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中心城就业中心体系测度————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研究

利用手机信令数据识别上海市域内手机用户的工作地和居住地,获取就业者的通勤数据,测度上海中心城的就业中心体系.首先用就业者工作地数据生成就业密度分布图,基于中心城的就业密度识别就业中心.随后,用就业者工作地和居住地数据分别从就业密度和通勤联系两方面测度各中心的能级,分析各中心的腹地和势力范围.研究发现:① 上海中心城的就业中心呈主中心强大的弱多中心体系;② 就业密度越高的中心与其他地区的通勤联系一般也越强,但通勤联系在各中心间的差异更显著;③ 能级越高的中心腹地面积越大,但势力范围不一定越大;④ 相比于能级,职住功能混合度对职住平衡的影响更大;⑤缺少就业中心的地区势力范围呈交替状.本研究一定程度上能有助于解决既往就业中心体系研究因空间单元较大,缺少通勤数据在中心识别,通勤联系测度等方面受到的局限,希望能为构建上海中心城就业多中心体系提供帮助.     

住房成本与通勤成本的空间互动关系 ——-来自北京市场的微观证据及其宏观含义

住房成本和通勤成本是城市空间结构中两个相互关联的内生变量。居民在进行居住区位 选择时, 会在这两者之间进行权衡, 从而形成住房价格、建筑密度和通勤行为在空间上的变化规 律。本文回顾了通勤成本和住房成本间的理论均衡关系, 探讨了各种现实情况是如何影响这个理 论关系的; 并利用大规模调研所采集的北京市微观个体数据, 提供了这一互动关系的一些定量证 据; 最后从两个角度探讨了这种互动关系在城市管理的公共政策方面的宏观含义: 考虑通勤成本 后的住房支付能力评价, 以及就业与居住过度分离的社会效果分析。     

地理空间数据结合手机信令等多源数据刻画城市居民出行特征

本文提出了以地理空间数据为支撑,结合手机信令、POI等多源数据刻画城市居民出行特征的方法。首先将信令数据与地理信息区块绑定,根据时间特征和地理区块的社会属性,识别居民的基本职住娱信息;然后综合民生POI点、出行特征拓展关键词、图谱等多源数据,运用工作日通勤分析模型和节假日出行特征提取模型,识别用户的通勤距离、通勤方式、日均通勤频次、周均工作时长、节假日出行场景、出行频次、驻留时长等内容,并形成涵盖职住娱信息的出行特征类标签集。以成都市为例,采集连续1个月的手机信令数据和同时期的POI等数据,验证了该方法的可行性,该成果作为反映城市实际人口规模数量和空间分布特征的城市人口地图大数据产品的重要内容,为政府部门、商企用户开展相关分析业务提供数据支撑。     

手机信令数据支撑下广州市过剩通勤及其空间分异格局

利用手机信令数据构建居委会尺度下的职住联系数据库,分析广州过剩通勤及其空间分异格局。研究发现,广州市过剩通勤为76.01%,与国内和西方国家城市相比处于较高水平,说明广州市职住空间组织效率偏低。过剩通勤的空间分异特征主要表现为：功能相对单一的郊区大型工业或房地产集聚区过剩通勤率偏高;传统市中心虽然就业机会集中,但因为高居住成本也出现较高的过剩通勤率;近郊区的特定功能区域,如大学城、偏农业发展型城郊村等区域出现较低的过剩通勤率;快速轨道交通（地铁）建设因降低了居民对通勤距离的敏感度而导致过剩通勤水平的提升,高过剩通勤率空间分布与地铁沿线和地铁站点分布存在一定的空间一致性。提升大城市的职住空间组织效率除需重点考虑提升区域职住空间平衡外,优化城市功能结构、降低住房成本区域差异等也需予以重点考虑。     

基于手机信令的北京职住空间结构解析

城市的职住能够很好地反映城市的空间结构。根据用户驻留特征对手机信令进行职住地识别,获取北京的通勤OD数据,在此基础上利用Infomap及PageRank算法解析北京整体的职住空间结构,并对南中轴、北中轴及丰台科技园3个区域进行职住平衡分析。结果表明:①北京居住区郊区化明显,就业区虽呈现多中心格局,但受中心强大磁力及传统上南北差异的影响,空间分布极不均衡;②以长安街为界,南北区域表现出较大差异的通勤特征,整体上呈现北重南轻格局;③受用地现状、区位、交通条件等因素影响,北中轴在3个区域中职住最为平衡。     

北京大型居住区居民通勤行为对比研究——以望京居住区和天通苑居住区为例

郊区化的过程中,居住-就业均衡性存在解体和重构的过程。以北京郊区两个大型居住区——望京居住区和天通苑居住区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了居民居住、就业以及通勤等方面的相关数据。研究表明:通勤时间较长是近郊大型居住区居民的共性,但由于大型居住区功能定位的差异以及所在区位和道路体系的差异,单一型居住区和混合型居住区也存在高峰通勤出行时间、通勤工具选择和通勤流向等通勤行为的差异。对这些主要影响因素加以合理规划,对解决郊区化过程造成的制住分离加剧问题具有重要作用。     

乌鲁木齐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对低收入群体就业的影响研究

中国西部城市在大规模、快速度和高投资的交通基础设施推进的同时,审视其建设的社会经济效益就显得尤为重要。尤其对于城市低收入群体来说,公共交通基础设施投入是否能对提升就业水平、提升整体生活品质产生积极作用,值得规划者和决策者关注。论文基于乌鲁木齐2014年居民交通出行调查数据,采用带有交叉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和多元Logit回归方法,考察快速公交(Bus Rapid Transit, BRT)对于提升低收入群体就业可达性和通勤满意度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在就业可达性方面,低收入、男性和拥有住房产权者的通勤时间更长,距离BRT车站越近则通勤时间更短,私家车出行的通勤时间更长;在通勤满意度方面,低收入群体的通勤满意度水平更低,距离BRT车站近、选择私家车出行的通勤满意度水平更高。分析也表明,通勤时间短,通勤满意度水平不一定就高。这些研究结果表明,整体上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于提升就业可达性和满意度有着积极的带动作用,但个体经济社会属性的差异影响也不可忽视。研究乌鲁木齐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对就业可达性和满意度的影响,有助于帮助西部城市制定提升低收入群体整体就业水平的公共政策,尤其对于促进地方就业稳定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     

通勤时间、社区活动对社区社会资本的影响：基于北京26个社区的调查研究

城市扩张和郊区化显著增加居民的通勤时间,减少居民在社区内及周边开展的日常活动,进而可能对居民的社区社会资本产生消极影响。基于2017年北京市26个社区居民的社区融合与活动日志问卷调查数据,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探讨通勤时间、社区活动对社区社会资本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控制居民社会经济属性和社区区位后,长时间通勤会减少居民在社区及周边1 000 m范围内开展的活动,并进一步对社区社交网络结构、社会信任和共同价值等社区社会资本的不同维度产生负面影响。此外,社区活动中社交娱乐活动的中介效应显著,而个人和家庭事务活动中介效应不显著。最后,证实了促进职住平衡、减少职住分离的规划政策对于增加居民社区活动及培育社区社会资本的重要意义。     

城市地铁对沿线居民通勤交通碳排放的影响 ——以郑州市为例

基于郑州市地铁1号线、2号线周边11个典型社区的居民调查数据,对地铁开通前后居民通勤交通碳排放进行了核算,从职业、收入和距离等方面分析了地铁沿线居民通勤交通碳排放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地铁1号线开通后人均通勤碳排放减少18%,地铁2号线开通后减少43%;(2)不同职业类型的居民在地铁开通后通勤碳减排比例由高到低依次为教师、公司职员、其他、工人、公务员;(3)居民收入与通勤交通碳排放量成正相关,与地铁开通后的碳减排比例呈负相关;(4)居民通勤碳减排率与居住地到最近地铁站的距离成负相关,地铁开通后距离地铁站为0~1,1~2,2~3 km的小区人均通勤碳排放减少率分别52.76%,41.12%,24.36%。     

哈大高铁对东北城市旅游经济联系的空间影响

基于GIS平台,构建可达性模型分析哈大高铁开通后东北各城市旅游交通网络可达性变化特征,然后通过修正引力模型,从时空压缩效应、高铁旅游带的形成、旅游通勤圈空间分异、加剧旅游极化效应等方面分析哈大高铁对东北各城市间旅游经济联系的影响。结果显示：高铁带来的时空压缩效应大大强化了东北城市的旅游交通可达性和旅游经济联系,整个通勤圈时空压缩2 h左右,提升幅度均呈现距离高铁增加而衰减现象,且省际城市间的变化大于省内城市间的变化,东三省的变化大于内蒙东部区域的变化。沿线城市在高铁开通后将获得更大的旅游发展动能,并加快哈大高铁旅游带的形成。沿线城市“一日游”和“两日游”受益明显,偏远城市则在“七日游”方面受益较多;东北旅游应以高铁为契机,精心开发沿线旅游精品线路,加快旅游一体化合作,打造东北旅游新形象。高铁使旅游市场空间分布上出现“极化效应”,提升旅游产业供求效率的同时,拉大了城市间旅游差距,不利于旅游产业协调性发展。今后应以高铁为核心完善快速交通干线布局,将更多旅游城市和旅游景点纳入高铁通勤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