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民视角下中国南海的领域构建

南海的战略态势对中国经济和安全利益具有重大影响。基于对中国海南省渔民的实地调研，探讨了不同权力主体在南海的领域化过程及其中渔民的能动作用。结果表明：中国的南海主权边界明晰，具有历史延承性，但近代空间行为主体的多元化，多重领域相互叠置，使得南海的领域矩阵呈现出多尺度复合性和权力逻辑复杂化的特点，进而诱发不同层次领域间的潜在冲突和不稳定性。着眼于其中渔民自下而上的主体作用，探讨渔民基于生存动机和日常生活实践，对南海家园式的领域化，这种行为使渔民成为国家领域空间秩序的维护者，也因其特有的族群惯习，对国家的领域治理结构形成挑战。     

今天的中国为什么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世界地理学

世界地理作为中国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学科，特指研究中国以外区域或国家的地理学科，是中国特有的学科分类现象。中国地理学的这种内外有别的思想对世界地理发展危害甚大，至今都难以消弭。忽视世界地理研究，就会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虞。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繁荣探索新型科研组织机制，打造一流世界地理学科，服务国家重大国际战略需求，来自国内高校、科研院所的百余人齐聚一堂，探讨中国世界地理学科发展之路。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地理学是国家发展的法宝，是立国之本。当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加速重构，为中国地理学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也赋予地理学特别是世界地理学学科新的重大历史使命。为此，须充分发挥地理学科的优势和特长，紧跟国家和世界发展大势，树立全球眼光，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把自然与人文结合起来，面向可持续发展，团结国内各相关单位，进行跨学科研究，提升世界地理学科为二级学科，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地理学理论体系、逻辑框架和学科范式，提升中国地理学科，特别是世界地理学科服务国家和地方发展的能力。     

从珠三角到大珠三角再到粤港澳大湾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家尺度重组

尺度重组是解释当前国家、城市等地域组织参与全球化竞争的工具媒介。文章以中国华南地区改革开放以来广东、香港、澳门三地跨界合作为例,借鉴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研究方法深入剖析珠三角、大珠三角及粤港澳大湾区3个“新国家空间”的尺度重组过程,揭示中国尺度重组的政治经济逻辑。研究发现,行动者拥有的资源决定了其在尺度网络中的地位,而中国的“新国家空间”形成主要依托中央政府推动,其发展目标的设定具有决定性作用,港澳特区政府、广东省地方政府、乡镇企业和外资企业等其他行动者在协同合作中将自身的发展目标与之融合形成了“强制通过点”。纵观三阶段的演变过程,制度因素的重要性越来越得到凸显。     

围绕南海问题的信息权力作用过程与机制研究

2010年以来,南海争端呈现扩大化和复杂化的态势,形成环南海周边国家侵占岛礁、域外国家广泛介入的局面,进而推动南海问题日益走向“国际化”。分析南海问题中的国家（地区）间合作与冲突关系,挖掘南海问题“复杂化”的深层原因,这是理解当前南海局势、避免战略误判的重要支撑。文章借助GDELT新闻媒体数据库,提取2013—2021年有关南海问题的事件数据,利用年代约束聚类方法将南海问题划分为矛盾上升期（2013—2018年）和域外介入期（2019年以后）,并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讨南海问题中的国家（地区）间合作与冲突关系以及背后的信息生产网络。研究发现：1）矛盾上升期,围绕南海问题的合作与冲突主体主要为环南海国家;2）域外介入期,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域外国家结盟合作并围堵中国,中国在与域内国家紧密合作的同时,却成为冲突关系网络的核心,冲突关系复杂、合作关系萎缩与当前人们对南海问题有所缓和的认知形成矛盾,反映信息权力的作用愈发深远;3）信息生产网络中,美、英、澳等国家主导信息制造和加工过程,表明南海问题成为各信息行为体博弈的角力场。     

流动中的地方记忆：南海渔民的流动性与集体记忆建构

渔民是天然流栖性群体,不仅需要关注其流动性时空规律,更要关注其流动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文化意涵。文章从流动性与集体记忆视角出发,选取海南省东部典型渔村为案例地,通过访谈深入理解渔民在流动中的地方记忆建构,主要从流动、停泊、定居的3种不同状态归纳渔民流动中的时空盈缩、物质条件和流动路径节点,从时间、地方和权力三要素探讨渔民集体记忆的形成。研究发现：1）渔民跨界流动具有动态盈缩的特点,经历了从民间自觉到官方规范,从渔业生产到商渔复合,从局地到广域再到局地的动态过程。2）渔民的流动状态和过程赋予海洋以地方特性。人船组合拓展渔民自主流动的能力,“陆—海—岛”流栖空间中的地物和景观凸显集体记忆的物质依赖性。3）随着生产生活方式变迁,代际更迭削弱了原有的人海关联,流动资源的分配不均导致集体记忆结构性消退,渔业村镇的全球—地方的跨区域色彩逐渐被剥离,回归到同质化的域内流空间。     

论中国古代地缘战略制定中的“权衡”——以《盐铁论》为例

《盐铁论》是记录汉朝时期关于盐铁酒榷均输及对匈奴关系的辩论的一部重要著作,能够较典型地反映中国古代地缘战略制定中的“权衡”过程。构建中国古代地缘战略制定中的“权衡”理论分析框架,继而基于该分析框架对《盐铁论》中的地缘战略辩论进行详细解读。《盐铁论》中辩论双方“权衡”的要点包含匈奴对汉朝产生的威胁程度、领土扩张所带来的收益大小和相应地缘战略的合法性3个方面。从思想、方法、目的等比较中西方地缘政治研究差异,指出“权衡”思想为西方主导的地缘政治理论提供新视角。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拓展贸易引力模型,借助Eviews等工具分析了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规模的因素,以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滞后性对双边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1）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规模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市场规模、政治制度、贸易畅通性、便利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民间文化交流紧密度的影响;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带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贸易规模具有正向作用,但其效应具有一定滞后性;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带动中国与不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规模的引力大小不同,可分为投资带动力巨大型、投资带动型、投资一般型、投资带动力不足型4种类型,中国与东南亚、西亚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贸易规模受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带动作用较强。     

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基于联合国投票的中国地缘政治准则研究

地缘政治问题是人文地理学新兴的研究热点。但是,已有研究多基于地理环境要素分析国家的地缘环境或定性讨论地缘战略,很少从双边联系角度定量刻画国家间的地缘关系;现有研究的理论基础也比较薄弱。本文基于地缘政治准则理论,运用1971至2017年联合国投票数据和S分值等方法,从中国与其他国家间关系的历史阶段、友好程度和集团归属三个方面定量分析了世界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友好程度及其地理分布,并针对中美贸易战的背景指出了中国当前的"朋友"和"敌人"。本文进一步运用面板回归模型分析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各国的非政治双边关系及其发展水平对中国地缘政治准则的影响,论证了地理距离、经济、技术等因素对地缘关系的影响。本文的分析结果对于加强政治地理学的量化分析有启发作用,也能够为中国更好地处理国际关系和制定地缘政治战略提供参考。     

巴基斯坦城镇体系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人口普查数据、自然环境、经济产业及交通路网等公开数据,运用城镇体系金字塔、城镇规模基尼系数以及核密度分析等方法,对巴基斯坦城镇体系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1）规模结构方面,城镇规模分布较集中,表现为“大城市化”与“小城市化”并重的特征,中间级别城市发展滞后,城镇人口金字塔大致呈现沙漏形态;空间结构方面,整体呈现分异与整合共存的局面,一方面形成东密西疏的城镇密度格局以及各具特色的省级城镇体系,另一方面东南—西北地区城镇空间结构呈现整合趋势,沿东南—西北形成卡拉奇—拉合尔—伊斯兰堡及拉瓦尔品第都市区—白沙瓦“7”型城镇发展轴线;职能结构方面,形成3个全国性中心,2个地区性中心和多个重要工业、交通节点城市。2）城镇体系在内生因素和外生因素交织影响下形成。内生因素方面,自然环境的差异是形成东密西疏城镇空间格局的基础条件,经济产业因素决定城镇体系的基本格局;地形与交通的共同作用改变城镇间的时空距离,造成东西部城镇体系的差异;各省相对独立的社会因素和行政因素造成各省城镇体系的分异。这个过程受国际投资与贸易、地缘政治和中巴经济走廊等外生因素的间接影响。3）中巴经济走廊将促进“7”型城镇发展轴转变为“两纵三横”城镇发展轴体系。     

“一国两制”下香港居民跨境消费行为特征和影响因素研究

深港边界是全球跨境活动最频繁的地区之一。以通过深圳湾口岸前往蛇口消费的香港居民为研究对象,采用定性、定量和空间计量相结合的方法分析香港居民来往深圳的消费模式和行为影响因素,发现在蛇口的跨境港人多来自“新界西”的屯门、元朗、荃湾三地,呈现以公交出行为主、出行频率高、消费低、时间短、老龄化、女性多的特点,其跨境行为主要受到个人年龄及收入、出行距离、区位等因素影响;港人在深港边界的跨境活动开始出现与收入、年龄相关的空间分异现象,呼吁展开针对不同过境群体的进一步研究,厘清其行为特点和影响因素,这将有助于建构粤港“优质生活圈”、促进粤港两地间更便利的跨境活动和更深层次的协作。