噪音来源。     

The impact of perceived urban human settlement quality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A case study using urban health examination data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北大核心CSCD

城市体检是促进中国城市人居环境高质量和提升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创新举措,但却很少有研究正面关注城市体检社会评价对居民福祉的影响。论文基于2021年住建部在长三角地区8个样本城市开展的大规模城市体检社会满意度调查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相结合方法,分别探讨了长三角地区居民的城市人居环境质量感知因子及其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并从以人为本视角提出长三角地区城市人居环境高质量发展策略。研究发现:(1)城市体检社会满意度评价指标共提取了7个城市人居环境感知评价主成分因子,分别命名为城市管理、城市活力、城市舒适、城市宜居、城市包容、城市安全和城市便利,累计贡献率达到66.767%。(2)城市人居环境感知评价因子均对长三角地区城市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但不同城市人居环境感知评价因子的影响方向却存在差异性。其中,城市管理、城市活力、城市舒适、城市宜居和城市包容等因子显著正向影响幸福感,城市安全和城市便利等因子显著负向影响幸福感。(3)不同城市规模居民幸福感的人居环境主导因子有所不同,同时不同户口和年龄居民幸福感的人居环境影响因素也有差异。研究结果对促进长三角地区城市居民幸福感提升和指导城市人居环境建设具有重要的决策参考作用。     

西安市企业社区老年居民幸福感的建成环境影响

文章构建外部建成环境、内部建成环境、社区综合感知、社区凝聚力、个体特征5个维度15个概念变量的分析框架,基于西安市企业社区建成环境兴趣点（POI）数据与社会调查数据,建立多层线性回归模型并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定量探究企业社区老年居民幸福感的建成环境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社区老年居民幸福感整体水平一般,李克特5分制量表下平均得分为3.54。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风景类、医疗类、公共设施类等外部环境场所的可达性是老年居民幸福感的促进因子,老年居民对居住条件、社区绿化配置、内部道路和景观的主观感知以及对社区的综合感知正向影响幸福感;社区综合感知在设施POI类型的熵指数、公共设施类场所可达性对老年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最后,提出风景绿地空间建设、医疗服务站点完善与公共设施场所服务质量提升,以及居住环境优化、住房条件改善与社区养老护理机构建设等方面的建成环境改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