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者感知文化距离对民族文化遗产体验意愿影响机制

基于“认知－情感－意动”理论框架,引入旅行生涯模式理论,构建了包括旅游者感知文化距离、感知新奇、感知文化风险、文化体验意愿和旅游经验等构念在内的模型,以2个典型民族文化遗产旅游目的地——广西龙脊梯田和贵州肇兴侗寨为案例地,运用PLS-SEM工具检验结构模型,结果表明：1）认知阶段对情感阶段的影响显著,即TPCD正向影响感知新奇和感知文化风险,情感阶段对意动阶段的影响亦显著,即感知新奇正向影响文化体验意愿而感知文化风险负向影响文化体验意愿;2）感知新奇与感知文化风险在TPCD对文化体验意愿的影响过程中起中介作用,该结论验证了旅游者文化体验意愿产生的心理过程遵循CAC理论模型,这是一个认知影响情感进而影响行为意愿的递进过程;3）认知积累在认知阶段对情感阶段影响路径中的调节作用部分显著,即旅游经验负向调节TPCD对感知文化风险的正向影响,但在TPCD对感知新奇的正向影响过程中的调节效应不显著。结论表明,感知文化距离在特定的国内旅游情境下同样对旅游者行为意愿有显著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旅游文化距离研究的对象范围。     

宗教文化旅游对游客的影响研究 ——以武当山道教文化旅游为例

以武当山为研究案例地,通过游客问卷与访谈调查,采用SPSS18.0统计软件定量分析武当山旅游体验对游客认知、思想、行为意愿等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 武当山游客的旅游动机有宗教朝圣、文化体验、娱乐放松及感情交流4类;② 宗教文化旅游影响游客对目的地的形象感知及对道教文化的认知、态度及践行意愿;③ 宗教文化旅游对游客的影响强弱因动机而不同,自强至弱依次为宗教朝圣、文化体验、感情交流及娱乐放松。     

基于空间互动模型的兰州市乡村旅游网络中心性分析

基于传统“引力模型”,引入通勤时间、旅游潜力等指标,构建了“旅游空间互动模型”,并以兰州市47个乡村旅游发展重点村为例,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剖析了兰州市乡村旅游网络中心性特征,发现：① 兰州市各村庄的度中心值均高于中介中心,中介中心值均高于向量中心,且主城区周边村庄的中心性普遍高于西北部永登县、东南部榆中县及其他县区所辖村庄的中心性;② 兰州市乡村旅游网络发育不成熟,空间结构呈现局部紧凑、整体稀疏且发展不均衡的特点;③ 当前兰州市乡村旅游发展以第二层级村庄为主,急需培育第一层级村庄以完善旅游网络中的核心节点。最后,提出优化兰州市乡村旅游网络结构的对策。     

农村居民旅游动机分析及其对旅游目的地类型选择的影响研究——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

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首先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分析农村居民旅游动机,然后通过构建对数回归方程研究旅游动机对“现代化的大城市”、“中小城市”、“历史文化城市”、“旅游城镇”、“山区”和“乡村旅游地”等六大旅游目的地选择的影响程度。研究结果表明：① 长江三角洲农村居民外出旅游动机主要停留在观光游览层次。② 长江三角洲农村居民对探亲访友旅游动机的赞同感知度较低,但探亲访友对于不同目的地选择具有一定影响。③ 长江三角洲农村居民外出旅游非常重视通过旅游能提升其在家人、亲戚、朋友中的地位与声望的功能。④ 旅游安全问题对提升农村居民出游力非常重要,同时农村居民非常注重旅游目的地住宿设施能营造家外之家的感觉。     

基于文化关联的旅游与贸易互动路径及机理研究——以宁夏与阿拉伯国家为例

以宁夏与阿拉伯国家为例,提出了入境旅游与贸易互动机理与路径假设,采用结构方程方法,对宁夏与阿拉伯国家的入境旅游与贸易的微观互动机理与路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① 旅游与贸易互动路径假设均在1%或5%的置信水平上得到了验证,即关系链接对知识关联有正向路径影响,商贸关联对知识关联和广告效应有正向路径影响,信息传播对广告效应有正向路径影响。商贸关联、广告效应以及知识关联对商贸行为有正向路径影响。② 主要存在商贸关联引发商贸行为的直接路径和两条间接路径关系：关系链接→知识关联→商贸行为和信息传播→广告效应→商贸行为。③ 旅游与贸易的互动机理来看,文化关联拉近了心理感知距离,通过旅游构建了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商贸关系,增加了贸易便利性、削减交易成本、消除商务距离、培育合作商机、构建商业纽带,开启了宁夏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贸易规模的提升,尤其是出口贸易的迅猛增长。贸易的增长提高了旅游的便利化程度,进一步拉近了感知距离,消除了旅游成本,构建了中介关联,增加了更多旅游需求。     

基于面板数据的旅游经济效应空间分异及优化研究——以山东省为例

依据2000~2012年山东省17个地市的GDP和旅游总收入数据,构建面板数据模型,用定量的方法测度山东省17个地市的旅游业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并对存在协整关系的地市进一步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和面板数据模型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① 山东省东中西三大地域板块旅游经济效应空间分异现象明显,东部地区的旅游总收入已经成为了经济增长的Granger因,旅游业发展已经对经济增长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青岛和烟台的旅游总收入和经济增长已经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② 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是旅游总收入增长的Granger因,经济增长对旅游业发展起到了保障和助推的双重作用,特别是东营和枣庄已经成为山东省旅游业发展的新亮点;③ 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和旅游总收入之间尚未形成协整关系。根据研究结果,给出山东省旅游业均衡、健康发展的建议和对策。     

城市规模与旅游成长空间关系、演变及驱动因子——长江三角洲城市级别体系新认识

以“揭示规律、验证规律”为研究逻辑起点,提出“城市规模-旅游成长-城市级别”数理空间分布模型及其时空演变模型,以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体系为例,系统搜集1995~2014年系列基础数据,探讨城市规模与旅游成长的空间关系及其演变机理。结果表明：① 20 a来长三角地区城市规模、旅游成长、城市级别的数理空间分布呈三段“金字塔”式结构,城市级别越高,分布数量越少;② 三元空间关系在演变中,1995~2009时期内的三阶段符合演变模型的A线关系趋向,2010~2014阶段呈“核”式分布,旅游对城市规模存在倒逼效应;③ 依据城市4个基本象限类分布,级别高的城市分布在Ⅰ类区,Ⅳ类区与Ⅱ、Ⅲ类区间存在单向转换与演变关系;④ 对驱动因子剖析,政府政策的倾斜、城市规模效应以及旅游的快速发展共同促成三元关系的演变格局。     

东北地区旅游经济影响因素时空特征研究

从中观层面以东北地区41个市域为分析单元,选择东北振兴战略实施以来2004、2009和2015年截面数据,采用ESDA法分析旅游经济发展的空间关联特征,运用OLS和GWR模型分析旅游经济和旅游产业因子、消费因子、投资因子之间的关系,以此挖掘旅游经济影响因素的时空结构信息。结果表明：① 旅游经济发展呈显著空间正相关,相关性逐渐增大;② OLS回归结果表明,旅游产业因子对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强度最大,在旅游产业发展中始终起基础性决定作用,其次为消费因子和投资因子,后两者差别不大;③ GWR回归结果显示,模型3 a拟合优度均比OLS有所提高,回归系数均为正值,但分布规律不同;旅游产业因子回归系数高值区经历了西南部-中南部-东北部转移,向外围圈层递减;消费因子回归系数高值区由东北部向东南部转移,向外围逐渐递减;投资因子回归系数高值区则由东北部-中南部-东北部转移,向外围逐渐递减。     

乡村旅游地居民不规范行为对重游意愿的影响机理和效应研究——一个条件过程模型的验证

乡村旅游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而乡村旅游地居民不规范行为阻碍着乡村旅游健康发展.厘清乡村旅游地居民不规范行为对重游意愿的作用路径,对提高乡村旅游重游意愿具有重要意义.以福建省乡村旅游地为案例地,通过问卷调研373名乡村旅游者,应用Process宏程序揭示乡村旅游地居民不规范行为对重游意愿的影响机理和效应.结果显示:乡村旅游地居民不规范行为正向影响旅游者风险感知;旅游者风险感知对重游意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旅游者风险感知在乡村旅游地居民不规范行为与重游意愿间起中介作用;旅游者自我效能可调节旅游者风险感知与重游意愿间的负向关系,即旅游者自我效能越高,其缓解风险感知对重游意愿的负向影响力越强.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网络关联及收敛性检验

基于1992~2013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利用引力模型和网络分析方法考察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空间关联网络的结构特征,并基于空间网络权重,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进行收敛检验,研究发现：①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关联网络呈现复杂化与全域性的发展趋势,但网络的整体紧密程度不够。② 山东、河南和江苏在空间关联网络中既扮演中心行动者的角色,又在网络中发挥着“中介”与“桥梁”的作用。③ 四大板块内部及之间存在普遍的关联关系,板块Ⅲ在四大板块中发挥核心带动作用。④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存在全域性收敛现象,与基于传统空间权重的模型相比,空间网络权重下模型的收敛速度加快;资本积累是影响收敛的重要因素。此外,东部、中部和西部存在一定程度的俱乐部收敛趋势。     

基于粗糙集和层次分析法的农村居民旅游目的地选择研究

充分考虑主客观因素,运用粗糙集和层次分析法研究农村居民旅游目的地选择影响因子,确定农村居民旅游目的地选择指标体系,并通过评价方法将指标合理化。研究结果表明： ① 判断矩阵计算的各因素权重结果较为接近,比较理想。② 农村居民旅游目的地影响因子中的消费水平、旅游景观、旅游氛围均超过0.1,排在前3位,较以往学者研究结果有所变化。③ 农村居民出游对旅游资源偏好较以往有很大改观。④ 旅游目的地的旅游氛围营造等影响因子已经超过了之前农村居民优先考虑的距离因素。⑤ 对交通条件,住宿水平的影响因子考虑的较少。相对传统的农村居民旅游目的地出游影响因素的研究方法,该方法可以最大限度的避免层次分析法所依赖的专家经验,避免出游因素评价指标设计中出现的重复性。     

求新动机对游客重游意愿的调节作用研究——以西塘古镇为例

以西塘古镇为案例地,利用问卷调查所获取的数据,通过层次回归分析的方法,探讨了重游意愿的形成机制以及不同求新动机水平下旅游者重游意愿的差异。结果表明： ① 满意度和地方依恋对短期、中期和长期重游意愿均有显著影响,求新动机仅对长期重游意愿有显著影响,而目的地形象对重游意愿的影响未达显著水平。② 求新动机对目的地形象与短期、中期和长期重游意愿的关系存在正向调节作用,不同求新动机水平下,目的地形象对重游意愿的影响程度不同。即随着求新动机增强,目的地形象对重游意愿的作用得到加强。③ 求新动机对满意度与短期、中期和长期重游意愿的关系存在负向调节作用,不同求新动机水平下,满意度对重游意愿的影响程度不同。即随着求新动机增强,满意度对重游意愿的作用削弱。④ 求新动机对地方依恋与重游意愿的关系不存在显著调节作用。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的黑龙江省旅游需求和旅游供给耦合协调发展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依据耦合协调原理与模型,构建旅游供需评价指标体系,对黑龙江省旅游供需发展水平和耦合协调关系进行分析。研究表明：① 旅游需求和供给系统综合发展指数波动上升,发展态势良好;② 旅游供需耦合协调度平稳增长,耦合协调等级经历轻度失调-濒临失调-勉强协调-初步协调;旅游供给滞后为历史特征,旅游需求滞后渐显扩大;③ 旅游需求和旅游供给各子系统耦合协调等级介于勉强协调与初级协调阶段;旅游供给子系统相对滞后,且交通供给滞后更为凸显。     

新冠疫情背景下风险认知对家庭旅游决策合作意向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

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对2020年5月至10月间有过出游经历的317个家庭旅游决策风险认知、负性情绪以及合作意向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分析新冠疫情背景下风险认知对家庭旅游决策合作意向的影响。结果表明：体验风险认知对家庭旅游决策合作意向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即家庭成员感受到的体验风险越高,在家庭旅游决策中的合作意向越强;体验风险认知以负性情绪为中介对家庭旅游决策合作意向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中介效应在总效应中的占比超过1/4;感染风险认知以负性情绪为中介对家庭旅游决策合作意向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收入对感染风险认知对负性情绪的影响存在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感染风险认知对负性情绪、体验风险认知对负性情绪、负性情绪对家庭旅游决策合作意向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旅游经济差异分析研究

利用极差、标准差、变异系数、基尼系数、赫芬达尔系数、首位度等方法,以2000~2013年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各地市的国内旅游收入、国际旅游收入以及旅游总收入为分析对象,揭示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区域旅游经济差异的时空特征。结果表明：① 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旅游发展规模呈现不平衡态势,各地市间绝对差异较大,相对差异逐渐减小;② 示范区内各地市的国内旅游收入差异和旅游总收入差异小于国际旅游收入差异;③ 2000~2013年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国内旅游收入和旅游总收入的基尼系数介于0.30~0.41之间,处于相对合理区间,国际旅游收入的基尼系数介于0.50~0.67之间,差距较大,甚至很悬殊;④ 国内旅游收入和旅游总收入城市首位度指数始终介于1.2~2.2之间,相对较大,第1位城市对第2位城市形成稳定的规模优势,而国际旅游收入城市首位度指数大部分时间介于3.0~9.5之间,第1位城市对第2位城市形成绝对的压倒性的规模优势。通过对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旅游经济差异成因进行分析,表明区域旅游经济规模与旅游资源禀赋、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区位条件好坏、政府政策支持以及经济发展水平高低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     

地方依恋对城市居民社区参与的影响研究 ——以广州为例

基于2015年广州市1 273份居民问卷调查和半结构性访谈数据,结合逐步LPM回归和中介效应模型,探讨地方依恋和社区参与两者关系中存在的中介效应及其传导机制,并系统对比本地居民与外来移民之间的差异。研究发现：① 社区居民的地方依恋能够直接提升其社区参与期望;② 社区参与行为作为一个中介变量,在地方依恋对社区参与期望的影响中发挥中介效应;③ 对比本地居民,外来移民的社区参与行为和期望程度相对较低;④ 外来移民的社区参与行为对其社区参与期望影响的中介效应相对较弱。揭示了中国城市居民社区参与中存在户籍制度壁垒,需要进一步通过社区公共服务均等化措施,提升居民尤其是外来移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基于网络游记的城市旅游流网络结构演化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采用网络游记文本数据,结合爬虫技术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析北京市“十二五”和“十三五”时期城市旅游客流网络结构的演变特征。结果表明：① 城市旅游流网络结构存在不均衡性,城市历史文化遗产节点的的影响控制能力强,新兴旅游吸引物的集聚能力相对较弱,受不同类型节点的路径依赖效应的影响,这种差异存在动态扩大特征。② 城市旅游流网络结构呈现显著的等级分层结构和节点分散分布特征,传统游憩场所是城市旅游流的核心节点,外围发育的旅游节点较分散且规模能级提升空间较大。③ 城市旅游流拥有显著的赋能效应、倒逼效应和联通效应。     

中国本土主题公园旅游体验质量评价及空间分异特征研究

以旅游网评为大数据样本,构建评价体系,测度中国本土69家主题公园的旅游体验质量,揭示其空间分异特征。结果表明：① 旅游网评为全维度评价提供了数据支撑,语义分析可量化旅游主体、客体和情景体验质量;② 旅游体验质量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等级结构特征,旅游主体和客体两维度得分级差分布显著,旅游情景维度波动性最大;③ 不同类型的主题公园的相对优势和相对劣势明显不同;④ 不同等级的主题公园旅游体验质量分化不明显;⑤ 主题公园及其旅游体验质量的空间分布在市域尺度上出现空间错位,空间集聚效益显著。     

京津冀雄旅游经济空间结构研究

利用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法,采用网络密度、网络中心度和核心边缘指数,对2013和2016年的京津冀雄地区的旅游经济空间结构进行分析。分析发现：① 旅游经济联系度和联系量提高显著,旅游经济联系有均质化趋势。② 网络结构呈现北部和南部相对稀疏,中东部相对密集的非均质格局。③ 雄安新区是旅游网络空间的战略节点,该区将促进京津冀旅游均质化发展。④ 具有一定的核心-边缘区结构,北京和天津为核心区;邢台和雄安为边缘地区;其他区域为中间区。石家庄和邯郸将成为除京津之外的旅游经济网络结构中心。京津冀雄逐步从“两核独大”网络格局向“两核带动,多点发展”转变,区域整体网络化初步形成。     

山东半岛城市群经济联系空间格局演变研究

基于产业互补性、综合经济质量、经济距离等多角度修正传统引力模型,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2006~2015年山东半岛城市群17市经济联系空间格局演变特征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表明：① 城市群经济联系强度缓慢增长,经济联系方向逐渐多样化,整体网络逐渐密集;② 城市群网络中心性水平始终偏低,点入点出度差距增大;③ 部分子群构成与行政区划分布不耦合,以济南、青岛为核心的两大经济圈间缺乏资源互通和产业交流。④ 交通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变动、要素资源流动是山东半岛城市群经济联系空间格局演变的主要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