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发展背景下侨乡地方意义的叠写与地方认同——以泉州市晋江梧林侨乡为例

运用质性研究方法,以泉州市晋江梧林侨乡为例,从地方意义叠写中的实体维度、社会关系、地方价值观3个层面考察侨乡地方意义叠写的建构特征,揭示了旅游发展背景下侨乡地方意义的叠写过程以及由此带来的包括海外华侨在内不同主体的地方认同问题。研究发现：1）人地错位下的意义叠写主要通过想象和旅游系统等传导机制完成,使侨乡呈现出海外华侨“形式上不在场”,但“内容上处处在场”的特征,并且推动梧林向传统与现代杂糅的地方格局转变。2）地方意义的叠写具有关系属性,多元互动是其形成过程中的显著特征。地方意义本质上是人地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当人地关系不再由传统的地缘关系或亲缘关系决定时,人与地方这一对弱纽带关系也并不能够通过地方意义加以巩固,表现为“侨—眷—乡”关系的异化。3）在地方价值观上,侨乡地方意义经历了从家尺度到国家与民族尺度的意义叠写,凸显了旅游背景下权力对地方意义的选择性表征,动态展演了不同主体的空间价值观取向之争和国家主流文化价值观对地方的引领。4）旅游发展背景下侨乡地方意义叠写引发了海外华侨兼具工具性和选择性的“购物车”式认同以及本地居民的差异化认同,不同主体的认同结构充满张力、分异乃至冲突。     

尺度理论视角下的“一带一路”战略解读

目前,“一带一路”已成为中国的核心发展战略之一。借鉴尺度重构和尺度政治理论,分析“一带一路”战略的内涵、影响和风险。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战略重构了现有的国家角色和地域形式,催生了以跨国基础设施为基础、以资本和经贸合作为支撑的新尺度。该尺度一方面被国际和国内的资本和权力关系不断重构,另一方面也在重构着现有的权力关系和资本积累过程。还从尺度政治视角出发探讨了“一带一路”战略中的风险因素。在国际层面,中国既面临着基于多边国际关系和地方抵抗的尺度上推力量,也面临着基于旧有边界和尺度化表达的尺度下推因素。在国内,“一带一路”战略既面临着地方政府基于政策争夺和地方保护主义产生的重复建设问题,也存在疆独势力等通过国际联系复杂化地方趋势的风险。为了更好地推行“一带一路”战略,中国必须积极应对这些尺度政治的挑战,深入研究尺度政治的机制和破解之道,努力化解海外投资、国际合作和地方治理中的风险。     

跨国宗族网络与侨乡地方意义的建构研究——以前美村为例

基于跨国宗族网络与地方意义营造的视角,以汕头市澄海区前美村为案例,试图挖掘充满地方意义的侨乡在外部政治经济体制和地方文化社会相互作用下的地方社会建构和营造过程。研究使用文本分析、深度访谈和实地观察等质性研究方法,揭示了作为“地方”的侨乡所具有的丰富的地方意义,以及地方意义建构过程中以跨国宗族网络为主社会关系之不断演替的机制所在。研究发现,前美村的空间和地方意义被不断地重构,而作为空间表征的“侨乡”也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社会关系的空间实践下表达出不同的文化意义和地方意象。相较于以往各学科的侨乡研究,本文重视以往长期为学界所忽视的侨乡的空间和地方意义,从空间、地方和人的动态关系这一重要的地理纬度对侨乡内在的深刻社会文化进程进行了探讨。     

论海外园区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中的作用——以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为例

当前海外园区已成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目前国内外关于中国海外园区的研究多聚焦园区的经济功能,而其制度和文化平台功能有待深入探讨。基于制度和文化的视角,本文以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为案例,剖析海外园区的运行机制和建设模式,揭示海外园区对中国中小企业对外投资的促进作用。研究发现,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通过构建多层级协调机制、打造优良投资环境、促进信息与资源共享以及释放集聚经济效应,为入区企业提供了优质的制度环境和充足的跨国发展空间,帮助入区企业更好地适应东道国投资环境,为大量中小企业对外投资实现路径突破和路径创新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基于案例研究,本文认为海外园区对于中国中小企业对外投资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为它们海外投资克服制度与文化差异提供了缓冲空间和发育土壤,起到了“投资花园”的作用。     

“一带一路”建设模式研究——基于制度与文化视角

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对学术界提出了新命题,需要对已有建设模式和建设项目进行深入剖析,总结经验和教训,提出对“一带一路”建设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知识。以往地理学主要关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而“一带一路”建设项目涉及的范畴要大得多,既包括中国的直接投资,也包括中国提供融资并承建的项目,还包括一些新兴的混合项目。已经进行的“一带一路”建设案例研究表明,中国企业“走出去”比较容易忽视的因素是中国与东道国之间在制度和文化上的差异。利用“制度和文化转向”研究思路来剖析“一带一路”建设项目,总结其建设模式,对于经济地理学的发展以及指导“一带一路”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简要回顾了“制度和文化转向”出现的背景以及主要研究脉络;而后总结了“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主要形式,提出了基于工程总承包（EPC）、基于特许经营和企业直接投资三大类建设模式;最后借鉴“制度和文化转向”的研究技巧,从“地域嵌入的广度和深度”和“技术及项目的‘破坏性’”两个维度,将“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分为变革性项目、支撑性项目、一般性项目和海外经贸合作园区4种类型,用以识别它们的制度和文化敏感性,并举例进行了说明。本文提出的分析框架为进行“一带一路”建设案例研究提供了一个思考方向。     

社会变革和制度文化制约下的“多尺度嵌入”——以缅甸莱比塘铜矿项目为例

“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加速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步伐。而对于这些“走出去”的企业而言,往往面临着东道国社会环境及治理结构变革、制度制约、文化冲突等多重挑战。此前经济地理学提出的“主动嵌入”和“被动嵌入”,并不能完全解释“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所呈现的“外资”与东道国治理结构、地方制度文化环境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关系。本研究构建了“全球-国家-地方”多尺度嵌入的分析框架,以缅甸莱比塘铜矿为例,阐释企业如何通过多样化制度创新,顺应东道国的社会变革,突破制度和文化的制约,从而取得政府、企业、当地社区“多赢”局面的合作模式,从而从新的视角理解制度的多尺度性和尺度之间的相互作用。研究发现：尺度要素之间存在耦合关联作用,且作用模式有不同的组合,同时多个尺度要素的嵌入和影响过程也存在时序效应。最后,结合莱比塘案例,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出了政策建议。     

制度与文化对嵌入式技术海外转移的影响——以蒙内铁路为例

中国与东道国之间制度与文化上的差异,已经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关注的重点,也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现代化铁路项目具有“自然垄断”、投资大、涉及地域广的特点,其建设对运营制度与文化的依赖性强,属于一种典型的变革性项目和嵌入式技术转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建设相对薄弱,与中国文化差异较大,且往往不具备铁路运营技术与能力,因此中国铁路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必须从设计—建设—运营乃至投融资进行全链条考虑,并将铁路项目作为“技术—制度—文化”复合体进行培育,即通过制度保障、文化相互适应以及技术标准、管理模式、产业链条的属地化管理,来保障项目的成功运营。蒙内铁路是中国铁路“走出去”较为成功的案例,本文通过实地调研,总结了“技术—制度—文化”复合体海外发展模式,从而为推动海外项目建设与运营成功、“一带一路”建设向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意义。     

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中精英个体的日常实践

随着跨学科研究范式与方法的发展,人文地理学开始从更加微观的日常生活视角关注“地方”文化保护问题,产生日常生活地理学这一研究方向。通过关注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中精英个体的日常实践,尝试探讨在国家治理与居民日常生活的互动交织中,微观尺度的精英个体通过怎样的日常实践来塑造和凸显其在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中的主体性。研究发现：首先,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实践中,地方精英获得“文化身份”多体现为对接自上而下的政府治理体系或者下沉到地方民众日常生活实践,从而获得底层民众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认同”的两种主要纵向路径,或者通过横向联系结合市场,通过商业实践建构地方文化传承的主体地位;其次,由于文化精英具有一定的群体代表性,精英个体间的差异性是形成地方文化多样性实践的重要原因;文化精英个体通过凝结各种要素,融合了地方性、文化性、空间性和主体性,在执行构建文化自信的各项策略中,应给与高度关注。     

“文化转向”视角下移民地理学研究进展与趋势

论文梳理了地理学视角下的移民研究以及在全球化和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中国流动人口的研究,探讨在“文化转向”范式下移民地理学的研究进展和趋势。指出：① 地理学对移民的研究包括宏观上的迁移模式和动力机制的研究,中观尺度上移民的社会文化互动与地方协商问题,以及微观尺度上移民的日常生活、认同与情感;其中,“移民—地方”的核心人地关系,特别是移民的空间实践与地方协商成为了移民地理学关注的重点。② 受“文化转向”的影响,移民地理学研究正从宏观尺度的规律总结和普适性理论转移到研究移民日常生活、情感和认同背后的权力和社会关系,以揭示移民多样化的诉求。③ 移民地理学对中国移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城乡二元制度框架下对乡—城流动人口的关注,需要拓展全球化背景下多样化的移民群体的考察。研究试图拓展中国移民地理学的研究议题,思考基于发展中国家话语下的移民研究新知。     

区域发展的“全球-地方”互动机制研究

建立对外联系、利用外部资源有助于弥补区域发展新经济活动所面临的资源与技术缺口,为区域发展注入新活力,避免陷入路径锁定导致发展停滞甚至衰退。对外联系的建立势必与本地已有联系相互作用,表现为“全球-地方”之间多类型行为主体在特定空间支持与约束下的互动,涉及4个基本问题：发生条件、区域差异、互动内容与行为主体。梳理现有研究发现：① 本地与非本地要素的相似性或互补性决定了互动发生的可能性,本地能力则进一步决定互动发生的程度;② 互动对于优势地区和后进地区2类极端类型地区更为有效;③ 互动内容以知识、贸易、资本等要素为主,日益强调非本地劳动力和非本地制度的影响;④ 互动主体以企业为中心。近年来研究一方面强调企业家等个体作用,另一方面关注非经济主体的作用。整体而言,既有研究在区域发展中“全球-地方”互动的尺度结构、动态变化和行为主体等方面仍面临挑战。结合中国当前区域经济转型与主动全球化并行的发展现状,论文提出理解中国区域发展“全球-地方”互动的关键问题与潜在方向。     

全球文化转变的理论背景与方法论框架——兼论中国文化的跨国实践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变局,全球文化的格局也在经历二战以来最深刻的转变。本文包含三个目的：首先,本文勾勒了全球文化转变的脉络和轮廓。文章首先回顾了有关文化全球化的理论,指出这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结果。同时,本文指出以资本主义现代性、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为基本前提和假设的文化全球化在21世纪、尤其是911事件以来受到了强烈的挑战。其次,本文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提出一个文化跨地方实践的“转译”模型,试图将微观尺度的文化实践与宏观尺度的地缘政治关系和过程,以及中观尺度的区域背景结合起来进行整体性考察。最后,本文结合孔子学院和李子柒网络文化实践等案例,对本文提出的理论语境和方法论工具的有效性和适用性进行证明,并对中国跨国文化实践的挑战和机遇进行了简要的述评和分析。     

边境城镇的产业演化及其机制研究

边境地区是我国的安全屏障和对外交流的门户,其产业演化深受地缘政治、国家和区域政策、当地发展条件等多元要素影响,嵌套于多尺度的社会经济发展框架中。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背景下,边境地区的产业演化研究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将“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边境城镇——云南省勐腊县作为案例区域,在进行实地调研和深入访谈的基础上,利用演化图谱、相关分析等方法,剖析了勐腊县的典型产业演化过程及多尺度要素作用下的产业结构演化机制。研究表明：勐腊县的橡胶、制糖和旅游三大典型产业均经历了萌芽、快速发展到成熟的过程;勐腊县作为边境县,产业发展大致可以分为起步、集聚和整合三个阶段;产业的演化受到了全球化进程、国家间关系、地缘政治博弈、国家开发政策、区域发展政策等多尺度因素的影响。随着“一带一路”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进一步提速,勐腊县获得了边境合作区、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等众多跨境合作发展新动能,迸发出新的活力。     

基于全球地方化视角的旅游研究新进展

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和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加剧了全球化困境。在此过程中,旅游发展受到重大冲击且发生重大转变,面临着强烈的重构与转型需求,需要我们重新审视旅游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因此,本文系统梳理了近年来全球地方化视角下的旅游研究成果,基于“宏观—中观—微观”三级分析尺度对相关研究议题进行总结。研究发现,近年来相关学者密切关注全球气候变化、全球新冠疫情和“一带一路”倡议等宏观尺度的旅游研究,城市旅游、乡村旅游、自然保护地旅游和遗产地旅游等中观尺度的地域类型旅游研究,地方政府、居民、旅游企业和旅游者等微观尺度的旅游行为主体研究。展望未来,需持续构建全球地方化视角下旅游研究的理论体系,纵深推进全球地方化视角下不同尺度的旅游研究和不同尺度之间的旅游关联研究,运用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为全球地方化视角下的旅游研究提供理论参照和实践基础。     

文化城市群的时空演进及其动力机制——以粤东城市群为例

以文化城市群为角度、潮汕文化为切入点、粤东文化城市群为案例,系统梳理其城市群发展脉络并分析其动力机制。研究发现：1）粤东城市群的空间形态随潮汕文化发展和社会生产生活实践而发生改变,呈现从西北逐渐向东南拓展的特征,单个城市空间形态表现为精细化、密布局的特征,城市群空间格局则经历了“带状—人字状—梳状—圈层式”的演变;2）“精细、重商、外向、融合”等潮汕文化要素分别在粤东城市群发育的4个阶段发挥着不同影响力,其中,“精细”和“重商”深刻影响着城市群个体化发展阶段的空间特征,“外向”和“融合”引领城市群集团化发展结构;3）文化城市群的演变实际是农耕文化、商业文化、工业文化、信息时代复合型新文化等多种要素在不同空间尺度下实现梯度式推演的结果;4）在不同时期,文化要素作用尺度从微观建筑建设层面逐渐扩大至中观城市景观层面,最终形成基于地方文化认同的城市群层面。     

合作伙伴关系视角下的海外园区政策移动性研究——以泰中罗勇工业园为例

政策移动性是国际政治地理学研究的经典理论。作为包容性全球化和“一带一路”倡议重要空间载体的海外园区,是检验政策移动性理论框架的新兴空间载体。本文以泰中罗勇工业园为例,以合作伙伴为切入点,检验政策移动性理论在海外园区的适用性,并强调海外园区的政策移动性是渐进发展的过程,关键角色的合作伙伴关系对于政策移动性起着重要作用。本文系统分析了泰中罗勇工业园的制度背景、主体合作伙伴,甄别出国家、地方政府、主导企业等关键角色的合作伙伴关系及其在税收、土地、人才等要素政策移动性过程中的机制。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一带一路”建设中海外园区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新时代背景下基于文化自信的文化传承与空间治理——“文化传承与空间治理”专栏解读

近年来由西方主导的文化在向全球扩散的过程中逐渐暴露出一系列问题,导致对西方化的全球化能否达到全球整合目标的质疑不断出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多样文化并存的观点受到关注。在新时代发展背景下,需要树立对于中国本土文化的自信,从地理学的研究视角来透视全球化格局的空间治理,回答中国文化的地方性如何传承、如何把握地方性知识的核心等命题。通过继承、创新和发扬中国文化,提高空间治理、地方融合的有效性。因此,地理学关于空间治理的研究,应更多关注本土和“地方”文化。本专栏旨在系统探讨空间治理中的文化传承以及文化（历史性、地方性、乡村性）因素对空间治理的影响,涉及地域文化信仰空间、传统城市空间、乡村社区空间、乡村性、地方文化、精英实践以及身体实践等多尺度、多领域的治理问题,主要围绕历史地理、乡村性以及地方性实践三个层面的空间治理展开,并对基于文化自信的空间治理研究进行了展望,认为文化治理中的地理问题和空间治理中的地方文化研究应该予以进一步深化。     

中国境外政府间合作园区多尺度耦合建设机制——以中白工业园为例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境外合作园区已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平台和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的重要载体,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政府间合作境外园区因合作规格高、投资规模大、建设进展快、成效初现,并肩负着“一带一路”建设示范功能,所以备受国际社会和学术界关注。但目前有关中国境外合作园区的研究多为政策导向型,未将政府间合作园区与企业投资所建立的境外园区区分开。为此,本文以中国—白俄罗斯（简称中白）为例,讨论“一带一路”背景下政府间合作园区建设过程中的多尺度耦合机制。中白工业园是中白两国元首共同发起、亲自推动的“一带一路”旗舰项目,已成为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新的经济增长极。研究表明,境外合作园区的发起、建设和运营是两国政府、园区开发公司和园区企业在全球经济活动中不停协调各自利益,追求共同目标的过程,涉及多尺度（全球、国家间、园区、企业）和多主体（政府、企业）。具体而言,中白两国出于各自战略目标考虑发起合作园区项目,并建立起政府间合作框架和机制。政府间合作框架和机制为协调两国战略利益,动员两国政治和经济资源推动园区发展提供了制度基础,但它并不完全能保证园区的成功。合理的园区开发公司股权结构及其强大的全球网络动员能力是园区成功建设的关键。因此,只有在处理好两国战略利益的同时,开发公司和入园企业能获取经济收益,才能确保政府间合作园区的长久发展。本文拓展性地将多尺度耦合理论用于分析政府主导的跨国大型园区项目合作,有助于丰富人文地理学里的耦合研究,并可为推动中国境外政府间合作园区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噪”起来：广州音乐现场的文化地理研究

将广州的音乐现场看作一个承载制造“噪音”的场所,以6个现场音乐酒吧为具体案例,通过定性分析的方法探讨音乐现场如何连结不同人和不同的地方,以及如何被建构成一个“动态”的空间和“越轨”的地方。研究结果表明：音乐现场作为一种动态的物质文化空间,由经营者、组织者、音乐人和乐迷通过社会实践共同建构而成,成为所有音乐演出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及其与不同地理尺度之间关系的节点;音乐现场作为一个“越轨”的地方,将音乐现场的“局内人”和“局外人”区分。上述结论回应和丰富了现有音乐地理研究的内容和成果,并对中国超越“看的方式”进行文化地理研究提供了新的切入点。     

文化全球化背景下地理学视角的文化间性研究

文化全球化与地方化的进程揭示了多元文化世界存在的客观事实。在文化全球本土化过程中,文化间性理论提供思考文化多样性的新范式和处理文化差异的智慧和策略。在分析多元文化世界中的文化间状况和文化间性理论有何可为的基础上,探讨地理学视角的文化间性研究,结论认为：进步的地理学思想应该辩证地看待文化多样性和承认多样性之中固有的差异性和同一性、关联性和互动性的现实,为如何与差异的他者在多元文化世界中的碰撞与共存确立准则,不同地方文化主体之间在彼此尊重、平等对话的基础上,通过文化认知、理解和互动,达成多元地方文化间和谐共处与认同,并以此构建一个兼具间性特质和时空特性的文化间性世界。地理学视角的研究深化文化间性理论,文化间性理论也能启发地理学思想。     

遗产旅游地居民的地方认同——“碉乡”符号、记忆与空间

文化地理学者对“地方”这一理论视角主观性意义的强调,使得“地方认同”等呈现人与地方情感联系的概念被重新审视。在当今中国申遗热的背景下,当地人的地方认同在各方力量对遗产归属与表述的争夺中重塑,如果将这种重塑放在多尺度的分析框架下,就可以发现地方认同不仅仅局限于某一特定封闭的地点,在本土、全国以及跨国空间中呈现不同的表述。开平碉楼与村落作为广东首个世界文化遗产,并且是中国唯一以华侨文化为主题的世界文化遗产,是研究遗产生产对地方认同变迁影响的典型案例。结合文献分析、观察法与访谈法等,阐述遗产旅游发展背景下当地居民的地方认同变迁,分析开平作为“碉乡”的具体内涵。研究发现：遗产申报和维护使碉楼被硬性确立为地方的象征,具有高度符号化的特点;“碉乡”形象在居民地方认同中的展开并不完整;“碉乡”在历史延续中存在着多重割裂;“碉乡”的空间边界既明确又封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