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时期演变视角下中国人口收缩区的识别、空间特征与成因类型分析

近年来,中国人口增长进入关键转折期,人口收缩现象在区域尺度上呈现快速蔓延趋势。利用全国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论文从多时期演变视角对1990—2015年县市尺度人口收缩区进行识别,并分析其空间特征;然后,在人口收缩影响因素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聚类分析的方法划分出不同的成因类型,并进一步选取典型案例进行分析,主要结果如下：① 人口收缩区存在不同的演变路径,约24%的县市为波动收缩,约13%的县市为持续收缩,约5%的县市为近期增长转收缩。② 波动收缩型分布较为广泛,包括长江中游地区、川黔渝地区、甘肃、陕西、江苏北部、福建西部等,持续收缩型主要集中在川黔渝地区和东北地区,而近期增长转收缩型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河南和新疆。③ 人口收缩的成因特征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经济滞后驱动型占比最高,以中西部地区分布最为集中;经济放缓和自然增长低双驱动型主要分布在东北地区;自然增长低驱动型占比较低,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基于以上研究结果,论文认为需要重视区域尺度的人口收缩现象,并根据不同区域人口收缩演变趋势及成因的差异,采取针对性的应对措施。     

1996—2015年非洲人口扩张区域类型划分与区域演变分析

采用总人口和劳动力等直接指标单独测度,结合出生率、死亡率、少年系数和老年系数等指标进行综合测度,分析1996—2015年非洲51个国家（地区）人口扩张区的数量变化、空间分布及演化特征,并对比了不同测度指标和方法之间的差异。发现：①总人口扩张区的比重虽高,但扩张程度有所放缓,地域分布整体呈现“南北弱、中部强”的特征,其在东非地区缩减明显;②劳动力扩张区较总人口扩张区扩张程度更为明显,两者在北非和南非部分地区差异较大,其地域分布整体呈现“北退南进”的变化过程;③“劳动力增长率大于总人口增长率”地区比重高于“总人口增长率大于劳动力增长率”,且差距有不断拉大的趋势,前者以北非地区西北部、西非地区几内亚湾沿岸较为集中,后者主要集中分布在中非、东非与西非部分地区;④基于综合指标结果显示,重度扩张型占有较高的比重,中度扩张型增速较快,轻度扩张型占比呈波动下降;⑤综合指标与单一指标结果有一定的趋同性,但区别也比较明显,综合指标在综合性、前瞻性方面有一定优势。     

中国区域人口收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形成机理

近年来中国区域尺度的人口收缩不断蔓延,然而区域人口收缩对经济发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尚缺乏探讨。利用1990—2020年4个普查时点地级尺度的人口普查数据,分析地级单元常住人口变化,识别人口收缩区,建立人口收缩经济效应测度模型,分析人口收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空间分异特征,并探讨人口收缩经济效应的形成机理。研究发现：(1) 1990—2020年,人口收缩区呈快速扩张趋势,2020年人口收缩的地级单元占比已超过40%。(2)研究时期内,人口收缩并未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负向影响,反而能够促进区域人均产出水平的提高。(3)人口收缩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一定的空间分异,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人口收缩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东北地区不显著。(4)在解释机理上,这主要与现阶段绝大多数人口收缩区以农村人口外流引起的收缩为主,而城镇人口仍保持增长这一特征密切相关;东北地区城镇人口收缩持续蔓延,是东北地区与其它地区人口收缩经济效应存在差异的重要原因。建议避免单纯从负面角度看待区域常住人口收缩现象,但必须重视城镇人口收缩区域的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     

1990—2015年中国县市尺度人口收缩的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

近年来,区域人口收缩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关注,并且在中国也日益明显。利用1990年、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以及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本文在县市尺度上分析了1990—2000年、2000—2010年和2010—2015年三个时期人口收缩区的空间特征及演化趋势,并定量探讨了其形成与演变的影响因素,主要发现如下：① 人口收缩现象在县市尺度非常明显,三个时期人口收缩区占比均超过20%;② 2000—2010年人口收缩区以大面积扩张为主要特征,东北地区、川黔渝地区、长江中游地区最为明显,而东部地区则主要集中在江苏北部和福建西部等局部范围;③ 2010—2015年人口收缩转缓慢增长成为主要特征,仅东北地区、河南等人口收缩区仍有所扩张;④ 人均GDP和非农就业占比等经济发展水平因素对人口收缩区的形成影响显著,而经济发展速度因素则与人口收缩的演变密切相关;⑤ 除经济因素外,人口自然增长因素对人口收缩区形成及演变的影响均非常显著,且其作用呈增强趋势。     

黄土高原地区人口收缩格局与驱动力分析

基于2005年和2015年人口数据,运用收缩指数、地统计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研究不同地理尺度下黄土高原地区人口收缩现象与地域分异格局,揭示黄土高原地区人口收缩驱动力差异及机理。结果表明:(1)黄土高原地区县级与地级行政单元下人口收缩比例均较高,单一地理尺度识别人口收缩存在偏差。(2)黄土高原地区的人口收缩现象在区域-省-地级市尺度均符合“核心-外围”模式,核心区域(城市)人口集聚,边缘地区(县)人口流失。(3)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和城乡发展不平衡成为黄土高原地区人口集聚与流失的主要诱因。地级市收缩型主要受城镇化和工业化水平驱动,为城市综合发展能力不足而导致的人口收缩;地级市局部收缩型处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内部要素分配不均导致内部局部收缩。     

贵州县域人口收缩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的MGWR探测

人口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经济资源，其收缩态势关系着区域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性和平稳性。基于2008—2017年贵州县域人口数据，利用年均人口变化率公式测算人口收缩的空间态势，并选用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MGWR）定量探讨贵州县域人口变化特征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 2008—2012年，贵州县域人口收缩区域增长显著，尤其西部与南部地带；2013—2017年，贵州县域人口收缩区域锐减，且主要集中在西南部重度石漠化区域。（2）2008—2017年，贵州县域人口收缩类型以阶段收缩为主，持续增长次之，持续收缩最少。（3）社会经济和自然环境各因素对贵州县域人口收缩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别，政府财政支出是人口收缩的主要驱动因素，地形起伏度次之，到地级市中心距离和到省会距离影响较大，非石漠化地域占比、人均GDP和二三产值占比影响相对较小。     

中国人口收缩的城乡分异特征及形成机理

在县市尺度上对2000—2010年人口收缩区的城乡分异特征进行分析,划分出城增乡减型、城乡双收缩型和城减乡增型等类型,并建立人口收缩城乡分异的理论分析框架,探讨了不同类型的形成机理,主要的发现如下：① 2000—2010年,人口收缩单元占比约为38.6%,城增乡减型单元占据绝对主体,达到34.5%,而“城乡双收缩型”和“城减乡增型”单元占比均较低。② 中部地区人口收缩区城镇人口增长普遍较快,东北地区城乡双收缩的特征较为突出,而东部和西部地区存在较明显的空间分异。③ 城镇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对人口收缩城乡分异特征的影响最为显著,城镇化水平较高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人口收缩区越可能出现城镇人口增长缓慢甚至城乡双收缩。④ 经济发展速度、人口自然增长水平、公共服务等因素对人口收缩城乡分异特征也存在一定的影响。     

区域多维发展综合测度方法及应用

借鉴国内外区域发展研究从单要素、单指标走向多要素、多指标综合测度的学术思路,从收入、消费、教育、人口城镇化、交通及生活设施等6个维度选择了12个指标,建立了多面体法区域多维发展综合测度方法及模型,改建了适用于区域多维发展综合测度的多边形法和向量和法定量模型,并与已得到广泛应用的加权求和法一起按县级、地级和省级单元对中国的区域多维发展状况进行了综合测度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维度单项指标值和区域多维发展指数在全国各县级单元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区域多维发展指数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东部沿海高、中部及北方沿边地区中等、西南及西部沿边地区低的基本格局,高和较高类型区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中西部城市以及能矿资源开发地区,低和较低类型区基本上与国家新认定的集中连片贫困区的分布一致;按县级、地级和省级不同尺度单元,借助SPSS和EXCEL软件对4种方法测算结果的相关性分析表明,多面体法、多边形法、向量和法、加权求和法在实际应用中具有等效性,选用任何一种方法都能达到区域多维发展综合测度和评价的目的。     

2000年以来广东省城市人口收缩的时空演变与影响因素

基于人口变化的视角，分别对2000—2016年间广东省县级以上城市的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进行动态观察，分析不同类型城市人口收缩的时间变化与空间分布，并运用定量回归方法探讨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普遍增长伴随着局部收缩是广东省城市人口变化的主要特征，常住人口收缩数量变化具有波动性和短期性的特征，而户籍人口的波动变化则相对较平稳；省域层面城市人口收缩呈现“核心地区增长—外围地区收缩”的总体分布规律，持续收缩和片段收缩的城市主要集中在省域边缘地带。此外，产业经济动力不足、区域发展存在的差异、地方财政力量薄弱以及本地人口持续外流是导致外围地区城市人口收缩的主要影响因素。     

城镇增长下的收缩：以武汉为例

首先从人口、经济、用地3个维度综合考察武汉市增长与收缩的全貌，并采用县区及街道2个尺度的数据定量描述了武汉市增长与收缩的特征与空间格局，发现武汉市下辖青山区、硚口区、汉阳区和蔡甸区存在局部较严重的收缩现象，空间上形成集聚，形态上呈“穿孔式”。进一步以青山区为案例，着重从资本视角探讨发生局部收缩的内在机制，发现其存在老龄化、少子化趋势，但局部收缩的主因是资本从产业部门的“逃逸”。     

收缩型城市:认知误区、统计甄别与测算反思

收缩型城市是中国城镇化、空间规划与城市治理的全新命题。论文在简要梳理收缩型城市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总结了当前收缩型城市研究在中国的认知误区。因人口统计口径不一致、划分标准不可比、数量属性与地域空间脱节等原因给科学清晰的识别收缩型城市提出了挑战。在周一星、史育龙（1995）建议的基础上,论文提出了基于实体地域对比与行政地域互验来分析全国城市人口的增减变化及收缩型城市的甄别框架,测算表明：全国有114个建制市2010年的“城人口”规模低于2000年“市人口”规模,但由于2000年“市人口”的偏大统计以及2010年“城人口”存在的“个别水分”,这些城市也未必就全是“收缩型城市”;在剔除乡村人口较高的“城市型政区”后,全国2000年和2010年人口处于净流出状态的建制市分别为56个和75个。论文认为：中国应尽快建立城市实体地域概念,推进城市化区域协同统计制度;要构建“时空对齐”的全国常住人口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并综合考虑各地行政区划建制差异,持续推进城乡人口的精准划分。     

Influence of the variation in rural population on farmland preservation in the rapid urbanization area of China

In the past 40 years,cultivated land has faced the continued anthropogenic inter-ference,which has become a significant issue for cultivated land preservation during rapid urbanization.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was to reveal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ary characteristics of cultivated land 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rural population variation and farmland change in China.Fifty county-level administrative units in Zhejiang Province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area wherein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comparative analysis for every 5 years from 2000 to 2015 was conducted.This study used the pool method to estimate the impacts of the rural population variation,average slope,average elevation,rural residential disposable income,primary industry proportion,and road density on farmland utilization efficiency from the spatial perspective,which is represented by landscape metrics including the mean patch size,edge density,area weighted mean shape index,and area weighted mean patch fractal dimension.This study showed that the cultivated land landscape index continued to rise after 2000 and then started decreasing after 2010,indicating a reduction in human interference after 2010.The spatial variation of rural population of all county-level administrative units decreased from 2000 to 2010,and 62％of them began to increase after 2010.The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patial variation of rural population was significantly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cultivated land landscape while the rural residential disposable income,average slope and primary industry proportion were all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cultivated land landscape index.The results implied that the loss of the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and the difficulty of sloping farmlands adapting to mechanized farming were unconducive to farmland utilization efficiency improvement,and the increase in nonagricultural activities in rural areas would increase the difficulty of culti-vated land preservation.Our analysis suggests that local governments should improve the production efficiency of fragmented land or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control of housing and facilities in rural areas according to their regional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situation.     

广东省人口局部收缩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以东莞莞城为例

21世纪以来,广东省在经济和城镇化高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人口的局部收缩,使经济发展的时空格局复杂化。通过实地调研、数理统计、GIS空间分析等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广东省人口收缩特征、类型及影响因素,并对东莞莞城进行典例个案分析。结果表明：2000―2010年广东省存在人口局部收缩现象,但总体程度较为轻微且在空间和类型上存在分异;区域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郊区化和行政区划调整等因素导致了广东省人口收缩;莞城的收缩特征主要表现为外来人口持续减少、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和城镇功能地位转变3个方面;在主观和客观的推拉力因素作用下,外来人口未来预期发展下降及莞城自身劳动力需求减少共同导致了莞城的人口收缩。     

集约用地视角东北三省城市收缩效应诊断与作用机理研究

位处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的中国,在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浪潮中涌现了一批收缩城市、且这种趋势尚在不断加剧,引发了学术界对收缩城市发展效应的探索。本文从城市集约用地视角,结合城市土地集约度指标（城市收缩效应越显著、土地集约度越低,城市收缩效应越不显著、土地集约度越高）,以城市收缩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的东北三省为例、运用比较归纳分析法对2010—2019年间东北三省收缩城市的集约用地收缩效应及其阶段性、类型性和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诊断与揭示。结果表明：(1)东北三省15个收缩城市存在集约用地的收缩效应及其类型性和阶段性发展特征,对应的土地集约度平均得分呈现出：“非收缩城市>收缩城市、综合型收缩城市>资源依赖型收缩城市>虹吸型收缩城市>区位制约型收缩城市、收缩初期城市>收缩中期城市>收缩后期城市”的发展特征;(2)土地集约格局与城市收缩识别的空间分布具有高度一致性：集约度低等级城市全部属于收缩城市、集约度高等级城市属于非收缩城市,整体呈现出“核心-外围”+“南高北低”的空间特征;(3)城市收缩是发展要素流失→城市发展能力削弱、空间生产效率降低的结果,通过“投入-产出...     

基于随机森林模型的东北地区收缩城市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05—2009年、2010—2014年、2015—2019年和2005—2019年人口变化数据,判定东北地区收缩城市,分析其空间分布格局,并对比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和随机森林回归方法探索东北地区收缩城市形成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作用。结果表明：① 空间上,东北地区的收缩城市主要分布在以长白山、三江平原、小兴安岭和大兴安岭等地区为代表的“陆上边缘”地区;时间上,收缩中心呈现出明显向北移动的态势,与之相对的扩张中心呈现出向南移动的态势,并且收缩城市进一步集聚;② 在影响因素的研究上,多元线性回归与随机森林回归结果都表明社会经济因素对收缩城市形成起了主要作用;③ 随机森林回归的精度比多元线性回归高,其结果显示人均GDP对收缩强度的影响程度最大,随后依次为失业率、科学教育事业费、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且这4个影响因素中仅失业率对收缩起促进作用,其余3个影响因素在不同程度上抑制收缩城市的形成。     

长江经济带人口流动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

依据中国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数据,借助泰尔指数、空间分析、回归建模等方法,分析长江经济带经济差异和人口流动的时空格局,探究人口流动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基于户籍人口计算的经济总差异和分解差异均大于基于常住人口计算的差异,户籍口径差异随时间扩大,常住口径差异则随时间缩小;② 长江经济带县域经济差异格局在东、中、西地带呈现不同的中心—外围结构,东部以空间聚合的长三角经济发达县为面状核心区,具有都市连绵带特征,中部和西部则形成多个以中心城市为点状核心区的中心—外围结构;③ 人口流动对流入地和流出地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同,2000年和2010年流动人口比率的提高均显著促进流入地的经济增长,但在2000年会相对减缓流出地的增长,2010年则相对缓慢地促进流出地的增长,县域经济差异不断扩大;④ 省域和地带因素会干扰人口流动对县域经济差异的解释,在控制了二者的影响之后,人口流动对县域经济差异的扩大程度明显减弱;⑤ 人口流动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最为突出,其次是以工业化水平所体现的经济结构,人力资本、财政分权和区域战略的影响较小;对流出地而言,重视劳动力回流、推进人口家庭化迁移、加快工业化进程,是防止乃至缩小区域经济差异的政策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